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泊:亲近死亡(中篇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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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泊

第一次自杀是在文化革命中,是大河上下都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打得正火热的时候,我和我们学校那位最漂亮的女同学共同经历了一次自杀。不是殉情,是类似“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自杀。爱和死是文学的永恒主体,如果那一次的自杀成功了,我们俩或许就能成为以后小说里催人泪下的男女主角,让不定是哪位善于钻营的作家发个小财出个小名。可惜那次大义凛然的自杀被我动物的求生本能给掺了杂面,让壮烈变成了闹剧。

但以后我再回忆起那次没成功的自杀时,也并不觉得十分可惜。如果那次自杀真的成功了,我就没有那次自杀以后的经历了,我哪儿还有以后的风风雨雨呢?然而却可惜了刘琴那如花的年纪,可惜了她那似玉的身躯。她真不该自杀。如果她没自杀,以后的日子过得肯定比我精彩得多。因为她比我的能耐大得多。

那是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守在一幢楼上已经好几天了,几乎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我们的组织名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委员会”,简称“红造委”。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是“红色革命联合总部”,简称“红革联”。他们已经攻进了我们楼下的一二三楼,把我们的水电都给切断了。所幸的是前天下了一场大雨,让我们把所有可以用上的容器都盛满了水,这才能让我们吃下去难以下咽的干馒头,让我们的战斗力得以维持。

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周围造反派的据点一个个地都被老保们给攻下来了,我们已经被孤立。前天离我们最近的战友是六中的“造反军”,他们守的大楼已于昨天晚上被攻下来了。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战友是十一中的“拚死兵团”,离我们足有五六公里远。指望他们能冲这十来里地的七八道重围来救我们出去?没门!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能硬撑几天呢。

现在我们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而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有二百多人。

前天晚上,当我们还有二百多个人的时候 ,我们“红造委”的第一号服务员李向东给大家下了死命令,严令我们死守到底。他让大家下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说是要大家宁死不屈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当时就有人情绪不高地嘀咕起来,说是渴得嗓子眼都冒火了,干馒头都难咽下去,浑身没四两劲,再坚持下去就是做无谓的牺牲……

李向东马上脸色就变了,正要发火,楼下劝降的喇叭又喊起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消灭一点,舒服一点……红造委的同学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革命不分先后……”他们攻进一楼后就把电闸给拉了,我们的喇叭就成了摆设,只有天天听他们叫唤:“……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你们还想再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这几天他们老爱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的这段话,把我们比做被围在青龙集的杜聿明们,而他们则是一身正气的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还是做点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毛泽东的话说完了再说他们的话:“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共产党人是允许人犯错误的。如果你们再坚持下去,那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了喂狗,狗都不吃……”

两派之间的宣传形式和内容都是多种多样的,从庄重威严的毛泽东郑告话到市井泼妇式的骂街撒泼,只要对自己一派有利而又不是反革命的东西都可以从喇叭里喊出来。现在楼下到处都贴着大标语,有“烘糟尾(红造委),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烘糟委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而我们在五楼平台上也树起了“红肿(红总)必亡”之类的标语。

“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也就是我们党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一百五十瓦的大喇叭声音宏亮:“再说一遍:胁从不问。我们只追究红造委的首恶分子,一号服务员李向东的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再强调一下,只追究李向东一个人!其余人员只要放下武器回到毛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律作为胁从处理。再强调一下,只要放下武器,一律胁从不问……”

大伙都没吭声,渴得连说话的唾沫都没了。水定量供应,吃一干馒头只能喝一口水,早就没劲了。我们都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躺着,像是在聚精会神地听楼下的宣传。反正又没别的事干,不听,还能把耳朵塞住?

