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谎话与怀疑的纠结(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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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在《新约及其历史背景》里,耶鲁大学教授戴尔·马丁(Dale B. Martin)讲到,在一个充斥着谎话的世界里——包括戴教授研究并专门解读的《圣经/新约》在内——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怀疑一切。于是我把“Doubt everything”(拉丁文do omnibus dubilandum)抄在了我翻过许多遍的《New Testament》(《新约》)扉页上。

怀疑一切(Doubt everything),不仅是人类新知源源不断的源泉,更重要的是——正如马丁教授所说——在一个充斥着(包括马丁教授本人——这是他在给学生讲授时所说)谎话的现世世界里,用什么来分辨、判断于这个世界里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哪些是谎话,唯有理性。而理性获得正是得益于怀疑。无论是神(包括《新约》在内)的话,还是帝王(包括现代社会里的“政府”)的话,以及还是老师、父亲的话,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怀疑是其前提。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怀疑一切”,既不是“主流话语”,也没有被提倡。而恰好相反的是,“愚民”是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里的正脉。发展到满清是“文字狱”,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本来,由领袖倡导并发动起来“打倒一切”的“原教旨主义”应是“怀疑一切”,但因为暴力的介入、权力争斗和阶级斗争必然的尔虞我诈和你死我活,“打倒一切”便成了“怀疑一切”的噩梦!

如果“打倒一切”仅限于从下到上的暴民的造反,我们尚能理解中国朝代的更替的某种必然性,或者说是中国朝代更替的宿命,也就是具体无论说到陈涉、吴广、刘邦、项羽,还是朱元璋、李自成们的行为和理念,似乎与这样的“宿命”和“必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打倒一切”由上至下的行为,却无论如何从现代政治理论和文化源流上讲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但是历史却是如此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历史的重复从来就没有过与原来一模一样的简单重复,甚至,历史的进程并不提供教训,即使是“极为相似的事件,…也可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语),同样地也让历史自己成为不可解的言说。历史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历史话语的线性与平面,都不可能也决没有可能地指向或圣人或小丑或王道或霸道所期冀所断言的某一铁(钦)定方向。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历史的规律与无序,从来就不是一目了然的。很多时候,历史的无序与偶然,让一些自称发现了规律或找到了必然的天才蒙羞。于是,我们看到,在一场波及全民族所有层面的运动中,谎话与真理、怀疑与愚昧,交织在一起。或者说,谎话有时就是怀疑,怀疑有时也是慌话。进而言之地讲,在某些时候,谎话与怀疑就在一个平台上共欢共舞。这便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共时”所发生的现象。糟糕的是,谎话成了真理和旗帜,怀疑成了打倒一切的疯狂和愚昧。这在当时的世界看不懂,而至今同样没有引起足够反省的历史重大事件。特别是在谎话与真理、怀疑与相信这两对本是水火不容的范畴中,却是那样地纠结和纠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真理,谁是谎话;谁应当相信,谁又当怀疑?

