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六四与文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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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华

“六四与文学”,这是个有意义的议题么?

应该是个有意义的议题。

但,这并不是一个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议题,并不是一个两者之间拥有某种特殊关联的议题,比如说,比六四与政治、六四与经济、六四与文化等等更有特殊关联意义的议题。这是从横向上说的。

从历史上看,“六四与文学”,也不比“一九四九与文学”、“抗战与文学”更有意义,更不会比七十年前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学生运动可提出的“五四与文学”的议题更有意义。

六四,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是外在于文学的、是不必然于文学的,它对于文学的意义,也就是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对于文学的意义。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对于文学可能有怎样的意义,六四与文学也就可能有怎样的意义。

还可以用比较的说法:六四与政治、六四与经济、六四与文化有怎样的意义,那六四与文学也就有相类似的意义;五四与文学可以取怎样的视角阐述和发挥,那六四与文学也可取怎样的视角阐述和发挥,五四与文学可阐述出什么样的意义,六四与文学也可阐述出相类似的意义。

“六四与文学”应该有的、可能有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意义。

既然作为一个外在于文学的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六四之于文学,就只可能影响文学表现的题材而不太可能影响文学表现的体裁,可能影响文学潮流的演变而不太可能影响文学流派的发展,可能影响文学叙事角度的转移而不太可能影响文学叙述语言的选择,如此等等。因为,后者是文学更为内在条件下的产物。对后者,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包括六四,也可能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只可能是间接的、弥散性的和经过无数中介才能抵达的,因而也是难以分清、指明、鉴别出来的。

六四还不同于五四,作为一个单纯的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六四对于文学的内在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而五四则不然,因为,五四不仅仅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政治运动,它还是一个涉及面广泛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

因此,对六四,我们只需要关注其对于文学的外在影响。

为清楚起见,我们来界定一下“六四”。

如果我们仅仅把“六四”视为一个学生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那六四对文学的影响就应该是积极的。但如果我们把“六四”看作一个以北京为中心、以广场为焦点、以学生为主体并由社会各阶层参与且波及全国的民主运动,与官方起而周旋继而对抗,最后遭到残酷镇压的包括一整个发展过程的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的话,那“六四”对文学的影响就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无须说,积极的影响主要由运动的争民主、要自由、反官倒这一面所产生,而消极影响则由官方对运动的残酷镇压以及随后实施的个体打击和社会控制所决定。

从时间上也可粗粗划分,六月四日为转折点,当运动遭遇政府残酷镇压后,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就是消极的了。

这里,我们先谈消极影响。

若在一个寻常国度,消极影响可以与积极影响等量齐观地予以关注和分析,而且,无论是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都不会即刻产生反应的,因为文学活动究竟不是娱乐活动,笔之于书不同于体之于舞或歌之于喉,需要经由头脑和心灵才能实现的。

可我们所在却不是一个寻常国度,而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国度,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掌握着拥有最大物理性打击力量的庞大国家机器,并拥有一套从上到下制度严密的管理机制,从而操控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且,这一强大的利维坦对任何可能危及自身的任何动作总是给予过度的反应,总是回应于迅速、灵敏且矫枉过正的强烈反应。

六四以后,这一反应立刻而至。

首先,是对个体直接的人身打击,目标所向不全是作家、文学人,但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作家、文学人,或监禁或监控或使之被迫流亡海外。随后,则通过控制一切传播媒介实行无远弗届无微不至的舆论控制,对任何有异向的机构、团体、杂志施之以取消、封闭、吊销刊号等手段实行清除,对任何异议实行强制性禁声以保持舆论的高度一致。六四之后几年文学的一片萧肃惨淡,可证明这一消极影响的广泛、深入和持久。

那么,消极影响是否就纯粹消极呢?监禁、监控、流放、流亡,对于作家是否就一定会令他们消极、消沉以至淹没呢?是否有人对这种打击视为无物,化消极为积极,越打击越反击,越压迫越激昂,压力反转来成为动力,最终却获得了卓越成果呢?