“谁能把李向东押下来,谁就立了大功,就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重大立功表现,就可以立功受奖……”红总的女播音员声音圆润甜美,很好听。可就是有股子故意装出来的凶狠劲,就像小孩子在讲鬼故事吓唬别的孩子。

“别听了!都别听了!!”李向东猛地蹦到了我们用桌子搭起来的了望台上,大声喊道:“唱歌唱歌!咱们唱革命歌曲!”他右手掂着长矛,左手挥动着打起了拍子:“拿起笔,做刀枪!预备,唱!”就听到他一个人的歌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这一句还没唱完他就不唱了,因为大家都没跟着他唱。

“张卫东!你为什么不唱?!”擒贼先擒王,他远远地用长矛指向了我们的第三号服务员张卫东的头。张卫东过去总是和他争第一号服务员的交椅。

“口干,没劲。”张卫东身在装满沙子的沙袋上,漫不经心地回答。

“你!你你!!就是你这种投降主义的情绪在影响大家的士气!!!”李向东有些歇斯底里了,狠狠地一挥长矛喊道:“开会!马上开……啊!”那个“会”字还没喊出来,他就被一块半截砖打中了胸口,一头栽了下来。

这是红总的打手们从外地学来的新招:能发射砖头的大弹弓。他们用架子车内胎绑在两棵树之间,或者是绑在架子车的车把上,用砖头当子弹,一个强壮的人用力像拉弹弓一样把皮条拉直了,打出来的砖头可以飞到五六层楼那么高的地方。红总的人在对面的教学楼上架了好几个这样的大弹弓,打得我们只能紧贴着女儿墙走动。我们已经有十几个战友被这种弹弓打伤了,其中有个被打成了脑震荡,一直迷迷糊糊地在地上躺了好几天了。李向东就是挨了一块这种弹弓打过来的半截砖。

看来敌人的准头是越来越硬梆了,天黑成这样还能打那么准。于是站着的人马上就都弯下了腰低下了身子,就像电影里的战士们躲炮弹一样。有几个人把李向东拖到了女儿墙的后面,李向东捂着胸口一个劲地直哎哟。

“向东,这样下去可不是事呀。”张卫东趴下身去,手脚并用地移到李向东身边。他的贴身卫士也采用同样的姿势围了过来。“再这样下去就是自杀了,我们得保存革命火种。”

“你真想投降敌人?!”李向东马上停止了哎哟,伸手从腰间抽出了匕首。但看到张卫东那几个心腹们的手中也都有匕首的闪光,就僵住了。

“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咱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张卫东早有思想准备,不计较李向东的态度,还是不紧不慢地说:“谁愿意跟你留下来,就让他留下。愿意下去的,你也别拦了。当然了,现在这情况,你就是想拦也拦不住了。毛主席不是教导过我们吗:战争的目的首先是要保存自己,其次才是消灭敌人。”

“你想得美!他们能饶了你?”李向东紧盯张卫东,一语道出要害。

“那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你就别操心了。我看你还是多操一下你自己的心吧,你要是再不给大家留条生路,说不定会有人把你抓下去立功的。军心已经不稳了。”张卫东还是温吞吞的说话:“我看还是让大家都表一下态吧:谁愿意跟你再打下去,就让他留下。我带着不想死在这儿弟兄们下去。我们悄悄下到四楼以后,你把通往五楼的楼梯封死,封死后我们再跟他们接触。”

每层楼的楼梯那儿都焊了几层铁栏杆铁门,再用装满沙子的麻袋堆出一个洞,只能容纳一个人爬进爬出。张卫东的意思是让我们牺牲四楼的阵地,让他拿去当投降的见面礼民。李向东知道在目前严峻的情况下的人心所向,知道他已经压不住阵了。李向东明白,如果他言语少有不慎,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几个战友把他摁倒在地,把他送到红总的服务员面前当“立功赎罪”的大礼。

结果是李向东眼巴巴地看着张卫东带着一百多号人下楼了,五楼就只剩下了我们三十多个人。我看了看,这三十多个人并不是因为“革命意志坚定”而留下的,是因为他们大都背负了“血债”,也就是说他们都曾地红总的同学们身上实施过“武卫”,被他们“武卫”过的红总的苦主们是不会饶了这些打手的。剩下的几个就是“红造委”的大小服务员,就是所谓的“首恶”。按“首恶必办”的原则,他们下去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按说我有下去的资格,因为我没有血债。但我留下了,全都是因为刘琴,我从内心深处默默地喜欢她。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李向东都是一往情深地毁到她手里了,所以有时我还真相信“女人是祸水”这条定理。

