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郁:故人往事十年祭——王若望先生与“上海星期文学讲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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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

新世纪头上的那一年,岁末将至,一个冷飕飕的黄昏,宝林荒园——笔者寓舍的电话铃声,一阵骤响,闹心又刺耳。

一个声音沙哑、语气诡秘的中年男人。

——老朋友,晓得阿拉是啥人伐。侬格老朋友王若望,落了美国死脱勒,侬晓得伐?

这些国家的鹰犬,喜欢躲在阴暗的地方,人不人鬼不鬼,再不阴不阳地给你来点“动作”。早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他们针对上海“地下诗人/文学”的几次大面积“整顿”中,我就彻底领教了。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工具角色的使然,决定了他们乖戾的性格、变态的人格和扭曲的心理,这便是他们全部的特征与习性。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你们还想说什么?我还有事,也没什么话要说!就这样吧。

……

若望先生走了。这二十年,他的祖国早已物是人非,就连我这个以诗为生了半辈子的“地下诗人”,也在这行尸走肉的时代愈发沉沦、绝望,何况那芸芸众生的追名逐利与苟且偷生的国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健忘——太多,反省——太少。

若望先生走了十年了。怀想的种子,偶尔也会在国内旧识老友的叙旧中萌动,而更多的时候,当海外传来有关若望先生一麟半爪的消息,心头的种子竟会火苗似的,阵阵涌动又丝丝地难受。

八十年代的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热爱文学艺术的青年朋友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办刊物、组社团、开讲座,文学活动雨后春笋般地竞相开放。八四年底,“南市艺校”的几位行将结业的学员,不满足艺校中规中矩的讲课和今后的离散,便结集了社会上一些同样喜欢文学艺术的同道,商议成立一个“上海星期文学茶座”。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四处奔波,终于联系落实了“上海延中文化中心”——一个百余平方的地下室。随即,紧锣密鼓,举办了一系列情形振奋的文学活动。每逢周日的下午,上海滩一些“文革”后复出的文艺界名家学者,纷至沓来,开讲座、办研讨,好生热闹。不出几个月,在上海,乃至周边省份,就成了众多热爱文学青年朋友奔走相告的新闻。

若望先生当然也常被邀请,并且深受青年朋友的欢迎。大家私底下都喜欢叫他“横竖横”(沪语:不管三七二十一,豁出去了。)他好像从没为此而不悦,仍然一副若无其事、荣辱不惊的样子,这反倒使大家更为尊敬且倍感亲切。每当若望先生发言,就会被掌声和惊呼打断,有时还有听众的献花。若望先生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起伏不定的磨难,但他依旧不改质朴、率真的性情,淡定不乏开朗,幽默不失尖锐。他与羊子女士非同寻常、令人惊叹的爱情故事,让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后生感动、艳羡得啧啧称奇。

出乎我们的意料,若望先生还无条件担任了“星期文学茶座”的名誉理事长。说真的,除了感激、敬佩,我们多少还有点心有余悸。参加讲座的听众,几乎来自四面八方,虽以青年朋友居多,但也难免鱼目混杂。凡此,是否会给若望先生带来什么麻烦?毕竟刚刚“解冻”的中国大陆,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当局的伎俩、“文革”十年浩劫的余孽,对经历过屡次血雨腥风的人们还是留有难言的隐痛和巨大的阴影。何况我们这一代,差多也是在一场挨着一场的政治运动中,懵懂而又惊愕地长大的。

在“上海星期文学茶座”短短一年的历史上,尤其是那几次具有特殊意味的活动中,若望先生气定若闲“横竖横”的神态,至今让人敬佩不已——

有一件事,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那次若望先生偕同一位记录过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的摄影家前来“茶座”,那场讲座演说得非常精彩,听众座无虚席,我们还录了音呢。若望先生谈到了经济改革与文化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批评当时的改革是“老黄牛拉车,走一步,退半步”.后来这篇演讲稿被刊登在“作家内参”上,据说邓公为此非常恼火,发了重话。又传是陈云帮若望先生说了情,才暂时地不了了之。那年冬天,若望先生从北京回来,我们“茶座”的一拨年轻人去他家探望,他不仅没有丝毫的胆怯,还鼓励我们要坚持真理,他说自己是个老布尔什维克,自由和民主从来就是要斗争才能获得。

八五年的初春,几经折腾,由我和周克昌、王建荣、陆午士编办的《星期文学》即将出刊,而“星期文学茶座”业已举办了20期,大伙嚷嚷着怎么着也要庆祝一下。于是,凑份子、定节目、落实地方(那时大家的工资都才几十块,所以租场地必须价廉物美)。不知是因由我们急切、诚恳态度的感召,还是受了当年社会风气的影响,位于上海人民广场附近西藏南路、延安东路口,一爿名叫“大陆饭店”顶层舞厅的负责人,不仅提供了优惠的租赁,还热情协助我们布置场地。活动那天,与会者济济一堂,气氛相当热烈。活动主持人黄文棣(“茶座”理事长)介绍到若望先生时,台下掌声雷动,一拨穿着白色工作服尤为显眼的饭店服务员也都涌进了会场。

满头银发的若望先生,身着一件半新旧的卡其中山装,慢步走上了讲台,他环顾了一下黑压压的场子,清了清嗓子。台下的听众都以为若望先生会和往常一样,对那些仍在兴风作浪的“左”派们无情地戏谑、鞭笞一顿,因而全都屏气聆听着。

——青年朋友们,民主、自由,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呆过,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也呆过,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就唱歌。

接着,若望先生不紧不慢,移开了话筒——他唱起歌来了,好像还是一首外国歌曲。不知谁悄悄地说了声:《马赛曲》啊!

