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泊:囚徒们的“路线斗争”(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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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泊

现在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路线斗争”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了。而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可以忘掉父母叫什么,这四个字却是绝对不能忘的。因为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浓厚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用“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九个字把那四个字拔高到了压倒一切的地位,让“路线斗争”升任了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政策的总纲领。可见那四个字是如何威风了。

按毛泽东“永垂不朽”以前的官方统计,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总共经历过十次路线斗争。计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1次)、李立三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第2次)、瞿秋白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第3次)、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第4次)、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第5次)、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第6次)、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第7次)、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第8次)、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第9次)、林彪反革命集团(第10次)。而每次都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那些“反动路线”。由历次参与路线斗争的名单来看,有资格参与路线斗争的人物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一般老百姓不可能参与党的路线斗争,级别不够。百姓们犯了错误或是犯了罪,只能是“党内路线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

但我却曾经参与过一次路线斗争,而且还是以囚徒的身份参与的。

文革时我曾得到过几本1947年的旧杂志,里面有江青于30年代在上海滩当演员时的诸多奇事轶闻。有位朋友拿去看了,并逞能在同学们之间传播了,因此“犯了事”被绑进了郑州市警备司令部。杂志的源头在我这里,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郑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我判了个无期徒刑。判刑后就把我押往开封的河南省第一监狱劳改。

河南省一监对外是个造纸厂,有六个中队,一中队负责造纸。造纸需要三班倒,所以一中队里有三个分队,我分到了一中队的一分队,在造纸机上干活。

一监的所有的分队都是大约一百多个犯人,管教干部都是两个,唯独我们一中队一分队的管教干部只有一个,叫李秘书。而别的分队的干部都叫队长。

我发现李秘书比较讨厌我,却猜不出理由。时间长了我就明白了:1)我是城市人。而相比较于农村人,李秘书明显地讨厌城市人。他常说农村人比城市人“老实”。2)我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可能是“代沟”的作用,他总认为城市里的年轻人比年纪大些的人更调皮捣蛋耍滑头。3)我父母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干部。而李秘书五十多岁升官无望,自然忌妒比他级别高的干部。恨屋及乌,就连累了我。对此我只能无可奈何。

大概是监狱当局觉得李秘书一个人管一个分队太累,后来一分队又来了个管教干部,是个转业兵,年轻人,郭队长,是开封市人。

一监的反革命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一般都是中年人。如果从年龄上看,我算是年轻的现行反革命里面的亚军:入狱时不满23周岁。最年轻的反革命冠军是郭锄非。“造反派”为了整他母亲高耀洁,硬是把她13岁的儿子打成反革命来拼凑她的罪状。估计是照顾郭锄非年龄幼小免疫力弱易上当受骗而对他实行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公安机关军管会只判了他3年。71年就刑满释放了。

父母都是老革命,儿子却是一监最年轻的反革命;曾为“抗美援越”偷越国境到过越南,判刑时却把此定为“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再加上逢年过节犯人演出节目时我是吉它伴奏,在一大堆胡梆子边鼓锣镲中间凸显另类,郭队长就比较注意我。后来他问了我“罪状”的细节,觉得我真够冤枉。于是他找了个机会,把我调进了锅炉房,烧锅炉兼管软化水。

一中队工种里最“吃香”的是电工和机修工,其次就是锅炉工了。他们都有单独房间,行动比较自由。再加上他们有“手艺”,可以给管教干部们修表修自行车,还能给干部做些不锈刀叉烟嘴之类的小玩意儿,干部们对付他们自然就不同一般犯人了。而我跟郭队长的关系显然更好些。

三班倒的时间很固定,几个月后该上什么班都能推算出来。觉得郭队长对我不错,再发信时我就都交给他审查,比李秘书的审查要宽松得多。我把我上白班的时间告诉我母亲,让她赶着白班时来,其时由郭队长领着接见,送的东西和钱就可以全部照收。而如果是李秘书领着接见,我母亲带来的“进口货”(吃的吸的)就得全部退回,送的钱也只让收十元以内。

李秘书不傻,自郭队长来一分队以后,没多久我就再也没“麻烦”过他查检我的信件领着我接见,他能猜得出其中的奥秘,但却无计可施。然而从他对我态度的逐渐恶化可以看出来,他对郭队长这样做很不满意。

