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声:“开天初颂”——重读胡风《时间开始了》记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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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声

1949年,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吧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围绕开国大典,国民党一系之外的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云集首都北京,彼此晤面、欢谈,频频参加会议,颇有开国气象。当然,也有一些郁郁寡欢者,非不喜也,忧亦系之。每于灯火阑珊处,黯然伤神,这就是诗人了。他们能够在极热闹时,敏感到什么,同时内心又涌动诗情。这样的时候,汹涌的诗句业已冲破主观的堤坝,诗意的客体就是诗歌了。我这里特别想到是胡风写于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了》共五章,作者称之为“英雄史诗五部曲”。1956年胡风入狱近一年,犹在狱中吟诗,忆起当年创作史诗的情形,称之为“开天初颂”(《1956年春某日》),可见作者之自信也。

长诗的五章是《欢乐颂》、《光荣颂》、《青春曲》、《安魂曲》、(后改为《英雄谱》)和《又一个欢乐颂》(后改为《胜利颂》)。第一章与第五章首尾相应,呈现整体的构思与结构。长诗原先的题目:“时间到了”,让人想起《圣经》的句式“主的日子到了”。改定的标题则突出历史重新开始的意味:开天辟地的时间、新中国开始的时间、体现历史意志的“贞下起元”的时间。再看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的标题:“欢乐颂”、“安魂曲”,乃是西方典型的音乐曲式,让人想起贝多芬、莫扎特。而“光荣”、“青春”、“英雄”、“胜利”一类词语仍嫌洋味太重。这首献给毛泽东与新中国的颂诗,在基调并不投毛泽东和追随毛泽东更激进的诗人之好。故首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赞声鹊起,可接着再无在党报、党刊发表之殊遇。紧接的批评,不仅引起旧争,简直是秋后算账,且将胡风的整首诗纳入反革命范畴,将之封杀了。

再次读《时间开始了》,这首长诗,我仍然觉得第一章《欢乐颂》果决、洗练,结构紧凑,又酣畅淋漓,后面几章相对松弛了。当然这也是乐章发展部的需要,一张一弛也。《欢乐颂》抒发诗人的不可抑制的欢乐之情,歌颂毛泽东同样服务于欢乐的主题,而非反过来。因为整首诗通篇只有“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三万干部群众欢呼”及描写主席台两侧悬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四幅画像,这等皆为分量极为轻微的着笔,将毛泽东纳入历史的谱系,“掌声”、“大海”、“高峰”、“雷声”,都是虚写,诗中重笔则是诗人的想象和抒情:“他(毛择东——引者)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掌声和呼声静下来了//祖国//伟大的祖国呵/在你忍受灾难的怀抱里/我所分得的微小的屈辱/和微小的悲痛/也是永世难忘的/但终于到了今天/今天/为了你的新生/我奉上这欢喜的泪/为了你的母爱/我奉上这感激的泪 /三万个激动的声音/欢呼了起来/好象是从地面飞起的暴雨/三万个激动的面孔/转向了一边/好象是被大旋风吹向着一点/三万个激动的心/拥抱着融合着/汇成了掀播着的不能分割的海面”第二乐章《光荣颂》是女性英雄的颂歌,更恰切的是赞颂作为“母性”之女性,第一乐章在歌颂毛泽东时用了“母亲”一类的词,是有实写意味的,让人想起毛泽东富有磁性又有点女性的湖南口音,这是可以留意的。因此《光荣颂》在“字面”上抒写烈士的母亲李秀真、“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劳动英雄”李凤莲和诗人的母亲,实际上还写了共和国的母亲或合母亲为一体的领袖毛泽东,因而实际有点宗教叙事诗的笔法(合乎《圣经》传统),同时又“自叙录”的意味。第四乐章《安魂曲》(或《英雄谱》)是男性英雄的赞歌,与第二乐章相呼应,构成对称性的“发展部”,显然有结构上的考虑。诗人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写起,与毛泽东在奠基礼上的致辞相呼应,也因此获得了灵感,实可从互文关系将胡诗与毛文并读也。诗人神情缅怀的同时,也表白了自己的英雄观念:那种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如为革命献身的杨天真、扶国权、宛希俨、丘东平,他们可称是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而小林多喜二和鲁迅,诗人视为恩师、指路人,终身怀着感激之情。第三乐章《青春曲》未能写成,显然与当时诗人处境的微妙变化有关:诗人埋头写作长诗,1949年底与1950年初三个月时间,不知整个戏剧场景几变也。《青春曲》的完稿要等到文革结束,诗人回复自由以后。胡风将写于50年代的《小草对阳光这样说》、《晨光曲》、《雪花对土地这样说》、《月光曲》、《睡了的村庄这样说》,修改、组合,成为第三乐章。故《时间开始了》最初实际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乐”,而由于长诗结构组合的特点,也有研究者视《时间开始了》为组诗,这是可以继续讨论的。第五乐章写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开国大典的盛大场景,与第一乐章歌咏毛泽东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的情景相呼应。历史的盛大展开的时间,诗人是见证者,且以一部史诗来见证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诗歌史上,这是唯独的一部。同样经历了1949年开国之盛的诗人何止百位,可只留下少量诗作,如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1949年报0月)写得还不算差,更多的诗人则是迟疑的、犹豫的。毛泽东自己于开国之时豪情满怀,他和柳亚子唱和《七律》(1949年4月)《浣溪沙》(1950年10月)前一首诗敬贤而盛邀,后一首词突出的“诗人兴会”,乃唱和诗人的旧诗结习,而非新体新诗。

