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六四悲剧与精神历程(随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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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

在中国近代史上,枪炮是西方列强用来对付清政权的最后一种语言,这是冥顽专横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然而,当代专制者却把枪炮作为镇压本国善良民众的武器,这是野蛮的专制者唯一懂得的语言。西方的文明人用枪炮教训东方的愚顽专制者,而野蛮的中国专制者却用枪炮屠杀文明的本国人民。

自西宫慈禧叶赫那拉氏阴谋窃政,历经“祺祥政变”、“同治中兴”、“戊戌血案”、“庚子国破”、“筹备立宪”、“四九国变”、“五七反右”、“五九大饥馑”、“六六大肆虐”、“七六血案”“八九大屠杀”至今,历代官家长达一百五十年、被迫磨磨蹭蹭、羞羞答答、一步一回头的“改革开放”史,不过是一伙以阴谋和暴力夺得政权的政治强盗从西方引进先进武器、搬来专政理论、变本加厉愚弄和迫害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各族人民的一部野蛮禁锢史、残忍迫害史和血淋淋的犯罪史。

屠杀者及其宣传机器说,要制止动乱。可是,一千多万人口的北京,警察全部神秘消失,数百万人日夜齐声吶喊结束专制、制止腐败、实现政治民主和自由,却没有一件交通事故,没有一桩打砸抢事件,连小偷都表示支持民主、集体罢偷,北京城夜不闭户、秩序井然。何来动乱?

专制集团及其子弟霸占人民权利、窃取国家财富、导致社会腐败、制造人间不公、酿造社会仇恨、制造暴力事件,不叫制造动乱?不叫危害社会?不是犯罪行为?人民要求兑现宪法,要求政治民主、社会自由和公民人权,要求社会公平、取消特权,就被视为犯罪,诬为动乱,骗来三十万大军、开枪屠杀、血洗京城。如此世道,天理何在?

一九八九大屠杀,粉碎了十年“文革”后重新编织的又一轮薄薄的玫瑰色新梦和短短欢欣:“六四”的汪汪碧血,吊死了一个短暂世代。中国已经没了路,上上下下身陷绝境、灵魂拍卖、肉体沉沦;中国丧失了人格之路,唯有自我作践、彼此践踏,自我欺骗、彼此诈骗。中国已经没了梦,只有堕落、残酷的现实;它不再浪漫,只有冰冷的金钱计算;它不再幻想,转为就地捞取实利。前代飘零、新人长成,学界苍头大步流星加入假冒伪劣行列:论文剽窃屡见不鲜,评奖自得名利双收;流氓地痞混进文坛,卖身权门充当鹰犬,杀人越货原是警花,腐败贪官成为楷模,人渣谩骂混充打假,为了创收灵肉可卖。知识阶层颠倒黑白,一切恶行皆有美名:贪污叫做借用,他杀说成自杀,强奸叫作风问题,剽窃叫技术问题;真枪实弹屠杀民众也理由十足,因为屠夫没有橡皮子弹。堕落者永远振振有词,犯罪者比受害人更无辜。文人无行,于今为最。世风堕落,直下地狱。大大小小文文野野无数蛆虫涌动着在中国那具庞大的腐臭尸身上津津乐道地寻觅和吸吮着无穷趣味。民族的出路在哪里?沉沦罪孽的中国,分明等待着一场摧枯拉朽的飓风—一个伟大的石破天惊。

二十三年前的四月,那个晨光灿烂的黎明、充满生命活力的春天,把我从书斋呼唤出来,日日沉浸在广场长街的欢腾热流中,感受这个伟大民族生命的跳动、良知的高扬和勇气的勃发。中国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爱,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这么伟大,中国民族似乎从来没有这么欢腾。昔日一张张冷漠的脸,刻薄的嘴,计较的心,今日忽然笑得灿烂、善得可爱、慷慨得令人心惊。我知道:专制、腐败和不公正是人类美好心灵、健康心理和健全性格的最大敌人。