文化革命中“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权力之争已经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创下了中国的历史最高。监狱自然也要顺应社会潮流,也分成了几派。不但管教干部之间有派,犯人之间也有派。

过去一分队不分派。原因是因为一分队只有李秘书一个管教人员,犯人里面也只有一个他所信任的分队大值星最有权,拉帮结派反对大值星无疑就是反对他,谁都没那个胆。

一分队的大值星是李从龙,是因解放前当“还乡团”时杀过共产党而进的监狱,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枪毙他。他已经当了多年的分队大值星了。一分队一直没出过大问题,与他的严密监督是分不开的。

李从龙很能猜测李秘书的心理。他看出李秘书讨厌我,就对我严加监督,常打我的小报告。有次监狱里允许犯人们买西瓜,并说可以随便买,是多年不遇的“好事”。我因为有母亲送来的钱,就买了二百斤。四分钱一斤,共计八元。犯人的“月工资”是两元,得买诸多日用品,所以不少人都没买西瓜。李从龙也没买。他给李秘书打了个报告,说我只想吃喝不顾改造,是资产阶级思想大暴露。此报告正投了李秘书的意,就组织分队把我批斗了好长时间。我母亲再来看我时,只要是李秘书领着接见,他就一定要拿西瓜的事再挖苦我母亲。

郭队长来了以后,慢慢地一分队犯人就形成了另一个团伙。因为郭队长也有给犯人判刑的权力,巴结不上李秘书靠不上李从龙,能走郭队长的路子,也是个减刑的途径。时间长了,郭队长比较信任的犯人吴树成周围也“团结”了一些犯人,形成了一分队里两个团伙并存,且时有对持的局面。李派犯人对吴派犯人严密监督,小报告都打给李秘书;吴派针锋相对,小报告都打给郭队长。

我生性清僻,看不上犯人之间的蝇营狗苟,不愿参与他们的斗争,游离于这两个派别之外。但在李秘书和李从龙看来,我肯定是郭队长的心腹。

尽管管教干部严守对犯人的态度要保持一致对敌的规定,但消息总能传出来,不少犯人都知道干部们之间的派别:李秘书是属于黄狱长那拨“老家伙”们一派的,郭队长则是年青人那一派的。两派之间的矛盾有时还很尖锐。

我想学拉提琴,于是母亲来看我时我就说想买把提琴。郭队长领着接见,没二话就让留下了五十元钱。那时小提琴便宜的三十多元一把,一般人的月工资也是三十多元。五十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犯人不让保存钱,怕有钱利于逃跑。接见时送的钱都由分队的一个“管账的”(可惜我早已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是个戴眼镜的小老头)保管,就由他收下了。我和郭队长都怕李秘书知道后会作梗,只一句“进监狱是来改造的,不是培养艺术家的”就能让提琴泡汤。二百斤西瓜被批斗就是明证。于是郭队长交待“管账的”:这五十元钱买提琴的事千万别给任何人说。“管账的”是讨厌李从龙的“吴派”,自然听命。

但那时候不准“以生产压革命”,除了监狱工厂以外,社会上的工厂生产基本上都很不正常,市上难有提琴卖。有几次都是开封最大的商店来了一两把,等郭队长知道消息再拿钱去时都已经卖光了。还有两次是旧货店里有卖的,一次是郭队长赶过去时,提琴已经卖出去了;一次是看提琴的背面有条裂缝,他没买。就这样一拖就是一年多,每次都是让“管账的”由厂区回监号去拿钱,过一天再让他把钱送回监号。尽管“管账的”嘴很严,一分队却有不少犯人知道了“管账的”和我、和郭队长之间有神秘的几十元钱在“活动”。但除了“管账的”和我以外,没一个人知道那钱是买提琴的。

一分队有个岳亮,进监狱前是学生,是因为抢军帽和别人动了电工刀,不小心把别人的股动脉给割断了,以杀人罪被判了死缓。70年进监狱时他17岁,长了个娃娃圆脸,李秘书和郭队长都比较喜欢他。正因如此,大家都知道打他的小报告基本上没什么效果。时间长了,基本上就没人打他的小报告了。也就是说他的行动比别的犯人要自由些,两派基本上都不提防他。

