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哲:从左翼作家到持不同政见者——纪念王若望先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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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哲

前几天,朋友聚会,正好抛出这个话题:王若望。哦,知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被点的名,基本的反应就是这样,一个旗杆般的名字。再往下呢,他的作品文章,政治作为及论点,大致模糊不清了,甚或有说他业已过时了。当然,是指他对民主的看法,已不太契合当今的中国现实,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新左派、国家主义及毛派等观点和主张层出不穷,就民主本身,也非那么简单的几个基本概念。

从学理、思考的角度而言,可梳理的确是很多,我听了一席观点后,为王若望据理力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敢于直言的人格魅力永不会褪色。我举了他几篇引起争议的杂文,并力争道,中国民主进程决非取决于哪一个关键支点,在民主化进程中,需齐头并进,除了思想领域建树、共产党内部民主改革的推进、民众的启蒙觉醒等因素外,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中国尚缺王若望这样大声疾呼的身体力行者,那种勇气和献身,不是坐而论道可以替代的。

或有人说,这远不足道。我觉得较中肯的看法应该是,今天在王若望逝世十年后,如果思考还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肯定远远不够。问题关键,我们如何思索王若望的一生给予我们今天的启示,这种启示可以是直接地,也可是旁敲侧击,以某种似是而非的方式予以触发。什么理由要这样认为呢,缘由就在于,王若望的一生象征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罪与罚。

五四以降,西学东渐,各种思潮涌起,不同政制思想在这块土地上,像到了真理的竞技场上争相亮相。马克思主义吸引了热衷探索中国命运的青年们,那种热情,远非今日所能想象。王若望这时从江苏进入上海一个药厂做学徒,受当时风潮影响,或为反叛天性使然,加入了共青团,被国民党判刑,蹲了三年牢,获释后直奔延安。时逢1937年,他入党,办墙报,受王实味事件牵连,险遭杀头。

热爱写作,手痒,是他的作家禀赋所致。也正是忍不住手痒,屡次闯下文祸,文字应和了他多舛的命运,这里的手痒其实印证了他思想活跃,且喜好文字的一面。年轻气盛的王若望开始在《新闻报》发些豆腐干文字,引起左联作家关注,他们或觉得一个工人作者的出现,说不定能培养成中国似的高尔基。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有过这样的雄心。

在王若望的追悼会上,有人谈到他作为作家悲哀的一生:“在王老的全部著述中,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他的自传。……一位作家,在自己有限的一生中,要耗费绝大部分的岁月来争取思想的自由、写作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而留给文学写作本身的时间就实在是少而又少了。”长达68年的写作时间,作品数量且不说,只有自传最具价值,本身意味深长。创作是极为复杂的现象,时间多少恐怕不会成为作品优劣的决定因素,但没时间去多写,不就丧失了增加作品艺术力量的可能性吗。

作为左翼作家的历史宿命,注定了其文学作品的困境。大抵左翼作家肩负更多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意识,在毛统治时期,附加了许多意识形态维度,写作时容易概念化,此乃创作大忌。同样,我们在王若望身上可看到,这种僵化的词汇“社会责任”一旦变成“公民责任”时,也就是肩负的使命是争取民主自由,它们又会如何注入和影响王若望的写作。

1940年发在《七月》杂志上的短篇《站年汉》,是我现在能看到的,他最早的一篇小说。写陕西雇工,在共产党翻身做主的影响下,如何打破旧婚姻习俗。文笔朴实,描写也蛮到位、准确,当然秉承现实主义手法,虽然强调了一个概念性的因素:共产党带来了恋爱自由。倒也不落俗套,小说对话略带陕西方言,不乏生动之处。

带著作家的荣光,王若望随进城解放军回到上海。离开时的国民党囚徒,回归时成为年轻有为的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发表了中篇小说《乡下未婚夫》,在文坛也赢得盛誉。一直到“五七”反右前,王若望受困于左翼作家的政治姿态,使得他在反胡风的运动中,写了不少批评文章,这是无须讳言的历史,也是这一代文人知识分子抹不掉的精神包袱。要紧的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人的极具复杂的内心,和他的信仰局限及政治时局交错盘结的关系。简单地斥之为文人相轻,或投机取巧似乎也不尽然。为何在这样一个政治氛围里,作家会争先恐后地用杂文做匕首,为了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毫不犹豫刺向彼此的胸口。

王若望在美国曾讲过:“我们从大陆来的,每人身上都有个小毛泽东,我是个资深的共产党员,恐怕小毛泽东比较顽固”,且不管当时说这话的场合,是为了反对更多的所谓大毛泽东。起码,他具备一种反思的魄力和能力。或可说,他意识到,是身上的那个小毛泽东,驱使他举起刺向胡风的匕首,而胡风的身躯里,难道没有藏着另一个小毛泽东吗。