我为中国民族这种英雄气概而日夜处于心灵的激动中,不止一次从梦中笑醒;我要立即去看晨曦初放的蓓蕾,投入正义和勇气的大海。我日夜阅读这本敞开着的活泼泼的历史巨著,它的书写者是身边无数的无名英雄。我知道,这是书斋里永远没有的,后代史家难具这般雄健笔力。我深知,如果想成为出色的当代学者、作家或做一个尽责的当代人,必须加入历史、见证历史、创造历史。

我深知,在我面前敞开的这本大书,是中国当代历史最伟大的乐章,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件,是中国民族向世界显示自身伟大人格素质和高度文明价值的辉煌历史时刻。我深知,中国人民正在创造当代人类史。这才是我的中华,这才是历史文化深厚的伟大民族应当有的英雄气质和历史创造力,这才是我最爱,我要与它同在。

六月三日深夜密集如雨的枪声和隆隆如雷的坦克群把中国碾碎在血泊里。恶棍枪杀了英雄,罪恶取代了光荣,黑暗吞噬了黎明,一个善良的民族被逼得发疯。屠夫们处决了自己,直落十八层地狱。中国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尝试,再次成为震惊世界的一场悲剧;中国人民的鲜血和勇气,却成为几个月后激发东欧人民灵感的火花,他们翻开历史的崭新一页。这是中国六四悲剧播下的火种、中国烈士的鲜血结出的异国之花。

六四血案,使中国民族心灵产生巨大裂变。刚刚熬出十年“文革”、一身创痛未愈的中国又跌入漫漫寒冬。一群政治强盗、文化骗子、地痞流氓再次欺骗、凌辱、残害了一个民族。中国当代史又进入屠夫、骗子和流氓坐庄的世代。政治的野蛮、经济的腐败和文化的腐烂,道德的堕落、心灵的黑暗和人格的毁灭,构成彻里彻外毫无羞耻的“时代精神”。

屠夫加骗子、假正经加嬉皮士,把无耻当作光荣夸耀、把丑恶当作才能炫耀,灵魂告别、人格破碎,这个沐猴而冠、狗苟蝇营的世代,对于良心未泯、痛感尚存的人们,无异良知的凌迟、人格的凌辱,这是良心的屠场、精神的炼狱。

这个世代,政治丑恶、文化恶浊,人人活得低三下四、磕头作揖,是谁活得自由而快乐?是谁在红尘中、腐败里、一路跪着爬行、做奴做狗、官场亨通、财源滚滚?

中国的太阳是黑的,中国的大地是血腥的,中国的夏天是冷冰的。

彻夜枪声、满街鲜血,民族的深仇大恨就此铸成;血色黎明、死亡黄昏,当代世界第一血案就此定谳。那夜满城疯狂、无人能眠。

波兰民歌《小杜鹃》的轻快旋律从心中消失,莫扎特失去欢快,德彪西失去色彩,波提切利的《春》失去三女神的娇柔,达芬奇的《蒙娜莉萨》失去迷人的微笑。我心中轻快、明亮的一面瞬间消失,记忆牢牢定格于英雄和鲜血、罪恶与屠杀,心灵的春天从此结束。这是民族的祭日,这是我心灵的春之祭,我日夜为她哀悼。

由“蓝色骑士”进入“立体”时期的毕加索及其《阿维侬少女》《格尔尼卡》开始在我心中获得艺术生命;挪威画家蒙克(Edvard Munck)的画作《尖叫》(The Scream)深含的对现代社会的地狱性产生的恐怖、焦虑、愤懑,从我的理知瞬间融入情感;挪威格里格的《培尔金特》、捷克斯美塔纳《我的祖国》、西班牙罗德里戈的《阿兰胡埃斯吉他协奏曲》,从此成为我心灵的乐章。

贝多芬对于我,始终具有非凡的心灵亲和力和灵魂共鸣感,那是宇宙第一乐音。他的《热情奏鸣曲》《悲怆奏鸣曲》以及《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合唱交响曲》(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是我心灵的奏鸣。那瀑布奔泻似的激情旋律、雷鸣电闪般的雄伟交响,日日夜夜敲击着我心灵的钢琴一同轰鸣。

波兰当代作曲家高尔茨基(Henryk Gorecki)的《第三交响曲》,每次都使我怆然沉浸于全体弦乐器拉奏的、潮水般悠长、渐强而寥廓的深沉悲情中。我知道,这是无可言传的心灵情思,是沉重的历史痛感。