他跟我关系特别好。后来他对我说,李从龙多次想变着法子问“管账的”那五十元钱的事;而且每次“管账的”把钱拿出拿进,李从龙当晚都要向李秘书打报告,肯定是说钱的事。我一听就明白了:李从龙怀疑我跟郭队长经济不清。

我把这情况对郭队长说了,郭队长脸色铁青沉默不语。后来岳亮多次说李从龙又打报告了,我也多次向郭队长汇报了。再后来一个白班的时候郭队长叫了我,说记得我经常犯扁桃腺炎,让我写个报告,让他批准我去监狱医院做手术。并特意交待我把申请日期往前多写一个月。他板着脸不说理由,我只有不语照办了。当晚我就住进了监狱医院,第三天就动了手术。

一监有个小医院,医生都是犯人,像割扁桃腺割盲肠之类的手术都能做。

我动手术那天是星期六,该着一分队白班倒夜班。白班是四点下班,过八个钟头到十二点时再接夜班,比较难熬。因此这个班李秘书就休息,由郭队长一个人带班。郭队长等第二天再轮休。

星期天大约八点多时,下了夜班的岳亮来到了医院,示意让我跟他去厕所。在厕所里他讲了前几个小时一分队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大事。

昨天(星期六)郭队长又让“管账的”回监号拿钱,李从龙又悄悄跟上了。但他却不知道他也被吴树成盯上了。吴树成后来对我说,那是郭队长安排的。

四点多下了白班就要吃晚饭,吃了饭一般人都要抓紧时间睡觉,因为睡到十一点就得起来吃第二天的早饭,然后去熬夜班。李从龙却不睡,坐在炕头上写起了材料。他写的时候怕被别的犯人看到,有人经过时他就用胳臂盖上。

等到十点多的时候,一直监督着李从龙的吴树成悄悄去监号区的铁门处喊了报告,郭队长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汇报情况后两人直奔一分队,一进门就被李从龙发现了。李从龙马上把写的东西撕碎放进嘴里,使着大劲又是咀嚼又是往下咽。吴树成见状立刻冲了上去卡住了李从龙的脖子,那只手就往他嘴里掏。这时一分队的其它人也都醒了,但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郭队长喊“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这才有几个犯人冲上去帮吴树成的忙。但因为没有事先准备,李从龙还是把那团纸基本上都咽进肚里去了。

写的东西不敢让管教干部看,肯定有严重问题,是不是越狱计划反革命纲领呢?于是郭队长就命令开李从龙的批斗会,让吴树成他们几个对李从龙有成见的犯人由着性子把李从龙折腾了一顿。但李从龙几乎被折腾得昏死过去时还死不吭声,就是不交待他吞进肚里的材料内容是什么。

马上就该上工了,这批斗会太突然,效果不好。郭队长就宣布撤了李从龙分队大值星的职务,把他砸上脚镣关进了反省号。大值星一职由吴树成接任。

看来郭队长是有预谋的,趁他一个人带班李秘书不在的时候实施他的计划让生米煮成熟饭,而李从龙真的就中计了。让我割扁桃腺是让我别在现场,怕对我有影响。这结局我当然高兴了,但又觉得似乎不对劲:真那么容易吗?

果然,星期天下午该着一分队学习时,李秘书和黄狱长来到了一分队。李秘书宣布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是路线斗争,是改造与反改造的路线斗争,是一小撮反改造分子蒙蔽政府干部、打击积极改造的犯人的行为。具体地说,就是以吴树成为首的团伙看到李从龙积极靠近政府,就造谣生事欺骗干部打击李从龙。说着便把李从龙从反省号放出来去掉脚镣,开了吴树成他们几个的批斗会,最后让吴树成戴上李从龙的脚镣进了反省号。并宣布下一段时间的学习要展开路线斗争教育,要把改革和反改造的斗争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认识。但特地强调一条:不得涉及管教干部,只许批犯人。

听说星期天晚上十一点半郭队长兴冲冲地到监号区铁门处领一分队上工,发现本该是吴树成站的地方却站着李从龙。问明缘由后就写了请假条,第二天往监狱党委一撂就不上班了。一个管教干部如此否定另一个管教干部对犯人所做的决定,这种事情在一监还从没发生过。郭队长要监狱党委给他个说法,在得不到说法时又多次去上级单位告状。估计黄狱长他们也觉得此事做得太离谱,就由着他不上班。后来郭队长看解决问题无望,就要求调走。那时监狱工作人员基本上不允许调出本系统,但郭队长情况特殊,一监就放了他一马,让他调走了。

