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六四悲剧与精神历程(随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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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

我把文化眼光投向新世纪。我瞩望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化具有人格性、人文性和创造性。这人格性、人文性和创造性应当建立在对以往文化的反思、批判和扬弃这一基础上。

2000年9月,我发表散文《华盛顿纪念碑》:华盛顿的伟大,不仅在于领导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建立美利坚合众国”,而且在于“建国后从政的无私,对美国宪法以及民主自由事业的忠诚恪守”;回顾衰朽的东方社会文化,“哪一个积极投入政权争夺中的人或集团,不是那些渴望捞取个人权力和集团权益的人物?他们哪一个不是死死攥着权力,直到去见阎王才撒手?哪一个不是把民众民主自由的呼声残酷地浸于血泊?中国历史上,哪一次‘革命’不是农民式的人物在淋漓尽致表演一出藏头露尾的新编历史剧?”“这样一个知白守黑的民族”“把一地腐朽雕出神奇,把一勾死水绣出邪恶的斑斓,把全部智力都用在使溃烂的痈疽开出灿烂的花朵,这叫才能和智慧么?华盛顿建立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是使人民精神自由、心情舒畅的民主社会,是引人向善、使人心灵健全、超拔罪恶的社会,而不是那种官僚与法院、警察、军队勾结一体共同作恶,建立告密和迫害制度、压抑民心、靠谎言和暴力运转,使整个民族一同沉沦的罪恶社会。”(《明报月刊》)这篇精短文字,激起读者热烈反应。半年后,偶阅杂志,见“读者来信”栏一篇文字,题为《让人激动的<华盛顿纪念碑>》。新加坡读者刘竞中先生激情写道:“读孙乃修先生的《华盛顿纪念碑》令我激动:该篇文章赞美美国第一任总统人格伟大,批评中国政治的黑暗和缺乏民主精神。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大概没时间或没兴趣阅读这篇文章,若他们曾阅读,会否也像我一样感到激动,就无从晓得。无论如何,希望有人有办法建议他们读一读。”刘先生的敏悟、正直和热情,使我感动。

2002年,我写散文《爱的清泉》,沉重的历史回忆浮上心头:“这个世界太多仇恨,太多暴力,太多自私、狭隘、虚伪、残酷,个人的、集团的、种族的,每日每时都用各种虚假借口,以各种打击、迫害手段,制造各种流血事件和人间悲剧。”“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天安门广场,卑渺的偶像、黑色的太阳、数十万狂热的红卫兵、仇恨和暴力的叫嚣。”(《明报月刊》12月号)

2005年,著名作家巴金去世,赞颂之声不绝于耳。我发表《从巴金一生看中国知识分子的炼狱和退化》一文指出:巴金从一个热情追求民主自由、具有巨大影响力、如龙似虎的作家退化成低眉顺眼的听话文人,这一蜕变凸显专制政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争鸣》十二月号)。

毛泽东问题与研究,是我一直关注的课题。我在1996年哈佛大学举办的“文革三十周年研讨会”就毛泽东批判做主题发言,1999年我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批判毛泽东。我读过多本西方作者撰写的英文著作。2006年,我撰写长文《毛泽东研究的重大创获—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事>随笔》,评价张戎、哈立德(J. Halliday)英文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事》(Mao:The Unknown Story)的学术质量和道义勇气,指出此书和1994年问世的李志绥先生著作《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是目前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两本最有价值的著作;李著“填补了毛泽东研究领域中最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为读者和研究者重新认识和研究这个历史人物,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私生活数据。”张、哈之书“是迄今毛泽东研究领域中最具深度、最富见识、最有份量的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毛泽东研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水平。”(《民主中国》2006年11月20日)

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充斥太多迷误、谬见、弊端和伧俗,包括某些头面人物或所谓青年导师,不少浅学寡识、瓦釜雷鸣、试图以二两拨千金之辈,鲜能超拔俗界之平庸、取巧、吹捧和名利。学界成为名利场,官职成为登龙术;动辄崇论宏议、信口胡言,为文虚浮矫情、写书剽窃他人,缺乏道义心灵、品德根基和人格修养,缺乏深厚学术素养、彻底深思精神、扎实读书功夫和真诚治学态度,乃至做人流痞气、文字流氓性,严重败坏文坛风气,凡此种种皆是中国六十年来学界大弊,实乃堕落政治社会下的三代文化畸形儿。

