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娟:《诗抄》与人物、自由写作的小记忆(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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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亚娟

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而于那些想通过文章交流而求取外在认同、并想“雁过留声”“进入历史”的读书人来讲,写作尤其是自由写作即是其生命,并且更有一番“我写故我在”的意谓吧。

《天安门诗抄》与张志新、林昭

在中国,人们常说“祸从口出”,但写文章也一样。中国自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所有不利于统治的文明结晶对于文人来说迟早都是祸。对于自认为是“天子骄子”且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无数个“皇帝君上”而言,知识分子及文人生而有的任务无非是多写写雅颂类文字、为自己与相关的统治利益集团歌功颂德罢了。若知识或智识层自视才高而超越统治集团的雅颂要求,那就是他们“自找晦气”,这就难免会拥有祸从口出、祸从思出、祸从文出的悲剧型结局了。

1949年以后最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反右运动”,从阴谋到阳谋,很多当事人的著述及回忆早已汗牛充栋,但我因年纪的关系的确对那一批“右派”的亲历与受伤害者有着隔代之感,对于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祸从口出、祸从文出真是一知半解,同情与淡漠并存吧。我对于思想与言论“犯罪”的最直观和恐惧的感受,最早是来自于发行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本薄薄的连环画——《张志新》。此书是家母买的,这之前,一本广载1976年“四五运动”民众自由诗歌创作的精品〈天安门诗抄〉已得以公开问世,影响与发行之广在当年只怕是仅次于〈毛泽乐选集〉,引发了所有刚从“左派文化大革命洗脑运动”中挣脱出来的中国忧国忧民男女的追棒与抢购。在家母抢购〈天安门诗抄〉的同时,还出版过以一对恋人为参加“四五运动”所受劫难与艰辛心路历程为内容的一本连环画。总之,从1976年后的公众舆论的角度,充分而正面地肯定了“四五运动”的合法性与革命性。而〈天安门诗抄〉也许是1949年后中国百姓首次自发非官方组织的、拥有明确反雅颂政治意味的民间个人诗歌之总成,也是建国后中国民众集体自由创作的最大结晶吧。

因为对《天安门诗抄》的主要创作者所受迫害之事不甚了了,所以在印象中,我对于因言获罪而惨遭荼毒的最早了解,正是从以个体身份从事自由写作与记述的张志新处获得的。在连环画《张志新》里面,讲述这样一个辽宁女子的传奇故事: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她生性活泼好动,有艺术家气质爱拉小提琴,从小就爱记笔记与读书心得。作为一名学生时代就入党的辽宁普通宣传干事,她很好强也很爱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她就不间断地将自己对历次运动的感想与反思写进日记本中。她很爱党,全身心的热爱,并认为党员议论党的政策或提意见是本份与义务。正因为这些本份与义务,她成为单位中的异类,得不到提拔屡受打压。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已开始公开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并对革命旗手江青、甚至还对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用心做出了不好的推度,并将这些疑问以书面与口头的方式光明磊落地对外公开。当然,这些自由创作的书信笔记最终将她送上了断头台。张志新因言获罪遭到逮捕、抛下一对年幼的儿女被关进大牢。在长达数年的监狱生活中,她不惧强权并与丈夫离婚,在种种非人折磨下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被逼成疯,终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反革命罪”被枪毙,死前因怕其喊口号或咒骂,执法者极其残忍地将其反绑并用刀割开其喉管!从当年发行的连环画《张志新》里面,尚年幼的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酷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中国式因言获罪的最酷烈与悲惨的下场。真是不知则已、一知则足以叫人心惊胆寒、冷汗长流啊!

1980年代后,另一位与遇罗克、张志新等齐名的烈女林昭也进入了人们的反思视线。林昭,苏州人。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8年4月29日被枪决。警方还向家属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一个月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因医院拒绝医治,1975年在上海外滩自杀。

林昭的故事与张志新几乎一样,而她的思考与自由创作经历似比张志新更早一些,因为从反右开始她就“出事”了。这位才女的思考空间十分广阔、反思事无巨细,从领袖语录到身边人的言论。最为可贵的是,林昭对其中任何事物都有超强的洞察与独到的见解。直到她死后几十年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在重思林昭当年留下的诸多言论,并在其无畏精神的感昭下,重祭起自由思考与创作的人性大旗,在以自己的方式,私密而大气地记录着当代中国非雅颂的历史与文学史。