在那段心灵苦难、春如寒冬、花枝含泪、风雪悲愤的岁月,格里格的哀情、斯美塔纳的深挚、罗德里戈的凄艳、高尔茨基的沉痛、贝多芬的激情,给我许多心灵抚慰,他们是和我的心灵同一脉搏跳动、同一旋律奏鸣的人,他们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我常沉思: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理解会像味蕾、复杂多样。

在我看来,人生意味着个体生命即主体自我的一系列选择。这些不断选择构成了人的一生,这些不断选择显示着个人的文化性格和心灵质素,这些不断选择决定了自我的价值和人生的质量。

选择是一种心灵决断,选择是一种价值判断,需要维护一个、抛弃许多。有的选择,意味着自我作践;有的选择,意味着自我毁灭;有的选择,意味着自我爱护、自我超越和人格升华。

选择是痛苦的,正如思想是痛苦的。正义的选择需要高远文化眼界、深邃历史洞察和深刻道义理性。坚执道义以面对人世、守护良知以敞向青天、高扬人格以捍卫生命尊严,应当成为人生选择的原则。这对于以精神价值为生命的知识分子尤为要紧。

这种对生命的沉思,常常奇妙地使我的内心涌出激情、笔下翻腾波澜、生命激射灿烂火焰。

我常反思:什么是写作?

这是一个心灵问题。感悟会像多棱镜、五彩缤纷。

在我看来,写作是生命的流程、思想的结晶、智慧的超越、心灵的飞腾。

写作是情思的颤动、欲望的倾吐、生命元气的喷薄而出,是思想与现实的搏斗,是心灵对人类困境的英勇突围、对真善美三女神的热烈追求、向精神最高境界的羽化飞升。

写作是本我与天地精神独往来,是心灵与宇宙万物交感、对话,是心灵对天地生命、宇宙精魂的崇高体验,是心灵和天地生命、宇宙精魂的交响共鸣。

写作是心灵的自由。它只听命于个人内心的自由意志、良知呼唤、道义律令。

写作是心灵之血在倾吐、跳动、盛开灿烂的思想之花、文字之葩,写作使心灵喷放圣洁清泉。

写作是心灵的痛苦和欣悦,是心灵的反思、心灵的自涤、心灵的升华。

写作是心灵的一次伟大日出,生命的一次激动体验,放射万道霞光,激发无数灵感。

写作是生命、人格、尊严。

每次构思、写作,总有一种浩茫莫名、明暗交辉的旋律在心灵中翻腾、奏鸣,总有一种朦胧、宽广、大气磅礴、时而明亮时而沉雄的悲怆之情在涌动,这种纷纭情思在叆叇中缓缓升腾,渐渐趋向心灵的高度纯净、情感的深刻聚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心灵与高尔茨基《第三交响曲》交感共鸣。那是一种高度的纯净,纯净得似乎单一,一切纷纭、骚动、变奏都升华为简单、纯一,那是一种无乐之乐、无言之言,那是大智若愚、大音希声。那是心灵与天籁、灵魂与宇宙的浑然整一。

每次构思、写文,都是一次心灵的抉择,良知的激情,思维的披荆斩棘,思想的深化和精化,从思绪和情感的缤纷花雨中精思凝想。动笔之际,庄严地像是开始心灵祈祷。那是心灵和良知向上苍敞开自我。

每次构思、写文,都是一次心灵的升华。那不是文字(无论方块形还是拉丁形、楔形还是象形),那是跳动着的生命,结晶的心血,不死的精魂。或者说,那文字不过是思想的躯壳、外形,这种躯壳、外形苍白得不能充分表达内质、思想和感悟的丰富性。我深感文字的局限性,尽管我要在这有限性里令它闪出光彩、发出和声、奏出心灵旋律、与天地大气共振、与宇宙精魂奏鸣。我深感一切表情工具、艺术媒介、语言文字的有限性和贫困性,我深知学者、作家、艺术家须具备高度的心灵悟性、文字悟性、思想悟性。没有高度悟性这金刚钻,做不了人类文化这瓷器活。

