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原:午花午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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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过《朝花夕拾》,我仿效其名,写篇《午花午拾》,其实不过拾起近几年记忆中的某些事与人,尤其是在基督教会中遇到的,趁这些记忆还未模糊的时候。写下这些,其实也是为了忘却,“午拾”后就此罢手,以后也不会再“夕拾”了——或许这也可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北京与石家庄

我开始参与基督教活动,还是在帝都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的我,有户口的“北漂”,较常去住处附近的崇文门堂。我对该教堂牧师未留下多少印象,因为他们与教友的互动并不多,周日讲道也多请其他地方的神职人员来。在该教堂内我曾参加一次团契活动。此次活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话来自一位普通中年妇女:“基督徒并不都是处境不太好的人,在座就有一些比较成功的”。那次还有两位衣着有些时髦的女白领来参加活动,其中一位穿着低胸衣。她还积极发言,似乎要吸引在场人的注意。崇文门堂并没有专人检视入堂众人的衣着,这与米兰的主教大教堂(Duomo)还是不同的。

在北京珠市口教堂我曾遇到一位年老义工。他与我谈到以前脾气不好,其妻也因此不愿信教。后来他学会控制自己,不再对其妻发火,对方看到基督教确能使人改变,也就成为信徒。这番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后来他又绷着脸提到教堂外有些组织“拉人”入教如何不对,这应该是指家庭教会。

那时我妻有位同事成为耶和华见证人的一员。她约我们多次查经,在快餐店、商场以及我家中。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未成为耶和华见证人的一员。我以为妻与她的朋友关系会受到影响,但几年后妻从厦门回北京并在公园遇到她时,她表现得比较热情,并仍在当地传道。

妻有一嫂,前几年其父因患癌症来北京大医院医治,但最终未治好。作为共产党的老干部,他在临终前放弃原有信仰,改信基督教了。然而,妻嫂至今却仍未信教,并且有她自己的理由,包括她看不上亲戚中的一位教友等等。

在北京期间真正有过交往的教徒其实不多。我在此上学时认识一位同校的基督徒教师,他在美国留学未拿到学位,回国后继续读博士,这样就与我成为同窗。毕业两年后我又见到他,并去过他所属团契。当时他所说话中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的交际范围已经限于教友了。那是在北京的冬季,我们一起穿过寒冷的夜幕前往校园不远处的聚会点,这是一处久未装修的普通住房。

我从北京回小时住过的石家庄时,有次曾访问新华路上的教堂,并想面见牧师。在我方从哲学系本科毕业时(距此已十余年),不仅见过其中一女牧师,还与她就神学问题讨论过——或许用辩论一词更好些,这或可说是“哲学的自负”。此时的我见牧师已无辩论之意,仅想请教问题,包括了解本地教会的情况。然而才与看门人提及想见牧师,他即提高警惕问:“你找牧师干什么?”而后又是数句盘问的话。于是我明白,在他看来牧师并不是想见就见的。写到这里我忽想起福建一位环保局长的“名言”:“你也不要打我电话,一打就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其后我去“三自教会”,总觉得牧师们似有些“高不可攀”,故不该“一找就找”他们。

二、厦门

后来我迁居厦门这一东南海滨城市,并曾参加当地家庭教会的活动。当时我对文革前中共治下的教会颇有兴趣,并认为此期留存史料并不多,需进行“抢救性”研究。我听说该教会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经历过文革期间及此前对教会的诸般迫害,她应是我搜集教会口述史料的重要对象。我并不认识她,于是托与她有交往的资深教友帮去询问。得到的信息最初是积极的,但后来的回答却是比较敏感、不方便云云。于是我不免想,或许是因为对我不够信任吧。可能与此有关,我对研究建国后教会历史的兴趣逐渐降低,终将其“束之高阁”。

