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到北京不去天安门(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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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我二十六岁了,因为考试的原因,第一次去北京。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北京,一个城市的名字,带着一种特殊而古怪的意味。这在那些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尤其如此。之所以如此,用概念化的语言来说,北京是权力的中心;或者加上一点儿比喻,是共和国的心脏。但这种语言所传达的信息,远不足以表达“北京”这一专名在民众心理中的复杂含义。我爸爸是五十年代生人,文革开始时,因为年龄偏小,没当成红卫兵。当然也就没资格去北京,在阔大无边但又异常拥挤的广场上,对着伟大领袖山呼万岁。在我们那小地方,有一两个同是五十年代生人,但比我爸爸大几岁的村民,趁着文化革命的时代东风,当真就去了北京。在那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他们连伟大领袖的小黑点都没看到;但青年时代漫游京城的辉煌经历,还是带给他们永久的骄傲。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新闻联播里永远的主角“北京”,至少在我的家乡,有了另一种意味。先是一个本地出生,后在兰州上学的孩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遥远的北京,似乎在不知不觉间,就失去了激动人心的革命光芒。接着在九十年代末,当地的一个中专毕业生,通过护士选拔考试,去北京一家医院工作。女孩的家长,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大为激动,骄傲的脸上,荡漾着让人眼馋的笑容。但没过几年,乡村教师脸上那充实而欣悦的表情,换成了愁眉苦脸和唉声叹气。追究原因,是那个去北京工作的女孩,人已三十大几,却始终没结婚。更要命的是,几年前温柔体贴的女儿,在几年时间里,竟变得性情古怪。这令父母伤心不已。让人羡慕的北京,原来有着如此残酷的一面!这让乡人们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在乡人们的心中,非常自然地生出另一种心思:北京是个鬼地方。那种鬼地方,是不适合我们乡下人去的。朋友李竞恒也说:北京那个鬼地方,东西贵得要命。而且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傲慢。他到北京,不去天安门广场,也不去北大清华。

在五十岁的时候,我爸爸和他的同事们去北京旅游。没去毛泽东纪念馆,但和许多人一样,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像个伟人样。二○一一年三月,我两次去北京参加考试。和朋友一样,我不去天安门广场。因为在我们心里,天安门广场是野蛮权力的象征,更是当局屠杀无辜民众的地方,是流血与泪之地。至少在目前,还不合适去。

第一次去,是在清华。我当时报考清华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方向博士生,导师黄裕生先生。我报考黄裕生先生,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之前做硕士论文时,读他的学术著作《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很欣赏,也很喜欢。十一月份时,发电子邮件联系他,大致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明我有意从事政治哲学研究。他回邮件说,政治哲学的研究,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他说做政治哲学研究,在第一哲学方面,一定要有很深的基础。读他的论文,知道在“政治哲学是否需要形而上学”这一问题上,他坚持认为需要,并且借用康德的说法,说没有形而上学的政治学,是“无脑”的政治学。这是一个很强的立场。在这一问题上,与他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比如徐友渔先生,基于英美政治哲学传统及当代中国现实,认为对政治哲学而言,形而上学论证是不必要的负担。当时读他们的论争,都很理解,但更倾向于徐友渔先生的看法。另外他知道我来自农村,他说在中国从事政治哲学研究,这一点是优势。二是他的为人。我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的学生。但我在张博树先生的《我与中国社科院》一书中读到,在张被社科院开除公职后,整个社科院,公开为其申辩的,只有黄裕生先生一人。我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读了黄裕生先生之前出版的所有著作和论文。在我看来,他所有的文字,只有一个主题:为自由辩护。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把“自由”二字当口头禅的人,不在少数。但在关键时刻,真正能实践自由的,少之又少。但我因技不如人,考试不顺,没再联系他。

清华的校园,让人印象深刻。校园的整体设计,简洁大气,道路宽阔,有一种数学般的纯粹之美。晨起,穿过校园,安静空旷,有风吹来,是北方的风味。但清华之后的百年校庆,看媒体报道,堕落、无聊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种巨大的反差,其实想想,也不奇怪。清华的校园之美,并非今日清华人的功德;而清华今日之媚权媚俗,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常态。这么说来,当我们谈及“清华”的时候,应该明确意识到,在同一个名字下面,有两个不同的清华。

第二次去首都师大,考试期间,跟达叔、张弛去北大。北大的校园格调,是另一番风景,繁复,精巧,雕梁画栋。两相比较,从校园环境看,我喜欢清华。但从精神实质看,我则更亲近北大。因为北大无论如何堕落,总有少数值得关注的学者。但在清华的官僚及多数民众的眼里,一九四九之后,清华为党国生产出大批技术官僚,是一桩值得自豪的事。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作为大学的清华之失败,当然也是耻辱。蒋南翔时代,在清华培育、试点成熟,并最终向全国推广的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为党国在大学中扼杀自由思想,制造大批精神奴隶立下了汗马功劳。