那时候人都正经,男女相悦的表现方式不像现在这样直白,都只敢用含义不明的积极性来代替语言的表述。而女同学对这些积极性的眼神理解得最清楚,也最能利用这积极性。

别看名义上刘琴只是我们组织的第二号服务员,实际上“红造委”就是她发起的,李向东就是冲着她才当了“红造委”的头头的。如果不是为了刘琴,李向东很可能就当上“红总”的头头了。“红总”的人比我们多几倍,他的几个好朋友都在那个组织里“当官”。

刘琴是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她人材出众能歌善舞十分招人眼球,再加上她能说会道的一张好嘴,真是天生的当官的料。我也是因为和李向东相同的原因才混到“红造总”里的,但我不像李向东那样能风风火火左右局势。进了‘红造总“没多久我就明白我是上了刘琴的当了,她们两个一嘀咕,事情就定下来了。在他们眼里我纯粹是个无足轻重的跟屁虫。当然了,如果她们倒霉了,我肯定就是殉葬品

然而恋爱(我应当不是恋爱,是单相思的喜欢)中的人都爱犯糊涂,我也是铆足了劲犯贱。只要刘琴能给我个好脸,我就分不清白天黑夜了。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后来我也想了,历史有不少本应大有作为人男人都是这样被毁掉的。

张卫东下楼前曾叫过我,他知道我对“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口号并不信服。然而刘琴不失时机地站到了我和他之间,向我微笑着说“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毛主席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那双乌黑的大眼睛盯着我,似乎藏着一汪深情。

她只要想让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爱用这个法子。那双乌黑的眼睛曾让我萌生过无数希望,凡是这时候我更觉得她真美。于是每次都能让我“灵魂深处闹革命”,让我按她的意思去做。这一次当然也不会脱俗,我就留了下来。背后听得张卫东冷笑一声:“值吗?”

到以后再回忆起那一段经历的时候,就发现她如果想让李向东做什么事也是采用的同一方法,也是只用一个眼神便能达到目的。

后来我就刻意学会了一支乌克兰民歌:“黑色的眼睛,少女的眼睛,乌黑的眼珠,明亮晶莹。黑色的眉毛,美丽的头发,是谁叫你呀,这样迷人……”一直唱到现在。

*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刘琴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真是邪了门了。

尹小星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我曾暗中喜欢过她。她可望又可及,上课的时候我天天都能见到她,能跟她说话。刘琴则是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生,比尹小星的级别要高得多。她就像画上的明星一样,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了。但真得感谢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乱了班级的界线,让我能接近她了。再加上我自我感觉她对我似乎还“不错”,就把对尹小星的那份情用到了她的身上。这可不是见异思迁,因为我跟尹小星本来就没什么。

刘琴在文化革命前就是个爱出风头的人,再加上人长得漂亮,搞得全班女同学都嫉恨她。男同学们大都喜欢她,却没什么用,男女界线太严了。而她们班的班主任是个姓历的女老师,漂亮的女生不可能像在男老师那里“吃得开”,而历老师又不喜欢刘琴那华而不实的作风,所以连个文娱委员都没给她当。对此她很是愤世嫉俗。

文化革命开始后,她的才华就有了用武之地,上窜下跳十分活跃。但因为她是个女生,做有些事情就有些力不从心。比如说“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吧,其实就是打架,她就不行了,就得依靠男生。于是她一开始就拉上了李向东,让我也迷迷糊糊地跟了上去。

那段时间我们学校的每次惊天动地的大事都少不了她,都是她冲在最前面。先是“破四旧”时她和李向东领着一群人把图书馆里的书都搬到操场上一把火烧了,又爬到旁边土地庙的房顶上把琉璃瓦都掀下来摔碎。斗牛鬼蛇神的时候她率先给她嫉恨的班主任历老师剃了个右半边(表明历老师是右派)净光的阴阳头,又逼着历老师跪在炉渣上向毛主席请罪,还拿小泡插在历老师耳朵眼里燃放,说这才叫“震聋发聩”触及灵魂,要让历老师听听“阿芙乐尔巡洋舰的无产阶级礼炮声”。折腾才两天历老师就觉得太没做人的尊严了,就上吊死到了“牛棚”里。后来她拉着李向东争红卫兵的领导权,再后来就成了现在这样子。

老天有眼,张卫东他们下去后又下了一场大雨,我们有了水喝,就能吃下去东西了。肚子饱了就有了点儿劲,就增强了一些坚持下去的信心。也许会有战友们来救我们吧。

张卫东投降后就在喇叭里劝降,连劝带骂喊了一天。不过我想红总的人也没指望张卫东能劝降成功,我们要想投降,那天还不跟张卫东一块儿下去了?

