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仁:从童年走向死亡(回忆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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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仁

3 “解放”和土改

我妈妈叫卢凤仙,生于1922年农历正月初十,是邻村城家里人。城家里在我们西河西边,相距2华里,从窄木板搭成的便桥上过一条小河,走一会儿就到了。我外公叫卢念伦,外婆叫周义音,他们和我大舅章池都是朴实忠厚的农民,家境一般,虽然不算富足,却也衣食无虞。本来我还有个小舅,名叫章和,早年在我父亲的汽车连里当兵,后来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处寻找和打听了很长时间也没着落。我还有个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嫁在我们西河东边十里处的大村镇李宅,也是一个普通农户。

妈妈小时候只读过几天书,认了一些字,没学什么知识。但是她很聪明,跟我父亲结婚后随汽车连跑南闯北,见了许多世面,也积累了不少学识。回到故乡,重新当了农民,她基本上是独力肩负了维持家计的重担,被贫穷和艰难困苦压得气都透不过来,却一直顽强地挺着,决不向生活低头。插秧、踏水车、割稻,无论什么农活,她都是一个人干,从不请人帮忙——事实上也没钱请。日复一日地光脚在水田里劳作,她的双腿经常爬满蚂蝗,收工后用鞋底拚命拍打才能清除,结果双腿总是布满血痕,而且经常肿胀,我和哥哥看了都很难过。

妈妈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因此,尽管全部心思都放在四个儿子身上,却不可能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关照儿子们。这样,我和哥哥就必须经常自己管理自己,而且要经常代替妈妈干些事情。

一天下午放学之后,哥哥到田里去帮妈妈干活,我留在家里照顾三弟四弟。天气很热,我提起木桶到门前的塘边取水。这是一口很大的塘,水清澈而碧绿,夏天开满荷花,大鱼小鱼穿梭其间,我闲下来就要去看。有时,大人们把水车架在塘边往田里车水,我觉得好玩,也忍不住爬上去踏几下,可惜总是很快被赶下来。……我走到长石板上,把木桶放下塘,盛满水往上提,不料没提上来,却被水桶拽了下去,扑通一声栽进两丈深的塘里。

正好从塘边路过的大阿公,我爷爷的哥哥,当地的保长,看到这情景,没有停步,只喊了声“贵仁落水了”,就扬长而去。

没人听到,自然也没人救我。

幸好我已经和村里的孩子们在村西小河中戏过水,所以,虽然还没有学会游泳,落进塘里也不惊慌。我屏住气划了几下,伸手抓住支撑石板的圆木柱往上爬,很快爬到了石板上。

过了不到一年,1949年春,情况就有了变化。

那天夜里响了一阵零星的枪声。我没有听到,只是被妈妈用被子捂住了身子,同时听到妈妈低而有力的命令:“别动!”

第二天,我才听妈妈说:“解放了!”

随后那段时间很热闹,妈妈也格外忙碌。她是贫农,又有一点文化知识,所以被任命为乡农会代表和妇女主任,经常出去开会。不久搞起了土地改革,斗争了地主恶霸。我有时去看热闹,在一次斗争大会上,看见大阿公脖子上挂了牌子,低头弯腰站在台子上,许多人指着他又喊又骂又打。其实大阿公也是个忠厚善良的农民,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只是当过保长罢了,所以是敌人。后来听说大阿公判了二十年,算是运气不错的,因为附近几个村子有好些人被枪毙了。

那阵子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和村里孩子们一起从祠堂拿出各种兵器,扛到肩上在村里村外游走。我喜欢“背大刀”。走到桃树掩映的溪边,我就忍不住抡起大刀砍水,甚觉有趣。当然,这种机会不多。

虽然解放了,又搞了土改,我们的生活却大体上和从前一样,没什么改善,只是家里分到了二亩田,耕作更忙了。吃的东西似乎好了点,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麦麸皮做的所谓“麦炊”,几乎见不到鸡鸭鱼肉,连大米白面也很难见到——不用交租了,却要交公粮啊。