2006年初,我在《杨绛<我们仨>所透露的精明》一文里,对《我们仨》一书流露的政治俗气作了犀利揭露和无情闪击,提出清除毛时代陈旧话语以荡涤心灵尘埃、保持思维明洁这一重要问题:此书“许多套语旧词都来自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话语库。这些词语都有特定的政治内容和那个时期意识形态色彩,或带有很深的政治偏见,或带有很强的虚伪性,或带有很浓的诬蔑性。”这类词语皆应扫荡。(《民主中国》)

2007年,我在《中国的进步与中学西学关系—百年之争谈体用》一文中,批评并扫荡百年来误人甚深、误学界尤深的两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我提出“学兼中西、民主为本”这一新的学术观念和理论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都不可取,因为不论中学西学都有良莠之分:“体”和“用”不能截然分开;应当撇开中西体用之分,把人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学兼中西、民主为本。”(《民主中国》12月13日、《争鸣》次年10月号)

2008年,北京举办“盛世”下的奥运会,一时举国若狂。我发表《大工程与极权制》一文,就极权制度下常常出现“人工奇迹”(诸如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的原因做了解答:“这不是因为这种制度伟大或优越,而是因为它残酷、强暴、非人性。一般说来,只要没有人性,只要有足够的野蛮,只要肯把全民的劳力毫无吝惜地集中投放在一项事业(这种事业多具夸示性即所谓‘面子’工程),只要肯把巨大的社会财富拿出来投入某一项大工程,就能够创造出这类奇迹。”此文还指出,一个民族的强大和尊严,“在政治的正义性、社会的公正性、人权的尊严性。自己的人民受到政治轻蔑、权利侵犯和人格欺辱的国家,不会有民族的尊严。”(《争鸣》10月号)

2008年4月,九十三岁老人贾植芳教授辞世,一个时代逝去。我撰文《怀念贾植芳先生》,高度评价他和夫人任敏的人格精神:“他和任敏女士一生坚持良知和道义的立场,坚执古代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格,高扬‘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个性尊严、精神独立和民主理念。”“贾植芳教授和任敏女士用自己传奇般的一生,写出了一个正直、磊落的‘人’字。”(《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十一

中国许多陈腐观念需要抛弃,许多旧观点需要更新,为新思想开拓空间,为新文化开辟道路。

2009年,六四悲剧二十周年,我发表论文《诗可以怒》:“半个世纪前,中国诗格空前大衰亡。在枪杆子、大批判、监禁和死亡的威胁下,诗人由两千年帝制时代之骚客怨妇蜕变为新威权之下的歌妓婢女,诗只能颂,不能怨、不能刺,遑论怒?十年野蛮‘文革’结束后,有学者重新拈出‘诗可以怨’的诗教,为诗人申诉那点可怜的、‘可以怨’的权利,以纠正‘诗只能颂’的奴婢习气,却重归中国诗那种传统的骚客怨妇性格。”我提出“诗可以怒”这一观点。我指出,晚清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九州岛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显示“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诗人“以深广的悲哀和强烈的愤慨,发出时代变革的呼唤。他已经感到,使中国大地绝路逢生、重振元气,只有靠一场‘风雷’之到来。”我认为,“幽怨出奴婢,愤怒出诗人。……技巧出匠人,性格出诗人。思想深度、情感强度、个性丰度出大诗人。诗乃天地之元气,人间之正气,心灵之至真、至情、至性。”(《纵览中国》9月30日)

中国历代文化禁锢和思想专制,使人们只识字而无思想,刺刺不休却无逻辑思维,滔滔争论却无人文思维。中国需要新的人格理论、新的思想观念、新的价值系统,以实现民族的思想现代化。

2009年,钱学森去世,国内外评论纷纭、大相径庭。我就此撰文《罗素、爱因斯坦、萨哈罗夫的科学与道义遗产—评价钱学森之国际参照系》,提出“广义物理学家”这一观念:“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物理学,把人类现象和道理也视为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分支或领域,那么它应当成为一个在更高意义或至高意义上的物理学家的思考对象和研究范围。换句话说,一位精神广阔、思想深刻的物理学家,会在他们的广义物理学研究中,把对外物的现象和道理之研究与对人类本身的现象和道理之研究整合为一体,以一种对于物理与人理、外物与人伦相互关系之反思精神,更深刻地理解人的社会伦理学和物的本体物理学之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或互相依存的整体生态物理关系。这就是说,在传统的普通物理学领域之上,实际存在着更高意义上的物理学研究,即整合物理学和人理学两种思考和关切的、在崇高的物理和人伦意义上的物理学研究,我称之为现代广义物理学。这种广义物理学的崇高境界,应当是一位伟大物理学家的精神特点,这把他们与普通物理学家和技术型知识者鲜明地划分开来。”

