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涛:思念——追忆若望前辈(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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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涛

思念是一阵微风
来了去 去了来
辗转旋回 萦绕心头

思念是一条游鱼
游过去 游过来
一个猛子 潜入心底

思念是一条小泉
源远流长 叮叮咚咚
绵延流淌 徘徊心中

思念是一片彩云
漂过去 漂过来
缓缓悠悠 萦绕心间

思念是雨露 滋润生命升华
思念是火炬 照亮人生前程
思念是号角 催促人们向前
思念是船只 承载生命远航

——题记

引子

2001年的冬天,已过去整整10年了,然冰冻至浑身麻痹的感觉,至今仍隐约在身,恍如昨日……那个冬天,似乎特别寒冷,特别诡异,彻骨的严寒,似乎来得特别早,特别急,特别狠,特别猛。整个冬天,我总是感到浑身难以忍受的异常寒冷,而且,说不上是什么原因,此后我生命中漫长一个时期,从早到晚,每天,总是处于一种,我一生之中,此前从无有过的莫名的忐忑或恍惚之中,我竟如风干了的鱼一样,木然、呆滞、僵硬……

在那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时间似乎凝固了,思维仿佛冻结了,一切都是那么别扭,那么怪异,那么狰狞,那么变形,一日竟如一年那么漫长,每天被强制劳动改造之余,惟一的享受,就是陷入对亲人、对往事的无穷无尽、周而复始的思念和回忆之中……如此延续到了2003年6月底,终于我重获自由,结束了中共对我的第3次长期关押,即再次收容劳动教养3年的政治迫害,精疲力尽,伤痕累累,形容枯槁地走出了位于江苏大丰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这一阴森森的劳教营,姗姗到家,之后,如五雷轰顶,痛苦获悉,在那2001年难怪我日日夜夜感觉异常寒冷异常怪异异常难受仿佛浑身血液冻结了的那个炼狱冬天,外界发生了噩耗,发生了我生命中所无法承受之重的巨大变故!赋予我生命的力量,时刻萦绕我脑海,支撑着我度过人间地狱的无穷苦难,使我终于能够咬紧牙关活着走出炼狱的我视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2个亲人,竟接连被迫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当时却除了身心感觉异常之外,理智竟然木然不知,竟然浑浑噩噩!即使梦中曾经有过明显预兆,却依然木然不知。哦,瞧!我这迟钝无用之人!我那素来引为自豪的,此前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曾多次显灵、大放异彩的我那不可思议的第六感觉,我生命的灵性和灵感,究竟哪里去了呢?难道被炼狱折磨摧跨了?

生命是脆弱的,极权制度的刻意封锁和劳教营的与世隔绝,确实常常能阴谋得逞,把生命灵性的磁场破坏无遗,把外界信息阻截得水泄不通。说来愈加难受,如此我便被蒙在鼓里,此前一直浑然不知,就在那个怪异的寒冬,我一生中的2个至亲的亲人,带着未了的心愿,先后永远离开了这个他们为之付出一生、热爱一生的世界。先是在那年11月26日,我辛勤操劳一生的母亲,在上海嘉定家中的病床上呼唤着我的名字,离开了这个世界。接着是在那年12月19日,我一生中最为尊敬的,我生命的引路人,我的精神导师暨良师益友王老若望前辈,留下了他不屈不挠追求一生的自由民主中国蓝图和对后人的殷切期望,带着壮志未酬的些许遗憾,在美国纽约Elmhurst医院溘然仙逝……

初知

我第一次知道王老若望前辈的大名,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从黑龙江大兴安岭农村插队落户返沪之后,次年在上海师范学院读书时,在《收获》杂志上阅读到了若望前辈的中篇小说《饥饿三部曲》,并从一个见多识广的同学那里,听说了他传奇性的故事。那些感人的事迹极大地感动了我,启迪了我,指引了我,使我恍然顿悟,原来人生,可以有如此精彩的、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活法,虽然更为辛苦,却意义非凡……及至后来,1986年底,发源于安徽省府合肥,扩及上海、北京等全国10多个省市的大规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爆发,那时我已师范毕业,正在上海港口的一个中专学校教书,忽然某一天,从报刊、电视中感受到,中共开始了连篇累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即反对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运动,并且首当其冲,1987年元旦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宣称,王若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同时悍然宣布,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三君子的党籍①。我当时尚对中共及中共极权的本质认识不深,对自由民主一知半解,政治上尚懵懂无知,遭此震撼之余,自此整天陷入了执着的思索与探索之中,并于此不久,在大量史料和严酷事实面前,终于思想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走出了自己此前人生的误区,毅然树立了决心像若望前辈那样,坚定不移地,持续不断地,毫不妥协地以解体中共、废黜极权专制、建立自由民主中国为己任的人生目标。

