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坪:昨天我被带进丰盛派出所(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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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坪

此刻,我刚刚睡醒,躺在家里舒适的床上,享受着早晨所特有的宁静。而昨天的这个时候,我起床,匆匆洗漱完毕,背上摄像包出门乘坐4号地铁。因为学生家长们在网上约定今天在灵境胡同地铁口聚集,今天是2011年6月23日,我们第12次去教育部请愿。在学生家长当中,有人来北京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二十多年过去,结婚,生子,一个漂泊者总算有了生活的根。但北京政府不这样看,现在,他们的孩子面临高考,他的户籍在哪儿,就得回哪儿去。对于这些学生家长来说,不是你个人生命的创造决定着你生活的根基,而是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早就限定了你的人生自由。并且,不仅仅是你,一个学生家长,还包括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制度不能及时变革,他们孩子的孩子,一代一代,都走不出户籍制度对他们人生的限制。

当然,政府会说,你可以通过求学改变你的这种命运,但我要说,能以求学改变命运的幸运儿必竟是少数。而现在的问题是作为非京籍家长的孩子,他尽管在北京接受了同样的北京教育,却不能同样地在北京参加高考,求学也出现了问题。如果按户籍制度规定,孩子回原籍参加高考,两地教材不统一,加之方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孩子还得重新去适应老家的高考环境。我想,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顺利地适应。问题的关键是,孩子本来在北京健康成长,为什么非要去经受这样一种人为的挫折呢?因此,一些看透这个问题实质的学生家长,自觉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上广泛征集签名,每月一次去教育部递交签名册,呼吁政府尽快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今天也是他们请愿活动开展一周年的纪念日,签名人数超过3万,《财新》、《燕赵都市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和香港记者将前来跟踪报道他们的请愿活动。

早上7:30分,我提前到了灵镜胡同地铁站D口,走出来,只见一片开阔地。我先来,便去四周蹓跶.回来时,有2名学生家长到了。接着,陆陆续续,学生家长们开始到来。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行走的人们,他们自觉散开,三五成群地站到边角无人行走的位置,等还未到来的学生家长。过一会儿,有的学生家长换上了他们统一制作的体恤衫,胸前写着:教育公平,以人为本。后背写着: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我要高考网(www.inpeking.net)。这时,2名警察过来,简单地问了问学生家长们的活动情况,因为一会学生家长们就要从这儿离开,警察跟他们聊了聊天就走了。9点钟去教育部的时间快到,因有的学生家长去了他们前几次集合的地方,因此,到了的学生家长们决定,留下几个人继续等,其余的先去教育部。我没有多想就留了下来。不一会儿,再次赶来了2名警察,还带上2名协管。一路上,2名协管非常嚣张,直接骂一位学生家长是娘们,好像就要动手打人的架势。他们朝我奔来,气势汹汹地要我出示身份证。我起初没有加以理会,只是收起摄像机不再继续拍摄。但他们并不就此罢休,而是更为严厉地命令我出示身份证。

“我不是在犯罪。”我说:“你们只能去命令那些正在犯罪的人。”

警察说:“《警察法》赋予我权利,我可以随时随地要求任何一位公民出示身份证。”

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警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一定的智力,他得发挥智力,先对人有一定的基本判断,怎么能随时随地任意要求公民怎么样呢?

因此,我再一次强调:“我现在不是在犯罪!”

“你有犯罪的嫌疑,你必须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警察这样说。

我知道了,他们冲着我来就是要把我带去派出所。幸好我没有带身份证,这对成全他们的愿望大有好处。但说实话,我今天出门,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来检查我的身份证。于是我说:“我的身份证留在家里没有带上,你们非要检查的话,我明天给你们送来!”

警察一听我没有带身份证,果然气势高涨:“你没有带身份证,就凭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强行抓起来。”(2003年以前,根据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我就会被拉去筛沙子哪)。

说着,警察真的就伸手过来抓我的手臂。我本能地后退,5、6名学生家长立即上来贴身保护我,并七嘴八舌地与警察辩论个不休。局面就这样僵持下来,表面喧嚣,实质上双方都有一种无可奈何。我想我得回避一下,不然学生家长的请愿活动会被我这件事给拖住。这时正好一位学生家长也低下头来提示我:“你先走。”

我环顾一下四周,早已围上了一些前来观看的行人,警察在对他们发出驱散的声音。我就顺着墙壁一侧,向大街走去。警察马上警觉到了,大声喝道:“你今天跑不了了,我们必须得把你带到派出所去。”回头又对学生家长们说:“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再不让开,我马上喊大批警察来把你们一起抓走!”

