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路:巴比伦囚徒(纪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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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上个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西方传教士纷纷撤离,在辽东边陲的安东(我的家乡,现为丹东),仍然有几个丹麦人迟迟未归,为的是丹麦传教士建立的“丹国医院”何去何从的问题。政府要接收,也就是“没收”。丹麦人认为,医院是教会的财产,理应让渡给兄弟教会。

三十年前,我在检察机构接触了一位刚从监狱出来的老人。形形色色的涉案人,我见了不少,唯独他像一尊石刻雕像压在我的心头,岁月的流逝,没有冲去他带给我的沉重之感。他成为走进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基督徒。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家乡安东的基督教是远在清末时期丹麦人传来的。三十年后,我奇妙地研究起这段历史。

基督徒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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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丹麦人在安东天后宫街建立起丹国医院,即基督教医院。照片为作者2010年冬拍摄。

柳玉之死

安东是个小城,西面靠山,东边临江,城市就夹在山水之间,好像一条狭长的岛屿,漂浮在绿海之中。

最高的一座山,海拔不过180几米,却是城里的最高峰了。由于形状像倒扣的元宝,所以就叫元宝山。

山下有一条河,水清见底,黄沙漫滩,一直流入鸭绿江。这,就是大沙河,从前,安东就叫“沙河子”。不用说,安东的对岸就是朝鲜的新义州了。

沙河的西岸是堆积如山的原木,一眼望不到头。沙河东面的水上,船帆点点,汽笛声声,那是装运木材的船只。岸上,车尘马迹,熙熙攘攘。

在元宝山的西南坡。有一个有围墙的院落,几栋北欧风格的小楼。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这高大的梧桐树,这就是基督教医院。清末时期(1906),丹麦牧师于承恩(JohannesVyff,注1)筹建起来的。安东人习惯叫“丹国医院”。首任院长是丹麦人安乐(S.A.Ellerbek,注2)先生,由此,几任院长都是丹麦人。从1946年有了变化,由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在东北的传教士纷纷撤离,于是,中国人“受命于危难之时”,开始接受“替死鬼”的位置。

1946年秋,国军开进了安东,转过年的春夏之交,突然撤退了。冬季,丹麦人边培德(PeterBertelsen)要携家眷回乡,临走前,就把他的院长“椅子”让给了助理,也叫“主事”,兼任总护士长的杜韶宣先生(注3)。于是,杜韶宣就成了丹国医院的第一个中国人院长,也是第一个“倒霉蛋”。

28年前,少帅张学良通电全世界,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从那天起,安东人知道了这是“正统”。于是,在国军“撤退”沈阳之时,杜韶宣带领所有的医师和几名护士跟着走了,给自己和这个医院留下了一段“反动历史”,因为,中国人讲的是“成王败寇”。

杜韶宣是个热血汉子,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挥毫写了四个大字:“还我山河”,组成一条长幅,从医院的门诊楼上飘下来。当时,关东军还没有受降,几个宪兵驾着摩托冲进院子里,咆哮了一阵子。

还有难以忘怀的是,一天早晨,丹国医院的人在院子里排成队形,唱起《三民主义歌》,眼含热泪,仰望着随风飘扬的“青天白日”,这是他们自己连夜缝制的国旗,站在人群前面挥动手臂打拍子的人,是杜韶宣。

第一个中国人院长成了“秋后的蚂蚱”没蹦达几天。那么,后来者的命运怎样呢?

第二个中国人院长叫崔锦章(1916—1992),他的上任,是丹麦人已经把“丹国医院”让渡安东教会,而崔先生是教会的理事长,是大家把他“拉上山”的。就任不到半年,1951年春节,医院发生了一起有点“轰动效应”的医疗事故,简称“柳玉之死”。虽然,那个年代的媒体还很单薄,地方只有一张党报。但是,人的舌头也能刮起旋风,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大街小巷:

“基督教医院出事啦!”

“治死了一个长征干部!”