一次近距离感触若望前辈,心灵与他发生强烈共振,是在1989年上海市哈密路看守所。那年六四北京大屠杀后,中共趁势举国对民运人士进行了疯狂镇压和抓捕,上海也不例外,除了同年9月之前的数月中,已先期陆续?捕了一些人以外,上海警方于9月6日全市统一行动“拉网”,进行了一场大搜捕、大抓捕。我也由这天,在我当时就读研究生的单位——上海市机械学院系统工程研究所——的教室中,被学校保卫处干部诱骗至保卫处办公室后,被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警察抓捕。轿式警车悄然无声驶出校门后,一路警笛鸣叫,将我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收容审查,关押于上海市南市区南车站路上海市第一看守所。

历经1个半月的断断续续审讯后,由哈密路看守所的副所长,一位走路迈着鹅步,昂首挺胸、神气活现的高个子转业军人,将我与同被关押于第一看守所(非同一囚屋)的上海市华东政法学院应届毕业留校研究生潘大松先生,分别用黑布紧紧蒙上双眼,然后用一个手铐,把我们两人的各自一只右手,一同铐在警车内的一根铁扶手上,凶巴巴地一声吼叫:路上不准动,放老实点。说完警笛一声鸣叫,驱车急驶,同车押解关押至隶属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的一个秘密关押点——座落于上海市西郊的哈密路分所。起初,我和潘大松先生,与2个经济犯,上海市公安局刑侦7处的张某某(他因受贿私放罪犯被捕),以及上海市宝山钢铁公司设备处的一位科长王某某(他因索贿受贿罪被捕),四个人被关押在5号监房。后来,又关进来一个六四政治犯,上海工业大学后勤科的柏树冬先生。这样,最多时,我们是5个人关押在一个囚室内。

不久知道,和我们政治犯关押在一起的经济犯,都是负有监控我们的特殊任务的,这是当时人所皆知的公开秘密,只是监控者本人坚予否认罢了。为了迷惑或取信于、炫耀于我们,经济犯们也常常将一些本不该告诉我们的事情告诉我们。由此,与世隔绝的我们,便了解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重要的或是一般的种种讯息,使我们痛苦单调压抑而烦闷枯燥孤独的囚禁生活,常常变得不再那么孤独,变得稍许轻松丰富了一些。

由于经济犯们的自由度远远大于我们,他们常常被叫进叫出执行或汇报任务,因此,他们似乎神通广大,总能知道各种讯息。如此,很快,我们便知道了,除经济犯以外,先后大约有30至50多个六四政治犯——学生、教师、记者或机关干部等——被关押在这里,并且,若望前辈也被关押在这里的1号监房中,就在我们的大隔壁,他也是在9月中旬的全市统一大搜捕中被抓的,罪名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若望前辈当时已71岁高龄,这已是第三次坐牢了。早在1934年至1937年,他就坐过国民党监狱(民国时期,被判刑10年,后因抗战爆发被提前释放)。另一次是在1968年,他因批判毛泽东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又坐了四年共产党监狱。

这次,中共认定他是“八九民运黑手”。因为若望前辈以他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全身心支持并投入了八九民运。中共欲加之罪的典型事例有,1989年4月,当中共当局悍然取缔了《世界经济导报》时,若望前辈闻此拍案而起,身披写着“棱棱风骨”的黄布条,带头走上上海街头,领衔集会游行,抗议中共,呼吁新闻自由。同年5月,他再次走上街头,身披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救国救民,先救孩子”的黄布条领衔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争民主,声援上海学生外滩市政府门前绝食抗议争自由。等等。

虽然再次被囚,若望前辈依然坚强无比。面对疯狂的共产暴政,他在囚禁中始终坚持民主理念,愤怒谴责六四大屠杀,并且每日笔耕不辍,坚持撰写回忆录《自我感觉良好》。狱方对若望前辈也实行了“狱中之狱”,表面上安排了一个年轻人(经济犯)与若望前辈同住一室,美其名曰照顾若望前辈,实际上则是对若望前辈实行了全天候的贴身监控。若望前辈的囚室与我们年轻人一样,也是囚室内没有床铺,每日睡地板,唯一不同的是,室内有一把椅子。