我认为,“真正有高级人文智慧的科学家和学者”,应当“摆脱传统的狭义物理学思维,上升到我所说的广义物理学的、物与人的整体思维,从更高文化层次和广阔人文关怀这种新视野,重新思考和拓展自己的物理学研究课题。”这样的物理学家“坚持人权的维护和道义的承担。那种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视为与道义立场或人文关怀无关的观点,乃是当代科学家自身的耻辱,自我卑贱的遁词。”(《纵览中国》11月12日)

中国知识者的文化素质和道义素质问题,是我的历史思考和文化批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亦是我的人格观念和精神探索中的一个重要层面。2010年2月,我在《从舒芜案例反思个人行为之责任》一文里指出:“六十年来,中华民族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遭到来自政治方面的严酷摧残和扭曲,表现出极大的社会病态、文化病态和心灵病态。”“道德感、道义感、羞耻感、人格意识、道义承担等等高尚人格和文明社会的价值观之极度薄弱乃至泯灭,显示出这个民族在社会、文明和心灵上的严重堕落和深度危机。”我援引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Plutarch)在《罗缪罗斯传》中的话,批判那种出卖行为:安提戈努斯喜爱背叛者,但是厌恶那些有过背叛行为的人(he loved betrayers,but hated those who had betrayed);西泽则说,他喜爱背叛行为,却憎恶背叛者(he loved the treason,but hated the traitor)。普鲁塔克指出:“这是人们的普遍心态,他们需要那些邪恶的人为自己效劳,正如人们需要毒蛇猛兽的那种恶毒性;当他们需要利用它的时候,就喜欢这种毒性,可是用完以后,就会憎恶它的卑劣性。(It is the general feeling of all who have occasion for wicked men‘s service,as people have for the poison of venomous beasts;they are glad of them while they are of use,and abhor their baseness when it is over.)”(《普鲁塔克传记集》英文版万人丛书本第1册第42-43页)“舒芜式人物及其不道义的出卖行为,亦难免这种被人轻蔑的命运。”(《中国人权双周刊》)

十二

百年来,各色各样政治流氓—无论黄袍马褂、中式衣装、还是西服领带、油头粉面—总是这片土地上的胜利者,他们霸占全民族的政治权、财产权、话语权和巨大的社会财富,把中国高雅文化拖下黑暗、卑鄙、下流的阴沟,而先知先觉者、道义勇士和精神崇高者却总是备受践踏、凌辱、难脱悲剧命运。这应当是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问题。2010年3月,我发表《民族脊梁和荆棘岁月——读<我家>》一文,缅怀人权勇士和年轻思想家遇罗克:“遇罗克当年为之献身的人权、自由、社会平等事业,在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需要当代人以生命的代价去争取。中国民族难道真的是一个养育在酒精瓶中的胎儿么?”文后“致友人书”,我附以四十年前翻译的拜伦《唐璜》中“哀希腊”歌里的四节诗,不禁感叹:“我们应当赶快做一些有重大思想意义、有深刻文化价值的事,为自己生命的价值,为安慰那些日日夜夜吶喊不已的英魂神灵,为眼下有希望的青年一代,为未来的优秀子孙,为社会的公正、人的尊严和人类的自由。”附言:“昨夜灯下写完此信,竟夜不能眠,脑中波澜翻腾,彻夜不息,一直处于自动写作状态。清晨,外面依然落雨,是春雨,伴着强风,带着料峭春寒。”(《中国人权双周刊》3月)遇罗克这样的卓越英才,实乃中国民族的当代英雄。

西藏问题的处理,成为对专制政权的一大挑战;问题的解决,需要现代文明。2010年11月12日,为北明《藏土出中国》一书作序,我再次论述精神领袖和英雄伟人之重要:“一个民族不可没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和伟大人物,不可没有胸怀开阔、气质恢宏的知识分子。古代之孔子、佛陀、耶稣皆是,二十世纪之孙中山、爱因斯坦、罗素、甘地、萨哈罗夫亦是。伟人的存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和心灵支柱。他们以道义和人格凝聚民族心灵、指引民族前进,绝不靠令牌和暴力。西藏民族不幸中的大幸在于有人格崇高、心灵伟大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做民族的核心,为这个民族遥