传说,总会与真实有所距离。死在教会医院的“长征干部”名叫柳玉,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安东煤建公司经理的夫人。

病志记载,1951年2月2日,柳玉住进了基督教医院,该患于1950年冬开始出现精神失常状况。入院5天后,7日(初二)晚8点,经护士注射镇静药后,再也没有醒过来。经治医生是王野舟。

治死了“长征干部”,仿佛一下子炸开了锅。省、市公安机关,省、市卫生局,省立医院以及安东市检察署,分别派出了工作组,几路人马,云集在此,调查“长征干部”的死亡原因。院里出了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唯独不见崔院长的影子,他哪儿去了呢?

(注1)于承恩(Johannes Vyff,1870–1932)丹麦牧师,1901年来中国。1906年起,先后在安东建立教堂、医院、三育小学以及劈柴沟三育园艺中学(辽东学院农学院前身)。
(注2)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1872—1956),丹麦医学博士。1872年8月8日出生在丹麦西边城市Ringkobing。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906年来中国,首任丹国医院院长的五年后,去沈阳小河沿盛京医大作教授,后来,接替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当了院长。1939年退休回国,住丹麦哥本哈根教区Vangede,1956年8月12日安息主怀。
(注3)杜韶宣1935年毕业于丹国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在丹麦人艾济民(中文名字)的资助下,就读安东劈材沟神学院,1942年毕业后,在丹国医院任总护士长,后任“主事”,即院长助理。1946年底至1947年6月,任丹国医院院长。

背十字架

最着急上火的是,躺在产床上的崔先生的夫人王澄美(1911—2005,注4)。先生出门前,她临产在即,还带着两个孩子,五岁的女儿(崔美玲)和两岁的儿子(崔世光注5)。再说了,正月初一大过年的,急三火四的出什么门啊!

原来,初一(2月6日)早上,崔先生的老同学谷耀祖来串门,他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崔先生问他,能不能请到产科大夫?谷说,同学刘淑芳从北京教会医院回来结婚,你赶紧去沈阳请吧!

当晚,崔先生就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崔先生自从当了院长后,最让他头痛的是请不到大夫,所以,听到这个信,拔腿就蹽了。

结果,人家不来。可是,还没完呢,他心里头还惦记着要建立图书室的事,要上街买书去。他忘了,家家都在过年,东北医学图书馆出版社也不开门。崔先生就在齐保廉家住下了,等着买书,

正月初四,崔先生终于买到了书。第二天,赶回安东。

他一进门就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妻子生了一个女孩(崔美杰)。当时,院里一个产科大夫也没有,分娩时出了点险情。对此,妻子一句没说。只是问他:“你怎么不早点回家?院里出事了,王野舟治死了人,上边来人正在调查呢!”

妻子脸色苍白,有些憔悴,看着先生,欲言又止,眼神流露出难以言状的情绪,崔先生的耳边又响起妻子说过的话:“你身体不好,担任不了。那么大的医院,又请不到好大夫,你累死也干不好。再说了,政府要的地方,你去了要遭误会的。”

1944年秋,在盛京医大读了四年书的崔锦章,面临着“择业”的问题。梦寐以求的是留校任教,但现实往往是无情的。他一个人背起行囊搭,搭上了回乡的列车。

妻子辞去了音乐教师的差事,从青岛回到了安东。两个人一合计,在兴隆街开了一家眼科诊所,起名“美明诊所”,眼科是崔先生的专业。虽然,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不亦乐乎,但平静无波,自由自在。

世事多变,内战爆发,西方传教士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纷纷回乡了。

1949年,安东的丹麦人也只剩下了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栖身在丹国医院。

秋风飒飒,梧桐叶落,满地是一片枯黄。几个官员模样的人,走进了院子,树叶在他们的脚下发出一阵沙沙声。

这一行有省卫生局长何景福和省立医院院长宋维乙,他们是来谈判的,要求时为院长的倪乐圣(Marie Nielsen,注6)把丹国医院无偿地交给安东市政府。由于,杜韶宣的“撤离”,丹国医院几近“空巢”。为了维持残局,育婴堂的郭慕深(Karen Gormsen,注7)兼任了临时院长,后来,她从岫岩请来了倪乐圣(Marie Nielsen),由她来苟延残喘着医院的寿命。