这些民间自由写作与实践者最值得尊重之处,即是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都认同一个共同的人生价值体系——个人直抒胸意的个体化写作总是比政权与强权更加叫人执着与坚守、并存在得更加长久。

《顾准文集》与我们的黑皮书

在中国,自由写作往往是“非法出版、盗版”的孪生兄弟。在过去,有一本最难忘的、属于完全个人自由写作且影响较大的正规出版物就是《顾准文集》。前共产党人顾准先生的一系列从理论层面到细节末梢的反思文章在上世纪90年代中初期,如同一个巨大的霹雳在中国智识层头顶炸响、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无疑它不属于雅颂性质,是那个时代一本个人创作与理论反思的巅峰之作,而且还很“幸运地”得以公开出版。当年,它携独立思考的锐气扫荡着几十年来久被禁锢的国人的头脑,引发了许许多多知识份子的自发创作热情。大家无论作品能否会被正式出版,都纷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无论是手写还是电脑打字,文人们多数时间将茶局变成了新老朋友的“作品交流会”,那时候知识份子、文人朋友中的沙龙举办是如此让人感觉清新与振奋,因为个个朋友都认为只有像顾准那样自由而愉快地思考与写作、才能向他人及社会展现自我与生俱来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而这些发自人性人本的诸多呐喊与倾述,多数情况下是通不过中国现有的出版体系的。为此,人们不得不在1949年后的很多日子里将自己与友人的写作转入了“地下”,并将“地下写作”的成果私印出来用于在真正意气相投者之间进行交流与提高。

在1949后的中国,许多真正具有文化与内涵的作品是没法正式出版的。想当年,各种诗歌及其他文学流派造就了多少的文学青年啊,他们私印作品的举动也造成了多少个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一时间“洛阳纸贵”啊!

身为久住成都的老文学青年,我接触的“地下写作”“自由写作”的集子不少,较有印象的有《星星诗刊》、《野草》、《知识份子》、《非非》等等,大家以自由文学创作为由头,经常在书店茶社办沙龙搞聚会,相互交流创作灵感,其清新愉快的场景令人倍受感染!很多私印的刊物与集子除了生动的内容而外、并没有多华丽与精巧的外在包装,因为它是靠编著与参与者的自掏腰包才得以存在的。此类刊物的印刷数目从几十到几百并不大,主要在非雅颂的文学圈子内流通。但是,这些“非法印刷品”历来就有着被“合法印刷系统”“合法”没收与查抄的命运。凡参与者多数被问话及警告。当年有一位参与民刊《知识份子》编写的青年诗人蒋浩本来在成都呆得好好的,后听说主编老威等被叫去问话,感觉自己也有危险,于是先到我家“躲藏半日”,而后展转去新疆发展了。他从此离开了成都,人生的轨迹可谓因民刊而改变吧。

其实,在当年,如《知识份子》这本诗歌与诗评理论类刊物一样,人们出民刊时多爱选全黑的封皮来当封面,简洁而生动地传递着有良心的知识份子与文人面对时代与社会黑幕之恒古未变的哀伤与忧郁。记得几年前有几位朋友商量好各拿出自己满意的作品私印与交流,设计好用全黑白字为封面,只是在表面做出用刀片划过的一痕,其意味更为深沉与绵长:在暗无天日的写作与表达环境之下,个人的抗争是软弱无力的,但此类发自内心的呐喊之声必将如最锐利的闪电一般划亮墨色的天际,给生存于黑幕下的人们带来一丝的光明与无穷的希望吧。

当代的自由写作与电脑、互联网早已密不可分,自由创作与发表的天空异常之广阔。然而因言获罪的现状如故。真正的文化创造与写作还是一件较有风险之事物。然而,“不自由则勿宁死”的普世价值依然为今天的中国自由创作者们所坚守着,正是有了完全有尊严、完全自由的创作,1949年的中国才没有完全沦为文化的废墟!为此,中国人或将越来越有理由向这些前仆后继的坚守者致敬吧!

愿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类的焚书坑儒式悲剧永远地成为过去。也愿他们的精神永远照耀着后继者的前行道路。阿门!

《自由写作》第80期【“炼狱之花——1949年后中国的自由文学和独立作家”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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