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我们不会忘记——重读哈维尔(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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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清晨,前捷克斯洛伐克与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赫拉德切克(Hrádeček)农舍家中于睡梦中安详辞世,距离他出生的一九三六年,总共活了七十五年。二十三日,捷克与斯洛伐克两国为之举行国丧,全民与不请自来的各国人士为之送行。他永眠于布拉格家族墓园,在他第一任妻子奥尔嘉(Olga)的身旁。

哈维尔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以群众和平抗争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意放弃一党专政领导,开放自由的多党联邦国会选举,大选结果,哈维尔领导的政党公民论坛(Občanské fórum)赢得百分之八十选票,因而获得联邦国会推举,出任民主化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一九九二年,他接受斯洛伐克公民投票的结果,同意在天鹅绒分离(Velvet Divorce)中斯洛伐克的独立,捷克斯洛伐克亦随之瓦解。哈维尔于次年当选首任捷克共和国总统,一九九八年连任,二零零三年卸任。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他终于在卸任官方身分之后得以访问台湾,他所有著作的中文正式译本,都在这里自由出版。他曾声明,在访问中国大陆之前,必先来到台湾和西藏,这导致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国的总统从未登陆。一九九五年,他邀请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连战访问捷克,并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会上,公开表明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他创办的两千年论坛(Forum 2000),是台湾和西藏与欧洲交流的最重要平台。在他的强力推荐下,发表〈零八宪章〉的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代表全世界人类的良心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支持。他是台湾人的好朋友,是西藏人的好朋友,也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哈维尔是哲学家皇帝的当代典型。他原是一个生性老实腼觍但又正直而热情的文学青年,喜欢戏剧、诗、哲学和摇滚乐。这种忠实于自我真情本性,而又对于人的自为存在充满探索兴趣、对世间人生百态具有敏锐感触、怀抱同情和拥有精密描述分析能力的人格特质,使他在一九六三年二十七岁那一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青年文学刊物《特瓦什》(创造Tvář)的编辑之后,逐渐展现出他的领袖魅力。

一九六五年,为了维护《特瓦什》的出版权利,他决定公开挑战共产党,在作协纪念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二十周年的会上指控作协当中蔓延官僚主义、死板和偏执,使一些优秀的作家被毫无意义排斥在文学界之外,而哈维尔的反叛,就是“基于一种愤怒、固执、而且常常是不适当的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事”,这使他在作协当中的角色越来越不可或缺,最终成为青年作家小组主席,但在此同时,他则又为边缘作家拥护为独立作家团体主席。

《特瓦什》果真遭到查禁,他判断使官方松绑控制的最好办法,是在诸如是否允许出版某本书或者是否允许发行某个小刊物的“微小”、“不重要”的细节上毫不妥协,他的作法是发动两百名作家进行请愿,再发动联署要求召开作协特别会议。这些作法都是依照制度上所规定的,但实际上却无一不需要得到共产党的同意方可行使,哈维尔对于这一切,则直接诉诸于共产党自订的宪法和作协章程,暴露出制度的荒诞。哈维尔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一个经验,即“不需要和中央进行冗长的、一般性的思想争论,那样会使许多具体的事成为中央的牺牲品;‘只’需为那些具体的事而斗争,并为之做好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准备,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躲在密室里进行斗争,而要把斗争公开化。”

一九六八年一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出任捷共第一书记,他是类似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开明共产党领导人,主张人道社会主义,并推动布拉格之春改革,不幸招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华沙公约组织各国的联合入侵,时哈维尔致书杜布切克,希望给予鼓励,其中的一段文字,正是哈维尔个人政治实践信念的写照。他写道:“任何一个纯道德的行为,虽然不会立即产生看得见的政治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逐渐产生一定的政治意义。”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哈维尔的道德政治观,基于这一信念,他乐观地看待一切召唤人们良心和感动的行动。