谈判的结果,不欢而散。丹麦人不同意把医院交给政府,参与谈判的吴立身(Kaj Johannes Olsen,注8)说:“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如果你们政府要接收教会医院,应该由两国外交部来交涉。丹国医院是教会的财产,不是敌伪财产。如果我们走了,我们会无代价的让渡给中国教会,因为我们是弟兄教会。”

何景福局长碰了一鼻子灰,但并没有死心,一直惦记着。他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崔锦章,觉得可以“利用”一下。因为,他既是教会的理事长,又是省、市两级的人民代表,也算是安东的“红人”了。特别听说,在教会的一次会上,他提出要和外国教会“截然分开”,而且,当时,丹麦人想要列席会议,也被拒绝了。

1950年2月,何局长找崔锦章谈话,正式提出请崔动员倪乐圣(Marie Nielsen)把医院交出来。

出乎所料的是,崔锦章不那么痛快,说了一堆理由:“教会理事会刚通过决议,如果丹麦人回国,礼拜堂、医院这些财产,愿意无代价的让渡给中国教会,那么,在请求政府的批准下,教会来接收。现在会议刚开完,我又提出要交给政府,恐怕难 以生效,反而会遭到误解。最好等等再说吧!”

何局长站起身来说:“别忘了,你是人民代表啊!你应当协助政府工作嘛!”

崔说:“这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我还是教会的理事呀!会议刚做出决定,我马上去说,这样不好吧!?”

何局长笑了:“怎么,你还信上帝啊?!你还想做但以理呀?!”

崔有点急了:“但以理是被掳到外国去,至死不弃上帝信仰。我是怎么回事?我是本国的公民,二者不能同日而语。再说了,上次你要接收,和丹麦人不是也没谈成吗?我的意思不是推脱,而是要再等一等。”

“但以理”乃圣经里的人物(注9),何景福并不陌生,因为,过去他是教会的长老,在吉林海龙县教会医院当院长,信主也有20多年了。后来(1946年),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

眨眼到了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

一江之隔的战火,使安东变成了国防最前线。

家家的玻璃窗上贴满了横竖的纸条,空袭警报声搅得人心慌慌。一到夜晚,全城一片漆黑,只有江对岸的火光映照着江水。

战火纷飞,丹麦人着急回国,一再催促安东教会把医院接过去。否则,就要变卖东西了。

其实,安东教会早有打算了,只要崔锦章走马上任,丹国医院自然就接过来了。问题是崔先生往后缩,总是说“身体不行,难以胜任”。崔先生有病不假,在大学时得的肺结核,但心里头还是怕的慌,因为何局长“惦记”着这个医院。俗话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啊!总不能让教会医院成了丹麦人手里的刺猬,捧不得放不下呀!

崔锦章面上推拖,心里也是着急,就上卫生局去探底。局长赵凤阳和崔锦章是高中时的同窗,人生的这段机缘,让崔锦章感到欣慰。碰到什么难处,老同学总不能看“热闹”吧!

赵凤阳听罢老同学的苦衷。说了一大堆宽心话:“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老何头(何景福)那边不接收了,再说即使接收,也轮不上他呀!安东的医院,要接收也是市里的事,你把手伸过来,那不是‘越锅台上炕’吗?你去吧!我支持你,”

看在老同学的情份上,说了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可是,坐在一边的崔锦章心里还是有些不托底,他说:“依我看,你应该请示一下书记和市长,如果都同意了,我再去。不然的话,我冒然去了,一旦有人指着说,这医院是‘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说我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不把我坑了吗?”

