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漫流:哈维尔与金正日:故事的后事(随笔)

Share on Google+

◎刘漫流

在过去的十二月,如果不是因为哈维尔与金正日隔一天相继离开人世,大概很少有人会将这两位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物相提并论。

时间在搬演出它自身的戏剧,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剧情安排。仅隔一日,可能就是这两个人惟一的历史邻近点。在我这样的人看来,对哈维尔先生这未必是一种不恭,对金正日同志可以算是一种荣耀。但生者毕竟无从确知死者自己会怎么看。

12月18日,哈维尔因为呼吸系统疾病安静地在睡梦中逝于寓所,周围有妻子与几位修女的陪伴。而据北韩官媒晚两日报道称,17日金正日外出视察途中“由于过度劳累”在野战列车上晏驾。网上一时议论蜂起。病房逝世论,阴谋弑父论、武装叛变论……不一而足。

没有足够的理由不接受“视察突亡论”。耐人寻味的是,为何一个国家的正式讣告也会惹来如此广泛的质疑?北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它能否被视为一个现代国家?

其实,对像金正日或哈维尔这样病入膏肓之人,离开人世不会让人觉得太过突然。死亡,甚至包括领导人的死亡于今已不算新闻,将死亡视为国家机密才是新闻。显然,金正日的真实死因仍然属于这个国家机密的一部分,重重铁幕令北韩变成当今世界最令人捉摸不透、最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国。

世人已经通过北韩官媒连篇累牍的报道目睹朝鲜人捶胸顿足的哀号。这一切都是中国人熟悉并曾经历过的,并无神秘可言。什么“山河缟素”、“江河同悲”,正是用来匹配救星、太阳之类神话鬼话;正式葬礼的盛大、隆重和夸张,也恰好跟伟大、光荣、正确的呓语相匹配。

伴随着低迴哀乐哭声震天的人群与广场上飙着泪如痴如狂跳忠字舞、唱“红歌”的人群是同一种人。所谓葬礼只不过是又一次被组织起来的集体表忠心的例行程序——或者用弗洛伊德的术语——一种“被催眠的歇斯底里”。不必质疑其中的真诚,癫狂难道不同样是一种真实的激情?

而在布拉格,同样是国葬,一切都是公开与透明的,捷克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达对心目中这位英雄式人物逝世的哀思。布拉格市民摇晃着手中的钥匙悼念哈维尔,这是为了纪念1989年“天鹅绒革命”,当时数十万抗议民众一起摇着钥匙对专制政权说“你们该走了。”

从12月18日起,大多数捷克人民将度过一个最阴郁、沉重、深情的十二月,悼念这位推动一个国家从极权主义专制和平过渡到民主政体的伟大引路人。自然,也不会没有任何异议,比如一些前政权的既得利益者、老共产党员等等。一位将成为历史的政治人物引发不同的观感本属再正常不过,正如对金正日的种种不屑。重要的是,能否以自由的方式来讨论或表达这一切。

太不一样的制度、太不一样的人,让人想起安徒生那一部著名的童话以及童话中的皇帝与男孩。金正日的显赫已经远远超过了童话中的皇帝,“伟大领袖”、“天赐大将军”、“世界著名的文学家”、“我们星球的卫士”、“所有杰出将军中最杰出的将军”、“众神之神”、“21世纪的北极星社会主义的太阳”、“主体的太阳”、“永远不败的战神”……

Havel在汉语中有不止一个化身:哈维尔、哈韦尔、哈威尔……仍然不足一一对应他给世人留下的多重形象:作家、剧作家、导演、人权斗士、“七七宪章”发起人、持不同政见者、“天鹅绒革命”的主导者、捷克首位民选总统、公民社会教父、世界公民……