王若望跟其他参与文笔混战的人一样,最终落入真正的大毛泽东囊中,统统被打成了右派。《步步设防》《一板之隔》等杂文成了引蛇出洞者的猎物。其实,他的思路清晰,文笔老道,宗旨就是看不惯百花齐放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这时,他身上的小毛泽东,变成了诗人毛泽东,无所顾忌的抒发感想,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如同其他右派一样,出发点都是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王若望同样秉着这样的批评善意。

我们弄堂里有个五类分子,是个右派。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儿子关系挺好,他爸常常要去里弄参加监督劳动,打扫阴沟之类的活儿,我们还神秘兮兮在背后议论。就是那时,我的这个右派邻居依然衣冠整齐,一双皮鞋总是油亮亮的,改革开放后,全家移居国外了。我直感中的右派不但思想讲究,坚持理想,还衣着讲究,颇具文人雅士风范。

我常想,决不能用我们今天的后知后觉,轻而易举去批判反胡风、反右期间知识分子心态和作为,那么,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思和梳理呢。什么又是当时的政治语境,我们能不能像嗅到气味一样,闻到五七年街道的空气里,弥漫的政治语汇,如何刺激你的胃分泌,顿觉胃部在隐隐作痛。或许,那是我们感受政治压力和处境的唯一途径,所谓身临其境吧。

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开始质疑毛行为的正当性,应该在文革后期。王若望因讥讽毛与江青,获“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四年。出狱后也在里弄接受群众监督劳动。后来,中篇小说《魔笛记》中那位“年轻老太”就是江青的形象,他塑造了张健和胡小明两位上海红卫兵小将,怎样在大串联召唤下,前往北京被“年轻老太”委派,回上海清除她在上海滩蓝萍时代结怨的邻居。其中运用了魔笛这么个神奇工具,欲求小说的寓言体成分更浓。除了写到环龙路,即今日南昌路蓝萍租借的房屋外,其情节对话大都用纯粹的革命语汇,可能用意是想以寓言的象征性,直射昔日的红都女皇。

此时,作为“自由化”作家的王若望开始成形。他回忆道:“上海响应西单民主墙,在淮海中路,人民广场南京路一面的大楼,贴出了长幅的大字报,第一回合的语句比起魏京生的几张还要激烈,我赶热闹前往观看,至今尚有印象的大字报,是在淮海中路中百二店对面:毛泽东不是神,是人。四人帮倒了谨防新的四人帮重来!”。(《王若望自传》第三卷)

作为那时一个稚嫩的中学生,我依稀记得淮海中路中百二店的围墙比现在要凸出一些,上面贴着不少打倒四人帮的大字报。学校为了把写周记与四人帮垮台的时事联系起来,建议我们到外滩和康平路现场摘录大字报。我没法确定,那天看见康平路人山人海的场面,是王若望自传中说到的知青回城申诉之前,抑或就是那一次。只见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康平路街面围墙,一直延伸到里面的别墅,阴森神秘的大门敞开,人群亢奋,仿佛过节一般。

某种意义上,每场政治运动不正是我们民族的集体狂欢吗。在政治体制的循环轮回中,大自然的节律和社会意识的激变,都会向我们分泌一种狂热的不可抑止的激情。78年相对放松的政治空气,激起王若望久违的政治热望,他与同仁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协会”,王若望在自传中仍记忆犹新:“人权协会每周在复兴公园举行座谈,公安人员站得远远的,用摄像机拍下在座的英雄好汉。在座的神态自如,只当没这回事”。(《王若望自传》第三卷)

他逝世后,海外编纂的传略里有这样的评价:“王若望在海外的任何时候,凡是民主运动,无论大小,无论是集会演讲、游行示威、绝食声援……,无论是大是小、是轰动是微弱,无论是主角是跟班,无论是被重视被无视……都一如既往热情积极参与。他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唯一这样做的名人,也是唯一这样做的民运人士。”如此踏实、谦卑的姿态,不啻给了我们一个直觉上的启示,中国的民主实现,不管从何种角度而言,都需要这样殉道般的使徒精神,它散发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感,同时又匍匐在地面,清扫着人间的垃圾。

王若望从颇有争议的报告文学《饥饿三部曲》,到“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等文章的发表,完成了从颇具争议的“自由化”作家到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转变。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为抗议当局取缔《世界经济导报》,他带头走上上海街头,身披写着“棱棱风骨”的黄布条游行,这样的无畏举动,更是八十年代中国民主启蒙思潮的一种永不泯灭的精神征象。

从一个左翼作家,到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戏剧化历程,折射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炼狱史。一个完美的作家,和一个完美的人,哪一个更有意义,恐怕此问题本身意义不大,重要的是,王若望做了他一生该做的一切。

《自由写作》第76期【王若望逝世10周年(2001-2011)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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