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亶文:忆若望先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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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亶文

如果从衡山路朝南往徐家汇方向走,我通常都会特地经过高安路,经过高安路50弄的门口,王若望先生去国之前的住处就在那。

高安路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路,周边是旧时的法租界,又毗邻当代上海的政治中枢“康办”,所以这条路没有理由不是幽静的,幽静得就像一条只会存在于记忆中的通道。即使今天它的一头紧连着以酒吧街闻名的衡山路、一头通往商业喧嚣的徐家汇,它也依然显得冷清和孤寂,入夜之后就只有淡淡的路灯会映射在两边的行道树和屋墙上,光影稀疏。可以说,二十多年来高安路在我的印象里始终如此。

事实上,在由无数条不同名称的路构筑起来的城市里,很多人积数十年生活经历也未必能走遍自己所在城市的每条道路。我自幼便生长在上海,至今仍时常会对着一个陌生的路名不知道它的方位,或者由于某种偶然来到某处,却发现这是一条之前我从没来过、也从来不知道的路,它完全游离在我之前的生活经验之外,也似乎没有可能延续在我日后的记忆之中。由此或可想见,人们之所以会熟悉某一条路,往往都是因为自己在这条路上有过某种经历,甚至可以说,对一条路的熟知程度是和它所承载的对往事的记忆相连的。

自从开始写《我在上一世纪的生活》后,我发现我写成的篇章竟然都是和一条条路名有关的,比如北京西路、陕西南路、南码头路、天山支路、绍兴路、长乐路,这些路名分别指向青春和觉醒、阅读和写作、机缘和选择,几乎涵盖了我整个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我的审美趣味的形成、个人心性的成熟以及命运的开端,都可以在有着上述名称的这些路上找到可供后来回望的影子。那么,今天为了纪念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我就该写到高安路了。

作为在年轻时从王老身上得到过许多教益的晚辈,这篇文章其实我早该写了。我认识若望先生是在1986年,并在这年年底卷入了他给香港报纸写学潮报道的案子,遭到了警方的传唤和审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来自政治的风险,而造成这种风险的起因在很多时候仅仅是源于真实的言说。

我一直说在我初识世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精神生活上少有的“黄金岁月”,新的思潮和学说、新的社会诉求和新的艺术形式可谓层出不穷,似乎任何事物都具备了有待变革和可能变革的征兆。即使“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整肃运动,也会在人们的耳边敲响警钟,却都没有能够压制住体制内外反传统和反正统的声音,甚至对大多数人来说,习惯于、或者说更愿意倾向于用左、右之争来判定中共意识形态的风向,用所谓改革派、保守派的阵营较量来设计中国的前途和未来,连香港等地的海外媒体也时时爱用“寒流”、“早春”之类富有想象空间的词语来描述中国的政治状态。这种一厢情愿的博弈猜想,一直要到1989年的“六四”枪响之后才会破灭,但就当时而言,大多数人都乐于相信共产党内部的开明力量将主导一种我们所期待的变革的发生,也正因为此,作为共产党的老干部,王若望先生的耿介直言自然广受年轻人的欢迎。

我就是在王老演讲的场合与之相识的。位于北京西路的“星期文学茶座”,当年集聚了上海热爱文学的人群,我几乎每个周日都会去那里,也在那里听过几次王老的演讲。在攀谈时,他得知我的祖籍和他竟是同乡,便对我多了几分亲切,并欣然给了我他家的地址,我也就从此成了若望先生门下众多的受教者之一。

和王老关系密切的几件事里,最难忘的应是八六年学潮了。那时,我去王老家的次数较多,每次都会把最近在外面的一些见闻告诉他,特别是学潮起来后,我知道王老关注这件事,更是每天都去。12月19日凌晨,上海市政府出动警力,对静坐在外滩的学生强行清场,期间还对反抗的学生滥施拳脚。我作为目击者,在第二天一早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说给王老听,他据此写出了《一二一九目击记》和《上海学运的真相与背景分析》两篇文章,分别化名丘乒乓和王皆伦刊发在此后两天的香港《信报》。文章是经一个旅居香港的雕塑家带出境外的,过了几天这个人回上海时又带进来了刊登文章的报纸。当时,学潮已在高压下迫近尾声,王老让我和另一个在交大上学的朋友一起,把复印的报纸带到校园,趁着天黑塞到学生的信箱里。

