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哲:哈维尔的讲台(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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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哲

得知哈维尔过世的第二天,我们一行三人就上捷克领馆,带了一束野雏菊。到那儿过了下午四点,一位穿保安制服的人委婉地告诉我们,已经下班了,晓得我们纯粹是个人行为后,便好心劝告了一句,领馆会觉得挺尴尬的。当然,我可理解为这是他个人的迷惑和顾忌,几个个人为啥要给一个过世的前国家总统献花呢,似乎有点冒失。

按了电铃,防盗门一旁的对话盒里,一个中国女雇员连续多次发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大概她一下子弄不明白这些人的目的,既不是签证,也非某个机构团体代表。个人表示悼念的行为,仿佛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举动。直到一位捷克人的出现,才知晓了某种程序上的原因。“没得到上级命令,”“命令”两个字是他的原话,也许是使用中文词汇不太确切的缘故,我们应该理解为上级“通知”更恰当,所以没有设一个可以摆花的纪念室。捷克领馆的这位工作人员,不失外交礼貌地表示了感动,把我们迎进房间,站着说了几句,我们就离开了。

任何国家对外机构,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它的国家利益,其中,自会有一套管理程序和规则,此乃常识,也无可厚非。此事让我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哈维尔,一个颇具嬉皮士风格的荒诞派剧作家,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某种意义上,是不是被柏拉图驱逐的诗人,真正回到了那个理想国?或者是一种程度较轻的异化,导致回去以后的诗人,已不复是原来的那个诗人了。简单地说,国家和个人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诗人和政治家又会如何相处。这在哈维尔身上,是集于一身的。

领馆保安的劝告,其实背后是说,个人与前国家首脑的关系不能越位,你们的贸然举动,虽说善意,但会让国家尴尬,好像不得体;领馆的态度纯属程序化,他个人表示,对我们的个人悼念很感动,但上级还没发指令,对前总统的去世应该如何悼念,它的规格、范围,以及跟所在国的政治敏感,都可能是国家要考虑的事。这个潜台词好像是,再崇高的个人行为,你还得纳入到国家轨道。

按理讲,这也是常识。可总有一丝蹊跷,二三十年前的哈维尔,从存在主义的眼光出发,本质上可是质疑和摒弃所有造成人类异化的制度,包括在随时等待上级指令的领馆机构。

我对制度的迷惑,或者过去的那个哈维尔会不会都有无政府主义嫌疑,那是另一范畴的问题,且无政府和政府的互为深化的关系,也不可一概而论。诗人本质上都是无政府主义吗。

买到《哈维尔自传》时的激动,至今记忆犹新。哈维尔的其他汉译文章相继陆续问世,尤其是他的那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寓言般的诠释,撕裂了专制社会里谎言的面具。全然以个人的公民意识、勇气和深入浅出的智慧去对抗那个貌似强大的专制政体,其中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开拓了国人的眼界,启迪了民主的智慧。这时,反抗者和专制政体的道德底线一目了然,每个有良知的公民,都会被唤醒,自由与民主成了人们内心的神祗。那时的政府,仿佛邪恶和卡夫卡似的迷宫融为一体。官僚迷宫,是不是邪恶专制政体酝酿的土壤,答案似乎不假思索。那么,推翻了专制,是否意味着异化人性的官僚迷宫自然消失呢。

恐怕一开始,人们不会也没必要想那么多。从七七宪章到89年天鹅绒革命,一切都那么完美无缺地昭示着诗人进驻理想国的朝圣之途。艺术家的理想、狂热和宗教般的虔诚,在推动民主的进程中起着原动力的作用。这种温和、颇具文明品质的民主革命,不烧车,不砸碎一块窗玻璃,最终撼动了统治多年的专制政权,把哈维尔推上国家总统的位置,他站到了国家的讲台上。这是二十世纪的神话,最为理想化的一种历史进程,整个东欧,包括波兰、匈牙利都先后走上了这条民主道路。

哈维尔站在了国家的讲台上,会不会就不是那个个体的哈维尔了。国家的哈维尔和个体的哈维尔,中间的隔离带能够弥合吗。米奇尼克跟哈维尔的对话中,谈到执政中如何面对旧政权人员的问题,即报复、公正和宽恕的尺度如何把握。如果这时的哈维尔保有个体意识,以此决断政治事务,会不会因此损害另一群体的公正呢。个体和国家决断的出发点迥然不同,纠结自然显现。

哈维尔在一次名为《后共产主义噩梦》的演说中,讲到过去他是个持不同政见者,熟人街头遇到他,往往避而远之,并解释了几点理由,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据此质疑到:“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回避你是仅仅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及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没有一些人只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假若人之初到底性本善或性本恶的视角差异,是造成他们分歧的根本所在,那么他们似乎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问题或在于,哈维尔这样的观点,除了对人性持乐观的憧憬,关键是囿于作为国家总统的感召力需要,即国家政治的需要。布罗茨基一针见血,认为要是哈维尔否定某些乐观的结论,“如此一来你就无法为你的演讲下个响亮的结论,有些事情是随着讲坛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无论是不是作家”。