赵局长答应了老同学的要求,几天后,转告崔锦章说,你去吧!市委书记吕其恩和市长陈北辰都同意了,等着给你发个营业执照。

1950年9月5日,在丹国医院的会议室举行了交接仪式。

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作为丹麦教会的代表,段大经先生(注10)作为中国教会的代表,双方履行了让渡手续。

卫生局派来一名科员(赵毅)到会讲话,大意是卫生局同意安东教会接收丹国医院,任命崔锦章先生为基督教医院院长。相信在教会和新院长的领导下,医院会办好的,安东市卫生局一定会按照市立医院同等看待。

崔先生虽说关闭了“美明诊所”,来到了教会医院,但一颗心还是吊吊着。不过,也只好如此了,谁让他是基督徒了,圣经上不是说了,要“舍己背十字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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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照片的崔美玲女士做了如下注释:照片上的文字:孙闻二位姊妹莅安查经纪念1950年9月7日。

那是父亲(崔锦章)被逮捕前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合影,尽管合影是另有纪念意义的,但冥冥之中竟成了永远的回忆,背景即是兴隆街的小诊所(美明诊所)。

前排左起:母亲(王澄美)和弟弟(崔世光),孙和闻姊妹(她们二人因为传道都进了监狱。孙姊妹死在狱中,闻于文革后出来的)的中间是我,刘师娘和刘牧师(当今著名演员吕丽萍的外祖母和外祖父),父亲(崔锦章),齐大爷(父亲当院长时,他是财务总监,被判15年);后排左起:周成伟(父亲的徒弟,后据说成为市立医院的眼科主任),刘牧师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厦大艺术学院的声乐教授,已退休),我的二堂姐崔丽华(她和周跟父亲到了丹国医院,后嫁给了张殿忠)。

编者注:崔美玲说的“齐大爷”即文中的齐保廉,张殿忠即驻丹国医院的工会代表。

(注4)王澄美(1911—2005)祖籍青岛崂山,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时随俄国老师学习钢琴,青年时期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专业系哲学和神学,选修钢琴。在30至40年代,在教会学校教授音乐基础课,并兼任教会的司琴。被称为中国早期音乐启蒙教育的优秀导师。
(注5)崔世光1948年出生于安东,6岁起师从母亲王澄美学习钢琴,现为国际知名中国钢琴家、作曲家,定居香港。
(注6)倪乐圣(Marie Nielsen)小姐,1927年在丹国医院做内科医师。1940年,被派往岫岩西山医院(丹麦人所建),为该院第五任院长。1947年6月,由岫岩骑脚踏车来安东(300余华里)接任丹国医院院长。
(注7)郭慕深(KarenGormsen,1880——1960),毕业于哥本哈根医科学校(助产士)。1906年来中国,在丹国医院医院工作,次年,建起女子医院。1908年,安乐克的男院与郭幕深的女院合并为丹国医院。1916年建立育婴堂,名。
(注8)吴立身(KajJohannesOlsen,1898—1973),牧师、植物学博士、园艺师。生于哥本哈根一个工人家庭,早年就读哥本哈根大学农学院。1927年,来到中国安东,曾任劈材沟三育中学校长。
(注9)旧约记载,公元前六世纪,新巴比伦王国,两次攻陷耶路撒冷,摧毁城墙,放火焚烧圣殿和王宫,把犹太人中所有的贵族、祭司、商贾、工匠作为俘虏,被成群结队地押解到巴比伦城,这就是犹太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
但以理就是这些囚徒之一。后来,官至宰相,但他仍然不放弃信仰,阁楼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每日向上帝祷告,由此,违背了巴比伦王的命令。因而,被扔进狮子洞。但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封住了狮子口,但以理安然无恙。
(注10)段大经(duandajing,1908年—?),安东人。1933年,毕业于安东劈柴沟神学院,1941年起始,历任哈尔滨、新民、长春等教会牧师。1950年,任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教区理事长。

多事之秋

崔锦章上任屁股还没坐稳,兜头泼来一盆冷水——墙上出现了一张布告,大意是,崔锦章是老板、资方代表,不属工人阶级。所以,开除崔的工会会籍。落款是:安东市总工会进驻代表张殿忠。

