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关于《目录》(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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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华

《目录》是一份民间杂志,没有刊号,也没有低一级的内刊号、低二级的内部准印证;《目录》也算是份同人杂志,几位写稿人年龄相近,思想习性相似,不但共同撰稿,连打印印刷以及其他繁杂事物大家也一起承担。这份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小刊影响有限,原本不值一提,可既是“民间”,又是“同人”,应属《自由写作》编者所拟宏大题目之列,而我对《目录》出力较多,现仅就我记忆所及,交代一下办这份杂志的过程。

1990年秋天或1991年秋天,可能是“六四”以后的社会气氛使人感到不舒服,有一次,在与老同学罗李争闲话时,两人谈及,可写点东西在熟人朋友间传阅。传阅,要有载体,当时还没有网络,这就想到了我们何不自己来办一个小型民间杂志。

两人认真筹划了一下,主要是两件事:

一是工具,罗君提议我们不用传统钢板刻印,购买一台当时刚问世的个人计算机打字。计算机打字,不用说比手刻钢板,就是比一般油印打印机打出的字体也漂亮。当年计算机价格不菲,相比当年的收入更不菲,这由罗君一肩承担,他留学归国后手头还有点钱。计算机打印之后的所有事项则由我解决,包括纸张、印刷、装订等等。

二是人员,两人写太过单调单薄,于是确定两人分头邀约,两人先各邀一位,凑成杂志的主干。罗邀的是王一梁,我邀请的是教育研究所李新华。

数日之后,四人在罗家首次聚会,先相互沟通了观念想法,再具体商量了一下杂志内容、间隔时间以及第一二期各人可写的篇幅等等。

杂志名为“目录”,出于一梁巧思,但不是第一次聚会时提出的。“目录”,目光所及即录,既巧妙还有掩饰作用,放在封面上,谁都不会以为是杂志名称。我颇为欣赏,但罗李两位对此根本没在意,对杂志是否有名称似乎也从未问起。

第一次聚会上,罗君谈到互相联系之事,当时上海私人电话还不多见,恰巧我们四人家都已装了电话,罗君为此还说了一句什么赞语。

此后,一切按计划开始周转。

罗君买来计算机,装入一个汉字输入软件,艰难地开始打印。这一工作进展缓慢,汉字软件需要学习,从熟悉到熟练更有一个过程,最初的文稿都堆积到了罗君那里。第一期杂志文章都是计算机打印字体,应该是罗君打的,但我已无印象,我只记得,罗君那篇长文是他自己打的,是对着已写就的手稿打的。李君也有一篇长文,也是计算机字体,但是否罗君打,我完全不记得,当时我经常到罗家,似乎没见过李君手稿,按当时罗君打字速度,那至少要打十天半个月的。

一期杂志试下来,看得出,罗君工作量太大,其打字速度成为出刊“瓶颈”,必须另辟溪径。当时,我的学校刚买了一台新问世的“四通”打印机,专为办公室打印公文简报所用。为顺利将公济私,我主动介入学习,帮助机要打字员打印,在打印公文简报同时,夹带着将杂志文章一起打印。所以,以后两期杂志,文章字体有不同。最后一期杂志的文章字体统一,那是因为从头至尾都是由我在“四通”上打印的。

无论计算机还是“四通”,打印出的只是蜡纸,蜡纸以后的印刷和装订,全由我在学校解决,我请誊印室员工帮忙印刷,再找同事和学生帮忙装订,一期杂志印刷连装订,大约需费时一天工夫。

相比于罗君与我,李君较为清闲,主要是写文章。一梁在四人中年龄最小,精力旺盛,他跑前跑后,帮忙做了不少杂事。

《目录》总共办了四期。

四期的文章内容,跨度较大,体例较杂。

我们每人各写了一篇长文,但同样是长文,其间有差别,罗君李君的长文要比我和一梁的长文长得多,约两万字左右。

罗君写的是批评文,批驳何新那篇刊载于《人民日报》头版的文章。罗君基本按何文的观点顺序来,从事实和逻辑两方面逐个批驳,一路放笔写来,洋洋洒洒,痛快淋漓,两万字都打不住,只能分为上下两篇。在我印象中,《目录》只刊载了他的上篇,因为他的下篇迟迟未能完篇,迟到杂志结束了才完篇。以后他将上下两篇单独结集,在朋友中散发传阅。