我还是比较认同被童话之国多次拒绝入境的诗人贝岭的品鉴:一个真实的人——或者说:一个人;相比之下,金正日只能说是“一个不真实的人”或非人。

一个真实的人是有故事的人,就从打破大多数人的沉默这一刻开始,他忠实于所见,第一个揭开皇帝光着身子没有穿衣服的真相,真相从此不胫而走。言语本身即成为行动,也就是说,真实的言语引发了真实的后果,令皇帝和内臣们的可笑暴露无遗。男孩的故事也从这一刻开始。因为没有行动,就没有故事。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一个人幸福与否取决于他的行动。命运的转折点就在说出真相这一刻,而沉默的大多数却不得不继续活在谎言中,缺乏故事,是因为缺乏行动,因而也就没有属于自身的命运,不得不继续屈从于某种现实命运的驱使。

在金日成猝死后的这十多年,历史本来给过金正日不止一次机会,去扮演说出真相的角色。但是,在皇帝阴影下长大的小男孩,始终未能彻底摆脱高大阴影的笼罩。沉默的男孩一直保持沉默,不穿衣服听任自己沦为另一个光着身子的皇帝——一个安徒生童话派生的最新版本。尽管全世界都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个铁幕之后的国家光着身子。事实上大多数人包括皇帝和他的儿子们可能都早已心知肚明——主义的衣服并不存在。

说服自己相信谎言或恪守集体的缄默——众人的缄默也构成了一个集体——已成积习。一切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谎言不被最后戳穿或让已经受骗上当的感觉好受一点。与其说是因为愚蠢,不如说是因为怯懦。不敢面对自己的人,常常也不敢面对他人。在一出出极权主义的盛大庆典中,从金正日到广场上每一个欢呼着表达忠诚的人,都只是一种需要小心翼翼维护的空洞程序中的辅助环节与微不足道的扮演者。

说出真相并不需要太多智慧,只需要一点点勇气与诚实。常有人会把那位率先打破沉默的男孩视为勇敢的男孩。其实他跟你我一样,并不特别地勇敢,或许原本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甚至男孩自己都不觉得有多么勇敢。

当年青年哈维尔为心仪的“宇宙塑料人乐团”一些成员被捕呼吁——据说这也是导致起草《七七宪章》的动机之一——哈维尔无疑就是那位勇敢的男孩。多年之后,他回忆最初被他们歌声打动的那一刻:“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哈维尔想以此告诉我们,就这么简单,人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他所强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无权者的权力”——听从内心的呼唤,LIVING IN TRUTH!“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

哈维尔形容自己只是“一个奉善良之命的男孩,以头部撞击一座被邪恶之王居住的城堡,直至城墙倒塌,他自己即成了国王,进而英明统治了许多年。”只是因为不惮于面对真相说出事实,不惮于被众人视为愚蠢或无知,是故一个普通的男孩理应被视为一个勇敢的男孩。

哈维尔声称他本来只想做一个“造王者”,却被阴错阳差地推上了“王位”——可能也是这个时代绝无仅有的一位哲学王,——并且将此视为命运之神的嘲弄。政治不会让哈维尔心满意足,总统只不过是他暂时扮演的一个角色,他首先是一个作家,但他没有因此逃避政治。我觉得哈维尔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他不逃避,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政治。这是他跟形形色色的逃避主义者、具有某种道德洁癖的完美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政治并不必然意味着肮脏,也不一定会让一位作家沦为政客。

说出真相的男孩,最终当选现实中的总统。发妻奥尔嘉去世之后,又聚了一位美丽的妻子,一起把总统府布拉格城堡打造成一座美丽的爱情之堡,谱写了自己的安徒生童话。走出童话之后,又回到挚爱一生的创作,写出了他的有关《离别》的人生戏剧。“肮脏”的政治看来并没有埋葬一个真实的人和他的才华。

安徒生童话的结尾可以在现实中无限续写,金正日却无能书写自己的故事。他的一生只是他父亲的另存,作为备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缺乏真正的个性。从精神到形体,他都只是他父亲的一个模仿者,并且还是模仿之模仿。而金日成体制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东亚变种或封建世袭制的历史赝品。作为一个独裁权力的符号,金正日自己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