尽管把崔先生当作“资本家”有些荒唐,但并不影响“工运”活动,张殿忠又提出要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福利待遇的要求。

10月19日,江对岸传来平壤陷落的消息。

鸭绿江大桥旧桥的南头,被飞机炸毁。新义州一片火海。

朝鲜难民像潮水一样,从江桥上涌过来,几十辆大卡车拉着战争孤儿,开进了安东。

神色惶惶的安东市民扶老携幼,向市北郊区疏散。

亲民政府提出了疏散口号:“有亲投亲,有友投友,自找门路”。

政府的医院都搬山沟去了,教会医院是“穷光蛋”,哪也走不了。崔先生感到走投无路,就想把医院交给政府。但是,找谁去呀?政府机关都疏散了,何局长去了海龙县,赵局长也撤离了安东,临行前说,你们挖个大型防空洞,就维持着吧!你们的房子都在山上,有树遮掩,比较起来,安全的多。

无可奈何,只好一锹一镐地挖“洞”了。

作为国防最前线的城市,唯一的留守医院,只有基督教医院了。不仅要维持市民日常的医疗,还担负着志愿军伤员的救护,还有,朝鲜新义州的难民。基督教医院,成了战争岁月的“前方医院”。

令人纠结的是,安东医药公司也不知搬哪个沟里去了,医院没地方买药,止咳药也没了,崔先生只好和药剂师找来“日本药典”,用麻黄梗配制了止咳水药。那时候,还没有中华药典呢。

江对面是燃烧的火光,轰炸机在头上盘旋,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疲惫不堪。这倒没啥,战争嘛,让人感到心寒的是,教会医院仿佛被一种敌对的情绪包围着。

派出所的警察担心有特务教隐藏在教会医院,隔三差五地来搜查。

深更半夜,病房的玻璃被石子击碎。

第二天,总务科长齐保廉去查看。刚走出医院后门,发现对面架起了一挺机枪,那里是辽东省省长高阳的府邸。

没等齐保廉走近,警卫员横枪挡住了他。盘问完了后,警卫员告诉他,别管谁扔的石头,是你们违犯了灯火管制,暴露了灯光,影响首长的安全。从今天开始,医院的后门关闭,不许有人再走这个门。

齐保廉问:“那我们搬运尸体怎么办?”

警卫员吼起来:“特务从里面跑出来怎么办?!”

教会医院仿佛成了掉进后娘手里的“灰姑娘”。随之,教徒的信仰生活也受到了欺压。

为了宣传“抗美援朝”,政府要求工会组织春节文艺汇演。

工会代表张殿忠选了一个小戏,叫《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物色了一些人,进行排练。一个礼拜后,闹起了风波。原因在于戏的内容涉及的宗教问题:一个天主教的神父(金神甫)是潜伏在教会的特务,被公安机关所破获,搜出了枪支、电台和一些文件。戏中有撕毁耶稣像的情节,在基督徒的眼里,这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可以说,大逆不道。所以,让基督徒去演这样的戏,无异于逼迫穆斯林去吃猪肉。所以,教徒提出“换戏”,不然的话要“罢演”。而工会代表“坚持原则”,说谁不演谁就是破坏“抗美援朝”。

护士张亚娜和张为盐姐弟俩都是基督徒,在戏中均有角色,母亲听说两个孩子演这样的戏,对跑到院里来对崔先生说:“院长,这两个孩子还在小的时候,我就交给主耶稣啦!自从他们的爸爸不在了,我就凭着信心,依靠上帝,把孩子拉扯大的,我怎么能丧良心去叫孩子侮辱天父呢?”面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崔锦章心生感慨,他有许多话想说,可是刚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拍戏的风波未息,上边下来的一道令,搞得崔先生一头雾水。

由于历史的原因,基督教医院有四分之三的人是遗留下来的,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基督徒。一个基督教的团体,自然有着不同于世俗的文化特色。