立即,彼此又是一番抓扯,但学生家长们誓死捍卫着我的安全。我被挤得紧贴住墙壁,5、6个学生家长绕着我围成了半个圈。为了给我力量,一位学生家长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别怕!如果去派出所,我们陪你去!”

我听了非常感动,也更为冷静。我想我不能坐以待毙,立刻把摄像卡取出来,以跟学生家长握手的方式转移出去。这样一来,什么时候去派出所,我无所谓了。

这时,一个警察头目赶来,态度显得非常具有亲和力,他说:“这是一件小事,咱们没必要把它闹大。”

我也不再坚持什么,由2名学生家长陪同,便一道上了警车。

望着警车远去,有4名学生家长跟着找到丰盛派出所,因为我就被抓到了那儿。

我走进丰盛派出所,才觉得手里提着摄像机不合适宜,站下来,在大厅里把摄像机收进包。警察催促我要到里面的房间去,不让2名学生家长跟我进,驱逐他们离开。当我准备进去,一位学生家长叫我把摄像包给她,警察不同意,说:“必须得由他带着。”

照警察抓我的意思,只要查清楚我的身份就没有事了,但真正核实完身份以后,他们并没有放我走的意思,反而是通过核实我的身份,好像查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只听核查的警察直叫:“不能让他走!”

说着真怕我逃跑了一样,另外2名警察慌忙表示要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房间。同时觉得这应该是一件需要别的人手来一起完成的事情。看着他们这个样子,搞得我也东张西望,好像在跟他们一起想办法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好让彼此都早一些获得安宁。可警察却说:“这儿是派出所,不是你可以随便张望的地方。”

也许我的确是应该老实一点,应该像真正犯了罪的人一样低下头来,等候着他们的传唤。

最后,我被他们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房间。里面没有桌椅,空空的,只有一张铺着床垫的单人床。床垫上没有床单和被盖,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靠在窗子底下,看上去像一辆婴儿车。事实上,它是审讯犯人的工具。犯人一旦坐进去,能动的就只有用来签字和按指印的手。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审讯室还是囚禁室?

我表示抗议:“你们怎么能把我带到一个连坐位也没有的地方呢?”

“你可以坐到床上去!”

“你们要把我关在这里吗?”

“只是暂时呆在这儿,一会儿有市局领导要过来对你进行进一步的核查。”

“那你们不要把门关上。”说着,我主动站到门口里面一点的地方。只要他们关门,我就要伸手去制止。但他们并不介意我站在门口这儿。

这时,我才感觉到房间太凉:“这个房间太凉,让人受不了,能不能换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最好是一个看上去不像关犯人的地方。”

他们把我换到另外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但房间格局都一样。当一个相同的东西在你面前重复了两次,你不明白也应该好像能明白了一点儿什么。我不再说什么话,任由一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看守着我。

刚才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没有听从,现在可以派上用场。我首先给朋友电话交待:我现在被警察抓进派出所了,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放在家里的书架上,请找到后帮我收检好;月底要交房租,如果到时我还没有出来,请帮我把房租交了。我又给另一个会玩微博的朋友打电话,希望她把我现在的情况发布到网上去。电话一打完,我就有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境,享受着一个暂时失去了自由的人的生活。

审讯的时候,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审讯室的大小跟刚才的房间一样,它们是同一条走廊里的不同房间。审讯室里有4把椅子,一把放在办公桌后面,显然是等着审讯我的警察来坐,对面一把椅子就是为被审讯的人准备的,它现在属于我。我坐上去,看见警察左边的2把椅子上坐着2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他们的表情像是不知道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为什么发生?索性就不去多想,反正跟自己又关系不大。

“你为什么不带身份证?”警察开始讯问我。

“我有身份证,只是没有带在身上而已。”

“没有带在身上就是违法!”警察说。

哦,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身份证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我指着旁边那2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说:“我想现在他们的身上也没有身份证,他们也跟我一样违法了吗?我想现在你的身上也没有带身份证,是吧?”

“我的身份证在上面的办公室里。”警察问我:“你要看吗?”

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妥当,警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要跟我打一个赌,好以此挽回一点儿什么,他说:“你相信我的身份证就在我的身上吗?如果我马上拿出来,你就承认自己是违法了吗?”