李君的长文气魄宏伟,一看名字就知道:“七十年代是怎样结束的?”以引诗开篇,以一首自填的词结束,文章既叙事也抒情,有分析有感情,不是旁观者的中性立场,而是深入其中歌之颂之,歌之颂之不足再加以舞之蹈之,气势磅礴,一泄千里,纵观历史又展望未来,通篇的文字用语也讲究,称得上是一篇美文。

李君的文章,可能是《目录》中唯一被其他杂志主动转载的一篇了。传出的渠道经由一梁。以前听他说起过,此文被外面一个什么杂志转载,又传话过来,李君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文章?传来的消息模糊,我连什么杂志转载都没弄清,但我还是将话带给了李君。李君不以为然,我知道李君,传话过来距李君写此文已有两三年,而李君是个永远在进步的人,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或昨日之我死今日之我生,其习惯说法就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类似的文章李君以后也没有写,至少,写了我也不知道。

李君文章究竟由哪个杂志转载?今年春节与孟浪聚会,孟浪告诉了我,是贝岭看到后转载的。可我真是糊涂,名称当时听了,事后就忘了,现在更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好在李君不会在意,李君永远在进步,今天的进步与二十年前相比更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一梁写的较长的文章是其“阿修罗”系列中的一篇。老实说,当时我不懂“阿修罗”,看了他文章后才知道啥意思。一梁的“阿修罗”以及其他文章给了我很大启迪,让我知道了有这样一群写作者和这类文体的存在,也就是一梁豪迈名之为“萨伯卡丘”(英语Sub-culture译音)的堂堂正正的存在。此后不久,一梁一气写了许多文章,以后单独合为文集《朋友的智慧》。

我自己写的较长的文章,说来有点不好意思,是一篇有关明清淫秽小说的文章,其时我正巧看到一批台湾过来的明清淫秽小说影印本,于是写了个半介绍半研究的准学术文章。不用说,这样的文章没有其他几位所写的气势,在基调上也是不太合拍的。幸好,其他几位并不计较。

短文,罗君没有写,一梁是否写过,我不记得,李君写过一篇,我自己则写了四五篇。

杂志所有文章最后在我这里归拢,印刷装订由我完成,这样我就要有点考虑。为使杂志内容多样化、长短篇相配合以及出刊时间恰当等等,我需要积存点小文章,用以灵活调配。我的四五篇小文章是谈经验、谈逻辑的,是我当时感兴趣在认真读的一批书的读后感。

杂志第四期,断稿,我看看时间不能再拖,就把我写的这些小文章统统放上去,算是出了最后一期。

《目录》前后办了四期,时间前后约半年。

杂志每期大约印三十份,我们四人各取若干本,他们三位如何散发的我不知道,我散发的数量应该最多,我散发给少数朋友、同事以及学生。

我散发的效果如何,有则趣事可讲:一天下课后,两个学生到我办公室,我顺便将几期杂志给他们。他们告别后我往食堂吃饭,远远看见这两个学生躲在食堂一角落里撕扯什么东西。我近前一看,地上散乱着第一期杂志的其他文章,他们将我的淫秽小说文章单独留下,揣在怀里溜走了。这应该是特例,不可类推。

杂志没办下去,事后检讨,与写稿人队伍没有扩大有关,与大家的兴趣转移尤其是我自己的兴趣转移有关。

扩大写稿人队伍,不是没有尝试,而是试下来的结果不成功。

有一次,我特地找来一位上海社联的朋友参加我们的聚会。这位朋友消息灵通,交游广阔,对思想文化文学感兴趣,我总以为能成为我们的同道。可谈话却进行得很不顺畅,每当这位社联朋友谈一问题或对问题谈一看法,我们中的一位总要“打横炮”,提出相反的问题或对立的看法来顶他,我几次打圆场,可转一圈下来仍复如此,这就弄得有点无趣。不用说一起写稿了,就是谈话也难以进行下去,最后这位朋友只能提早告退了。

我自己的兴趣转移,应该不是消极的。

似乎就在此时,我到复旦大学一个上市公司兼职,这个公司想办一份杂志,我去公司兼职,一定程度上就是为此而去。既然可依靠公司有钱有势办一份正式杂志,从各方面考虑,那显然要比办一份民间杂志有利得多。这样,我就弃民间而奔公司了。

不过,这份公司杂志最终没有办成,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201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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