一般地认为,谎话是人类个体或集体企图搪塞自己无能的一种武器,或者说是骗子为了获取不正当或不该是自己利益一种欺骗行为。当然,“谎话”在《新约》里并没有定义为“原罪”之一种,但“谎话”是一定会被谴责的。从历史角度上看,谎话于百姓可能只是一种抵御强权的无奈;但对于独裁者来说,谎话则是独裁者特具的驭人本领和执政大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专制历史中,从两汉中期开始的由儒家的伦理引出的“纲常”成了中国专制洗脑管人的金科玉律,本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有哪一位帝王是在所谓的“三纲五常”的道德律和道德谱系里执政和生活的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要求别人(主要是其臣子和百姓)做一套,自己却做另一套。从来就是帝王们的专利。就说纲常里的“孝”和“悌”吧,从秦汉到明清2000多年漫长的宫闱里,发生过数都数不过来的、血腥的为了争夺“大宝”的事件。杀兄夺位的如李世民、弑君(侄)夺位的如朱棣等——而此两位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能力也最有成就的帝君——这些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主人绝大多数发生在“孝”与“悌”的道德谱系里。“孝治天下”从来就是中国帝王骗人的把戏。更糟糕的是,谎话在这里,不仅没有让庶民和草根怀疑,而且与中国独特的顺民、愚民文化政策和顺民、愚民文化社会心理一道,共同维护着这一慌话。只要是独裁,谎话是统治者的必备件和首选件。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希特勒的帮凶戈培尔干脆直言不讳地说“谎话重复千次就是真理”。这话当然无耻,但这话比虚伪的中国帝制文化和帝王干脆得多、直截了当得多。中国的独裁者一般都以做百姓的道德楷模现示于天下(包括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的领袖),但他们从来也不可能做到。最让我们今人唏吁的还有——据野史——曾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作为储君(“章”定“接班人”)即副统帅,而且是以共产主义价值观为圭臬的副统帅,便直截了当的说过“不说谎话办成大事”。谎话通过独裁者和强制行为,成了(独裁或帝制)真理的组成部分,让愚昧更加愚昧。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谎话随处可见。帝王家谱、帝王名字及帝王死亡,有“讳”、有“忌”、有“避”;帝王事,更在官史的笔下云里雾里。以至于偏激地讲,成文史的“二十四史”里,许多部分是由谎话来充实的,包括并非完全官史的《史记》里面的、那些看起来活生生的帝王将相以及他们的故事。“五四”先贤鲁迅先生在其开山之作《狂人日记》里绝望而悲愤地写道,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字,一个字是“瞒”,一个字是“骗”。“瞒”即谎话,“骗”即以谎话让人信以为真。也就是说,历史百出的漏洞就是依靠了慌话,并由谎话掩盖和遮蔽。譬如帝王的出生世表的所谓神仙托梦、祥云缠绕之类的慌话、鬼话。像刘备、朱元璋等辈本出自贫寒,一应俱全在地在正史里要么是“则见蛟龙”要么是“梦神授药一丸”的“天授之子”。又譬如后来成为“真命天子”或“太阳”一类的天界神仙,更让所有的正史——无论是“二十四史”还是“二十五史”——成了撰史者们的虚拟空间。这也许不是像我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或历史无政府主义者的臆测,也许也不是撰写者的过错,而是帝制本身的规律所至。

幸好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秦始皇所设想的“一世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的轨道运行。即使是持有中国文化本体论或中华文明本体论的钱穆,在认为中国是“最完备之国家”和应对其持“温情和敬意”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像这样一个完备的国家一样是有“病态”的。想来,“病态”是由若干“病灶”所构成,谎话便定是若干“病灶”之一种,而且是严重的一种。在我看来,谎话贯穿在“二十四史”里就是最大病态。面对“病态”,异教与怀疑,大约是历史前行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副产物,而且有时是很有质量的副产物,尽管它常常躲在所谓正统文化的背后,或者让所谓正史所遮蔽。不过,我们今人已经看到,自佛罗伦萨开始的现代西方文明以及由法兰西高擎的启蒙运动,正是从对神权的崇拜和对王权的图腾的怀疑开始的。法国人蒙田开启了近现代怀疑一切的先河。蒙田不仅对神权王权持绝决的怀疑态度,而且对所谓的文明人来说,也是持怀疑的。在《蒙田随笔》里,蒙田尖锐地指出所谓的文明人,往往“为了要人们对他们说的话深信不疑,他们忍不住要对事实的真相进行歪曲和窜改”,而且最为可恶的是,所谓文明人“他们决不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因此,对慌话是否是谎话的唯一识别即是怀疑。而且应当是“怀疑一切”!