我听了觉得实在搞不懂这是一个什么逻辑,一时发愣。当然,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显得有那么一点儿愚蠢。

“你知道法吗?”警察又开始问我。

“法?”我摸不到头:“我可能不知道你所要问的是什么法?现在你正好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说是我们呢?因为我觉得那2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也一定跟我一样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法你也敢乱拍?”警察说。

“我没有乱拍,我是拍学生家长,而他们也愿意让我拍。”

“你有记者证吗?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也敢随便去拍?”

“记者是为了新闻报道,且多是去关注领导的言行和主流社会所发生的事件,而学生家长们是不被关注的一群人,我不拍,记者差不多也没有人敢去拍,因为那有可能失去记者证;而作为公民,我做什么不必事事都由政府来决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任何人都有个人选择的权利。我有拍摄的自由。”

“自由?谁知道你拍来会干什么用呢?”

“是呀,我也还没有想好怎么来处理哩。”

停了一会,警察再问:“你知道你拍摄的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我说:“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在北京正常参加高考的权利。”

“政府相关部门知道怎么来解决,不需要他们去争取。”

“怎么会不需要呢?”我说:“当然,政府部门有他们了解问题的渠道和方式,但学生家长们自己把情况反映出来,不是更为直接、客观,更有利于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吗?”

“啊,都这么一大堆人跑到大街上去闹,社会不乱套了吗?”警察说。

“这的确是政府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说:“但学生家长们一直非常理性,他们呼吁,请专家研讨,想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在闹事!”

“哦,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都这样,今天我看你不顺眼,是不是就可以打你一顿,侮辱你一番呢?”

“这没有可比性吧!”

“一样的嘛,我就是对你不满嘛,所以我可以打你侮辱你。”警察这样说。

我说:“我是觉得你说的不行,但你说的具体是对什么不满还得具体分析。”

“都是不满嘛!”警察固执已见。

“你一个劲地这样要来说服我,是不是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满就可以随便去打人侮辱人哪?”

我问完这话以后,警察变得沉默了。

过一会,警察又问了我一些非逻辑的话,似乎以此可以得出我在精神上有些毛病。

“你就别绕弯子!”我不耐烦了:“咱们还是来干点正事吧?”

警察说:“在这儿,不是你来安排我,你只需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于是,姓名,我回答了;年龄,我回答了;民族,我回答了;性别,这个问题太像香港三流电影的台词,我也微笑着回答了。

这时,抓我进来的警察头目推门进来,他问审讯我的警察:“审讯得怎么样了?他什么都明白的。”说着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就这点事,别绕来绕去,老老实实的,早点说完就完。”

再过一会儿,所谓的市局领导,来了2名警察,一个进来后笑呵呵地就要看我拍摄的东西,一个举起摄像机就对着我们开始拍摄。

“快快快,让我看看。”感觉是某个好朋友在催促着要看我刚拍摄回来的游玩影像。

“我把摄像卡给扔了。”我不得不对他撒谎。

他好像还很是大度,也许他是这么想的:扔了就扔了呗,反正也没有拍上什么东西。因为他只是这样呆了一会儿,没说别的话就走了。

我继续被看守着。审讯我的警察也许出门吃午饭去了,留下2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完全忘记了要吃午饭这回事。

刚才被审讯时,警察中途收去了我的手机,现在手机摆放在审讯桌上。我起身拿起来翻看信息,有一条信息告诉我:艾未未被放出来,许志永昨晚被抓进去。其中一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命令我马上把手机放回原处。他突然气势汹汹,发音里充满着含混不清的方言,以至于显得词不达意,听上去不是他自己所需要发出的那种威严,而是气馁。我能理解他的着急,因为我也是一位说话方言味很重的人。我安抚他,“你不必这么严厉,我看看就放回原处,不会让你为难。”

于是,他坐回到原位;我看后放下手机,也坐回原位。

再审讯我时,我直接就问:“事情很严重吗?”

警察没有回答我,他好像突然显得有一些深沉,一会仰靠在椅背上,一会凝神思索,不时还用眼睛盯着我看,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我说:“你这个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画家。”

“你像一个诗人。”他不加思索地就这么回了我一句。我大吃一惊,是我的神态让他有这种印象呢,还是他对我已有所了解?

我们顿时像两个神交已久的朋友,各自都体会着一些让人心领神会的东西。他问我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经历,问到我父亲时,警察说:“你父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昨天是父亲节知道吗?给你父亲打过电话了吗?”

见我沉默不语,警察说我:“不孝啊!”

