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冬:六四对我写作的影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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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冬

六四对我写作的影响很重要,是一个分水岭。我从长青春痘的写手,在几天之内,变成了长老人斑的作家。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理解与沟通的国家,从那时到现在的中国政府,都不愿意与年轻人沟通;在中国做一个小孩,一个学生,一个知识份子,都是很难的,很危险的。以1989年为界,我失去了过去的自我,之前我充满着理想主义,对执政党也充满了信任和期望,认为国家将会从那时起真正走向改革开放。但是六四打破了这种狂想和幻觉。虽然镇压牺牲的只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对对执政党失望到了极点,奇怪的是,对他们的领导和统治,我一向害怕和远离,镇压后,我变得心冷,不再在意那种高压了。我相信六四对许多中国作家的影响是跟我一样的。我也相信六四对大多数的中国作家没有影响,很多体制内作家对此没有感觉,没有内心深处的耿耿于怀,他们是堕落的,因为他们没有关心国人的苦难,仅仅虚构一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所谓纯文学,用喧嚣出版,华丽获奖遮蔽着真实。我们那些的所谓体制内创作,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

我父母一直就反对我学习文学。他们都行医,坐过莫名其妙的牢,三个孩子无人管,过着悲苦的生活,营养不良,在街头流浪。他们不喜欢,但害怕党和政府。他们怕我的创作动机和写作会让我一生不能抬头,甚至掉了头颅。应该说,由于父母在医院和社会上不得志,我从小就有恨,有被迫害意识。我经历了自己的回教家庭被镇压,看到几十人上百人死在眼前,双方的人都死得很惨烈;我家住的医院宿舍,停尸房就在窗户后面,隔几天就有嚎哭之声在经过我家窗户时传来;看革命样版戏时,会有炸弹将观众炸飞……我家的亲戚,从县城最高权力,在一夜之间变成‘四人帮’的跟随而下狱;我的父母,也因为亲戚的牵连做了牢。我外婆在七十高龄,要靠养马来养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因为这些外孙的父母,都在牢里。经历许多稀奇古怪的命运之后,我更加感到如果我一生没有写出这些善良人的苦难,那么我一定会难以瞑目。写作是一种对历史的记录,历史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有将这些事情记录公布并流传后世,我们才可能规避各种悲剧再发生。

我在国内干过教师,编辑,等。我厌倦了在云南的狭隘生活,官员麻木腐败,老百姓不知中原大事;我去到北京生活,首都也是一样地让人失望,厌倦。由于没有言论自由;不能独立思考,中国的精英们都生活得相当乏味。在北京(1986到1988年),我感觉到了那种政治上的高压和市民生活的乖戾,我也感觉到了一颗浓疮就要溃败了,我突然决定放弃一切离开北京。九个月后,六四爆发。

本来我的内心就一直耿耿的要写自己所阅历的人和事,内心一直认为只有那些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值得自己去写的,就这样,借这个历史的大转机,我于是成为了一个靠写痛苦来维持自己的个性写作的自由写作者。

六四之前,我对写有异议的东西很害怕,怕自己被叫去检讨,怕被开除公职,怕父母受牵连,怕找不到男朋友,怕坐牢。这些心理上的恐惧,我相信中国的每一个作家内心深处都有。所以,我总是躲躲藏藏,言论自由的狭窄,使我的作品没有意义。

六四发生时,我在美国,海外的生活并没有使我的言论空间变得空阔。一开始书写,跟在中国就没多少区别,内心里总是充满恐惧,因为我是用中文写作,还是要寄回国去发表,我对体制内的所谓名利,还是有向往。写时总是怕难以通过审查,担心发行量。可是六四后,内心的言论空间骤然变得空阔,有了精神方向,写作对我来说,开始具有使命一样的意义,对体制内的所谓名利,变得淡漠。

其实,写作对我来说一直就具有使命一样的意义,我一生都想写出家庭的不幸,中国人的苦难,从小我内心里就充满着悲哀。只是没有一个动力和启示,向六四那样将我震醒,使我能够突破自己内心的恐惧和阻碍。89年之前那些年的所谓体制内创作,在中国这块痛苦的大地上,到处都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歌功颂德,六十年来由谎言组成的历史,没有作家去揭破,去还原。凡是自觉要肩负使命的写作,必然要导致独裁者的敌视。也因此,你会失去生荣。

中国的作家,那真是时代可耻的现象。

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内仍然狭窄,而且是更加狭窄。过去我写作是长时间地写,之后却是间歇性的,几乎都以思想的清澈与否有关地写。‘今天’上我发的一篇散文,‘吃,写,死’是我对六四之后自己生活的思考,好像个人的生活已经不重要,个人的生活与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真实地相连在一起。我从那时起,常常能听到“六四”悲剧的真正受难者的心跳,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我渐渐地接近某种还原的内在力量。六四那一群殉难者的出现并没有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没有提升这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中国人的大众集体良知,并没有被六四唤醒,懦弱的大众还是一样的懦弱,腐败的政府还是腐败,更加肆无忌惮。文学不产生伟大的个人良知,也没有力量凝聚起我们中国人这个奇特民族,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但是,六四使我这渺小的个人明白一点,就是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为了在一片黑暗中让真实闪光,就是有血才有斯。

我很小就是立志想要做作家的。80年代的文学大潮时,我就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文学青年。我一贯采取的是体制内写作,投稿,在官方杂志发表,写作对我个人也许是功利,尽管我确实渴望让写作具有使命一般的意义。但是懦弱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写过了很多言不由衷的东西。

