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苇:关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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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苇

孔子是一个曾经遭受过辱骂的伟人。有些伟人一生一世都没有遭遇过攻击与辱骂,这恐怕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些伟人还不够伟大。孔子曾经的“罪名”有很多,其中有一项不大不小的“罪名”便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项“罪名”同时也是可大可小。说它大,可以从意识形态与阶级立场的角度去认识,这反映的是对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态度;说它小,它流露的是读书人的臭毛病,手无缚鸡之力,好逸恶劳,奢谈清高,一点生存技能都没有,只能是一个头脑相对发达的寄生虫。远的不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好名声。如果再遇到“劳工神圣”或者是张扬劳动致富的年代,“五谷不分,四体不勤”那便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孔子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间到底存在一个怎样的关系?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认识?

那就先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来历说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出自《论语微子篇第十八》:“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从此以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与孔子之间产生了纠缠不清的关系。孔子的批评者们就以此作为抛向孔子的匕首和投枪。问题是,这种匕首和投枪对于孔子会产生多大的杀伤力呢?

先从孔子对待类似问题的态度说起。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吾不如老农”。又请教学如何种菜,孔子依旧冷冷作答“吾不如老圃”。孔子厌烦的是樊迟所关注问题的格局太过狭小。对于樊迟,孔子还算留有三分薄面,对于自己的爱徒子路,孔子就不客气了。好勇的子路有时也好战,他谈论战争方面的问题总是兴致不减,每当这个时候,孔子总是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有时甚至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哂之”,其实孔子耻笑的不是子路,而是子路对于战争问题的投入。卫灵公也曾向孔子请教过兵法一类的问题,孔子依旧回答得是不情愿不耐烦。一般说来,对待一个出家人,奢谈女色,就有些不恭;对待一个隐士,大谈功名利禄,就涉嫌不敬。樊迟一类人的问题,在孔子看来那就是对自己的贬损与不理解。

一般情况下,孔子接人待物总是彬彬有礼的,若有求教问询,孔子总是知无不言,诲人不倦的。但一碰到诸如如何种粮种菜、能否增加税收、有关战争兵法一类问题,孔子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让人不知所措。他对于那些功利的盘算与世俗的趣味,是不会容忍的。他有时就把他的这种拒绝与不屑的表现出来。

孔子的这些做法,实际上反映了孔子的深深的焦虑与忧虑。孔子见识过太多太多好色好利之人,孔子就曾感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一生的政治报负未能实施,恐怕也多少与这个因素相关。对于孔子或孔子学说感兴趣的君主大致有四位,他们是齐景公、卫灵公、楚昭王和鲁定公。孔子黯然离别鲁国的代理丞相职位,就是由于齐国别有用心地送来八十个人的女乐,一下子就把定公雷倒了,竟然好几天不理朝政,这让孔子别无选择。卫灵公与鲁定公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齐景公与楚昭王也并非是什么“好德”之人。不打破世人各种各样的“好色”想法和做法,他的道德规划与仁政理想就难以实施。这恐怕就是孔子对各式的“好色”问题态度激烈的原因所在。

这里牵扯到君子儒与小人儒之间的关系。有一次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孔子心目中有一幅较为完善的道德礼乐构想,在孔子看来这一社会改造计划,应该能够改变东周以来的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所谓君子儒,就是要在社会国家这一层面上要发挥读书人的教化作用,建功立业,同时修养自身。而不要像小人儒一样滋滋以求于小名小利、在炫耀小的技能上打转转。君子儒强调的是在“毋我”的基础上建立大我的格局,而小人儒则很难勘破世俗的窠臼。君子儒要做的是“学而优则仕”、“知其不可而为之”;小人儒对于如何种好粮食、管理好菜园这类事情的积极性可能就更高。

除了人生格局意义上的不同以外,君子儒与小人儒还存在社会立场上的差异。君子儒把其兴奋点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事情上,而小人儒则会把着眼点放在可能会伤及礼义的世俗层面。君子儒很有可能把精力放在“泛爱众而亲仁”等方面;小人儒在对待战争一类的问题上可能就会有许多奇思妙想。孔子对小人儒所热衷的一些事情是嗤之以鼻的。孔子还曾教导子夏,在为政时要“勿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就在孔子的观点有点接近他的批评者时候,问题产生了。

从其批评者的角度说,以为抓住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抓住了孔子的某些特征,或者是孔子学说的某些内容。孔子拒绝樊迟学穑的事情,也许荷蓧老人曾听人说过,他就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孔子的主张,其实恰恰在这里产生了貌合神离的情况。其批评者正是抓住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抓住了表象,丢弃了问题的实质。

在孔子看来,四体勤,五谷分这基本上是属于小人儒的范畴,他总是以激烈的态度加以拒绝,加以回避,以求矫枉过正,引发人们对于君子儒所涉及的诸方面问题的关注。而世人却把属于小人儒层面的东西,反而转过来用于评价孔子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而这种历史的误会在以后的世代就曾不断上演,这恐怕是孔子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自由写作》第73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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