我从医院回到分队的时候,“路线斗争”教育正进行得轰轰烈烈,连着几天批斗吴树成。李从龙的“部下”们都攒足了劲,把监狱里的路线斗争捧到了天上。李从龙的发言最为热烈,扬言监狱里囚徒的路线斗争会影响世界革命。而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吴树成则表现得“觉悟”比李秘书黄狭长还高,把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历数一遍,把陈独秀李立三彭德怀刘少奇他们如何执行“反党路线”的来龙去脉像故事会一样得头头是道。并结合一分队的实际,说自己执行了监狱里的“反党路线”,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绘声绘色地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以至于让大家都觉得他已经和陈独秀那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划上了等号,蒙蔽着政府干部把李从龙砸进反省号,俨然就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了。

过去管教干部们对犯人历来都是一个声音说话,不管哪个干部怎样处理犯人的事,其它干部绝对不会推翻先前做出的决定。这样可以避免犯人利用一个政府干部的话去否定另一个政府干部的决定,那样就会造成改造秩序混乱,就会让具心叵测的犯人有机可趁。但李秘书推翻了郭队长做出的决定,而且推翻得足斤足两“货真价实”,他就得给犯人们一个说法,得找出理论来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必要的。而那时“路线斗争”这四个字正红得发紫,李秘书就想当然地把这四个字用到了李从龙和吴树成他们身上。但让监狱里正在劳改的囚徒和领着人民干革命的共产党高层一样,把他们之间的矛盾都给戴上同一顶路线斗争的帽子,这种提法实在是经不起推敲。估计李秘书于再三考虑后也觉得牵强附会太不靠谱,于是没多久就忽然转变了学习内容,让一分队的路线斗争嘎然而止了。

尽管事发时我身处医院,但我深信李秘书会猜出郭队长让我割扁桃腺是怎么回事。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可不是好事。过去干部们经常拿一个三分队的经典案例来教育我们:一个刑期将满的犯人偷了别的犯人的一点儿东西,事不大,但他就是不承认。最后一次批斗会上管教干部拿了一个马蹄表,说现在是九点二十五,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如果到九点半你还不承认,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到九点半时那犯人还不承认,想着偷那一点东西,你撑了天还能咋着我?然而那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运动规定“抗拒改造”能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管教干部就让犯人们“揭发”他的“反改造言行”。欲加之罪何患无名?更何况那时是兴的是“疑罪从有”。他曾骂太阳:“你想把老子晒死呀!”,这就是“恶毒攻击红太阳毛毛主席;他曾说过在看守所里”饿得蛋疼“,这就是”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他曾弄断过一根铁锨把,这就是”破坏生产“……于是他就当上了”反革命抗拒改造犯“,赶着”一打三反“运动的第一批被枪毙了。如果李秘书硬是要瞅我的茬,而正巧又能赶上运动的话,还真不知道我会落个什么下场呢。

再说了,郭队长是因为想给我买提琴而被李秘书窝窝囊囊排挤走的。我是当事人,应当向监狱说清楚这事。但又不能对李秘书说,因为他并没同我撕开脸让我说清楚。他只是居心叵测地不吭声,这就更可怕了。

于是我写了份材料,把提琴事件的过程讲述了一下,并对“监狱里的路线斗争”评论了一下,认为路线斗争是党中央高层的事,囚徒们搞路线斗争是不适宜的。我找了块肥皂,在肥皂上挖了个洞,把复写的一份材料塞了进去再封上,尽量搞得从外表看不出破绽。然后我偷偷对岳亮说我不想忍气吞声将来被李秘书暗算,想拼一下。根据平时的观察,我觉得三分队的陈队长跟郭队长关系不错,讨厌李秘书。我想把材料交给陈队长,让他替我反映上去。如果因此我倒了霉,让他想法子把肥皂里的材料交给合适的干部。