在苏联和各国大军压境下,布拉格之春有如昙花一现,杜布切克遭到罢黜,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继任第一书记,在捷克斯洛伐克推动正常化政策,回复共产党党国的高压红色恐怖统治,哈维尔被列入黑名单,蛰居在赫拉德切克,生活受到监控。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包括哈维尔在内的三十五位作家向当局请愿,要求胡萨克于圣诞节特赦政治犯。关于这一次的请愿行动,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认为相对于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帮助政治犯家属的方法,请愿这种不会冒任何风险的行动,只是寄生于政治犯的痛苦并通过这些政治犯为自己树碑的出风头行为。但哈维尔日后也以自己作为政治犯的经历证明,尽管这种请愿对于政治犯获释未必有效果,他们也不会有此期待,但却会使政治犯感到巨大满足,使他们感到坐牢是有意义的,而有助于恢复信心,帮助他们在狱中生存下去。更重要的,这标志着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过程的开始。事实上,请愿并不如昆德拉所言是没有风险的,请愿本身可能被统治者认为是一种公然挑衅,请愿者身分与立场的揭露,更使他们自身完全暴露于政治报复的风险之中。但相较于其它的行动,请愿的确风险较小,如何连这种举手之劳的小事都应付不了,又如何能奢言其它呢?

哈维尔个人则在一九七五年打破沉默,个人上书胡萨克,历数凭借加诸于人民的恐惧感所巩固的国家团结,将会给社会和人性带来多大的后遗症,诸如利己主义、虚伪、冷漠、怯懦、恐惧、顺从和不顾最终结果而逃避所有个人责任的欲念,都被系统性地引进和扩大。一九七六年年初的一个雪夜,哈维尔的一个朋友为他介绍了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哈维尔在他们的音乐中听到了深受世间苦难折磨的人们对于人生的理解,而这只有尚未变得完全麻木的人能够体会的,他自此爱上了摇滚乐,并答应出席两周后宇宙塑料人的地下音乐会,没想到,就在这期间,宇宙塑料人竟以散布危险思想之罪名遭到镇压,音乐遭到查禁,十九位音乐工作者遭到逮捕。哈维尔认为当局对这些非政治性的音乐人下重手,比对付政治异议者更加严重,因为这已是极权主义制度对生活本身的侵犯,是对人最起码的自由和诚实良心的侵犯,对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干涉,哈维尔愤而起身,联系了《特瓦什》的同事伊希·尼麦茨(Jiří Němec)串连全国发起救援,更致书联邦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寻求国际的关注,哈维尔进而联合救援运动中的积极份子,进一步将声援宇宙塑料人的行动扩大为〈七七宪章〉(Charter 77)运动,此因一九七六年三月起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效,他们藉此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切实履行对两公约的承诺。一九七七年元旦,〈七七宪章〉正式公布,哈维尔担任共同发言人,工作为基于〈七七宪章〉就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权状况提出针砭。他随即遭逮捕羁押,〈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和联署人全面受到威胁打压,当年十月,哈维尔以危害共和国利益罪名被判刑十四个月,缓刑三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七七宪章〉运动转型为保护受到不公正起诉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Unjustly Persecuted),从事政治犯的救援工作。

哈维尔进一步从事跨国民主运动的串连,他以自由与权力此一主题,和波兰社会自卫委员会(Komitet Samoobrony Społecznej)合作征集二十国论文,为此他们在捷波边境山中举行三次会议而遭两国政府取缔,哈维尔则以纪念〈七七宪章〉甫逝的共同发言人杨·帕托切卡(Jan Patočka)的名义发表了〈无权力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一文,这是哈维尔的代表性著作,他分析了出现制度惰性的后极权主义体制特征,简单地说,当革命的激情消退后,国家机器的运转则受到一种自动机制制约,要求符合党国意识型态的服从、一致性和纪律,人人为了明哲保身,对于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一切都揣摩上意、虚与委蛇、言不由衷、行礼如仪。他将此一情境与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童话〈国王的新衣〉(Keiserens nye Klæder)相比拟,只要有人敢于揭穿谎言,就可以对后极权主义体制产生无比的冲击。所以他认为无权力者的权力无他,就是在意识、良知以及存在的层次,坚持在真实中生活,并且基于责任感和信任感,经由互助合作的道德力量支撑起一个隐秘的运动空间,即捍卫不受党国支配的社会独立生活与富于人性的领域,则一旦当社会意识普遍觉醒,人们愿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后极权主义体制的荒诞形式展开反抗,党国则将瞬间土崩瓦解。所以哈维尔认为,创造一个与国家平行的社会独立生活世界,才是针对后极权主义的首要反抗策略,而他也深信这种以自发的互助与友爱所型塑出来的社会型态,也是超越以排他和自利为中心的现代民主制而建立新型的后民主主义的可能性之所在。