今天红总的人就不让张卫东劝降了。当叛徒的都没好下场,这是历史早已证明了的。他们在对面楼的平台上抬上去了三个书架,把张卫东和他的两个亲信梆在上面,呈“大”字形晒了半天。然后又找了个手摇电话机,引出两根线夹在张卫东身上,把他摇得鬼哭狼嚎连声惨叫。这是对我们的示威,是杀鸡给我们这些猴们看的。

“活该!”李向东躲在女儿墙后面,咬牙切齿地说“叫叛徒也尝尝叛变革命的滋味。”李向东被那一砖头砸得闪了腰叉了气,时不时地还能咯出点儿血来,全没了前几天的武士风度。歪歪斜斜的倒有点儿像林黛玉了。

“咱们怎么办?下一步该轮着咱们了。”有人悄悄问。

“……”李向东没回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刘琴也不知道。

每两层楼之间的铁栏杆是我们两军之间的前线,是缓冲地带,攻破每一层栏杆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双方在铁栏杆的两边都是互扔砖头瓦块互射弹弓,大刀长矛都派不上用场。要想攻破一道防线,就得有不少敢队员被抬下阵去,即使穿着铝制盔甲拿着盾牌也难以幸免。

但从昨天起我就觉得形势大为不妙了,他们不再乱扔砖头瓦块了,他们找了一批打弹弓的好手,用大螺丝帽大钢珠代替了石子。这家伙的射程远准头硬杀伤力大,让我们根本没法子靠近铁栏杆防守。而他们则是弹弓手们掩护着他们敢死队向前冲,就像坦克开炮掩护步兵打冲锋一样。眼看着处境越来越不妙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退到五楼平台上的刘琴两眼发直地盯着绑在对面楼上的张卫东,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大家表决心。“宁死不当叛徒!当叛徒决没好下场,张卫不就是榜样。”其实她想当叛徒也没资格了。她是红总的头号敌人,比李向东还招人恨。红总的人都清楚,我们的每次行动都少不了刘琴的策划。她绝对是“首恶”。

特别是上个月,我们有一次成功的夜袭,对红总来打了一次伏击战,抓获了他们去十一中开会的头号服务员刘兴华,并让他对刘琴有了刻骨的认识。

那一夜刘兴华真是受够了人间的罪,我们对他用尽了我们能想起来的各种刑罚,兴高采烈在看着他哭爹叫娘。刘琴异常兴奋,说电影上日本鬼子对共产党用电刑,今天咱们也试试新鲜。于是她找了部手摇电话机,接了两个夹子,分别夹到了刘兴华的嘴唇和鼻子上,据她说那些地方最敏感。然后她就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地摇电话机,把刘兴华摇得没了人腔。后来刘琴又把夹子夹到了刘兴华的乳头上,摇得刘兴华嚎叫着尿了一裤子。

后来刘琴说那天晚上是她最幸福的一夜,因为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能用暴力让革命的敌人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体验到作为革命者的幸福。看到那么强壮的男人能在她的手下哀号,让她真正体会到了革命的力量。

却没想到第二天早上红总的人就强行攻占了我们的那个据点,不但救走了他们的服务员刘兴华,还差点儿没把我们的刘琴给抓走。自那以后红总的人就学会了用电刑,张卫东他们正享受的电刑就是刘琴教给他们的。不用说,刘兴华他们如果能攻下我们这个据点,刘琴绝对没好下场,不死也得让她脱三层皮,肯定也得“请君入瓮”让她尝尝电刑是什么滋味。

