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惟群:当代文学名家的烦恼(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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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惟群

当今文坛主要作家,大多成名于八十年代,至今,他们仍影响着中国文坛。

一方面,八十年代作家成名相对容易,十年浩劫,文学始苏,创作上稍显突出,便能得到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注视乃至认同;另一方面,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个全民文学时代,太多目光关注文学,太多的人想当作家,太多文学青年站在作家的同一起跑线上,也因此,脱颖而出,更难。可以说,那个时期成名的作家,是经受了考验的,确实具有着一定的优秀素质。

然而,再优秀的作家,很难一辈子写作,特别是,很难一辈子不断地写、不断地写出一本又一本厚著,尤其是小说。这,不仅因为个人经历有限、体验有限,更因为,个人的兴趣爱好、思想感情、认识感受、以及审美积累,不单具有质的高度,还具有量的容度。所谓呕心沥血,重要的不仅是花去多少时间精力,还在于花去了多少思想感情、认识感受、审美积累。再天才的作家,也不可能将量无限放大。每个作家具有的质,与所能有的量,都会有个合理的比。当作家的创作量超过了他(她)所能拥有的极限,其作品的质量、或说其作品的精度、密度、浓度、准确度,无疑就会发生问题。没一个作家,在达到自己的巅峰后,仍能称心如意地无限向上,哪怕曹雪芹也不例外。

然而,今天,大家都已看到,那么几个八十年代成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当代作家,他们依然闪烁着旺盛的精力,甚至闪烁着比年轻人更旺盛的精力,他们不断要求自己,不断给自己设立新标准、高标准,并且不断地勤奋努力着。他们的精神与耐力,确实值得大家尊敬、佩服、学习;他们也确实在量与速度上一次次带给我们惊喜,让我们感慨难已。但与此同时,不得不说,我们的深心中,还是有那么一点悲哀,因为我们已明确看到了他们的力不从心,看到了他们正在挥洒的,已不是他们曾经拥有的精神情感的浓汁——文学的精髓,他们的作品,再不像曾经有过的那样感染我们、打动我们、震憾我们,以致我们不得不认为,他们正在走的是创作上的下坡路。确确实实,在这些作家过量过速出现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水分”与杂质:文字语言的松懈、混乱,叙说节奏的缓慢、拖沓,细节的重复、结构的不合理、频频出现的难以自律的东拉西扯的劣习,以及大量非文学的、可说是文学创作死敌的成分的侵入,例如:知识性、新闻性、资料性、学术性。虽然他们的声势依然能够宏大,似乎有着一般作家难以达到的厚度、高度、广度,但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已完全经不起“文学检验”。

文学创作是形象思维的创作,是一件千变万化、需要格外灵性、格外灵活灵巧的智慧的艺术的高级的创造性工作。文学的灵魂,根本而言,排斥诸如知识、新闻、资料、学术之类非形象思维、非创造性、非灵动性、非审美性的成分(这也是它们不被称为文学的原因)。当一个作家因过多付出而掏空了积累,当一个作家的灵气、才气、想象力、以及形象思维能力不再一如既往,在创作上,所能做的最容易、最偷懒、最退而求其次、却依然能够保持自己尊严脸面的选择,应该说,就是这些非文学成分的大量加入。这些成分,因为其中含有的文化,最易被人敬仰,并因为混淆,被当做文学误读。不是说小说中不能有这些成分,而是这些成分必须通过吸收、消化、再生产、转化成为形象思维出现在小说中才是合适的。而即便这样的出现,也必须是恰如其分的、小说必须的。

这还仅就写作方法和内容而言,再来看看题材的选择。

大家都能清楚看到,这样几个名家,今天都已高高在上,脱离生活,成了各类会议的空中邮人。于他们,已很难真正感觉时代的脉跳与呼吸。特别是,当今生活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观念,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已很难捕捉、很难赶上今日生活的节奏,感觉今日生活中的那一份活力、激情与感动,从而,很难把握今日生活的主旋律。这方面,他们远远比不上年轻人。即便他们不断出国,他们与外国的距离也大大远过年轻人。他们的文学观念以及表现手法,今天看,也“老”了,捉襟见肘了,已跟不时代的要求。也因此,立志一辈子无尽“透支”的作家,除了审美上、思想感情感受认识上不断“下降性”地重复自己,另有一条弹尽粮绝的“退路”,那就是,写作重心的转移,将视线百分百地投到故事上,特别是,投到颇能显示他们文化实力的历史故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名家,今天,老是百般兴趣探头探脑地打听收集街头巷尾发生的各种故事、新鲜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名家就着历史题材频频挥毫之故。

当一个作家,到了需靠打听故事书写故事来继续自己的文学生涯,这个作家心中的文学,其实已经“完了”。

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得不将这些仍在继续努力曾为当代文学建立巨大功勋的名家们,放到如此难堪的位置上进行毫不留情的审视加议论?只有一个原因,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今天的他们,已妨碍到了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

因为他们的地位和曾经的功绩,使得他们即使力不从心的过量产品,依然能够受到文坛的高度重视,引得群而起之的声势浩大的赞美。此类赞美,尽管不乏荒谬,却因众口一致几近成为定论,成为优秀文学的标准。似乎这样的赞美中有的仅是各种各样的利益牵涉,其实不尽然,其中还存有一种盲动,一种心理暗示。长期来,这些作家的作品,无形中已成了“至高无上”的样品,我们的读者、包括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者,面对它们,已失去了怀疑能力、连怀疑的信心与念头都不敢有,剩下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体会、并且努力从中发现优点,加以肯定,加以宣扬,自欺并且欺人。麻烦的是,这些由利益纠结和心理暗示得出的结论,客观上,在中国文坛起到了文学标准的作用——尽管是伪标准,这些标准的最大危害,就是给作家、读者、乃至整个文坛制造混乱带来困惑,使得大家看不清准则,分不清优劣,迷失方向。

另外,还有一点极为可忧,也极易被疏忽,那就是,承认接受这些“样品”及“标准”所需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拒绝排斥众多真正的、可能的优秀:一些具有文学底蕴、文学潜力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因不同的审美,不同的人生、文学理解,不同的对生活的注视和提炼,很难得到首肯从而崭露头角;而他们中的一些,则因骨子里的文人孤傲、加上对文学现状的鄙夷,很可能扬长而去,从此离开文学。这,才是当代文坛应该高度重视的后果。

《自由写作》第73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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