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人生就是不断地越狱吗?——有关在马堡德国文学档案馆展出的监狱手稿(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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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

这儿是德国文学最为漫长而辉煌的长廊,我作为唯一的外国作家,战战兢兢地置身其中,展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手稿。

它们的写作时间为1992年11月至1994年1月,写作地点为中国四川省第三监狱,它位于四川北部大巴山中的大竹县,对外称“101信箱”。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这儿曾关押过几代政治犯。

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四川境内的六四政治犯,有20余人,集中在这儿改造。我是从重庆市区的四川省第二监狱,颠簸几百公里,转押过来,随之编入2大队11组。整座监狱共6个大队,每个大队300余人,都是围墙隔开,自成一体,但格局全部一楼一底。我所在的11组,在楼上,酷似两头透亮的山洞,上下两层的铁架床,左右两排直抵进去。囚室内,总共16位劳改犯人,罪名五花八门,刑期长短不一。我住铁架床的上铺,编号11.每日凌晨3点,在凄厉的电铃声中,全体犯人就得起床迭被,到院子内集合报到,匆匆开罢早饭,然后倾巢出动,经过“内圈”的警戒岗哨,到千米之外的汽车配件铸造车间去从事开炉、浇铸、翻砂、打磨等及其繁重的劳作。我也得随大流而去,可工作却是,深入各个劳改小组登记午餐人数,然后在黎明时分,提前赶回伙房,让他们根据我所登记的人数,将大米下入几百个锑钵,重重迭迭置于大瓮内,加盖蒸熟。而另一大锅则放水熬汤,多半是土豆,稀里哗啦,一场乱刀砍碎,掀入锅里,再泼一瓢生油,加两把盐。午时11点,我又随两位伙房犯人,以板车拖拉饭筐和汤桶,重返车间,吆喝大伙儿开饭。每日的往返,使我有较多较零碎的时间空档。除开学习吹箫,我通常都是坐在上铺床头,埋着腰,日复一日地写作。我的床铺间,弥漫着大量通俗杂志,为了掩盖真正的写作,我甚至匆匆草就一些无伤大雅的美文,随时供他人捡拾、翻看。我用的纸,是监狱才有的劣等纸,在外面几乎绝迹了。由于做贼心虚,我写作时,鼻尖几乎就碰着纸面,字迹也如一窝窝蚂蚁。我尽可能往一页纸里多填字,这样隐藏起来要方便些。如此下来,我的近视眼,度数增添得十分迅猛。当然,也遭遇过狱警的多次突击搜查,可都安然无恙。原因是,每写作几天,我就把原稿塞给住在楼梯间的卫生员杨老头——这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老反革命,曾经在1949年之前,当过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后被共产党秋后算帐,判以重刑;1970年代末出狱,3年不到,撞上1983年“严打”,政治风向一转,他即被重新判刑收监,听说我释放不久,他才得以再次释放。杨老头蹲了半辈子监狱,因为都是“反动文人”,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他帮我收藏手稿,可谓万无一失。积攒得差不多了,就趁亲属探监接见的机会,朝外夹带。李必丰、许万平等六四难友也趁亲属探监,帮我夹带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据许万平说,还是拿钱收买刑满留监、继续改造的“红毛”,带去外面邮寄的。将近4年里,我蹲过收审所、看守所、四川省第二监狱、四川省第三监狱。在最后的1年零两个月,我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总体命名为《活下去》。第一部叫《汉人》,第二部叫《黑道》。后来,又把《汉人》分作《汉人》和《群魔》两部。一共有30多万字。出狱后继续写作,被搜走两次的《我的证词》,为上述系列的第四部。从有形监狱到无形监狱,写作就如此延伸到2011年7月,我逃出中国和越南的边界之前。大半辈子就这样耗费掉,可从坐牢开头的反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写作,还任重道远。记得《活下去》开篇之日,我特地用《周易》占卦,得到一个象征大地母亲的“坤卦”。我写道:“时光之钟一浪接一浪地激荡,他心底的牢狱坍塌了,高墙已不是障碍。”而在逃出中国之前,我又特地用《周易》占卦,得到一个象征天空父亲的“复卦”。我写道:“生生死死,来来去去,他像狗一般兜着圈子。人生就是不断地越狱吗?”

2012年5月6号于德国柏林,DAAD的居所

《自由写作》第82期【纪念六四23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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