写作的过程,是追求思维的彻底性、思想的公正性、文思的艺术性过程。

写作是生命和个性展开的方式,是生命和个性存在的方式。

六四血案之后,我的文章应当是血写之文,我的著作应当是血写之书。

一九八九大屠杀,是中国民族的大悲剧、大沉痛、大不幸。

那是当代中国人民挺身而起、力图推倒政治专制、消除特权阶层、铲除社会腐败、追求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伟大政治运动;那是当代中国民族奋臂吶喊、试图打破精神牢笼、挣脱思想锁链、结束灵肉奴役的伟大文化运动;那是当代中国人高扬英雄气、志在粉碎蠢猪式奴才哲学、追求人格、自由和尊严的伟大社会运动。

六四前,作为学者,沉静、深思、悉心学术,是我的生命存在方式。我喜欢学术的沉静、质实和宽广,远避热闹、虚飘和奔竞;我天生不喜显学,独爱灯火阑珊处。我以为,独立、广博、精思、独辟蹊径是治学第一要义。当同辈纷纷躲避古典文化、群集现代当代文学时,我宁愿研究古典、理论、历史、艺术兼及现代和当代,遂在大学期间完成李清照系列研究。当人们纷纷驰骋才子气、个个要建立体系时,我飘然转入初为人知的比较文学领域,遂在研究生期间完成《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书。当人们由现代文学又联翩转向热火朝天的比较文学领域时,我翩然转向西方哲学、学术翻译和文化研究。六四枪响、中国蒙难,我愤然转向历史反思、精神探索和文化批判。

从此,写作成为心灵的撞击、心灵的磨难和心灵的沉痛,写作成为心灵的净化、心灵的超越和

心灵的升华,写作成为痛苦和欣悦交响奏鸣的精神历程。亚历山大以剑征服世界,我以笔驰骋思想荒原。贝多芬以琴键敲出激情火焰,我以文字奏出心灵绝响。

从此,像一条宽广、殷红、浑浩流转的长河,一种莫名的悲情在心灵深处时隐时现日夜流动。

从此,一种深沉厚重的情思,升腾在大地山岳江河之间,像奏鸣曲的主题,不断回旋在笔下,缠绕在文字深处。这是天人之际的奏鸣。

回顾六四国难二十三年来的写作历程,是对自我生命的检视,是整个民族自我反思的一部分。

沉重的悲情和血的记忆,使我一时无法回到宁静的学术。1990年初,我动笔撰写《苦难的超度—贾植芳传》。1991年5月20日,我的《后记》开门见山:“为那些高昂着不屈的头颅,维护人格、自由、尊严,同时又有深刻道德感和远大人生追求的人物写传,为这样一些有着英雄气质和悲剧色彩的人物记录下他们曲折、悲壮、苦斗的一生,探索他们灵魂的历程,这是我早已萌生的一个愿望和计划。这种愿望在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读书、思考之余,曾强烈撞击着我的心。我知道,那是一种奇妙的天人感应,是宇宙和心底涌流出来的不可遏制的春潮和激情,是创作的冲动,是上帝和良知向我发出的微妙指令。”(业强出版社1994年初版,第417页)此传是在六四悲剧强烈撞击下的精神产物。贾植芳教授是一九五五年轰动中国、震惊世界的胡风事件中的首要人物,是被毛泽东政权判刑最重的三人之一。他是我在复旦大学读比较文学研究生期间(1981-84)的导师。