初识

我第一次见到若望前辈,是在他被关押14个月后、于1990年10月底出狱后不久的1991年春夏之交。那时,89六四北京大屠杀以及此后的大搜捕大镇压,激起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强烈谴责抗议,中共成了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慑于国际社会联手制裁的巨大威力,一年后,中共陆续开始释放部分在押六四政治犯。曾与我同囚一室的浙江绍兴人潘大松先生,先于我于1990年春节前的小年夜获释,我也于1990年8月15日获释,与我同一辆囚车从哈密路囚所转南车站路囚所同时获释的六四政治犯,还有上海复旦大学的年轻教师叶茂强先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彭小勇先生,则是上海六四政治犯学生中最后获释的一个,他在1990年12月末获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琦伟教授,于1990年5月末获释,他是上海六四政治犯中学问最高者之一,在哈密路囚所,我有幸与他同囚一室约达4个多月,获益颇多。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先生,则是上海六四政治犯非刑获释者中最晚获释的一个,他于1989年6月上旬起率先被囚,直至1991年2月才获释,共被囚禁了21个月。1990年春夏季,前后约半年之久,在哈密路囚所,我有幸与张伟国先生同囚一室,他是若望前辈的挚友,我由此从他处获知了若望前辈更多的感人事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打破89六四北京大屠杀后全国万马齐喑的僵局,重振89民运雄风,获释后的若望前辈马不停蹄,很快与香港及上海朋友联手,于1991年秘密进行了旨在绝地反击的地下民运刊物的筹办,后因泄密,乃至功亏一篑,导致夭折,先是涉案人员上海青年顾斌先生于1991年4月初被逮捕,接着是在4月中旬,共约十人分别被公安传讯,若望前辈夫妇则被连夜突击传讯、遭遇连续野蛮审讯近三十小时后才被释放,险遭再次牢狱之灾。

1991年春季,我到交通大学去玩,与彭小勇先生聊起了89民运中的许多感人事迹,聊起了若望前辈的上述勇敢作为,觉得若望前辈干得漂亮,虽然没有成功,但提示了正确方向,我们确实不能继续这样无所作为下去了,应该设法重整旗鼓,集结队伍,突出重围,东山再起。遂相约择日同去拜访若望前辈,以获取动力、经验、勇气、灵感与指示、教导。后来,及至初夏的一个周末下午,终于2人同时有空,便精心选购了大束鲜花后,兴致勃勃地一同前往高安路若望前辈家登门拜访。

虽然小勇与若望前辈此前已多次见面,但我却是首次,况且若望前辈一定很忙,因此,按理说,我们应该事先预约一下,但考虑到若望前辈家的电话很可能是被公安窃听的,为防止节外生枝,我们最后决定,特事特办,不预约了,当一回不速之客,就直接去吧。

大学离高安路不远,我们坐26路电车到淮海路下车连拐几个弯后,七转八转,眨眼就到若望前辈家门口了。啊哈,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正巧若望前辈夫妇在家,况且这时正巧没有其他客人。一按门铃,若望前辈的太太冯素英女士(羊子大姐)便闻声和蔼可亲走出门来,亲自开了门,把我们热情迎进屋内。满头茂密华发、双目炯炯的若望前辈,放下正伏案写作的纸笔,直起腰,带着深邃的目光,慈祥地冲我俩笑了笑,连说:呵,年青人,欢迎,欢迎,请坐。边说边微笑着站了起来。我们献上鲜花,便十分投机地聊了起来。若望前辈的平易随和、热情谦逊和幽默诙谐,一下子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不知不觉几小时过去了,转眼已是晚上,若望前辈与羊子大姐又热情地挽留我们一起共进了晚餐。饭菜很可口,其中的一个腐乳肉——江苏省武进县若望前辈的家乡菜——尤其美味,感觉至今仍余香在口,经久不散。