北韩体制无疑属于典型的极权主义体制,要从表面上维持这种体制的平衡,只有乞灵于神或半神、或至少一个神一样无所不能、无远弗届的人物。任何极权主义体制多多少少都是一种造神体制,何况金氏父子及其家族早已自视非人类。如果说他那位一手遮天的父皇,勉强还可以算是一个半岛之国的米诺斯,金正日顶多只是一个“米诺陶洛斯”式的怪物。离开他在那个小小半岛上为自己搭建的马戏团似的舞台,在国际政治领域,只是一个穿着高跟鞋手握一只臭核弹在人群一隅横冲直撞的跳梁小丑。——一个从灵魂到肉体都僭越了伟大这个字眼的小人物。

即使金正日勉强可以算是一个政治人物,与哈维尔也从来不在一个数量级。尽管在像北韩这么一个童话之国,金正日同志拥有的那种绝对权力是哈维尔先生无法体会也不屑拥有的。被犯罪集团绑架的整套国家机器不得不围绕着黑老大的权力意志运转,不可一势的黑老大所能依侍的只有暴力,以及由暴力制造并强加于臣民的匮乏与恐惧,无关乎丝毫个人魅力。

作为个人,金正日没有故事,正如哈维尔所言,“在每一件事情都预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因为缺乏故事,不得不生编硬造,围绕金家父子的只有无休无止的神话般的呓语或呓语般的神话。——神没有故事,也没有自身的命运,因为一切早已命中注定。

极权主义不仅毁掉了历史,也毁掉了生活、毁掉了故事。

发生在北韩的一切,太像一则活生生的政治寓言——一个反面乌托邦、一个失败国家!人们确实可以指望从中抽绎出某种干巴巴的政治色彩、道德寓意或历史教训之类。而在捷克,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正如一幕幕精彩的现代悲喜剧。《皇帝与新装》式的童话早已画上休止符,哈维尔从来就不是活在传说中,也没有必要把他美化为替捷克人民斩妖除怪的忒修斯。自由与民主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生活又变得生机勃勃,故事也将重新焕发自身的活力。

在北方,金家王朝仍然是一个冬天的童话,尽管《皇帝的新装》仍在现实生活中继续上演,北韩却没有诞生自己的安徒生。现代世界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朝鲜作家或诗人的名字。无所不能的领袖成为惟一的诗人与作者,也是一切文艺活动的总策划、总编剧与总导演,摆在书店里惟一可售的读物就是伟大领袖的全集或选集。

北韩似乎已从现代史中隐身,也必然成为当代文学史的缺席者。极权主义害怕故事,因为讲故事的人是一个个独立的精神自治体——人人都可以在故事里扮演自已的国王。在哈维尔看来,一个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就是一个文学的世界。因此,在极权主义国家,诗人、讲故事的与有故事的人大都会被关进监狱。这也就是有过不止一次入狱经历的哈维尔为何会慨叹:和外面的生活相比,监狱中故事是如此之多。

现在,不穿衣服的皇帝与说真话的男孩不约而同迎来了人生的末日,或进入故事之尾。赞美与诅咒都不失为一种涂油或终傅礼。如果可以让我来选择,我宁愿让他们一个去天堂、一个去地狱!然而,地狱与天堂究竟又是什么玩意?——唉,所有这一切关于地狱与天堂的鬼话,既毁掉了金正日,也夺走了哈维尔!——人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天堂与地狱。一个人的天堂也可能是他人的地狱!可悲的是,有一些生活在地狱中的人至今仍然以为自己一直生活在天堂里。

骗子与傻瓜的区别只在于,骗子知道自己在行骗,而傻瓜不知道自已的傻。但事实可能是,无论是童话中“善良的”老大臣还是“诚实的”官员,都已经在刹那间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却又不敢承认,尤其害怕被别人发现。全部仍然各怀鬼胎在游行庆典中煞有介事地托着空气一起开步走,装作不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见。

皇帝光着身子已属于常识,荒诞在于,心照不宣也已成为一种常识。基于常识轻易地道出真相反倒显得不够明智。——“这可是最可怕的事情。”我忘了最后这句话的出处。

《自由写作》第77期【纪念哈维尔专辑】

阅读次数:10,194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