当然,历史却除了让我们看到历史有时十分的有趣,遗憾地让人十分的不安。十年的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怪胎——它展示出个人在集体无意识的力量与危害。同样的,作为“怀疑”的别一走向,它展示出官方与民间狼狈为奸后的力量与危害。怀疑应当是知识谱系里的一种认知和价值谱系里的判断,本不该成为一种暴力。但是,历史从来就是无从预测也无法中止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线性事实堆积。只有当它发生之后,我们才能从中找出一点点蛛丝马迹,让我们整理和回味。或者说即使是在整理或者回味中,由于人类的天性和偏执,人类在吸取教训中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方式,人类的教训往往变得来无足轻重,或者说在历史的过程中,人类往往并不是以吸取教训平台上前行的,而是以别一种理性(怀疑)和非理性(打倒一切)中行进的。于是,“怀疑”看起来本不可能成为暴力的一种认知和判断,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种非暴力的暴力,而“打倒”则是这种暴力的重要表征。当然,这不是只在中国的文化里才发生的事,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传统和政治治理传统中,谎话成了真理(如薄伽丘《十日谈》里讲述的那么一些肮脏的主教们的故事),怀疑成了暴力(如房龙《宽容》里讲述加尔文教从异端到独裁的历史)。甚至直到当代还时有发生的对异教徒的打压和迫害。中国的十年文革(其实还在更早的时候便已经开始,《顾准日记》在1959年12月22日就有“公开说谎,已成风气”之描述),谎话与怀疑交织纠缠在一起,顺民愚民与暴民交错纠结在一起。自然,是谎话上了上风,是谎话主宰了历史的进程;同理,是顺民愚民成了社会的主旋律,是顺民愚民担当了共同让非理性的文化大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在十年间,我们谁都有责任,谁都是“罪人”。除了站在“主流”和“大潮”之外的极少数的天才与先知。这样我们就会对一些蹊跷的事,做出当下的一些可不失为一种解释的解释。蹊跷在于:怀疑在文革初期成了由顺民愚民演变成了的暴民后的“打倒一切”;而怀疑本身的价值和力量所在,文革中后期,怀疑又成了对文革现存态势的一种理性的回应,尽管这种回应是极少数的精英。精英的典型代表,如来自民间的以思辨方式的顾准(我们今天看《顾准日记》便会知道)和哥白尼式的林昭张志新、来自官方的以执政方式的邓小平(我们回忆邓小平1975—1976全面整顿的思路便会知道),还有来自更边缘的以诗的方式的北岛等辈。这一切基于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的正当性以及正确性的反省和怀疑。这样的反省和怀疑,在当时都处于非主流。因此它受到主流的打压也成了反省与怀疑的宿命。顺便说一句,其实大约凡是主流的东西,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这样,我们依然要回到它的原点来审视慌话与怀疑这一本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怎么就那样的纠结?本来,怀疑是理性的一种表达形式,甚至可以说——按启蒙运动的历史方位和启蒙的话语方式来说——怀疑,是破除旧认知和削弱君主独裁的先声。然而在中国的十年文革中,由于“打倒一切”的革命,“龙种”植了下去,收获的则是“跳蚤”。也许,这也许不能责怪民众的狂热以及民众在狂热和打倒一切的非理性。从历史的当时来看,民众的响应和参与,其实是建立在领袖的偏执和非理性上的。远的不说,拿“义和拳”运动就可以证明,民众(包括顺民与暴民)从无知到无序到无所不为和无所禁忌,都与领袖相关。如果不是慈禧的怂恿,一帮靠巫教组建起来的“乱臣贼子”,怎么可以与手持现代化武器的洋人干仗(当然惨败也就成了必然)?到了1966年夏天秋天,来自领袖发动的“炮打司令部”蝴蝶效应般地急速变成了打倒一切的非理性运动。从今天我们的认知来看,这张仅200余字的“第一张大字报”,无论是出自个人意气用事,还是出自其“蓄谋已久”,其话语的“伪话”方向,决定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显然从今天看来,这一方向带给整个中国文化的不是正方向而是逆方向。还不仅止于此,这篇仅有200余字的“大字报”,其语言暴力的程度不亚于诉诸器物的暴力程度,而且决定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方向和话语形式。而且直到过去了四十多年的当下,这种话语的方向和话语的形式,依然散发着臭气,或者说,这样的臭气于当下,依然有着它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独特的“暴力”。这样的话语方式,依然可以从当下的一些所谓“左/右”论战的文章里读到。