深交

感谢上苍,这一见面,成了我们忘年之交的开端。此后,我有事没事,只要有空,就经常拜访若望前辈,还常常将其他青年朋友,如当年曾十分活跃、颇有影响的民间文学刊物暨民间文学社团《黄土地》的周松惠,李恒新,蒋怀虎等等向往自由民主的文学青年,介绍引进给他。他则无论多忙,总是来者不拒,分身热情接待,或专题聊天,平等交流,热烈讨论,或专题指导,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聊得兴起时,他总是眉飞色舞,听到精彩处,还掏出笔来认真记上一笔,并幽默地冲我们笑笑,说,老了,脑筋不灵光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若望前辈的藏书十分丰富,客厅内的大书架上堆满了我此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古今中外文史哲方面精选的精彩书籍,其中不少还是中共历来封锁的禁书。这对于我这个文史哲知识贫乏的理科生来说,不啻是荒漠甘泉。我便陆续借阅了一些,细细研读,获益颇丰。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上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前副总统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名作《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②。该书从一个觉悟了的前共产党人的角度,以犀利深刻的笔触和无可辩驳的内容,彻底否定、彻底批判了共产极权的荒谬和罪恶。在巨大的震撼和共鸣下,我化了一个晚上,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含意深刻的不朽著作。该书的内容对我产生了终身影响。我抽空把这本书复印了多个副本,向多位朋友推荐介绍。影响其次的是著名作家王力雄先生的政治寓意体小说《黄祸》。该小说以89六四北京大屠杀为时代背景,石破天惊地前瞻性地细腻描绘了中国社会在极权体制延续下,此后可能的演变状况以及对世界可能造成的巨大毁灭性影响。还有政论《论和平演进》,也印象颇深。该文是89六四后决裂中共、投奔自由、旅居美国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力作。不过,对于该大作,若望前辈在肯定了其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也犀利而深刻地指出了其致命的不足,他幽默地对我说:“这篇文章,归根究底,还是在认为社会主义优越呢!”我当即表示赞同这一准确评判。此外,香港期刊《争鸣》、《前哨》等等,丰富的即时内容,对于当年非互联网时代、处于新闻检查制度下孤陋寡闻的我来说,都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冲击,引发了我连绵不断、浮想联翩的积极思考。

89六四北京屠城后民运暂时陷入低潮后的那段苦闷日子里,高安路若望前辈家成了上海民运人士的集散地,我那时研究生毕业不久,在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下属电脑公司工作,单位所在地离若望前辈家不远,仅不到半小时的自行车车程,故在这理想受挫、百无聊赖、琐碎工作烦闷之余,我便常常到若望前辈家去坐一坐。时间久了,便在若望前辈家邂逅相识了不少民主志士,积累了不少人脉。79民主墙时期的上海民运坚强老战士王辅臣先生,就是这样认识的。后通过王辅臣介绍,我又陆续认识了林牧晨、杨周、杨勤恒等79民主墙时期的上海民运骨干。进而又认识了傅申平、傅申奇兄弟,何永全先生,姚振宪、姚振祥兄弟,戴学忠、戴学武兄弟等上海滩民运骨干。

现在回想起来,此后公开进行的上海人权协会活动,以及1998年中国民主党上海地区组党运动,其思想准备乃至组织准备,实际上就是不知不觉中奠基于那一时期的若望前辈家的。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若望前辈发挥的包括如上在内的种种直接或间接重要作用或重要影响,如果没有若望前辈的亲切教导和言传身教,如果没有若望前辈的灯塔或楷模作用,我就不会有足够的勇气、觉悟和智慧长期忘我参与及坚持这些重要的民运结社、组党工作。

一天午后,我顺路拜访若望前辈家,一进屋,正巧他和太太羊子马上要出门,他告诉我说,浦东的一位企业家好友,今天下午举行公司业务大型庆祝活动,许多新闻界朋友和民主人士将前往助兴,他和羊子现在出门就是去那里,我若有空不妨也可一起去。我自然很高兴地一同前往了。

活动确实十分热闹,也十分成功。参加者众多,宾客云集,大约有五、六百人或更多,除了该公司员工和业务贵宾外,还包括有新闻界等许多前辈在内的方方面面约近百名民主人士,令我眼界大开。活动期间安排了十分精彩的文娱演出,国家一级演员、越剧王子赵志刚先生也即兴表演了精彩的越剧演唱。席间还穿插了抽奖活动助兴,处处欢声笑语荡漾,热闹非凡,原《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朱杏清先生福星高照,眨眼功夫,一举拔得头彩,中奖了一个名牌手表,引起人们掌声噼啪,喝彩阵阵。想必若望前辈与大家一样,也好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因此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全身心融入了与年轻人的交流之中……及至晚宴结束,人们才依依散去。