《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于194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乐章《光荣颂》于1950年1月6日《天津日报》发表,除第三乐章未完成外,四个乐章分别由海燕书店和天下图书公司于1950年出版,故《时间开始了》最初发表时,未能呈现其整体结构,然单凭其诗的体裁及发表于《人民日报》已能产生相当影响。最初对长诗作出热烈回应的是与胡风接近的朋友和诗人,胡风在当时的通信中记录其事,谁谁谁开口和他谈起的就是《欢乐颂》:“谢韬来,谈《欢乐颂》;《北平儿童》汤小微来,谈到《欢乐颂》;得鲁藜、芦甸信,谈到《欢乐颂》;下午,鲁煤来,谈到《欢乐颂》;夜,戈金来,谈到《欢乐颂》……。”音乐家盛家伦也给胡风打来电话,说正着手把《欢乐颂》谱成交响乐,分四个乐章,要演奏一小时以上。谱成交响乐顺理成章,因为胡风写作时“耳边总好像有宏大的交响乐在奏着”,但他却又担心,盛的“心灵里有东西没有”“,能不能感应到诗里所蕴含的宝贵的东西。可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包括何其芳、袁水拍,却不以为然。作为所献诗的毛泽东的具体回应虽不可知,但其态度是明确的,长诗中有一种断然的语气,显然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胡风在作诗时的那种主动性并不因为歌颂毛泽东而驯化,反而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起着极度表达的作用。

今天回过来看,从长诗《时间开始了》到“万言上书”(向中共中央提出长达三十三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胡风由诗歌而诗学的表达和申辩,这种表达并不因为其诗歌受到批评,其文艺思想受到批判而终止。如果说,袁水拍等人对《时间开始了》的批评所针对的是诗意表达之不准确、不正确,那么何其芳、周扬等人于1953年前后所撰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问意思系》、《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路》则已上纲上线,其结果就将“反革命罪”加于胡风和接近他的年轻的诗人、作家、学者身上,造成共和国历史上最曲折离奇的一出冤案。诗人与政治的惟一的一次恋爱,富于悲剧性。理论上我们将两种具有正当的理由或合理性所造成的戏剧冲突,称之为悲剧冲突。

《自由写作》第80期【“炼狱之花——1949年后中国的自由文学和独立作家”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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