妻偶然结识该教会一位女士。有一次她给这位女士发短信,询问周日何时在该教会领圣餐,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在该教会受洗者不能在此领圣餐。然而令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不久后我们从该教会聚会点走出时,她居然主动追上来打招呼,仿佛一直对我妻很热情一般。当时厦门的街头阳光明媚,但也有一些阴影。

该教会中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些人是有架子、自视颇高的,其中某些是因为海归身份吧,有些则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一位已入籍美国者陪在彼失业的太太来厦门后,颇以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为然——这种人称“海龟”并不合适,或许“洋鼋”之类的词方能显其不凡。

在厦门时,我去过号称“中国第一堂”的教堂。在此我发现了用密码箱改制成的奉献箱,或是象密码箱的奉献箱。或许我较孤陋寡闻,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见到这样的奉献箱,以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未有类似的“见识”。该教堂的奉献或真的比较多,以致奉献箱会面临一些“风险”。

在不远处的竹树堂,中年女牧师讲道声音洪亮,甚至可以说铿锵有力。一位新加坡女士在听她讲道过程中就小声说:中国女牧师讲道都这样有力。

也是在厦门,我遇到一位自称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且讲着一口夹杂错误但显流利英语的马来西亚人James。他声称刚到中国时所有证件都被窃走,但这不妨碍他先后住到几位男教友家中,最后又与一位福建女白领慕道者同居。同居的结果是这位女白领从以前租住的较大公寓搬到较小公寓中。而这位不知是否与牛津大学有过某种关系的人则因为向其他教友借钱不还而遭到孤立,并连累那位同居女子也落到相似处境。

在厦门时我还旁听过一次宗教学术会议,会上一位全国“三自运动”要员在发言中提到:家庭教会在聚会中不是在攻击政府,就是在攻击“三自教会”。这种话明显反映出他对家庭教会的偏见。这位要员应该是拿政府工资的,并有某种“阶级斗争”敏感性。而在家庭教会中,确有些人对“三自教会”存有看法,这种种看法并不尽属于偏见。

妻在教会认识了一位女中医,于是和另一位女教友同去看病,拿回来价格不菲的中药。当晚那位女教友就执意要退掉药,其丈夫则对我说吃这些药不放心。此后女中医给妻打来电话,表示也可以给她退款。但她执意不退,并对我说要信任别人。

在搬离厦门的那个傍晚,我得到一位刚刚认识教友的大力帮助。他是一位河南年轻人,热心地帮我办理了一些杂事,包括到校门口叫出租车。无论河南籍人士在中国部分公众中名声如何不佳,我并不赞同地域偏见。

三、太原

从厦门来到这座古城后,我偶然间发现了基督教堂,就在从商业街柳巷随意拐到旁边一条街后。当时我并不清楚教堂的称呼,于是问坐在其中的一位中年妇女。谁知得到的回答竟是:“你应该关注主的道,到教堂来是为寻找主的道,你何必在意教堂怎么称呼?”她又问我是否为教徒,然后似乎还想探究我对教义的理解究竟如何,是否有偏差。

太原有一些天主教村落,其中有的相当知名,比如六合村。我去过在市区范围内一个天主教村,并与正编写村志的退休医生有过一番交谈。他是老天主教徒,在村委会小楼中村志编纂办公室里,却两次对我说“爱国爱教”的提法表明“爱国”要放在“爱教”之上。当我向他指出对上帝的服从应置于首位时,他起身把办公室门轻轻关上,回来后仍继续谈他的见解。

在村委会工作人员中,既有天主教徒,又有共产党员,还有亦为教徒亦为党员者。那时我曾问及该村有多少教徒入党,但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据该村神甫说,村中教民比较团结,故能将教友选为村长,因为他们以为选出这样的村长更有利于维护教徒利益,然而实际情况却未必尽然。我还在村委会见到一位信教的工作人员,他说该村教徒与非教徒相处比较和谐,说完此话他与坐在对面的共产党员妇女主任相互看看,并彼此有些不自然地相互笑笑。