“造反不怕死,怕死就别造反!”刘琴又笑了,扭头看看我,又看看李向东。她的意思我们俩都无师自通,那意思是你们俩都得听我的。“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革命者不怕死,怕死的别革命。先烈们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了。”

说完刘琴站了起来,身上的旧军装已经脏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这些天没水,又天天摸爬滚打,衣服都是又脏又烂。但刘琴穿什么衣服都合身,都能显出她的线条来。她又冲着我们俩笑了,笑得真美:“咱们唱支革命歌曲吧。”她跳舞唱歌的时候最美。最显得她鹤立鸡群,这一点她知道得很清楚。于是不等我们俩表态她就唱了起来:“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唱着还踮起了脚尖仰望天空,双手上举,好象是要寻找北斗星在哪里。然后又低下头把手放在胸前,似乎要摸一下毛泽东在不她心里。

“嗖!”的一声,一块半截砖从对面的楼上飞了过来。“咚!”,擦着刘琴的头发稍落到了桌面上,把桌子砸了个大坑。没有任何人的命令,我们全都趴下了。刘琴趴得最快。

等到天黑下来的时候,红部的人趁黑发起了总攻。战斗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今天是彻底完蛋了。以往的攻势都是大同小异,我们基本上还能做到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互有得失。这次却大不一样,一交手我们就乱了方寸。他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两个大功率的探照灯,对准了四五楼这间的铁栏杆。雪白刺眼的白光直射着我们守在铁栏杆后面的战友们,搞得我们像是刚从洞穴里挖出来的田鼠一样,眼前一片花白什么都看不清楚。当时我就想起了这就像夜里抓麻雀,手电筒照住黑暗中的小麻雀它就懵了,都得昏头昏脑地束手就擒。

战局对红总有利,他们的人就打得从容不迫有章有节。他们的弹弓手站在探照灯后面不慌不忙地瞄准射击,螺丝帽大钢珠一打一个准。因为我们都怕被击中,不敢靠近铁栏杆,不一会儿栏杆就被撬开了,我们的前线就崩溃了。战友们都抱着头跑上了五楼,有个68届的小个子大概被打瞎了一只眼,眼角处流着血一个劲地嚎。身子抖得像没杀死的鸡一样。

眼看着在探照灯和大弹弓的逼迫下我们的防区越来越小,后来就被压到了最里面。对面是灯光白花花的一片,战友们时不时有人哎哟一声便往再撒几步。“撒上平台,准备跟他们拚了。”刘琴大喊一声,赶忙转身往上爬。其实不少人在她之前就已经爬上楼顶平台了。

稀里糊涂地大家就在楼顶平台上混战起来了,难分敌我。他们的弹弓是用不上了,但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几倍,而且都是斗志旺盛的生力军。尽管我们是背水一战困兽犹斗,还是没一会儿我们就垮了。当时太紧张,以后回忆起来情节都不太连贯,不少地方都像一幅幅静止的画面。就像放幻灯片那样。只记得有几位战友不久就被戳翻了,有几位战友举起长矛投降了。我们三十多个人被他们分割成了几片,都被围了起来。我和刘琴、李向东和一个67届的大个子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里。只听得长矛的相撞声叮叮当当的。

不一会儿大个子就被戳翻了,捂着肚子上的伤口嚎叫着在地上滚来滚去。细长的腰折成了直角,拧来拧去地像一只刚撂到锅里还没死的大虾米,似乎挺滑稽。刘琴喊了一声“快跑!”,但往哪儿跑呢?紧接着就听得李向东也惨叫一声,他也被戳翻了。大概红总的人认准了他是第一号服务员,大部分人都冲到他那边去了。估计有些红总的人苦大仇深想让李向东多受些罪以解心头之气,十几根长矛就只往他大腿屁股上戳,戳得他杀猪般地哀号。

“跳楼!不能让他们抓住!!”刘琴也看到了李向东的惨状,一纵身爬上了女儿墙。“来,咱们俩死在一起。”把右手伸向了我。这是个楼角,已经没别的地方可逃了。扭头看到红总战士正向我们俩合围,再回头看看她对我充满期望的漂亮面孔,不假思索我就爬了上去。