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观点看,进入工业革命以降,暴力源于阶级的冲突。显然,这一观点后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受到挑战二十世纪前50年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暴力,显然用阶级冲突来解释是行不通的。而二十世纪后50年到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世界范围所发生的暴力,更不是用阶级冲突可以解释的。不过,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一观点,不仅点燃了工人阶级寻求公平正义的激情,以及从此开辟与资本主义方式不同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革命或者社会改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系列社会评论记载了当时(十九世纪中期)仅仅是德国及德国周边许多暴力事件。当然,在恩格斯看来,有些“起义”,有些是“镇压”,有些是外部武力“干涉”!但无论何种状态或性质,它的指向都是“暴力”。因此,我们看到,暴力是利益诉求的最极端形式。也就是说,这样的冲突必然导致革命,以及由革命产生的主要方式即打倒一切,从而取而代之。尤其是以“起义”的名字和方式。这种方式的原点或逻辑起点,大约应算在“怀疑”之上。因此,我们看到,怀疑即使作为一种“软暴力”,它不可能与阶级的冲突、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和利益诉求的最极端形式即暴力,呈现于人类的面前。而应当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果实。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想,事实是,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一段历史。因此,有必要梳理和厘清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的那十年里有关怀疑与慌话关系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纠结。以及这样的记忆与纠结对于当下的教训和启示。历史有无因果的必然联系,这是史学家和政治家们仁智各见的话题,尽管马克思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历史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谎话与怀疑作为一对相对的范畴——事实是“慌话与真理”才是一对相对的范畴——显然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的。而且,怀疑毕竟是人类最为杰出最为精当的思想武器,即使是在非理性的一面倒和“红海洋的”弥盖下,怀疑仍然不畏强权,显示出它的力量。倘若,从这一角度着手,真理显然并不一定是慌话的天敌。这样的事中西古今不乏例子。“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关于这么一段充满着语言暴力的话语,六亿多中国人谁不认为它就是真理。为此,所有中国人(包括发起这场运动的中国人)都为此“真理”付出了代价,惨重又惨痛的代价(至今依旧在付出)。前文说过,也许不能责怪民众打倒一切的非理性,但是,我们有必要认定:所有加入到这一非理性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应承担责任。在这一承担责任的大场域下,有的“有辜”,有的“无辜”;有的制造“辜”,有的受“辜”。这一切看似是那样的对立,但放置于那一场动荡和动乱中,没有人敢于说。那场动荡与动乱的劫难中,没有某人的不在(那场运动可以“轰轰烈烈”)?因为在想信与怀疑/谎言与真实中,没有人可以敢于说,他没有一份责任。这不是要洗刷某些恶人的罪衍,也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拉至绞架前赔罪。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状态,套用一句名人的话——真理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真理与慌话仅仅一线之差。问题还不在这里,倘若谎话仅仅是话语的底层平台(即所谓的“位卑”的“微言”)所言,慌话的欺骗及危害是无足轻重的(尽管从道义角度上讲,丁点的谎话都不应也不值得由人类来提倡)。但当慌话从权力角度即话语平台的顶层(即所谓的“一言九鼎”),或从经典文本里出现,有时——其实是许多时候的“有时”——慌话干脆成了经典、成了权力的外延时,这样的谎话,不仅与真理相去甚远。而且让真理颜面扫尽。它所带来的后(恶)果,难以估量。事实是,直至今天,我们没能从怀疑的历史角度认真地去估量那十年间的非理性带给当下的影响,甚至我们抱有侥幸,认为它只是已过去了的偶然。其实,它的后(恶)果于今,谁能说得清呢?譬如:价值的混乱、传统道德谱系的撒裂和坍塌,欲望泛滥带给我们兴奋的同时却突然发现古风尽墨,西方现代器物、现代文化和现代治理方式涌入带给国人的欢欣鼓舞和张皇失措,……等等的等等——这些不会都是那十年的报应吧?

谎话太久了!说谎话的、听谎话的和相信谎话的都太久了!