因为参与组织保护受到不公正起诉者委员会,哈维尔于一九七九年以扰乱安定罪入狱,直到一九八三年始得保外就医,在这段长达四年的牢狱生活中,哈维尔写给妻子奥尔嘉的书信,则于一九八三年首度被汇集成册,此即《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Letters to Olga),哈维尔在狱中对于政治进行形上学的思索,他认为人的自身同一性依托于存有,在绝对视界的层次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存有赋与人在具体视界里的责任,要求人永恒地面对生命的意义,并且将人们的一切言行与努力,永远刻划在神的记忆里。所以哈维尔反对唯物主义的生命观,人不只是活着就好,真正的人需要良心道德的证成与人生价值的实现。

一九八四年哈维尔为其获得法国土鲁斯米瑞尔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Le Mirail)荣誉博士学位所写的〈政治与良知〉(Politics and Consciousness)一文,则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反政治的政治观,他反对视政治为权力和操弄的技术,而主张政治出自人心,应是实践的道德、对真理的服务,和站在人类立场上对同胞慎重的关怀。政治不是政治工作者的专业,每一个常民坚持良知的行动,都是政治,而能对于民族的历史和品格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二零零四年哈维尔的访问台湾,贝岭在幕后的游说乃功不可没,而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我日以继夜地协助贝岭为所委任翻译和校审《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无权力者的权力》、《政治,再见!》以及《半先知与卖文人──哈维尔评论集》等书之工作而辛勤劳动,曾经细细品味哈维尔的思想与每一个文字,对于他的道德政治观十分折服。主流的政治学都是立基于性恶假说来论证民主与分权,而哈维尔和西藏法王达赖喇嘛十四世丹增嘉措虽然都赞同立宪主义,但是无疑地,他们更相信公民社会才能确保民主与人权,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关怀众生,促进共善,把维护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视为一种道德义务,才能根本地防止国家为恶,而这有赖于每个人的良知和对于神或永世存有的信心。这也让我想起了孙中山关于革命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学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倒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行易皆因有信心,信心的来源,则来自对真实或真理的应然追求和实际上人们彼此间的慰藉和打气。从百年前的中国,想到当代的中国。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也走上了后极权主义的体制?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一党领导又堕落为党国元老的家天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则成了党和国家特务与警察暴力统治的掩护,党国不断以违反自己所订的宪法与法律的方式来压迫人民、维持特权,却总以党国意识型态三个代表、新三民主义等可笑的谎话来遮盖真相,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自转的机制,每一个人,特别是共产党的高官,都是体制的工具,在当中表演毫无灵魂与真情的角色,言行表里不一,既荒诞又可怜。但我们也看到了坚持在真实中生活的人们,为维护人的良知和人格尊严在奋斗。哈维尔以个人的体验告诉我们,哪怕是轻微的声援行动,对于那些受到迫害的人们,都能激发出无比的求生意志。这个道理,对于一心谋求两岸和平发展的中国国民党和马英九总统他们不懂,否则,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前的西藏青海抗暴、刘晓波的〈零八宪章〉运动、还有胡佳、艾未未、陈光诚等维权者的遭受迫害,哈维尔怎都先于台湾的总统表达关怀?哈维尔数度为台湾仗义直言,我们的感激与感动,不就只是因为他说了真话,直接表明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并且以称赞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台湾人民捍卫民主自由的勇敢,而为我们的存在带来鼓舞的力量吗?

我有幸参与了哈维尔与中文世界读者相知相遇的过程,感受到他对于被压迫者伟大的同情和勇敢的关怀和付出,我期盼有更多的中文读者在他的文字中获得希望、启发和力量,也愿意追随他的精神和脚步,在天地之间,在权势者和侵略者面前,做一个真正的人。

民国一○一年一月四日十二时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职务宿舍

《自由写作》第77期【纪念哈维尔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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