直到六四后,我才才真正放弃一切,重新回到写作真正的梦想,真实的生命之中。写作就是一种反抗,既是对自己内心虚假的反抗,对自己内心黑暗的反抗,也是对社会邪恶的反抗。没有真实的写作基础,没有对时代的批判意识,没有对自由的基本渴望,那样的写作,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一钱不值。

关于我母亲家族的历史,也是我写作企图的来源。外公坐过新政权的牢,他走的时候,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很小,外婆仅二十九岁就守寡,一直活到死都没再嫁。我是跟外婆成长的,她从未有过机会讲述她悲苦的内心,幸亏她信仰回教,精神上有所寄托。她死时,我在丹麦,怀孕了。家人不敢通知我这个消息,我毫不知情,没有去奔丧。一年之后,我才得到父亲一封信,告诉我,我的外婆一年前去世了。第一次,我感到了‘失去’的深刻悲哀,我哭诉可怕的往事,开始写‘喷泉’。滇南小县城的镇压工商业及小土地出租业主,事实上是摧毁了,也彻底地消灭了维持民间礼俗秩序的乡绅阶级。跟后来的四清,反右,文革一样,留下了十分恐惧的后遗症。虽然是家族的惨祸,在几十年之后来看,愤怒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毕竟那些长辈,是我们这一代不熟悉的。但是,我内心感到惊恐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此走上了一条残忍之路。以后若干年的残忍运动和事件,都是从那里发源的。中国这个现在政权,完全依靠着对国民的残忍来实现。难以想象,身负毁家之痛的中国普通人,要怎样的隐忍压抑,才能战战兢兢地走完一生啊。我只要想到许许多多人的心灵苦难,我就难过,有无法克制的愤怒。

我父母的命运都很奇特。母亲在四人帮失势之后,被带到学习班里关押了两年半,交待与四人帮在云南根须的关系。没有工资,不能与三个孩子见面,外婆生病她这个孝子不能伺候在旁……等有了结论出来后,妈妈脑子混乱,精神分裂,乱说话,乱扔东西,喜怒无常,外婆的死,父亲的残忍,使她内心中的悲哀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生理上的病。她五十岁,已经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肠胃靡烂,腰膍间盘突出。她死心了,自杀,又被救活,被迫活下去。有这样的母亲,我会宁静吗?我会得到母爱吗?我们这个时代天生就是一个创造悲剧的时代,做这个中华时代的文人,多数是隐忍的犬儒。那么多的无辜死亡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却只会去写那些纯艺术的虚构作品,那未来如何来鉴定这个时代的正邪呢?妈妈的个性和经历对我的成长有极大的影响,父亲的个性更是非同一般。

父亲是从越南回国的华侨。父母都是饿死在北越的,他背着‘海外关系’的罪名,一生不得志。文革结束后,他挨打,游街批斗,被当成‘三种人’整。他没有软弱过,因为他没有干过任何打砸抢。中国人互相整的传统,就是来自共产党的教唆与欺骗。我很少见到他悲伤,他的顽固是非凡的,他在三年的牢狱中,教会了看守他的狱吏小伙子下象棋,那个狱吏小伙子成为他的忘年交,等我爸来美国后,每次回国,他俩还下棋。我的反叛,坚强和情感幽默,激情丰富,都来自于我的在中国属于异类的父母。在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异类被鼓励的,被赞美,而在中国,一个传统与文化都扭曲的地方,异类是被排斥的。我父母是是两个怎样的人,我的笔会使人们爱上他们。与失败的普通人,挨整的人共舞,才是生命的高级之美。

八九六四对我的影响,对我们那一代人受到的影响,非同寻常。我对这个国家、民族、人民有着奇特的感情,更有一股忧愤之气。可以说,在六四惨案之前,我作为知识分子后代,作为国家体制内的一个文学编辑,我都应该算是体制的受益人和维护者——虽然经常批判地看待体制,但是,我并未站到对立面去。但是,当血案发生之后,我立即转变了立场。我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支持学生行为,在抗议书上签字公开反对当局暴行。但最重要的,是我重此脱离了青年时期的盲目冲动和热情,六四为我提供了悲剧性元素,提供了一生耿耿于怀的悲愤。命运,就是这样因为八九而改变了。我是中国人的后代,而中国人很多都是不畏惧天良的,他们只要自己好过,怎样做都不会觉得内疚,不觉得负罪,海内海外的老中都一样。而我是一个很怕负罪的人。红朝虚伪,我已看透。从六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作家没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在中国,有使命感的作家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为这样的使命感,会带来对自身命运的破坏,会影响他在这个可耻的时代的功名利禄。纵观全人类,伟大的文学,一定要担负道义,道义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写作,固然可以被组织命名为作家甚至成为作协主席,但是,那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因为他注定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淘汰。道义是我心中一盏明灯,道义就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人类最伟大的共同价值观。中国这样的社会,作家应揭露历史,还原丑恶;57年的回忆,文革方面的书,都很难讲是文学。作家应该怎样实践这些价值观?用我们对世界独特的体验,独特表达来关怀这个我们来自的祖国。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苦难以及邪恶完全尚未揭露的国度,文字的价值在各个方面都太巨大了。

写作,是精神破蛹化蝶的過程。六四,是一个时刻,我从爬着的蚕蛹,破空而飞,叫蝴蝶了。

《自由写作》第82期【纪念六四23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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