一年四季,每天早晨(6点),都要有一刻钟的晨更礼拜,齐聚小礼拜堂唱诗祷告。礼拜天晚上,有一次查经祈祷会,从无间断,这种信仰生活,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1948年,时任该院总护士长的王立家先生在《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一文中,有如下描述:

“教会医院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每天都要做礼拜,门诊病房均有传教先生讲道,丹麦传教士也去,读经、唱诗,带领病人祷告,宣传基督福音:愿上帝赐福与你,使你病患早日痊愈。有的病人躺在床上接受牧师受洗礼。病故后,又祷告、唱圣歌:“在地我是客旅,在天是我家”,荣归天家。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男女护士发挥能工巧匠之长,把病房点缀一新,颇有圣诞风采。晚间开茶会,演小节目。圣诞日晨,男女护士互致佳音,主要是唱圣诞歌。”

从1906年开始,基督教医院一直是这么过来的。突然有一天被“叫停”了,卫生局的一个科员(赵毅)告诉崔锦章:按照东北卫生部的指示,今后不准你们做礼拜,更不准你们向病人讲道。

1951年的圣诞之夜,崔先生坐在窗前,打开郭慕深(Karen Gormsen)的来信,这是在天津港上船前写的。信上说,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要飘在海上了.崔先生想起了这两句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眼前只是黑影幢幢的几棵梧桐树……

明枪暗箭

崔先生向来行事严谨,出了“人命关天”的事,更是马虎不得。在调查中发现柳玉的病志和处方做了“手脚”。护士李凤英提供了原始处方单和改换后的处方单,结合查阅护士值班记录,初步可以认定,患者的死亡与催眠剂过量有关。这个结论,也是几个工作组的共识。但不知何故,几路人马撤离的时候,没有谁给“崔院长”留下一个“说法”,谁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呢?

没过几天,安东市检察署副署长曹西贵带着秘书又“杀”回来了。仍然是秘而不宣,但脓疮走有破裂的一天。秘密是从护士李凤英突然“晕倒”而曝光的。

一天深夜,值班护士把崔锦章从家里叫醒,说“李凤英出事啦!”

原来,李凤英突然昏倒在楼梯上,苏醒后又哭又笑。护士找来了值班医生王野舟,给李凤英投药后,还是狂躁不安。护士有些担心,就喊来了崔院长。哪知李凤英见了崔院长,惊恐不已,一个劲说什么“电台”,叫崔院长把“电台”交给她。崔院长有点晕头转向了,看来,是“精神失常”了。后来才知道,李凤英这个样子是被曹西贵吓的。

曹西贵来了后,就把李凤英关在一间屋子里,连白带黑地审讯,逼她交出密藏的电台。说是丹麦人走时留下了一部电台,崔锦章把它交给了李凤英,也就是说,李凤英是崔锦章的“谍报员”。审来审去的,最后,检察长急眼了,把手枪掏出来,“啪”地一声摔在桌子上,李凤英立马裤子就湿了。

“电台?”这不是空穴来风吗?要是说“电匣子”(收音机)倒是有一个。丹麦小姐郭幕深(Karen Gormsen)临走时,把家私变卖了,想给孤儿留点积蓄。她的一张小方桌、一架大挂钟,还有一个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一起作价给了崔锦章。

别的都好说,就是这电匣子,让人提心吊胆。在那个年代,公安局规定,不准偷听敌台。换句话说,就是不准收听“短波”。要是被发现,是要蹲监狱的。

崔先生想把它卖掉,一时没碰到买主。也不敢拿回家,暂且寄放放在史录庆(郭的厨师)那里。谁料史厨师也怕,在一个夜里,他叫女儿(史德珍)把电匣子从墙头上递给了隋传中(崔的厨师)。后来,隋厨师就把它藏在墙旮旯了。再后来,又偷偷地捧到山后,砸碎埋了。对于这些“碎尸”,卷宗有如下记载——

“经检查被破坏的电匣零件中,有一个八号至廿号粗细的铜丝线绕的,确系是个发射线球在内。此线球如有其它零件相配合,是能向天空发射电波的,也就是说不仅能发报,而且能发话,这个问题至今尚为弄清。