歌声落下的倏然间,掌声再次响成一片。我依稀看见若望先生的眼角里噙着泪花……多年以后,当我对若望先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加之自己三十年来因文学写作而经受的遭际,想起当年“大陆饭店”若望先生的举动,我理解了——那是一种无边的愤懑,发自内心的控诉。

其实,“星期文学茶座”只是个自发的,既松散又无盈利的民间文学团体,它所做的,不过是为青年朋友们,提供一个“以文会友”,交流、学习文学艺术的园地。然而,不到一年,形势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沪上一些原先对此作过新闻报导的记者也被点到为止地“关照”了,不知来自何处的暗流甚至涌到了提供场地的“延中文化中心”,他们语焉不详,却十分尴尬地向我们表示了所承受的种种压力。

八十年代中期,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进程、领域颇有不满,“改革”突破的余地很狭窄,许多方面都到了瓶颈状态。那种“改革”只是相对“文革”时期而言,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经济活动稍许有了些空间,所谓“拨乱反正”仅指十年的“乱”与它之前的“正”而已。思想解放、文化启蒙,价值评判也仅仅表现在体制外对体制容忍度的试探性表达,人们表面上的欣喜、狂欢不过是可怜的精神饥渴症的发作,这也是八十年代早期“朦胧诗”、“星星画展”,特别是“西单民主墙”的宿命。若望先生的可贵可敬之处,正是他身为体制内人,在当时就对现状进行了历史性地反思,并保持一贯的批判精神,至死不渝。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也就是八十年代,可以说也是唯一的一次,整个国家上下互动,社会气氛良好,老百姓、知识分子和上层建筑的愿望难得聚拢在一起。人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社会形势催人求改革图奋发。然而,殊不知政治家们往往在失意落魄时,则要借势用势,人民似乎真的成了主人,社会呼声也仿佛成了舆论的主导。期望和悲剧恰恰在此落空、埋下,因为当人们、社会的诉求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和统治,人民就成了敌人,那么就要被统治被专政。大凡这便是所有专制社会的程式和历史。

只是当年“茶座”的不少成员总也心有不甘,他们找文联寻作协,甚至还天真地寄希望于上海滩文化主流中那些有名望的人士,呼吁各界出手相助这个体制外的婴儿。经过多方奔走和全部的努力,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无奈之下,“茶座”理事会决定,结束“上海星期文学茶座”的使命——最后一次在“延中文化中心”的“地下室”,举行一场面向外界的告别仪式。

活动凝重而又庄严,专门负责“茶座”讲座的其范君,即兴主持了告别仪式。后来他也不得不离职去了海外,如今虽已回国,但依旧满怀八十年代的情怀。记得我还在《茶座文学》终刊号的卷首上,悲壮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茶座可以关闭,刊物可以关闭,无法关闭的是永远的思想!我们在“地下”的结束,是为了“地上”终有一天的复活……

至今笔者还珍藏着一张旧照,那是一九八五年,“茶座”最后一场活动中的留影。在若望先生与部分理事会成员的合影中,他手捧鲜花,一脸的严峻与赖洋洋的五月很不协调,立于一旁的我,居然只照到了半个面孔。这张有意无意的残照,许多年来,在我心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晦气。

这年八月,为了解、掌握大陆民间诗歌/文学的状况,更为了感受中国民风民俗和民生,我与两个青年时代的文学同道,历时半年,行程万里,于当年的十二月风尘仆仆地返回了上海。

岁末的上海,凋敝、寒冷。原先“茶座”的一些老伙计,离开“延中文化中心”后,又转辗落脚于闸北工人文化宫,努力延续着“茶座”的使命。只是政治形势越来越糟糕,莫名其妙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最后不得不假座闸北区少年宫,举办了一场“星期文学茶座成立一周年暨终结”报告会。

我受邀向大伙介绍了全国民间/地下文学的状况。“上海比外地冷啊!”在次年的四五月间,上海警方冲击、收审了当时上海滩一大批非官方的文学人士。为了这句开场白,我被他们从天亮到天黑盘审了一个多礼拜。

这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若望先生,在那天的报告会上,他静静地坐在台下,倾听着大伙愤怒又悲怆的发言。若望先生穿了一套深色的衣裳,人看上去也比半年前消瘦了许多。我们照了相,留了影,就匆匆离开了会场。从此以后的二十年、十年,我们竟星散于两个世界。

这一幕幕过去的往事,时常徘徊在我的脑海。至今,我还会想,凭着若望先生的独特经历和身份,焉能不知当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暗流正在悄然肆虐?在随之而来的“八六学潮”和“八九风波”中,当我听闻若望先生的言行和姿态,再纵观他一生的“棱棱风骨”,怎能不叫人由衷地感佩若望先生超乎寻常的胆识!

我已经说不出话了。若望先生,我们永远的老朋友,请允许我用马丁?尼莫拉的话,缅怀我们的曾经——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2011、11、24

感恩节 于上海人民广场

*此文撰写中,得到了当年“上海星期文学茶座”同人黄文棣先生的补充与指正,特此感谢。

《自由写作》第76期【王若望逝世10周年(2001-2011)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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