石建哲:都市一隅专制的墙(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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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哲

记不得最早是什么时候见到那面墙的。

二三十岁的时候,好像不大有历史感,那种从身体内部诱发的对历史的共鸣,几乎不存在。学生时代背历史课本,也只是就事论事,脑子里强行刻下印记,但不会生发由衷的感受。所以,公交车经过时,那面旧围墙如同其他城市景点一样,毫无知觉地一晃而过。

我所说的墙,其实是上海老城厢围墙残留的一截城墙,它前几年修复一新,仿佛像个被遗弃的老姑娘依然浓妆艳抹,而过往行人却熟视无睹,它的外墙面如涂抹的浓妆,不知底细的还以为它不精于审美的情趣,只顾无谓抵御流逝造成的不可挽回的颓势。它像个截成几段的龙的身子,回眸自身的斑斓鳞片已丝毫不留,只余仅存的一截,又如造假的历史赝品,你说它来自明朝吧,我想,仅仅指那地基及上面里层砖墙,透着些微明朝寒嗖嗖的气息。

曾经好多次,我送女儿到云南路上学,骑着助动车,绕路来到中华路,看着上班的早高峰人流,心中浮想联翩,百年前的此地此景是何等的迥异。被定格的黑白相片,晚清的行人一下子站在那,就此不动,是他的魂儿驻足吗,而腿脚瞬间后松弛,迈开清朝的小步子走了,他出了画面,没走出的是他的当下身世,过到对街,可能相约的女子就在楼房削弱的阴影下;或老家来到沪渎的老乡在等着他,而如今,他不但走出这张相片,黑白凝固的影子,也走出了他的身体,那个俗世的栅栏,这点尤为令人心悸。因为我们皆是那个尚未走出,不久将来必将走出的幻影。所谓的现实又是什么呢。

我们民族集体的幻影不断在制造和诠释意义。

我遥想那个明朝的早晨,跟现在一样阴霾,还是灿烂得有点像电影的外景地。沪渎这块水泽之地,雾气罩着零星村落,而突然从海的天边处降临的倭寇,席卷了他们安逸、平静的日子,不同异类之间如同食肉类动物互相撕咬,为了土地、钱财、绸缎和女人,他们不时前来侵扰,像龙卷风似的,过后一片狼藉。沪渎的臣民们终于感到修建城墙的必要,他们纷纷捐款、出力,大兴土木,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便建造了一座围墙。

我没找过史料,魏忠贤部下是否亲临此地视察,为打造每一座中国臣民的围栏出谋划策,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确实为每一个生灵框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围栏,明朝的阉党像党卫军牵着警犬那样,带着皇上的符咒牌,围堵和猎杀他们自己的顺民。围墙建好后,又来了几波倭寇,果然起了作用,海盗攻不进城,又被出城的将士追杀,只得侥幸而归。这座城就此安静了下来。

长城也是为了拦住北方游牧民族胡人们的洗劫而建造,墙仿佛是个不言自明的暗喻,对外可以防范,对内可围歼,防范的是外族,围歼的可是同族。围墙几乎就伴随专制的蔓延,一层层地垒了起来,越垒越高,越垒越广。我们整个的华夏大地如同圈羊一般,被圈了个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明朝时是否重新修复了长城,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个朝代的墙砖愈加稠密地封杀了人们的想象和欲望,那堵专制的墙立在了遥远的滨海小县城,而其中经历无数风雨洗涤,一层层被叠加、重置和修缮的墙,如今只剩下大境阁,上海市区残存下来的唯一一段仅余五十米长的城墙。

城墙这个最初因防“夷”筑建,最终因“夷”而废的历史宿命,从最初的城防工具,变成统治威权的象征,其中的蜕变流向令人深思。

在外滩北面的李家庄一片农田租给英国人,开始了上海小县城北端的“洋夷”入侵,西洋文化和娱乐也伴随着鸦片,同时诱惑那些留长辫,懵懂的上海先民们,让他们感受到城墙外宽阔路面、巴洛克的西洋建筑以及灯红酒绿的魅力。然而,一到晚上六点,他们必须返回身后的城门,如果过时限,会被“转送本县枷责发落”。

东方专制社会的建构中,城墙无论从实际的管控操作,还是凸显皇权统治的威严,都起了一个从福柯的概念上而言的,微观权力统治的作用。城墙跟福柯的学校、医院一样,防范外族侵入只剩下个历史借口,更多的是,限时间、限地方地操控臣民们的身体趋向。以看似防范的表象,实则为对内缜密统治的真相。

西方文化,尤其以廉价的刺激方式引起的肉体享受,不断地去抵御那个准时回城的管制方式。几次城门关闭后,新、老北门外聚集大量过时未归的人群,他们群起反抗。有时,只要贿赂守城士兵,过时后照样能进出自如,如此矛盾日益激化,城门开始从六点改为十点关闭,再后来,改成十二点关闭,直到辛亥革命,最终取消了关闭城门的规定。

物体的门关闭自如,全掌管于衙门手中。而人们内心的门便不是那么容易打开。是否要拆掉城墙,仿佛成了人们内心景观中的最后一道门。这时,城门关闭时间已不重要,整座城墙是否要拆除显得尤为重要。

赞成的现实理由,我不再赘述,无非关乎卫生、交通之类。而他们更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值得揣摩,赞成的人吧,似乎总是维系着一贯的政治正确,辛亥革命后,这种革新的风潮,随着西方文化日益加剧。拆墙,好像拆除旧世界,为了一个崭新世界的降临,催枯拉朽似的铲除高大、象征统治威权的城墙,更显得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宿命。

反对拆除的人,其现实理由今天看来令人不可理喻。首先是拆了后,租界会更进一步越界筑路,逐步吞并上海县城;其次是治安问题,可能会因此恶化。但我们可以看出,反对即为保守的这一派想法,不啻吻合并延续了国人大统一的城郭政治图景。在心里残余的征兆上预示了千年帝国最后一搏,维系臣民统治的皇权及专制逻辑。暴力手段仅是外在的局部,蔓延开来的,对那个皇权充满想象力的依赖,更成为专制辖制的真正基石。

三百多个年头过去了,明朝砌筑的砖瓦,只剩下大镜阁这一小段,隐埋在不断扩展的都市建筑群落之中,渐渐被人淡忘。我常常问别人,你们知道为何人民路和中华路是圆形的,两条路合成一个圆圈呢。因为这两条路是拆了旧城墙以后修筑的,而这个简单的问题,许多人并不知晓,他们不知道上海曾经有过一圈城墙,如同我年轻时懵懂的时光,无力穿透层叠砖墙似的迷障,去感受消亡后被风干了的往事。

城墙拆否的征象,似乎预示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当然,它并不真正涉及到民主诉求以及专制的暴力,但是,从象征角度,我们可以把主张拆墙的看做一种开明行为,渐渐地过渡到个人权利,民主建制的一个开端。反对拆墙者好像要死抱着明朝那块维系体制根本的砖瓦,才可维持社会的所谓和谐。就算这样的想法难免有牵强之处,那个静静躺在热闹的老城厢的这段城墙还是引起我无尽的遐思和想象。那片青砖真的会是魏忠贤埋下的种子,就像专制从秦朝开始成为庶民们心理现实的一部分,明朝把他的青砖留在了几百年后的上海。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人们在遗忘历史的同时,又无法真正的摆脱它。

《自由写作》第72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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