天哪,这么高!这么吓人!!一爬上去我就清醒过来了。我有恐高症,这会儿哆嗦着腿站在一砖宽的女儿墙上。一边是十几根马上就要戳过来的长矛,一边是十几米的黑乎乎的深渊,我一阵发懵,却又有些清醒:我这是图的什么呀?!我……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共产党万岁!”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刘琴喊了一声就拉着我跳了下去。真的,我完全是被她拉下去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吧,尽管来不及反应,不知怎么搞的我却本能地多了个心眼。她拉着我往楼南面跳,而我因恐高害怕,就像留恋那道女儿墙一样往后趔了一下,这一趔就形成了她在前我在后的格局,我们俩一前一后坠落了下去,真有点儿像小说里写的一对儿殉情的恋人。

但如果这段经历真要是能写进小说,那就应当是我们俩手拉手一起落下去,应当是俗话说的“比翼双飞”。如果非要分个先后顺序的话,那就应当是男在前女在后,男人的脑袋应当比女人的脑袋提前一步砸在地上。像此类危险事件,一般都应当由男人先给女人探路做准备,这才叫男子汉几度绅士气派。做这种事不应当遵循女士优先的原则。但我那怕死的稍一滞留却让她先下去了,而且又转向到了楼的东面。楼南面是坚硬的水泥马路,东面则是一个花园。我那不值得写进小说的本能在我还没来得及选择的时候就发挥了作用,不但救了我一条命,连个轻微残废也没落下。这就是命,对吧?谁不相信,可以自己去试试。

等到我真正“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那天中午了,是在医院里,她也在医院里。那天夜里我们俩都摔昏过去了,所以红总的人也没对我们俩怎么样,只是把我们俩抬到一间空屋子里,锁上门让我们俩在水泥地上躺了半天。

其实没多长时间我就迷迷糊糊地醒了。可是当我醒来一睁开眼睛,我就明智地想到最好我还是别醒过来,关键是别让他们知道我已经醒过来了。如果红总的人知道我已经醒过来了,肯定还得再把我打得昏死过去若干次。于是我就又“昏迷”了过去,就像我从来没醒过来过一样。不管红总的人怎么用长矛拨拉我戳我,我就是装出一副人事不省的样子。我装死狗,怎么也不睁开眼睛。而刘琴可一直是货真价实地昏迷着的。

尽管我可以忍着饥渴不吃不喝,却有泡尿逐渐憋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正发愁着我这“昏迷”状态要装到什么时候,外面一阵大乱,红总的人都跑了出去。原来在我“昏迷”时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红色电波”(其实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了态,说“八。一八公社”是革命的造反派组织。我们这一派各单位的革命战友们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立刻就组织了全线总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们的表态,等于把我们的对手宣布成了反革命组织,他们立即就树倒猢孙散,只恐慌逃跑都来不及了。大获全胜的战友们把我们这些幸存者都送进了医院,没什么说的,我和刘琴和李向东都成了英雄。

很快我就出院了,没落一点儿后遗症。而刘琴的腰却被摔断了,落了个高位截瘫。不能自己走路了,出院时就坐上了轮椅。听护士说她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妈的,男人都他妈靠不住!”别人问她说了什么,她就什么都不再说了。

李向东也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也残废了,架着双拐出院的样子像是得了严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是让那十几根长矛戳的。出院后没多久他就把了仇,把红总那几个头头抓起来挨个修理了无数次,打断了他们两条胳膊三条腿,实实在在地出了口气。但“四人帮”被打倒后清查“三种人”时他就倒了大霉,被关起来折腾了好长时间,据说光交待材料就写了足有半人高的一沓子。清查完后,念他是个生活基本上难以自理的瘸子,没判他的刑,开除了公职,让他架着双拐一瘸一瘸地回山区的老家“务农”去了。

我出院后去看了刘琴,她闭着眼睛死活没一句话,连眼睛也没睁开过一次。搞得我挺没意思,就讪讪地离开了这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也不知为什么,尽管我们俩一起跳了楼后应当说关系更近了一大步,可再见到她的时候,却已经找不到跳楼以前的激情了。尽管头上缠满绷带着没影响她的脸蛋,可我觉得那已经不漂亮了,更谈不上动人。