毕竟年纪不饶人,一下午的体力消耗,必定已使74岁古稀高龄的若望前辈精疲力尽了。返程等车时,我望着若望前辈消瘦疲倦的面容与在颇有凉意的习习晚风中挺立的瘦削的身驱,敬佩和怜惜之情油然而生:真难为这位生命中已经付出过多,为公众和正义事业已历尽苦难奔波一生,如今亟需休养生息以赡天年的可敬老人了,很快他将以如此高龄和如此瘦弱疲惫的身体,担负起本应是年轻人或壮年人担任的、承担起我中华整个古老民族新生的重任,离乡背井奔赴异国他乡西天取经寻宝了,诚挚祝愿他一路顺风,心想事成,虔诚祈祷神佑若望,神佑中华。

离别

我最后一次见到若望前辈,是1992年8月5日。那天,是他和太太羊子一起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赴美访问的日子。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当时他已是74岁高龄,拖着年迈病弱的身躯,这一去,就是9年之多。

2001年11月30日,若望前辈因病入住美国纽约Elmhurst医院,诊断为晚期肺癌。中共当局获知后,企图趁火打劫,竟然提出,要求若望前辈答应此后不写反对文章、不同敏感人士接触,便允许回国治病终老。若望前辈对此当然无法接受。当他获知这一回国前提时,安祥而平静地对在场的朋友说:“如果这样,宁肯客死他乡。”如此直至同年12月19日他终于病重去世,也没能回到他一生挚爱的祖国,没能回到故乡看望他病重期间苦苦思念的亲人们。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中共政权——的荒诞和野蛮,一个口口声声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竟然拒绝一个人民拥戴的德高望重的83岁的重病老人生命中的最后愿望——探望祖国和亲人,这恐怕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并且,更为荒谬的是,若望前辈迄今已逝世10周年了,这整整10年之中,中共政权始终禁止若望前辈的遗骨葬回祖国故乡,也始终禁止若望前辈的遗孀、已年逾古稀的羊子大姐回国探亲,虽然羊子在这10年之中已经一再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暨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些天经地义的要求。

1992年初夏,邓小平南巡讲话,决定将中国经济改革推进一步,拟全面实行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之后,89六四北京屠城后举国极左思潮泛滥复辟、全面否定改革走回头路的情况有所改变,政治上也有了些许松动,原本冻结的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的出国问题也有所松动。此前,从1987年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多次邀请若望前辈访美,均因中共当局阻挠而未果。这次,哥伦比亚大学再次邀请若望前辈作为访问学者,于1992年8月访美。被长期软禁的若望前辈也终于下定决心,与其因被软禁而无所作为,不如以耄耋之年,借此出国松动之机,旅美学习、考察美国的民主政治一番。

很快,若望前辈夫妇赴美的日子到了,记得是下午约1点半左右的航班,上海虹桥机场的班机。我在当天上午9点前路过静安公园时,在闹市的花店中,精心挑选了一束硕大亮丽、苍翠欲滴的鲜花,9点多赶到了若望前辈家,正逢十余辆送行车队正集结完毕陆续上人,我便随同出发了。

一路上车水马龙中,明显可以看出,警方跟踪监控的车子前呼后拥,要远远多于若望前辈夫妇亲友送行的车子。虽然警方出动的大多并非是警车或至多是轿式警车,但从车辆行驶的霸气上或韵律节奏上,不难判断出其深入骨髓的真实身份

约上午10点半左右,我们送行者分批到达了虹桥机场,但由于大家缺乏经验,且遇到意外情况——若望前辈夫妇所搭乘的出租车上的行李箱子尚未来得及卸下,人来人往混乱中,该出租车司机却竟然二话不说,一溜烟将车开走了。这引起大家着实慌乱、忙乱了一阵,分头追车的追车,打电话通知出租车公司的打电话……后来,总算把行李追了回来,只是时间已经耽误不少。从而,稍后刚安顿下来,尚未来得及多说几句话,更未来得及大家与若望前辈集体或分别合影留念,便过来一拨机场工作人员说,请若望前辈夫妇携行李进候机大厅接受例行检查,仅家人可随同进入,其他人等一概不能进入候机大厅,只可在外面等候。