这种自以为可以被夜色掩盖的行为自然逃不过鹰犬们的眼睛,何况学潮结束不久,若望先生便被开除党籍,和方励之先生、刘宾雁先生一起并列“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所针对的三大标杆性人物,暗中的监控早已布置严密,于是顺理成章地我们几个人无一漏网的被带进了审讯室。

关于如何被抓和如何受审,那是发生在另外一条路上的故事,我会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加以叙述,而在今天这篇回忆王老的文章里,我将只专注于和高安路相关的记忆。对照近几年当局在“维稳”名义下为钳制言论动辄禁锢人身和由此渲染出的恐怖气氛,可以说1987年还是相对宽松的。我几年前读纪念刘宾雁先生的文章,读到在他被开除党籍后很多人都能自由地进出他的家门以示慰问,便联想到当年王老的处境,确实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另一方面邓小平“钦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的名头,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若望先生产生了崇敬之情,到高安路看他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但是,我却是自这个阶段开始对先生疏远了。我不能不承认,警方的传唤、扣押和威胁,给我内心投射了极深的恐惧。这种恐惧,基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恐惧失去自由,对当时一个还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学业和前途、幻想和规划还有迷人的爱情,如果我被迫割舍掉这一切,我想我会窒息的。另外,那时候的我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写作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虚构文本的乐趣和追随词语的乐趣给我带来的快感几乎超越了一切,这令我同样无法放弃。那么,既然要做选择,我自然就会选择退守到自己的文学世界,用痴迷于写作来抵御现实生活中的风险。

1987年以后,我去高安路的次数明显减少,但偶尔去时,先生对我的关心依旧。他把我写的小说拿给了他曾供职的杂志《上海文学》,并介绍我认识了一位评论家,而这位评论家为我日后的写作和发表作品提供了很多帮助。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若望先生对我青年时期的引领作用。

当热,我并不是说若望先生引领了我的写作,而是说由于他的作用,使我比我的同龄人更早地摆脱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轻信,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一个写作者应该如何面对他所生活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在先生身上和他的际遇之中,我看到了专制体制是如何一步步侵蚀人的尊严、良知和信念的。

我有幸读过先生写的回忆录《自我感觉良好》的部分手稿,并为他誊抄了其中部分章节。先生的这部回忆录,不同于我此前读过和当时所能读到的共产党高干的回忆录,在其他同类书中我看到的是虽然也包裹着各种理想的外衣,却在实质上都离不开赤裸裸的权斗,而在先生的书里我看到的并非是权力对人性的摧残,而是一批如先生这样带着理想参加共产党革命的人是怎样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遭受碾压的,只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部放弃自己而成为“革命”的机器。

是的,若望先生的一生都在说明,不能成为“革命”的机器就会成为“革命”的敌人。既坐过国民党的牢,又坐过共产党的牢,还先后三次被共产党开除党籍,这一独特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决定了若望先生必然地会从专制政治的幸存者走向叛逆者和反抗者,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在“六四”前以“老近卫军战士”署名上书,而“六四”后他会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踏上流亡的不归路。

先生留给我印象深的事还有两件。一是在1989年5月,上海作协组织声援学生的游行,大家赶到人民广场集中,我想我肯定会遇到先生。果然,那天作家协会的游行是先生带队的,他和徐中玉、白桦、黄宗英四个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四个人都是满头的银丝,成为我们这支队伍最显眼的标志。游行到外滩,四位老人一起站在台上演讲,黄浦江上的风吹拂着他们的白发,定格成那天最动人的场面。还有一件事就是,“六四”过后,先生被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释放后我去高安路看他。先生从书橱里拿出一个白色的瓷瓶,里面装的是酒,外面有先生用红笔写的“绝酒”二字。原来这是写《金瓯缺》、获茅盾文学奖的徐兴业老先生在他被关押时送来的,徐先生说这酒留着等王老出来了一起喝。遗憾的是,徐先生没能等到这一天,王老说这话时神情落寞,让我感到了他内心的孤寂和愤懑。

我想先生最后也会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高安路、离开中国的。后来,我和先生互相断了音讯,再后来就是从网络上知道先生去世和晚年的境遇,我唯有唏嘘,也唯有把先生对我青年时代的影响永存于记忆中了。

2011年11月24日写于上海

《自由写作》第76期【王若望逝世10周年(2001-2011)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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