此传《前言》开篇,一个世纪的悲情扑面而来:“二十世纪,带着战争、饥馑和精神苦难,带着一身伤痛和血泪记忆,就要悄然别我们而去。/站在历史的峰巅,回顾那如梦般飘逝的心路历程和那惨淡的似水年华,瞻望新世纪的缕缕晨曦,我们的心情并不轻松。/这个沉重的世纪,带给中国人的苦难远比别的民族更为深重。”“洗净人间这一切丑恶和罪孽,需要一场创世纪的大洪水。”我的笔锋不无鞭笞:“不是屈从于强权,就是屈顺于金钱,这样的知识者是令人悲哀的伪知识分子。”“一个与知识阶层及其清流为敌的政权,不仅愚蠢,而且反动。秦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党锢之祸,明代的东林党祸,清代的文字狱,慈禧集团之杀戮戊戌六君子,都充分说明这一点。他们的政权不是短命的,就是灭亡于这种杀戮中。作为历史的讽刺和惩罚,古人这诗句—‘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实在是对强权暴政的一个绝妙的嘲弄。”“在这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未能脱去历史的悲剧色彩。谭嗣同的舍生取义,梁启超的亡命海外,孙中山的浪迹天涯,都昭示这一点。这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社会体制的变革、发展以及现代思想文化的创立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悲剧性关系。”“我们往往过于着眼抽象的文化批判和理论研究,忽视了对能动、活泼的历史创造因素—人及其人格尊严和价值—的关注,忽视了对新型人格之文化层面和社会意义的研究。在我看来,人及其文化观念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意义更为重要。”我不无激情地挥笔高瞻:“面临崭新历史事业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当具有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那种胸襟:”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如果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悟出人生的道德和人的价值,透过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艰难发展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而看到民族的脊梁和新世纪的曙光,或是受到更多的文化启迪,那么作者会感到由衷的欣慰。“这部传记著作,是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骨气及其文化价值做的富于精神深度的揭示,同时是对当代中国人显示的”六四“英雄精神的高扬。

文化的思考、观念的创新、思想的批判,有时可以通过对西方作家著作的独到阅读、对其思想的创造性理解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深刻揭示来开辟道路。1989年春,我撰写《<神曲>与但丁精神》(为裘珊萍译《但丁》作序、该书七月出版),指出“个人灵魂的高贵性以及人类道德的尊严性,这是但丁通过他的主要作品《神曲》而揭示出来的一个基本主题。”我提出“但丁精神”这一概念,即“深刻、崇高、锲而不舍的自我批判、自我忏悔、自我完善的自觉意识以及对全民族、全人类道德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思虑和关切。”《神曲》的精神价值和人类意义在于它深刻地表现“一位有着高度人格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所具有的深刻的忏悔意识、批判精神和进取意志”。

我在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中译本序言中,一石两鸟地微微揶揄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法国思想家和理论家:巴尔特谈论东方的筷子和西方的刀叉时,“忽视了掩饰在这种温雅面纱下面的另一种东西,这恰恰是东方人独具的一种智慧方式,一种狡黠的聪明和才智。”“无辜的动物总是要被宰杀的”,“不同的是,东方人把屠戮生灵的事放在君子所远避的厨房深处去干,不像西方人在餐桌上舞刀弄叉地张狂。东方人更懂掩饰,更懂里外,因而在这方面,要比西方人更多一层智慧。”(见拙译《符号帝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第6-7页)1995年初,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光云影》问世。我相信,这片云影必将飘散。其中收入1992年8月写的《孟姜女庙随想》:“孟姜女哭倒长城已经成为一个伟大而又深刻的隐喻。这个故事恰恰告诉人们一个朴素的真理:一位少女的坚贞爱情远远比一个帝王的赫赫功业更伟大,更让后人千古感佩。”“长城并非倒于异族侵略者和外部势力,它倒于帝国内部民众的怨怒,倒于一个弱女子的泪水下。”这是爱情和民心对野蛮暴政的控诉和反抗。

1999年六四悲剧十周年,我撰文纪念六四精神,激赏俄国政治家戈尔巴乔夫人格的正直、道义的勇气和英雄的决断,感奋东欧人民纷纷走上民主自由道路,慨叹中国人民依然不脱犬马命运、中国大地依旧专制横行、腐败遍地、阴霾沉沉。我设想:如果十年前民主事业成功、政治制度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经过十年磨合期,中国社会和经济应当进入稳步上升、扬帆远航、人民自由和国家真正强盛的崭新历史时期。

二十世纪最后的五年,我在哈佛大学的斑斓秋色、飞扬大雪和明媚春光中,开始对中国历史文化作系统反思和批判性研究,完成以三位重要文化人物为代表的百年历史文化和思想的批判性清理,与即将逝去的二十世纪文化告别。

《自由写作》第82期【纪念六四23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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