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也:结局或开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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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也

尽管一直在刻意回避,这些年来,人们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中共对六四的定性口径已有所松动,自反革命暴乱、政治风波、直到事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六四最终会迎来“平反昭雪”的一天。关于这一点,我没有太多的话要说。那一晚我是在上海一位朋友住处通过收音机短波,才零零碎碎得到了一点来自广场上的消息。尽管有新闻封锁,那个几乎被全世界媒体反复曝光的镜头:一个拎塑料袋的青年与一辆坦克对峙——造成的强烈视觉震憾,毕竟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像的。作为一名写作者,你无法面对又不容逃避。

是的,有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去过广场声援和慰问学生。——总是在这种场合才让人发现“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这么多文学家艺术家,比资本主义还多!他们之被一种叫文联或作家协会的组织机构收编,与其说为了提供保护,不如说正是为了加强控制,难怪俄国女作家莉季娅把苏联作协视为克格勃的兄弟单位。上边有宣传部,再上就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头头。这就是所谓体制,——不必夸大文学艺术界扮演的角色。最直接的证据大概要算陈军联合诗人北岛发起的知识界文艺界签名;刘晓波特地从国外赶回跟广场上的学生们呆到了最后一刻。有那么一刹那,革命似乎已成功在望,连体制内的人士都觉得应该及时站出来,站到代表时代潮流的一边。

说到体制,这里仍然是一个高度极权专制的国家,狂妄地企图控制一切包括思想与创造。我不认为以六四为界,已进入到后极权时代。尽管我不否认,某些日愈明显的后极权体制特证。我也不认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与八十年代有什么根本性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越来越发达的市场经济为体制外写作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此外,就是网络与电脑的普及。记得九十年代中我有了第一架电脑。我觉得对一位作者而言,工具的革命,比现实的革命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远。虽然有封锁与限制,日益发达的网络资讯业以及出版传媒逐步面向市场化,无疑为自由写作提供了大量体制外发表与延伸的空间。

就作家这种自由职业而言,本无所谓体制不体制,加入作协与退出作协同样合乎逻辑。但是当中宣部试图控制一切,对于那些具有足够自尊的作家,也就有足够的理由跟这种体制说再见了。公允地说,体制内外本无足以作为区分写作好坏的标准。体制也并非铁板一块,只要不丧失写作的起码条件,任何地点任何时刻,都会诞生富于魅力的个性作品。我甚至不怀疑,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能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比较倾向正视某种体制内分裂症的普遍存在。最近一个例子就是一百位大陆知名作家手书纪念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对此我并不感到特别奇怪。作家也有人物各色,何况还有所谓党员作家。北大教授张颐武最近在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甚至宣称,“(《讲话》)这一方针一直都是中国文艺工作的基本原则,并且因此诞生了无数优秀作品。”他没有具体提及到哪一部。符合党的宣传精神的“优秀作品”既已数不胜数以致无数,这些党的文艺工作理应成为这个时代的宠儿。“摧残士气,必驱成一邪魅世界”,是足以形容极权专制统治之下的总体精神面目。但这并不意味个别人的文学成就可以就此一笔抹煞。文学才华不能为一个人的正直提供保证,而正直的人也可能信奉邪说,尤其令人为之痛心疾首。

凭心而论,一九八九原非凶年,正如一七八九,路易十六或邓小平也不比路易十四或毛泽东更坏。如今看来,八十年代虽有点被记忆美化。但无论在其上堆砌多少溢美之词,那的确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年代。一个文学的长夏,最终迎来它的热月。海子3月的卧轨自杀更成为一种终结性事件。有人将海子视为农业文明的殉葬品,有人将诗人之死视为八十年代神话之一。我则认为可以从他随身携带赴死的四册书《圣经》、《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中一瞥那个年代的精神风貌与文字密码。

翻译作品超过本土作品语言的一股水准,属于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特有的文化怪象。伯林在谈及前苏联的文艺现状时就曾提请注意,无论就作家个人还是就翻译家群体而言,还没有那个国家像苏联这样在翻译界“汇集了俄国最杰出的天才”。我个人以为单单一部译林版《追忆逝水年华》译本就可以盖过九十年代所有中国文学创作,但愿不会被视为一种危言耸听。

六四不是一次文学革命,甚至也不一定具有文学史断代意义,只是碰巧发生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节点:结束与开始。然而,文学从来不会迈着正步进入历史。以十年为单位来划分文学世代,属于一种老式的分类习惯,它让十年之间的文学看上去有点像一个亚历山大方阵,并且期待一场划时代的高加米拉战役来检验一种文学阵势的威力与笔端锋芒。它漠视并抹煞写作的独立性与惟一性,好像文学史首先不是由一位位作家、一部部作品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位置造就。然而,这终究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当代总是拥挤着太多的人、历史的筛眼太大,尤其是进入到现代以来,日益呈现出一种增墒的趋势。太多的作品,身份与个性有待识别,不得不借助于某种时间尺度。为了描述这样鱼龙混杂的假想方阵,常常不得不借助诸如六四之类重大历史事件。

我觉得从长远看,六四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应被高估。这种影响及于作家个人往往要比及于作品更深。很容易设想,一位深度介入的作家被关进了监狱对文学生涯的影响。——如果监狱不禁止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倒也不失为一个写作的好地方——更长久的影响则又是另外一回事。革命无视人的悲欢离合,很少会给个人命运留下足够的余地。革命会扩大也会缩减一位作家的经验,磨炼人的东西同样也可以把人摧毁。总之,一切因人而异。

六四虽未使中国文坛变得更有起色,也并非暗无天日。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影响到时代的某种发展流向。所谓“思想淡出,学问凸现”,“告别革命”之类一时甚嚣尘上。个别人士可以一直淡定到连鲜血都不闻不问。不排斥其中有一些是属于策略性的。积极合作与一种表面上的超然与淡泊都会受到体制的格外青睐。另一方面,赤裸裸的政治抒情包含着同样的危险。在我们的时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是太疏远,而是太紧密。政治常常以各式名义绑架文学,某些文学一直受虐式期待被绑。在某些时刻,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一对连体婴儿,培育出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类文学怪胎。

六四并没有为文学增添新品种。四?五运动至少留下了一册《天安门诗抄》,其文学价值暂且勿论。英国宪章派运动甚至造就了一个诗歌流派——宪章派。我听说高自联领袖人物中不乏诗歌爱好者。革命家中有诗人,也有诗人革命家。聂鲁达曾谈到过一种“诗的威力”,——一种难以抵挡的成为大庭广众诗人的诱惑。拉美与东欧都不乏此例,作家常常会被赋予某种政治角色,直至被推上总统候选人宝座,成为民选总统或新一轮独裁者,开创一个“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昆德拉语)。另一方面,同一位聂鲁达曾警告青年诗人不要一开头就去写政治诗。因为政治诗比其他诗更需具备情感的深度与积淀。“愤怒出诗人”——其实未必。激情或者哪怕正义感并不能说明一切,政治正确同样不能。革命与反革命,常常只是同一种镜像的相互映射,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背面。它们同样可能令一首诗沦为一种简单的政治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六四事件将更多作家推到了体制以外,或者说唤醒了某种超越体制的自觉。在八九年之后,我更多听到的一个字眼名字叫“流亡”。其实,流亡无处不在,如果你从来没有进入公众视线,或者一直处在边缘,这也是一种流亡。我见识过一些所谓地下诗人,其实大都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流亡状态。如果你没有由此丧失写作的活力,这种流亡甚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你甚至可以继续享受这种流亡状态。——一种被放逐或自我放逐的光荣。

《自由写作》第82期【纪念六四23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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