我第一次购买天主教圣经,是在太原天主教堂内。参加完弥撒的一群人挤入了不大的房间,但除我外那晚未见其他人买圣经。这本圣经后来陪伴我飘洋过海,保佑我旅途顺利。

记得我获得的第一本圣经,是二十年前在泉州的基督教堂——彼时进入教堂的基本都是白发人。那次我对教堂执事说我是从厦门来的大学生,她即赠一本圣经给我。这本圣经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我购买的第一本和合本圣经,是在北京的崇文门堂。这是一本黑皮烫金的中英双语圣经,后来妻“据为己有”并时常翻阅它。我在该堂又先后购买了数本圣经及神学著作。这些书随我辗转搬迁,其中少数送人。

太原天主教堂出售的新旧约圣经颇厚,价钱却较便宜,而在基督教堂出售的同类书早已涨价,并且幅度不小。

四、都柏林与米兰

在爱尔兰游历期间,都柏林华人教会给我印象较深的一面就是分歧与分裂,或许海外华人的不和也体现在教会上。我曾在街上遇到一位福建福清人,他对我所说印象很深的话是“所有教会都是有问题的”。他经历过当地华人教会的分裂,目睹了教会的不少问题,最终很少去任何教会参加活动了。

在都柏林遇到比较热心的潘弟兄一家,这位弟兄也是河南人,告诉过我他与其妻曾参加过的华人教会的一些内幕。他反对该教会的操纵者谋求个人利益,并最终被排挤出去。我们曾到他家查经,那时已经是都柏林的深秋季节,但从窗户中透过的阳光仍然充溢大厅。

此次来意大利米兰后不久,我在华人教堂遇到一位同乡,他正欲将酒吧股份脱手。几日后我接一电话,称刚收到我对其股份感兴趣的短信。我相当诧异,表示绝未发过此类短信。电话结束后,我才想起此声音与那位同乡的相似。下次我们在教会相见,他仍一副笑眯眯的模样。然而不久后,当我想询问本地生活信息给他打电话时,他立即挂断,以后也不再联系。

有些人参加教会,或想借机赚其他教友的钱。在米兰,来自中国的传道人曾热心地让年轻教友陪同看房——其实我并未提出这样的请求。他们带我从外远望在底层的狭小房子,并吹嘘此社区如何优秀,诸如高档人士聚居之类。我表示不想租住底层,他们又称其上各层房子租金如何贵,而此租金则如何合理,并称再难找到如此住所。此前他们说过租房要准备一月房租作中介费,三月房租作押金。我明白本人已成为他们赚取中介费的对象。对这种教友们的“热心”,才来当地不久的我又有了一次认识。

米兰一位加入天主教会不久的大学生对我说,他在华人教会中发现一些比较虚伪的人,包括搞按摩店却自称开餐馆者。我听到此只是一笑,未多加评论。

我还结识一位中国籍神甫。与他交谈时他表示成为神甫就算圆满了,主教不过是更大的圆满,而低于神甫者还不算圆满。看来他对其已成为神甫是颇自我肯定的。在厦门时我接触过来自新加坡的牧师,他曾提及其不少亲属仍拜偶像。那时我心里难以摆脱有些“不敬”的想法——该牧师在传教方面或不算成功。而这位在米兰的中国籍神甫谈过他亲属信主之事,他在传教方面或更成功。

有位意大利神甫陪我们去办理居留并做翻译,这是让我们较为感动的事情。当日阴有雨,但我们办完事情时感到较为轻松。神甫告诉我们,他早年进过隐修院,后来决心离开那里,于是成为神甫。

后记

午间花瓣散落不少,这里仅拾起数瓣。轻轻关注一会,就此放手、放手。用我的诗《忆痕》来结束:

心情的轻风
拂过
往事的倒影
泛起
浅碎的忆痕

梦想的散片
如同
星点的波光
归于
静谧的黯淡

林原,历史学博士,目前旅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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