4 大西北生活初年

1950年1月,爸爸经人介绍到大西北参加铁路建设,妈妈和哥哥、四弟同行,我留在爷爷身边,三弟送到城家里外婆家。三弟在外婆家自然过得不错,很受疼爱。我可没那么舒服,除了去学堂读书,还要给自己和爷爷烧饭,当牧童放牛。那头老黄牛很野,动不动和别人家的牛顶架,有时还顶人,连我的肚子都被它顶过。我苦不堪言,但是无处诉说,只能咬着牙忍受。好在到了9月,妈妈就回来把我和三弟也接到爸爸的工地去了。坐了两天火车才到达和甘肃交界的陕西西部凤阁岭附近,住进一孔窑洞。那个地方很荒凉,但是有流水清澈的小河,可以到里面捉鱼苗,倒也好玩。偶尔顺着蜿蜒陡峭的羊肠小道爬上凤阁岭,那就更好玩了。岭上不仅有庙,还有各种商店和杂货摊,是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的地方。最不好玩的是自己的家。那孔终日黑暗的窑洞,我们弟兄几个除了吃饭睡觉,都不愿意呆在里面。

爸爸当然很少在家。他参与修建的宝天铁路工程任务很紧。除了施工,还经常要开会。我不仅听爸爸说,还从一些小册子和连环画中得知,当时在搞什么抗美援朝,还在搞什么三反五反。爸爸天天上完班就要参加“打老虎”。同事中好些人被揪出来当“老虎”打,听说常常是吊起来打,有的把腿都打断了。爸爸回到家里和妈妈说起这些事情,总是忍不住叹气。

那段时间好像只有过一件大喜事:1951年农历十月的一天,爸爸天不亮就起床,把窑洞前面的院坝扫了又扫,以此迎接一个新的生命。啊,真不错,在生了四个儿子以后,妈妈终于生了一个女儿。全家都很高兴。这是我的大妹妹,因为是寅时出生的,所以取名为寅正。

5 从此长居西安

宝天铁路竣工后,交通部和铁道部分了家,爸爸从此忙于修公路了,常年在各处工地管材料,但把妻子儿女迁入西安居住。先住在火车站附近东七路西口的和平旅社,很快搬到西七路的一间地坑似的小房子里。我和哥哥茂忠在东七路小学读书,还是同班。我学习成绩好,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比哥哥强,竟然动不动就打他。哥哥一直不还手,我更觉得自己比他厉害。妈妈看不下去,一天晚上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说:“茂忠,你和贵仁摔一交,不许让!”结果,哥哥一上手就把我摔倒了。我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哥哥一直在让自己。

成立不久的共和国似乎取得了很大胜利,到处敲锣打鼓。听说志愿军在朝鲜打了好多胜仗,消灭了千千万万美国鬼子。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热火朝天,连资本家都变成了普通工人。当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也挨过打,有些还戴上了什么帽子。我们家的情况表面平静,实际上却很不妙。爸爸的工资不够家用,妈妈只好整天给别人洗衣服,但也挣不了几个钱,有时竟然连粮食也买不起。我饿得受不了时,就到对面一个单位的院子去偷梨吃。还好,没让人抓住过。

后来妈妈考进建筑公司卫生所当护士,家境才略有好转。但是把爷爷和外婆都从老家接过来了,钱还是不够用。

我在东七路小学读书时,很喜欢读闲书。偶然见到过贝多芬小传之类的小册子,又惊又喜。不过更吸引我的还是街头小门面中的小人书,其中有许多是讲古代故事或外国故事的。几条长长的矮凳挤满读者,大家都兴致盎然地捧读自己喜欢的小人书,那种情趣多诱人啊!何况很便宜,一分钱就能看一本。但我根本没钱,所以只能在别人背后俯身偷看,和别人一起从头看到尾,看完一本再看一本,或者在一个人背后看看,再到另一个人背后去看。每天中午一放学,我就赶到那里做这门功课,只留下很短时间回家吃午饭,有几次竟连回家吃午饭都顾不上,就急急忙忙直接又赶到学校去上课了。

西安火车站附近,包括道北,居住者以解放前挑担逃荒举家西迁的“河南担”为主,因此这片地方的通用语言是河南话;其他各省来到西安后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不多,也就跟着说河南话了,而且在学校里总和河南籍的孩子联合起来,合力欺压为数很少的本地孩子,动不动就斥骂道:“靠恁妈,此地猴!”我在那个时候练得很地道的河南话,后来几十年中还每每用来蒙人,使交谈者深信我是“郑州人”或者“荥阳人”。但我说河南话的时间很短,后来就以说西安话为主了,必要时则说普通话。当然,在家里和父母或同乡人一直只说我们的东阳土话,那是外地人根本听不懂的。

在西七路的地坑住了没多长时间,我家又搬到距离不远的尚德路。在那里也没住多久,因为妈妈工作的建筑公司从北大街迁到西南郊的边家村,我们就跟着住到公司大院的宿舍去了。

《自由写作》第78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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