诗人是否应该用理想的准则去改变现实政治,从大的方面看,答案是肯定的,千万年以后的人类进化总该是越来越趋于那个终极的善。问题在于,从现在的立足点如何改变。这就把诗人落到国家的语境里,否则你的见解和行动便不着边际。要是着了边际,你就不得不放弃部分诗人的理想。

诗人不是个人。或者诗人是最理想的个人。但柏拉图仍然坚持理想国里容不得诗人,或许道理跟国家的本质相关。诗人本质上是最纯粹的人,会颠覆所有强加于人类身上的枷锁。可理想国再理想,也是一个城邦社会,毕竟有国家的意志在其中起著作用,群体的粘合剂没了,国便不成其国,诗人在追求永恒理念的同时,消解了这种粘合剂,所以只有被逐出理想国。

类似的观察,会不会丧失民主理想的维度呢,比如,把他们的争执放在我们国家现实语境中,怎么来审视。要是站在布罗茨基一边,弄不好会消弱民主天平的分量,因为哈维尔在践行着民主,对他的批评似乎不符合实际政治效果。再如,你站在自由主义立场批评一个民主人士,该怎么理解,要是站在哈维尔那边,似乎跟思考的真理做了一些妥协。只要我们在践行民主,任何苛求就觉得有点不合实际、幼稚,这确实两难。

民主的思考和践行,受两方面困扰。一是上述的语境问题,坚持终极真理,可能会触及自由主义软肋,消弱了自由主义力量;另一问题就是,一旦真理的言说,正好与统治者不谋而合,不管统治者出发点怎样,是利用还是权宜之计,民主的思考者到底要不要说出那个真理,如何说出。这非本文议题,但可据此拓宽理解的思路。

为什么讲布罗茨基的见解一针见血呢。不是布罗茨基的道德理想,他对国家和个人本质上是邪恶的一种洞察,也不是诗人对语词描述准确性的苛求。我觉得他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我们可以从他得出的结论中,洞察到国家的某种本质。

国家的逻辑,和作为艺术家哈维尔的逻辑决然不同。一旦哈维尔站在讲台,而且作为国家首脑的身份演讲,那就必然是“有些事情是随着讲坛而来的”,布罗茨基遵循诗人逻辑,碰到政治家的哈维尔,肯定遵循的是国家逻辑。完全可以想象,哈维尔除了这种文化性质的讲演,还要碰到许多国家预算、税收、国防开支、治安稳定等等现实政治事务。我们再想想,其他捷克政党,跟哈维尔会不会就某些问题达成幕后交易,可能哈维尔在其政治助手的再三劝说下,为了民主政权的稳固,某种程度上的妥协恐怕在所难免。再假如,捷克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哈维尔将如何抉择。这种富于想象的假定,只想说明一个事实,艺术家的哈维尔早已让位于国家总统了。这不是坏事,是历史和政治的本质属性。

政治家和诗人没准就是天然的宿敌,一个理想的国家,在人类可展望的有限岁月里,是不需要诗人的。国家的本质,会重新行塑、奴役每一个个体,这或许就是国家和个体的一种关系,这里面无所谓好坏。不理解这种本质,自然会困惑于布罗茨基的道德质疑。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心中悼念的哈维尔,是二十几年前捍卫真理的那个艺术家,如今,跑到领馆献花,碰到的肯定会是讲台上面的那个哈维尔,以及他的国家机构。

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对谈中,也意识到这个层面的纠缠:“而我必须提及某些自己感到的巨大麻烦。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创造性人物,这意味着我痛恨重复自己、痛恨简单化。同时,因为我现在担当的角色,我责成自己千百次的自我重复,向我的听众发出简单明了的呼吁。”

民主政治是所以政治中一种政治,而不是反政治的、理想的乌托邦政治,能一劳永逸摆脱卡夫卡式的生存困境。相反,当下的民主政治现实需要,哈维尔也深诣其道,“我做一个演讲,我意识到我不能使用复杂的长句子,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能够理解的呼吁上面。”

我们可以发问,什么叫“能够理解”,又为什么要顾及这样的理解,国家政治是否真正需要这样的理解。哈维尔的自我反省意识,使得他在演讲的同时会如此发出疑问:“我提出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但当我把它解释三遍之后,它已变得陈腐。从我的角度,我的整个生活都在反对这件事情,我批评由陈词滥调组成的生活。我曾经分析过陈词滥调的语言,现在我发现自己正在面临职业性的重返陈词滥调的诱惑之中。”

这个时候,作家的哈维尔最终碰到了讲台上政治家的哈维尔,一个镜像般的政治寓言,其中的疑惑、反思、奋争、权衡和博弈,更凸显了哈维尔思想的丰厚和深度,以及留给整个文明社会发人深省的教诲。

《自由写作》第77期【纪念哈维尔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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