无奈,我们其余送行人员,只好眼巴巴地等在外面,眼瞅着候机大厅宽阔的落地玻璃窗内人来人往,只是再也不见若望前辈夫妇踪影。如此等啊等,等啊等,心中七上八下的,好漫长好揪心哦,因为无法知道若望前辈他们顺利通过检查否。空气似乎凝固了,时钟似乎停摆了,惟有周围熙熙攘攘依旧。等啊等,等啊等,心中忐忑不安的,总是在担心若望前辈他们能否顺利登机。菩萨保佑,可别节外生枝哟。我虽非佛教徒,临时虔诚抱佛脚,应该多少有效吧。等啊等,等啊等,似乎等了整整一个世纪,候机大厅玻璃门内依然没有出现熟悉的身影……蓦然,我从沉思中被惊醒,随着周围送行人们异口同声爆出的欢呼声中,轰天的马达隆隆声,尤如一连串首尾相接美妙的21响巨型礼炮齐鸣,伴随着这美妙礼炮,一架民航波音机昂首挺胸,宛如一只巨大的蜻蜓,颤动翅膀,徐徐升空,展翅翱翔,攀高,攀高,攀高,渐行渐远,向着前方,向着光明,坚定飞去,飞去,从视线中愈来愈小,愈来愈小,快乐的轰鸣声也随之愈来愈小,愈来愈小,终于,渐渐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周围又是一阵不约而同的欢呼,把我从醉思中拉了回来。霎时,我本能地感觉到,若望前辈夫妇一定已顺利登机远行了。一定。一定。菩萨没有理由不保佑好人,上帝没有理由不庇护正义,众神没有理由不主持公正。否则,虽历经撒旦魔鬼千年肆虐,人类文明何以绵延不绝愈益兴旺至今?

后来才知道,听羊子大姐说,差点不让成行,繁复的检查后,所有的行李箱子被弄了个兜底翻,一切都被弄得乱七八糟,而后这些国保警察甩手扬长而去,要我们仅可在候机厅内原地等待回音,说是去请示上级,询问是否放行。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被翻弄得一片狼藉的行李箱子整理好,然后等啊等,等啊等,结果却被凉在一边,再也无人理睬,无人过问,那些国保警察也突然如人间蒸发了一样,一去不再复返。若望和我正感到蹊跷奇怪、不可思议之时,突然候机厅内骚动了起来,原来开始登机了,人们鱼贯而过,匆匆涌出大厅登机。眼看飞机起飞的时间快到了,再不登机就来不及了,而我们却还在干等着国保警察返回告知他们请示结果……突然我们醒悟到他们不来或正是放行信号,否则必然会来看住我们的,因此我们当然不必再等了,赶紧自己登机吧!难道他们竟然会拦阻我们不成?说干就干,我们立即行动,自己登机,果然没有遇到阻拦,终于成行。

捷报

若望前辈远行了,他去从事更重要的工作了。失去了他的直接指示和日常教导,我很有些无所适从之感,如此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但思念之情却反而越来越浓,十载如一日的漫长思念由此开始。在短暂失去联系与音讯后,很快,我们终于联系上了。以电话和传真与若望前辈夫妇保持密切联系的傅纪青、孙林等朋友先后源源带来了若望前辈的消息。这几位朋友都是若望前辈夫妇的密友,我是在若望前辈家中先后与他们相识相熟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若望前辈是无与伦比的,无论命运之舟把他载往何方,他的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真理的求索和为实现真理的奋斗。同为真理追求者,来到海外自由世界后,有的人,很快便偃旗息鼓,悄然不知去向了;有的人,风光红火一阵后,亦悄无声息,虎头蛇尾了……独一无二的若望前辈则不,始终激情燃烧为民主,脚踏实地为中华,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2年夏、秋、冬,来到海外后,若望前辈忙得不亦乐乎,接二连三受到了来自加拿大、欧洲法、德、英、香港、台湾、澳洲等各国各地各方民运界或侨界的访问邀请,遂不辞辛苦马不停蹄周游列国列城列地,会见各界人士,到处巡回演讲,刮起了一股狠批中共极权专制、猛促自由民主中国的若望旋风,引发了海外侨胞和国内同胞的巨大共鸣。在揭露中共,批判中共的同时,若望前辈率先深刻指出,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种否定普世价值,拒绝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为特征的现代人类主流文明的所谓“改革”,实质仅是一场类似于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而已。除非启动民主政改,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海外媒体各类报刊对此进行了定向跟踪和广泛报导,越洋传真将这些消息雪片般传回国内后,我和朋友们一起争相复制,广泛传阅,大受鼓舞。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彻底决裂中共!彻底否定极权!选择自由!投奔自由!寻找新的支点,寻找国际力量,集结一切可能力量,促大陆内部生变,迫中共内部生变,从海外包围大陆,从海外包围中共!掘墓中共!掘墓极权!埋葬中共!埋葬极权!若望前辈以古稀之年,再次身体力行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挫折