两次北京之行,到陈嘉映先生家做客,尤令人难忘。

我报考陈嘉映先生,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之前读他的书,诸如《海德格尔哲学概论》、《思远道》、《泠风集》等,深为他做哲学的方式而着迷。刚上研究生时,无论在老师还是同学中间,海德格尔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哲学家。我不清楚他们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到底读懂了多少。我之前因为读徐友渔先生等人的文章,早就对玄奥的德国哲学心存不满,自然也就没了阅读的兴趣。因为受海德格尔著作的影响,那种艰涩而又不知所云的讨论,在交流中时常出现。甚至有人借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语词,贩卖自己的无知和傲慢。在那样的精神氛围中,读陈嘉映先生清楚、简洁的文字,实在是一种享受。另外我大致知道,在政治思想方面,陈嘉映先生认为,应该引进西方的民主制。这与不少昏头昏脑或别有用心的哲学专家,大有不同。第二个因素,来自朋友达叔的鼓励。他是陈嘉映先生的硕士生,几次提供相关信息,才使我下决心报考。

首都师大的考试结束,我还赖在达叔那里。因为据说过一两天,陈嘉映先生的朋友老柴要来首都师大作讲演,陈嘉映先生会参加,可以顺便聊几句。不料在老柴讲演之前,陈嘉映先生召集学生到他家吃晚饭,我就跟着达叔去了。我是一个不速之客,因此而显得万分紧张和笨拙。直到大家开始吃饭,并轻松地聊起天来的时候,我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解。饭桌上的陈嘉映先生,亲切随和,并常有幽默之语。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在日常性的谈话中,就能带给人如此多思想上的启迪,并且是以如此轻松日常的方式。哲学是什么,他开玩笑说,哲学是忽悠人的。但我很快就发现,在陈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中间,后期维特根斯坦占有重要位置。陈嘉映先生说,奎因的不少观点,他都同意,但在哲学的深度上,奎因虽是晚出的哲学家,仍不及维特根斯坦。在对逻辑的看法上,他的一个学生说,逻辑is boring;陈嘉映先生说“是”,他也觉得逻辑太狭窄。

在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各种传记中,维特根斯坦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有魅力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迷人的思想中,更生动地体现在他这个人身上。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们,在追随他思想的同时,往往在不知不觉间,模仿着他的语气、语调、手势,以及讨论问题的方式。在此之前,我对此没有真切的感受。但在饭桌上的陈嘉映先生,实际上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学生们在追随其思想的同时,竭力模仿着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或许在他们的圈子中,因为习以为常的原因,这一切都很自然。甚至可能很少有人觉察到这一点。但在我这个不速之客看来,这一切显得如此清晰而富有感染力。在豆瓣“陈嘉映小组”里,有网友写帖子说,陈嘉映先生的文风,有极强的感染力,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我深深地相信这一点。我也注意到,陈嘉映先生谈话的魅力,在于他很少就某一问题,只给出一个赞成或否定的结论。他总是先借过你的话头,然后通过细致而生动的分析,告诉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以及回答这一问题的各种可能性。当然,在某一特定的问题上,他自己可能有倾向性的看法,但他首先会列出各种可能存在的选项。正由于此,跟陈嘉映先生谈话,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你的理解,常常比你自己对你的理解还要多。在更多的情况下,通过他细致地分析,你常常自己就会发现,自己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哲学是一场生生不息的对话,这在陈嘉映那里,如此生动而鲜活。

当时在座的学生中,有一个报考清华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得知我也报考清华,便问考试的情况,说西方哲学史有一道题目,试论斯宾诺莎“实体即神”的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那道是选作,我没选,而是回答了洛克关于自由问题的相关论述。陈嘉映先生便说,李文倩相当关心政治民主转型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当时因为紧张,没怎么说话,但后来还是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说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需要哪方面的特质。他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之前没想过,试着说一下,大致有两条。一是我们分析问题,分析到什么层次上,才算到位,你对此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比如王小波,好多问题,他分析到一定层次,就不再往下说……陈嘉映先生说到这里,就停住了,看他的表情,是你们都明白的意思。据我理解,他是说王小波对好多问题的分析,其实是不充分的。第二点,是对词语的敏感。比如说“光头”和“秃头”,一听到这两个词,一定要能听出其中的差异来。陈嘉映先生的这一回答,涉及他对哲学的理解,因此在其他学者那里,就不一定会同意。当然,我个人比较认同这种理解,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哲学所能做的工作,是如此之少。而那种传统的玄奥的思辨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无非是一团热情的胡话。

我接着问,陈老师您看过我的文章,认为我是否适合学哲学?问到这里,他的一个学生说,维特根斯坦当年拜访罗素时,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当然知道这一哲学史上的典故。但当我问这个问题时,并非想自比维特根斯坦。因为我问这一问题的背景,是我个人并非哲学系出身,之前读的是物理、文学和美学,在这种学科背景上,想学习哲学,是否不太适合?陈嘉映先生回答说,读你的文章,问题比较清楚,表达也不错。但在思想方面,你们(对着在座的学生)都刚开始,以后能走多远,我说不清。目前看得比较清楚的,是陆丁。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知道。当然你也不要太相信老师的话,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大哲,当年求学时,老师都说他们不适合学哲学,最后都成了大家。

之后在北京的几天,我只去国家图书馆看了一下午书,其余的地方,一概没去。不知什么原因,本科的时候,还想着到处走走;在那时的我看来,旅行还是一件美好的事。但这几年以来,对于旅游,越来越没兴趣。甚至厌倦出行。另外值得一记的,是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见了李刚案的报道记者冯军。当时他还是大四的学生,有着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同时充满新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

三月下旬,从北京回到呆了七年的成都,竟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二○一一年十月一日写毕
二○一二年五月四日修改

《自由写作》第82期【纪念六四23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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