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我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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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

2010年3月10日,多伦多,晴,周三

午前10点,我乘坐地铁到达BLOOD站附近的图书馆,见到了苏珊老师,她如同往常一样教我英语,共计两小多小时,快结束时,谈到加拿大的一项人权和民主奖,她说可由丢波先生推荐,该奖必须有三个人参与荐举才行,她说要马上发电邮给他,请他参与此事,我说此奖有奖金,很好!如得到,可用此笔资金做公益事业,或做学费,到某个大学历史系学习加拿大历史,她说奖金三万加币,相当可观啊,还可以被其邀请到全国各地旅游,演讲,但是我说,比我成绩显著的人很多,恐怕得不到,她说试试看吧!

午时,我和她告别,走出了图书馆,在门前等候格赛娥小姐,她和太太思泰乐电邮约定今日12点与我会面,继续教我英语对话,以前她主动和我约了三次,每次均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不忍心耽误她宝贵的时间,她在CPC电台做播音员,我这是第一次等她,不知为何,她竟迟到了十多分钟,后来,她拿着一件红色的旅行箱远远地走过来,并主动和我拥抱,当然,我显得有点不自然,这种动作,在国内的男女之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我跟着她机械地向商业街走去,并抢过她的手提箱,但我发现它很轻,轻得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在一家西餐厅前止步,临出门前,太太给了我50加币,她说,你要主动付帐,我表示同意,但这样豪华的餐馆令我有些犹豫不决,我怕我带的钱不够。她走进餐馆后说,上次我送她和男朋友戴伟的书法作品很好,他们很欣赏,但不知道到哪里去装裱,才能挂在书房的墙上。太太答应她,此事由我们代办,但不收取装裱费用了。我想,这里和国内不同,人工费太贵了,裱一张字画,单是托底费就要20元加币,几乎和国内全套费用相等{托底和镶框},我们赠送她书法作品,一分钱也不要,还要跑腿去代办装裱业务,花费20加币,心情有点不顺,但太太就是这么慷慨,我也不便多说什么。

在西餐厅,刚点上吃的东西,格赛娥小姐就把箱子打开了,取出一个纸袋,又拿出一个文件夹,原来,里面是我不久前赠送给她和朋友的书法作品,一共两幅,其中还有一幅是赠给伊莎贝尔。哈瑞女士的,她也是一个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书法作品都是中堂:“宁静致远”与“和谐”。我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急忙把它装进我的皮包。

然后我们开始一边吃饭,一边谈话,但我们交流很是困难,因为她不会汉语,我的英语又太糟糕,但她很耐心地听我讲话,并不时地用笔在她的本子上先把要点记下来,然后再查书,幸亏我带了一本《英汉字典》,否则就麻烦了!慢慢地我们竟能高兴地交谈起来,仿佛没了语言的障碍,她说下一周要回伊朗,她妈妈和妹妹住在德黑兰,我说你经常写文章发表,回去有没有风险?她说没有,因为她只写有关艺术和文化的评论文章,但她的一个朋友喜欢写政治评论,批评了最高当权者内甲德,题目是《魔鬼屋里的伊朗》,结果被判了刑,受到拷打和监禁,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以前我只知道在一党执政的中国有文字狱,不知道伊朗也有

啊!……我说等他出狱了,如你见到他,给我带去问候,我们是同病相怜啊!她笑了,说:他已出狱了!

在哪?我问。

她答:来到了加拿大!

啊?我吃了一惊,我说,他在这里做什么?

她答:和你一样,写作,继续批评政府!

我问:赚的稿费能维持生活吗?

她答:很少!不能!

怎么办?我问。

她的面部表情显得特别神秘,用眼睛暼了旁边一桌客人说:她在咖啡馆……

我听不太懂她的意思,就请她在本子上写下来,她写完了,一边递给我,一边又用眼暼了那桌客人一眼,我这才恍然大悟,我抬头看去,有三个西装革履的西方绅士,正在高谈阔论,已喝得满脸通红,其中与我对角坐着的一个中年人也朝我淡雅地望了一眼,他似乎保养得很好,但脸色苍白,他有一双忧郁的眼睛,我对格赛娥说,能介绍我和他认识吗?

她笑了:可以,改天吧!

我知道了,真巧,在加拿大这里,竟有如此多的因言获罪而流亡海外的文人,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命运大同小异,他和我一样,还在坚持写作。但却无法生存,他不得不在这家餐馆打工……不过他对面的长者象是老板,他正在侃侃而谈,此外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显得气度不凡。这说明他混得还不错啊!

这时,她电话又和丢波联系,他也在附近的图书馆写作,果然不一会儿,他就兴冲冲地赶到了,几天前他在商业街请我和太太吃过意大利大餐,现在,他首先对我赠送的书法作品表示感谢,他说它已经挂在家中的客厅了,很是喜欢,接着他谈到了他们主持的CPC广播节目。我说每天早晨我都听你们的新闻,但听不太懂,丢波主持一个世界各地旅游风情的节目,他上一次给了我几个CD,我听了一些,大概是讲巴黎风光的,我说很好,但我说,还没听到格赛娥的声音,很遗憾,我问她是几点广播?她用笔写在我的本子上,时间是凌晨一点至上午九点……我说我回家马上听,但她说很不巧,下一周她要回伊朗了,需要两周时间……我说,等她回来后再听不迟。她笑了!反正没写批评内甲德的文章,她会回来的。

接下来,我谈到重庆的官员和山村的小学生,有一个学校,有个名叫王娅的女孩子,每天从家里出发,跑步赶到学校,要历时二小时,还要翻过一座山,很是辛苦,但到了中午,却没有饭吃,只有喝凉水充饥,全班的学生大都如此,据统计,有个贫困县里共有多达三万个这样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糟糕的地方,它的行政首长薄熙来却富得流油,他有两个儿子在国外读书,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我告诉他们,我批评他的文章刊登在RFA中文网上,但也有英文译稿,他们认真地记下来,说回去查看,显然,他们被我的话感动了!我说,中国官员的权利没有制约,才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这是一党执政造成的,这种贫富不均的状况已引起社会动荡,但统治者听不进批评意见……丢波说,我讲的对!他用笔又写下他的观点,但字迹太草,我看不太懂,格赛娥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他说还有事,马上要离开,我在与他道别时想起了午前苏珊的话,应当和他谈谈获奖的事,请他提议,把握大点,苏珊也比较好参与,但忽然又想到了格赛娥刚才说的那个伊朗的良心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是啊!加拿大收留了多少象我这样的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啊!……我算个什么?这个奖应当给谁呢?

十分钟之后,我在门前又和格赛娥分手道别,她说等从伊朗回到加拿大,周三还过来陪我聊天,我高兴极了,然后我乘坐地铁,午后四点左右回到家里,一路上我禁不住还在想那个在餐馆打工的伊朗作家,我虽然每月赚得稿费不多,但毕竟还能维持温饱,我是否算是幸运儿了呢?我的孩子比起重庆山区的小学生王娅,也是相当幸运的人啊!

我又回到了温馨的家中,我上网读新闻和写作,直到傍晚。但是,昨天发给《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的新作并未刊出,我换了新的信箱,又重新发了一遍。并附信说,这篇稿件时间性太强,如不采用,请及时告知,以便另处。

我还接到马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劝我不要急于办什么公司,先考察一下市场情况,等确定有了生意再说,这样可以避免损失。我未置可否。晚饭后,我又和太太一起到寓所附近的商店购买一些食品,我说感谢上帝吧,赐给我们如此多的美食!

《自由写作》第73期【日记·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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