从医院出来后我很纳闷,想不通过去我为什么那样傻。假如人死了,不管是漂亮还是丑恶就都会被埋进土里烂掉,还有什么用处呢?而假如残废了呢?漂亮的脸蛋就只能更加深一个人的痛苦了。为了那张缠着绷带的脸去死或者去残废,只能说是幼稚。而再漂亮的脸蛋也抵消不了高位截瘫带给人的痛苦,她的后半生绝对比不上一个丑陋但却健康的女人。

估计她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来(半年后)她略微能动一点时就割腕自杀了。

我也曾想过,我是不是应当和她共同承担后果,也就是我该不该和她共同渡过(其实也就是伺候她)下半生呢?就像小说报纸里常写的的那样。但我马上就否定了这个愚蠢的念头,警告自己绝对不能再自作多情了。我想,如果我们俩的处境打个颠倒,我瘫痪了,而她像我一样是没事人一个,她会良心发现而伺候我下半辈子吗?不,我有一千一万个理由相信她肯定不会。她只会留给我一些漂亮热情却又无用的词句,还会加上不少让我感动的眼泪。以后就会让我像残废的老牛反刍一样,一遍遍地独自咀嚼品味我的悔恨和绝望。

那天晚上我一使劲,她就在我东面掉下去了。也许除了我怎么的本能以外,我那单相思的下游意识还驱使我想真正当一下她的恋人,临死再确定一下我情人的身份,就像小说里常写的那样。但我却并没有和她“比翼双飞”,她在我下面先落到了地面上,我则砸在了她的身上。于是她瘫了,我却完好无恙。

如果我没拉她,而是由她拉着我往南边跳。南边是水泥地,五层高楼,如果头朝下肯定就全完蛋了。如果身体别的部位先着地,估计就会让我们俩都落个终身残废,世界上就又多了一对儿难兄难妹。但我本能地拉那一下救了我们俩。因为东边的下面是个花园,我们俩落下去的地方正好是一排浓密的冬青树,她平着身子落在了树丛上,我在她上面紧跟着砸到了她身上。如果我没砸在她身上,也许她不会瘫痪。但也许我就会瘫了,说不清。

后来我经常回忆这件事情。我想,虽然我是主动去死的,从形式上分按说应当是属于自杀的类型。但再想想,那个主动却是被迫的主动。前面有心上的姑娘引诱着,后面有尖利的长矛逼迫着,是特定环境下的被迫自杀。所以那次自杀不能算做心甘情愿的自杀,有点儿像编排好的闹剧。结果却是让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因殘自杀了。这幕闹剧编得不精彩,写进小说肯定没人看。然而我又想了,假如我真的死了,和我心上的姑娘(单相思,有点儿假冒伪劣)刘琴一起“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了,或者再编得像梁山泊祝英台那样死了以后变成蝴蝶了,那就精彩了吗?不,同样不精彩,起码我就不想看。

再想下去,我清楚刘琴其实对我并没有真正的感情,她对我好冲我笑拉我的手只是为了利用我。回忆起过去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她对李向东比对我好得多,和她一起跳楼的应当是李向东而不是我。只不过当时的李向东已经被戳翻了,已经不可能和她一起英勇就义或是比翼双飞了,无奈之中我就成了唯一的替补队员。所以当我再回忆起当年那貌似坚贞不屈的跳楼“壮举”时,总觉得那所谓的英勇也是成色不足的伪劣产品。

有时我又想了,也许刘琴并不是那么“革命意志坚决”,她只是想在临走之前拉一个垫背的,类似殉葬品。她倒不一定在乎这个垫背的人是谁,而且这垫背的人越多越好。在充当殉葬品的功能上,李向东和我都属于同一级别,都比不上她的敌人。如果她能拉上个红总的人甚至是个头头一块离开这世界,肯定要比和我或是李向东一起跳楼要兴奋得多。这是她的秉性。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太没劲了,那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却找不出一点儿可圈可点的高尚动机。而李向东也同样没劲,尽管他所牺牲的一切比我要多得多。看来,牺牲和高尚是不能划等号的,有的牺牲只能成为悔恨的资本。

《自由写作》第79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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