指未来。“”达赖喇嘛是世界级伟人。他的人格、道义、悲悯情怀超越宗教而成为中国和世界共同拥有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我再次谈到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现代文明意识:”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心灵寥廓、思维彻底。摆脱狭隘民族观念或种族观念,不仅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绝对必要,而且对于所有文明人都是必要的。这是‘人生而平等’这一人权绝对律令的基本要求。“”人之立身于世,坚持人格独立、学会正确思维乃第一要事;用欧坎的剃刀(Ockham‘s Razor)将一切假问题统统砍去,

思维马上利落,精神豁然开朗。西藏和中国问题之解决需要伟人,正如东欧和苏联问题之解决需要戈尔巴乔夫。我们是站在山巅、眼界开朗的历史乐观主义者。“

十三

2011年早春,阿拉伯世界春花怒放。阿拉伯人民开始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英勇战斗。趁着新世纪晨曦,抓住历史契机,阿拉伯民族大呼猛进,走在中国民族前面。2月,在振奋人心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埃及人民推翻穆巴拉克三十年暴虐政权。我难抑狂喜之情,挥笔写文《埃及的春天》,献给埃及人民:“一个民族,若只有勤劳、没有勇气,只有技巧、没有骨气,她的命运只能是奴仆式的俯首听命、工匠式的忍受奴役。一个民族的人格和尊严,首先从铲除专制、清除腐败、制止野蛮、获得自身民主和自由开始。这一政治事业是衡量一个民族的精神高贵性和现代文明性的唯一试金石。现在,埃及人民推翻了最后一个法老,迎来了自由的春天。这种英雄气使我的心情一碧天青。我梦思着开罗的解放广场,亚历山大里亚的春天港湾,我要重返埃及,我会怀着快慰的历史心情重新观赏大漠中高耸的金字塔群、含笑的斯芬克斯、欢欣的尼罗河,我会以春天的情怀拥抱那块勇敢的土地和那英雄的人民。”可悲的是,自己的祖国仍在专制的皮鞭下、无耻的谎言里、深度的腐败中。

2011年2月,我发表长篇史论《古巴民主道路的艰难历程》,六四悲剧主题再次涌现笔端:“1989年之春,中国人民以道义和勇气、鲜血和生命为人类史结束冷战时代揭开新世纪第一页。北京学生和民众挺身而出、全国民主运动波澜壮阔、天安门鲜血流淌,中国的悲剧激起世界大震荡,引发东欧共产党阵营一场飓风:柏林墙轰然倒塌,东西德瞬间统一,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诸多国家将专制者赶下台,苏联解体,共产阵营灰飞烟灭。”长文以此戛然收笔:“当自由的春风吹绿东欧大地之际,古巴等寥寥几处依然故我、不见春色。未来历史学家应当在世界史这一章扉页上题写此言:人类历史在这一时刻再次见出分晓:活力与惰性,光荣与耻辱,欢乐与悲哀。”(《中国人权双周刊》)这“寥寥几处”,中国不幸又在内。这冷峻笔锋,亦指向自我,含多少沉痛。

2011年六月四日,六四悲剧二十二周年,多伦多大雷雨。雷雨闪电敲击着心灵、激发着灵感、催动着笔锋,我为一位作家朋友的散文集作序。历史与现实的撞击、良知与天地的共鸣,再次使胸中勃然之气喷薄而出:“如果没有悲哀,那似乎不是中国的人生;如果不是悲剧,那似乎不是中国故事;如果没有鲜血和屠杀,那似乎就不是中国模式。几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展示的却是一部政治野蛮史和社会黑暗史。”“多年来,赤县神州沦为蛮荒,宇宙精华备受践踏,道义文化零落成泥,思想文坛枯竭荒凉,思维定式非黑即白,摇笔为文非捧即骂,人格文风扫地以尽,儒雅雍容无处容身,文字垃圾触目即是,绝妙好文空谷足音。”一部罪恶政治史和一个丑恶新世代把自己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四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1911-2011),亚洲第一次民主革命。回眸百年峥嵘,中国恍如虚度。