89六四北京大屠杀后,原本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一时陷入了低潮,中共举国追捕学运领袖暨民运人士。不少学运领袖暨民运人士,纷纷不得已流亡海外,很快便在海外成立了民阵(中国民主阵线),当时大多数海外民运人士正确认识到:只有强大的反对派组织或反对党的兴起,才能扭转乾坤,战胜中共极权。因此,民阵便与民联(中国民主联盟)酝酿合并成立为民联阵(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并正确地商量决定,为确保新成立的民联阵成功运作,宜共同推选中国民运精神领袖、德高望重的若望前辈为民联阵主席。

然而不胜遗憾的是,1993年1月28日至3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民联、民阵合并大会上,风云突变,风波骤起,有人出于私心争权夺利,为争夺民联阵领导权,出尔反尔,在选举过程中不惜以破坏公义与民主选举游戏规则的方法为自己捞选票。这就必然引起一切正直的人们的愤慨。震惊于上述民运内斗与选举中所暴露的惊人问题,为捍卫正义和公义,为捍卫民运事业的纯洁性,若望前辈对此发表即兴演说后,不得已选择了当场退出竞选。

消息传开,包括国内,大部分民运人士在坚决支持正义、坚定支持若望前辈的同时,为民运队伍中发生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为若望前辈遭遇的这一不公,为我国民运遭遇的这一意外重挫,无不痛心万分。

求索

这一重挫,使若望前辈认识到了海外民运队伍的良莠不齐,以及民运队伍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他深刻地认识到民运队伍必须克服一盘散沙的状况,凝聚和建设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才能成功,因此,他在纽约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并在1995年6月中国民主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说:“中国民主党正式成立之日,有必要向诸位同志提出本身素质与道德修养的提升。我们在海外搞民运,取得广大华侨和知识分子的信赖,除了我们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民意,只有凭自己的道德、真诚来取得人民的信任,为了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严格约束自己,一方面在民运的大家庭里,做到相互监督,和衷共济。破坏团结的事不做,损害团结的话不说,时常在生活和处人方面进行检讨和批评。……本党的近期目标:我们将致力于所有民运团体的联合甚至做到五个指头紧握成一个拳头,进一步做到分久必合,民联阵和自民党已有合并或联成一体的创议,中国民主党将担负起统一民运,消除隔阂,将全部力量集中于对付中共摧残人权的残暴行径方面。③”

不胜遗憾的是,因若望前辈过早去世,他的这两个真诚愿望——民运欲走出低谷发展壮大的法宝——“提升本身素质与道德修养”与“民运团体的和衷共济与合作、联合和统一”,至今非但没能得到实现,反而比当年状况更糟了。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若望前辈还在以上同一时期,以“新闻信”形式,恢复出版、发行了民运刊物《探索》④,并常常不辞辛劳亲自撰稿,同时将工作重点转向了国内,坚持向国内发送《探索》,向国内宣传中国民主党与自由中国、民主中国的理念,指导帮助国内开展民运活动,并从经济上竭诚帮助国内难友。我本人因参与组建和开展上海人权协会的工作,在1994年4月29日被中共关押囚禁,后被收容劳动教养3年,1997年4月28日劳教获释后,便与其他获释朋友一起,先后受到了若望前辈无微不至的问候、关怀和经济帮助。这一切,都极大推动了国内的民运。每当新的一期《探索》期刊通过传真越洋飞到国内,我和朋友们都高兴异常,争相复印、转发、阅读。

1998年夏、秋,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在国内蓬勃展开,许多老民运人士都全身心投入了组党。若望前辈对国内的做法表示了充分肯定、积极鼓励和热情支持、指导。9月,当山东组党朋友,去山东省民政局申请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得到了官方包含积极内容的答复时,若望前辈语重心长地及时提醒大家,要防止中共故伎重演,玩类似1957年反右运动前“引蛇出洞”的阴险伎俩。当1998年12月末起,中共重判中国民主党国内组党运动的3位领袖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3君子,对国内组党运动展开残酷镇压时,若望前辈便与海外朋友们一起,以各种方式及时声援国内、谴责中共。

追思

因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2000年6月,我再次被中共处以3年收容劳动教养,由此失去了与若望前辈夫妇的联系,直至2003年6月底再次获释回到上海后,才惊愕地获知若望前辈已于2001年12月19日逝世的噩耗。意想不到的永别终于发生了,我和朋友们不胜悲痛,这是我国民主事业的巨大损失。

近日获知,在这世界第四波民主浪潮蓬勃兴起,在这时代呼唤革命、需要革命的关键时刻,在这我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历史紧要关头,旅居爱尔兰的华人作家喻智官先生的力作《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恰逢其时,11月22日在香港正式出版发行了⑤,不胜高兴之余,特撰此文,以表庆贺,同时借此表达自己对若望前辈逝世十周年的深切纪念和怀念。

若望前辈健在时,以他特有的方式,引导激励了整整一代青年学子为祖国的自由民主富强事业而奋起,他坚定不移决裂中共,矢志不移献身祖国自由民主事业的精神,在今天显得尤为珍贵。若望前辈精神永存!若望前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若望前辈民主转型中国的遗愿,必定能够尽快实现!