我的确感到有些惭愧!其间,警察先后接到了2次家人来电,他对家人说自己正在办理一个案子。

接下来,警察开始翻看我的摄像包,命令我:“把鞋子脱掉。”

这令我大为不悦。我抗议道:“我还不是罪犯,可是你却把我当罪犯一样对待了,你无权乱翻我的私人物品。”

警察不动声色,他表示:“我刚才已给你宣布过了,你涉嫌扰乱公共空间秩序罪。”

我心想,这是什么罪呀,我八辈子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公共空间了,何来扰乱!我对警察说:“我拍摄愿意让我拍摄的人,这扰乱谁了?有人向你们投诉过我吗?反而是你们警察来抓我,引起行人围观,扰乱了街道上行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你素质也太差了,要批评我也要抓到点子上嘛!”警察不得不对我有点儿轻视,他用同情的口气说:“现在你知道作为一个法盲是多么吃亏了吧?”

“我的确是对你的法了解不多,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犯罪。”我说:“政府在我们接受教育的年龄,只告诉我们警察如何文明执法,没有说警察可以随便翻看一个公民的私人物品,任意侵犯公民的隐私。”

“我打你了吗?”警察问,接着说:“我告诉你,在警察面前公民没有任何隐私。”

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在我的抗议下,警察把我的摄像机装回到包里,别的,他叫我从身上衣兜里掏出来的钱和杂物,也让我收好。手机还给了我。

接着,警察递给我3页审讯记录,他说:“每页都要盖上你的手印。”

我伸出中指去按蓝色的印泥,警察制止了,比划着教我用食指盖手印。其中一个小男孩一样的男保安小声对我说:“以后别到这儿来了。”

这由得了我吗?你听审讯的警察在怎么说:“呆会你走的时候,我们再派人跟你一起去扔卡的地方,把卡找回来。”

嗨!这警察并没有相信我真的把摄像卡扔掉了,他刚才是在摄像包里偷偷地寻找哩。真佩服!这么好的一位公务人员,如果我真是一名罪犯,那他的工作就太完美了!

我的审讯结束,但还不能走,再去另外一间审讯室里呆着,等市局领导对我作出最后的发落。我离开审讯室,刚走出门口,就碰见一位被带来审讯的学生家长,她叮嘱我:“你别怕,好好配合警察的工作。”

然后,学生家长走进审讯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后来我知道,她和另外4名学生家长一直守在丰盛派出所大厅,坚持要派出所把我释放出来,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既然是这样,警察就把他们也全部关押起来,一个一个进行审讯。我听见一位学生家长因为饥饿,紧张,周身无力,手开始抽筯,疼痛得叫唤起来。

这时,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发来短信:“我在功权大哥和千帆教授围博上获得你的电话,我们永远支持你,保重!”我顿时感受到,这是我此刻所能听到的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内,一个声音就是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外,众声之中,也许连一个声音你也不能真正地感受到。

从上午8:30分左右我被抓起来,到下午2:44分被释放,我在丰盛派出所被关押了6个小时左右。出来以后,我背着摄像包从一条小街向西单大悦城走去,那儿有一批陆陆续续从二龙路派出所释放出来的学生家长。原来,今天所有的学生家长都被派出所给抓进去了。上午先去教育部的17名学生家长和2名媒体记者,还没有走到教育部门口,就来了数量远多于学生家长的警察,他们扯起警戒线,把学生家长一个一个强行抓上警车,带走。

也就是说,今天政府是用暴力行动阻止了学生家长们去教育部请愿的行为。这让我明白,我在丰盛派出所所经历的关押与审讯,只不过是市局早就编排好的一幕荒诞剧,设计好结局,看怎么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消磨掉。剧本台词虽然陈旧,却成功地篡改了学生家长、媒体记者以及我——我们这些公民集体请愿的意志。

显然,政府是胜利者,公民是失败者。我有幸扮演了一个成全政府胜利的角色!

政府胜利的潜台词是:看你们下次谁还敢再来请愿!公民失败的潜台词又会是什么呢?

当这一天的幕布徐徐拉下,从派出所释放出来的学生家长们,一个一个神情暗淡,有的悲痛欲绝,有的痛哭无声。直到最后得知2名记者也已被释放,学生家长们才各自回家。一辆警车始终在不远处的街边监视着我们的言行。我几次欲伸手去打开摄像机,但另有一种力量在阻止着我,使我不忍心去拍摄残酷、悲伤和绝望。但我的眼睛却不幸地摄下这全部的一切,如果要传播出去,我知道,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心灵。

《自由写作》第83期【狱中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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