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走在亚洲历史最前锋,吶喊着结束封建帝制、消灭种族歧视、实现五族共和,呼唤着亚洲人自由的春天和人格的尊严,正如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呼吁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社会平等,结束一党专制、扫荡社会腐败,当代中国人民又一次成为历史先锋,引领着苏俄和东欧国家奔向自由;然而,两次革命先锋,都成历史后进。辛亥革命,转眼百年,中国依旧黑云压城、万马齐喑,而辛亥革命火种却在今日阿拉伯世界燃成一天云霞、迎来遍地春光。

我在长篇论文《辛亥革命的政治文明和人道理性》中指出,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现代文明观念:“一个以思想为事业的人,应当具有基本理性和现代文明价值作为思想原则,例如人道主义观念,民主和自由观念,抨击专制和暴虐行为;再如,尊重人的独立、思想的独立、艺术的独立,超越工具观。”“背离人类文明大道、不见世界文明趋势的人,决不会有远大精神视野、博大文化胸襟和终极价值关怀。”(《纵览中国》8月)

2011年12月,捷克著名作家、人权活动家和政治家哈维尔逝世,中国民主事业失去一个真挚的朋友。我撰文《纪念哈维尔》,以此开篇:“人类最神圣的事业,就是人间的道义和公正;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就是为自由和尊严而战斗。这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第一事业。”文思激荡中,故国悲剧命运的沉重旋律再次在异国回旋:“徘徊在英雄广场,我恍然失神而梦回故土: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抗议、夜晚广场灯灭后的残酷拷打和一地鲜血,一九八九年北京之春千百个热血生命日夜吶喊着飘荡在故国大地,历史积成的鲜血长河日夜汩汩流动、殷红地漫过千山万岭、染遍千家万户。忘记血债的人,决不是热血男儿;忘记公仇的人,决不是英雄儿女。”(《纵览中国》12月22日)这是2003年我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徘徊时的心灵感触。

十五

中国当代文化的虚伪性和蛮横气、奴才性和讨巧性,已深入新一辈的骨髓和灵魂中。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大丈夫的雄伟性格驯化成几代小媳妇的低眉顺眼。无所不在的文化俗气,空气般弥漫着、啃噬着年轻一代的心灵。主人意识、英雄气质、道义之风、刚健之气,有待一场天地间起死回生之飓风雷霆。

在一片文化俗气中,浮出一部以妓女为题材、东施效颦式文化拼盘电影。2012年1月,我在《妓女、洋人、<金陵十三钗>及其它》一文,赞扬英国演员贝尔(Christian Bale)的正直和良知,指出他在电影中和电影外这两个角色构成的戏剧性冲突:“电影中的他,面对七十年前日军封街、屠城,他能够腾挪应对,跑出教堂,去秦淮青楼找到罹难的两位歌妓的遗体;然而,当贝尔先生走出电影《金陵十三钗》,专程去山东,渴望会见那位坚守正义、维护人权、捍卫中国公民人格尊严而全家备受迫害的中国盲人律师陈光诚,却遭到一路盯梢、无理阻拦而无法见面。电影中的历史角色与眼下的真实境遇所构成的强烈反讽和对照性,把虚构的电影和当代的现实一同粉碎。《金陵十三钗》电影拍摄之外的这个冷酷却真实的现实,是最雄辩、最具批判性的当代历史证据,它超越文艺作品中的一切矫情和虚伪,棒喝人们睁开眼睛,对自身文化处境做一番真切反思。”(《纵览中国》1月14日)绝妙的是,二十天后,专制政权的高级官员兼杀人魔王逃命于美国领馆乞求保护;三个月后,盲人人权勇士陈光诚插翅般奇异出逃,飞越千里、直入美国驻京使馆、获得说话的权利,成为轰动世界的头号新闻人物。“百年盛世”之喧嚣、“大国崛起”之虚骄、“和谐社会”之谎言,顿时自我破灭,一个黑暗、龌龊、吃人的政权顷刻间陷入恐慌和崩溃中。历史的严峻逻辑、宇宙的道义力量、人类的正义意志,正在加紧执行这一判决。

十六

纵贯这些文字的思想主线,是历史反思、精神探索和文化批判,是对人类的道义立场、人格价值和自由精神的高扬。

这是一个当代的思想者二十三年来的沉痛心灵史和精神史,是这个全面腐败、极度堕落的世代里中国知识分子拒绝沉沦、与恶俗战斗的精神史的一部分。

我企盼东方大地响起一声惊蛰的春雷,我渴望轻快活泼的旋律重归心灵,我坚信生命的意志、自由的理念、精神的价值与人类万古长青。

2012年5月10日于春天多伦多

《自由写作》第83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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