纪念若望前辈的最好方式,是追随他的足迹,继承他的未竟事业,践行他的思想,实现他的理想。若望前辈生前的最重要思想之一,是始终认为中共这个党是不可能改良的了,是不可救药的了。若望前辈的最大遗愿之一,就是一切为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力量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抗衡中共、埋葬极权、民主转型中华。因此,今天,面对一盘散沙的海外民运,面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民主党,面对重改良、轻革命的民运思潮,痛定思痛的我们,惟有以若望前辈为楷模,坚决摒弃门户之见,重新集结一起,尽快结束民运队伍山头林立、各自为战的散乱局面,尽快各方协商、合作,早日组建起一支统一的、强大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队伍,彻底抛弃对中共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彻底决裂中共,彻底否定中共,彻底批判中共,坚定不移地讨伐中共,解体中共,讨伐极权,废黜极权,果敢行动,奋力搏击,重建中华,转型中华,自由中华,民主中华。惟有如此,才能告慰若望前辈的在天之灵,才能不负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注释:

①王若望先生于1918年2月4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丫河镇,原名王寿华,笔名若望、若涵、若木等,1933年参加中共,1949年后是行政11级的高干。但他敢于质疑和批评现实。王若望曾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7年,被邓小平亲自点名开除党籍。1989年又因民运被捕,1992年流亡美国。2001年12月19日在纽约病逝,享年83周岁。

作为作家,他用一支笔揭露、批评社会阴暗面;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为无权无势的百姓代言伸冤;作为民主斗士,他追求公平正义、争取自由民主,最后走上反叛共产党的不归路,成为独一无二的彻底反叛者。为此,王若望先生度过了坎坷的一生,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难:

在毛泽东时代,他被戴上“右派”、“现行反革命”帽子,发配下乡劳动改造,蹲牛棚,坐牢,进“五七干校”;在邓小平时代,他被按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运动黑手”的罪名,受监视居住,再度坐牢,取保候审;在江泽民时代,他是“异见分子”、“敌对势力”,被流放美国,此后不准回国,最后客死异乡。

王若望先生毕生寻求公平正义、反抗专制,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尤其他从一名中共的追随者、参与者、甚至中共高级文化官员,到成为一位坚决抗击中共的反叛者和中国争取自由民主和公民人权的著名领袖的血泪历程,对于尚欠洞悉专制文化与极权制度本质的80后、90后青年读者是一个震撼教育。

——编摘自2011年11月22日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和文学交流委员会香港专讯

②“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是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狱中写成后1957年偷运去纽约发表的。吉拉斯的前半身献身于共产革命,后半生则又集中心力于反共的理论斗争。“新阶级”是吉拉斯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代表了他的主要思想与主张。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共产主义的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的出现,一党专政,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共党控制思想的暴政,目标与手段,共产主义的本质,国家共产主义,和当前的世界等问题。他谴责由共党贵族所组成的“新阶级”,指出已经取代了昔日的地主与资本家的剥削阶级,而成为享有特权、专断控制的新剥削者。——摘自《吴弘达:重读“新阶级”》http://www.epochtimes.com/gb/6/1/20/n1197141.htm

③摘自《中国民主党成立大会开幕词》,王若望,《北京之春》整理、转载。

④民运刊物《探索》,本由七十年代魏京生从北京试刊;后由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在纽约续办,历经十年努力和艰辛,终于因这样那样原因而宣布停刊;直至二十世纪九零年代中期,由上海老作家王若望先生以“新闻信”形式维持《探索》。——摘自《“用谎言写就的悼词”读后感》,作者羊子(冯素英)。

⑤《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记录了王若望从中共追随者和高级文化官员,成为一位坚决抗击中共的反叛者和杰出公民领袖的历程。2011年11月22日,该书在香港出版发行,作者为旅居爱尔兰的华人作家喻智官,溯源书社出版、田园书屋发行。

《自由写作》第76期【王若望逝世10周年(2001-2011)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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