岳亮不以为然,说这样做太危险,万一让李秘书知道了就没法收拾了。说着还掉了泪。但我执意要交材料,他也只得由我了。

交接班的时候我悄悄找着陈队长,说我有情况想反映给他。他不动声色地说你们一分队的事找李秘书。我说李秘书陷害郭队长,事情牵涉到我,我不能反映给他。陈队长说你知道你说这种话要负什么责任吗?我说我不能让郭队长一个人背黑锅。陈队长盯了我一下,就把材料拿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队长偷偷找着我,说他把材料交给狱党委了。我知道他交给的一定是他们那一派的领导,就放心了。我说李秘书盯上了我,将来肯定没我的好果子吃,请陈队长考虑能不能想法子给我换个分队。陈队长没吭声。

郭队长走了,一分队就又剩下李秘书一个管教了,再倒班时就得让别的管教临时替他。一中队有个外号叫“火头”(即黑鱼,又叫乌鱼)的王队长爱喝酒,经常喝得迷迷糊糊的。因此监狱当局没敢让他当分队的队长,只让他替班。

70年我一进监狱就领教了他为什么会被同事们称为“火头”了,他做事可真像一条在污泥里横冲直闯瞎翻腾的黑鱼。

那是我正式“参加监狱工作”没多久,一分队晚上十二点多下中班,大家排成四排在监号区的铁门外站好报完数,就等着管教干部把我们“送”进监号了。那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小雨夹着雪粒被西北风裹着,吹得我们个个缩头缩脑的。但管教干部一直不来,把我们冻得脸青鼻子红。直到快一点了,王队长才打着酒嗝哼着小曲一脚高一脚低地晃过来了。今天是他替李秘书的班。

又报完一次数后,他正要命令我们进铁门,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大值星李从龙今天发生什么事没有?李从龙说有人吵架,姚凤歧骂了孙老丙。王队长就让姚凤歧站到了队前,问孙老丙姚凤歧都骂了他什么。孙老丙说姚凤歧骂的是日他妹子日他娘。王队长说那好,现在王队长让你骂他,你也日他妹子日他娘。朱丙午故意拿捏着装嫩,说他已经改造好了,再也不敢打人骂人了。王队长鼓动他两次,他却一直说不敢骂。王队长就生气了,直着嗓门说好哇!你天天说要听政府的话,政府说话了,你又不听了。然后对大家说,他不敢骂,你们找一个人骂他。谁敢日他妹子日他娘?没人吭声,王队长就恼了,说今天你们非得出来一个人骂他,如果没人敢日他妹子日他娘,你们就一直在这里站下去吧。说着就要走。

这时一分队有个“二杆子”叫王留绪的蹦了出来,说我骂我骂王队长我听你的话。说完便指着姚凤歧的鼻子说姚凤歧你支起你的驴耳朵听清楚了:我日你妹子,日你娘。王队长意犹未尽,说王留绪你再给我日一次,日狠点儿。王留绪就又大声“日”了一次。王队长余恨未消,问姚凤歧王留绪都骂他什么了。姚凤歧说他日俺妹子日俺娘。王队长说真日了吗?姚凤歧说真日了,日了两次。王队长这才心满意足地说这就对了嘛,我看一分队还是有人愿意听我王队长的话……

然后指着李从龙的鼻子说你天天汇报王留绪,说他不听政府的话反改造,整个一分队就显着你“能蛋”了。我看王留绪就比你强得多,今天一分队都不听我王队长的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听政府的话吗?

由此可见“火头”虽然做事另类生猛,心眼却实诚。只要给他两句好话顺毛捋几下,就能把他卖了还让他替你查钱。于是有个星期天,凑着王队长替李秘书班的时候,陈队长耍了个心眼,诱导着他同意把我调到了三分队。等到第二天李秘书再上班的时候,我已经搬进了三分队的监号,成了三分队锅炉房的值星。

木已成舟,李秘书也无计可施了,就把王队长长骂了一顿,怪他不该乱当一分队的家。因为过去李秘书总是说我坏,王队长就对李秘书说我把一分队最坏的家伙替你发配到三分队了,你应当请我喝酒才对,怎么会骂我呢?你这不是好心当成驴肝肺狗咬吕洞宾了吗?……搞得李秘书连连摇头啧啧无语。

于是我就告别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过上了正常囚徒的生活。直到出狱。

《自由写作》第84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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