这类英雄气概的作家肯定有,不用外找,我们笔会内就有。对他们而言,无论是监禁、监控或是流放、流亡,并没有摧毁性的打击效应,甚至对他们的文学活动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消极影响,他们很快在打击中恢复,重新站立起来,调整方位,集聚能量,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文字书写。

这里或许有损失,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六四以后已不再从事或主要从事文学创作而改为政治性书写,但对社会而言未必是损失,六四以后或者说在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文学并不是我们社会的急需。

更令人感到鼓舞、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可以对作家个体进行肉身的定点打击,尽管可以控制一切资源、一切传播媒介实现舆论控制,尽管可造成一时的萧肃惨淡,但可能统统归于无用。从较长远的时段来看,舆论控制和肉体打击未必就一定会对文学产生纯粹的消极影响。

我曾在一篇小文章中提到:

有一种玩笑说法——美国人说的——西方社会(应该是公民社会了?)取消审查制度(censorship)就一定有利于文学的生长和繁荣?历史上除了那几个举了又举的少数如《恰特莱夫人的情人》、《虹》、《尤利西斯》、《洛丽泰》之外,真还看不出审查制度对文学有太大的害处。要命的是,相反的事例同样可以举出很多,最典型的就是18、19世纪的俄国(肯定是非公民社会)。当时沙皇政府热衷于严密的书刊审查(当然比不上苏联时期),可就在那个时代,涌现了人类最出色的一批天才作家,产生了一部又一部惊人的杰作,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学创造时期。事实是如此的令人惊异,以至于使人几乎要受诱惑地设想,一定程度的压制和审查,可能是为产生一个普西金、一个屠格涅夫或一个契坷夫应该偿付的代价,更不用说一个陀斯妥也夫斯基和一个托尔斯泰啦!

中国文人也有类似的不玩笑说法,最喜欢引用的就是文王什么什么,司马迁什么什么,天将降什么什么,记不住,也懒查,意思大家明白了就是。

不管是头脑不清,玩笑或不玩笑,我只是为证明以上所说,文学与社会公民不公民没有必然关系,也没有密切关系。美国文学评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曾说过,事实上,文学的繁荣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发生。

说了半天,得到的结果却是不确定的。

不确定,是否等于白说?

应该不是,至少有些道理我们明白了,正如前面提出的,六四是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是外在于文学的,与文学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便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大一统国度,政府掌握所有的社会资源和传播媒介,可对作家个体实施肉体打击和施行全面的舆论控制,造成文学一时的萧条惨淡——这是确定的,但从长远来看,却未必,因为文学史上有过完全相反的事例。当然,我们也没有把握作相反的断定,六四就一定会造成文学的繁荣昌盛。所以,只能说结果的不确定。

讲清楚这层道理,有志于从事伟大创作的作家,不能由此而获得一点信心?

下面,我们就来检查一下六四之后的文学成绩。不过,整体的文学成绩这一议题肯定太大,我们将议题缩小,局限于反映六四的文学作品。

这方面的成绩怎样?

大陆上自然一点看不见,只能以海外出版、海外中国作家的写作成绩来衡量。在我看来,成绩不差,相对于时间不长、人数不多,成绩可以说很不差。早期的如王力雄近百万字小说《黄祸》就是一部力作,记得两千年时有一个百年百部中国小说评选,大陆、港澳台三地再加海外近十位知名人士投票,《黄祸》名列其中。鲁迅《呐喊》和《彷徨》均在其中,但似乎也只有鲁迅一人占了两部。

其他还有如马建的《拉面者》,似乎得过英国什么奖,廖亦武的小说和诗歌,海外也有很高评价,也得过什么奖。其他还有高行健两部作品,我读的不仔细,似乎也是以六四为背景的?不管怎样,诺奖总代表较高的评价水准。

这成绩应该纳入积极影响?还是作家个体的努力?抑或是文学繁荣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发生?随便,基本道理讲清楚了,往哪个方向议论都可以。

最后贡献一点想法,事涉六四评价,立足点仍是文学,希望能把这一想法表达清楚。

六四,是中国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政治大事件,它不仅影响了文学和文化,更深刻地影响了随后几十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在我想来,六四,其最大作用,最大的正面作用,就是对以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在几年以后的选择市场经济制度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它的爆发和参与者的献身和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热烈的响应,使当政者看清了社会积蓄的不满和社会矛盾的尖锐,使当政者认识到,必须对中国社会作出整体性改变,这只能将中国社会推向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舍此之外,别无出路。

六四最后悲剧性的结局,转化为巨大的动力和压力,最终将中国社会推向了正确航道。这就是六四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六四在历史上的最恰当地位。

我这不是随意嫁接,从中国社会此后二十余年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对六四的更开阔也更辽远的认定。

这样来看,我们就不应仅仅将六四看作一个局限于广场的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事实上,???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如果不能引起社会变革,积聚起社会变革的能量,那这一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在历史上的意义终究是有限的。六四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它以青年人的血泪和生命为代价,昭示了中国的出路,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突发性事件,它是中国开始转向过程的关键时刻的一个标志性、枢纽性事件,它的发生,最终促发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使之走上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我不知道,以上想法是否有人谈过,不敢私密,提出来供六四文学描写的参考。

2012/5/25

《自由写作》第82期【纪念六四23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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