这时,只有一门武器可以亮出来。这就是怀疑(尽管有时对“怀疑”也应持怀疑)。包括——如戴尔·马丁所说包括对《圣经/新约》的怀疑——怀疑无论从什么角度上入手,谎话在怀疑面前一定会畏惧的。因怀疑而反省,因反省而批判,因批判而重建,因重建确立得以前行的理性,这本身是人类获得新知的元动力,同时也是对原有社会范式革新的元动力。我们知道,历史已经从我们身边走过,走过的历史我们知道依然云烟模糊,但是历史依然以其独特的痕迹,或者以其顽强的再生向我们呈现。譬如:由佛罗伦萨人但丁开启的文艺复兴,即是对宗教神圣与神权的怀疑,由此开辟了近现代欧洲文明主导世界的先声。由英国人洛克发现了君权并非万世一表,即是对君主制的怀疑,由此开辟了西方以宪政共和为主体制度的历史。由德国人马克思创造性的历史唯物论,对正当盛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温情脉脉的新生资阶级的警惕与怀疑,由此开辟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而我这则文字里一再提到的法国人蒙田,则作为集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启蒙先驱,开启了近现代人类走向理性的先河。为此,蒙田专门引用过但丁的名言“我喜欢怀疑不亚于肯定”——更是让怀疑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荡涤所有旧观念、向往一切新观念的汹涌海潮。从这一角度,甚至可以讲,怀疑成就了近现代得以前行的一切改良和革命。

不过,在一个山要封禅、书要称经、人要当圣、王为寡人的两千多年里,在这样的知识谱系、知识传统里,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其一以贯之且脉络清楚的就是,它不仅不产生怀疑,而是杜绝和反对怀疑。加上小族统治大族的康雍乾的先天敌意和小心,怀疑更是帝制及帝制意识形态的敌人!包括许多许多年前的、已经厌世的、已经归隐的阮籍与嵇康,依然没有逃脱历史的厄运和宿命。怀疑不仅不会被社会所提倡,扼杀怀疑成了一种既定“国策”。我们看到的就只有一个主义、一本《论语》、或者一册红宝书、一种声音。除此都是异端。于是,愚民政策,奴化教育,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舆论一律”便成了某个时代的“时尚”。也许这不是中国文化独特的传统,其实在基督教义(特别是在《圣经/新约》)里,忍耐(endure)与顺从(submit)也是重要的文明元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曾批过的“如鸦片似宗教”(The opiate of the masses)。“忍耐”与“顺从”的本质就是排斥怀疑,“忍耐”与“顺从”就是让某种观念、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成为“千古不磨”的既定事实,不得越雷池的既定事实。今天我们看,这是神权与王权长出的果实(按《新约/马太福音》的意思,果子有好有坏),显然不是什么好果实。好在是,果子不会“千古不磨”的,按照《新约》的意见,所有的坏果实应当砍掉(“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Every tree that does not beat good fruit is cut down and thrown into the fire”)。

即使没有被砍掉,历史的前行让这样的果实逐渐变质以至于腐烂。对于老中国来说,还得感谢欧洲列强不经意带来的现代文明(这大约不应算作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吧)。十九世纪五十代,侨居伦敦的马克思给远隔大西洋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过若干篇涉及到中国与欧洲关系的社论。在这些文章里,马克思认为,由于英国的现代炮舰引发了中国的革命(大约指太平天国,笔者注),中国的革命,除了自身对原有社会范式起到反作用时,也反过来影响了欧洲的革命。马克思认为,正是基于英国的现代炮舰使得中国的“万世长存的迷信”、“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的老大帝国发生了动摇。人们于此在洞开的国门处向外张望,对久得来不能再久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和“饱学的愚昧”(恩格斯语)的帝制,以及帝制下的整个现存社会产生了怀疑。基于怀疑,一批仁人志士,开始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和与启蒙并肩的救亡。无论是立宪派也好,还是革命派也好,向西方学习(以及向西方学习已经成功的东方日本学习),改变现状,图存求强就成了浩浩荡荡之潮流。于是后来的一切,就有了“顺之者昌”的历史线索和历史图景。二十世纪初期的“打倒孔家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解放思想”。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注入了深刻的“怀疑”因子。正是基于这因子的落土、发芽、生根,我们才有了对惯之以一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习惯的怀疑。我们在怀疑中发现原来惯之以一的话语充斥着并不是真话而恰恰相反是假话是伪话是谎话时,理性才得到了申张,谎话才显出了原形。

面对我们所处在的这样一个依然无序亦不太可知的世界里,面对谎话依然充斥其社会各个层面的当下,怀疑应是历史和时代给予我们的责任和权力。人的权力。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蒙田随笔》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
《新约及其历史背景》中国开放教育资源联合体论坛

(2011/12—2012/1田坝村)

《自由写作》第83期【散文·随笔·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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