1、崔锦章曾在伪满时、曾到青岛、徐州、济南等地数月,情况不详;
2、丹国人郭幕深走时,交其电匣子一个,但不知电匣子性能,崔犯不供。”
(安东市人民法院1951年刑字第171号卷宗,以下简称“卷宗”)

王野舟“检举”崔锦章是潜伏的“金神甫”,吊起了曹西贵的胃口,本以为可以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在“小护士”这儿“断线”了。俗话说“隔墙有耳”,王野舟和崔锦章住同一栋楼,是“一板之隔”的邻居,曹西贵需要这样的“耳目”,或者说“鼹鼠”。

对于王野舟的暗中使坏,崔先生不是没有预感,几天前,在卫生局召开的柳玉病案鉴定会上,王野舟朝他发起“难”来:“崔院长检举我医疗问题,但自己信基督教,反对马列主义,他怎么不说?”王野舟分明是在踹崔先生的“软肋”,也是“叫板”啊!崔先生从小到大,一直在基督教学校念书,犹如封闭的修道院,哪里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啊!眼下,崔先生最为担心的是,王野舟捅出什么大漏子来,嫁祸于人,到那时候,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

崔先生有所不知,检察机关追查“电台”之后,法院着意深挖“柳玉之死”的“凶手”。护士李凤英被法院关了50多天,事过几年之后,她心中的“迷雾”仍然没能解开:

“我特别感到奇怪的是,姜涛(法官)每逢审讯我的时候,都是向我说,是不是崔锦章叫你们搞的,把柳玉药死啦。实际是王野舟搞的,从处方签上就可以看出来。”(“卷宗”:1956年10月12日讯问证人笔录)

崔先生虽然不清楚这些“黑幕”,但犹如溺水之人,已有了窒息的感觉,无奈求“老同学”扔个“救生圈”吧!

利剑在悬

安东的三月,仍然是寒气逼人。尤其在夜里,一种直透肌骨的冰冷。

几棵梧桐光秃秃的,仿佛还在冬季的掩埋中。崔先生一个人裹着大衣,在院子里踱步。

这个医院和他有着化不开的情结,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是在七岁那年,从乡下和母亲坐马车来的。两年后,跟着家人老小十口都受洗皈依上帝了。铭刻在他脑海中的母亲,时常手里拿着一本圣经,用围巾包着,扭动着两只小脚,爬山越岭地去传福音。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白天和赵凤阳局长的对话,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

赵局长的脸子有些冷:“你还着急啦?你和王野舟怎么搞的?他恨不能拿铡刀铡了你,他告你那些事,整个几年还不定呢?”

“他恨我是自然的,不就是‘柳红事件’我没有‘护犊子’吗!能说说他告我些什么吗?”

赵局长迟疑了一下,说:“他告你‘反革命’,这小子写了40多篇,你看这下子厉害不厉害?眼下正在轰轰烈烈地‘镇反’,谁检举告发都行。”

“他告我‘反革命’都有什么根据呢?也得有事实吧!?”
“有什么根据?要是有根据不早把你逮捕啦!”
“那就怪了,既然没有根据,你怎么还说‘整个几年还不定’呢?”
“这话又说回来了,说有吧,也没有,但说没有吧,也有,就在于问题怎么看啦!”

崔先生有点急了,说:“我看你今天说话怎么云遮雾罩的,那你就说说‘有的’吧!”

赵局长的目光在崔锦章的脸上凝视了一下:“光复那年,你还和老婆编过歌吗?”

“是啊!”
“歌颂老将抗日?”(注10)
“对啊!“
“你还和杜韶宣到电台去教唱过?”
“怎么,这也是罪过?难道爱国还有罪吗?!”崔先生脸色发青,两只深陷的眼睛有点微红,声音有些颤抖,“局长,我申请辞掉这个院长,你知道,当初从心里讲,我也是不情愿的,我实在担心这样下去要给医院带来什么灾祸,我求求你了,把教会医院接过去吧!”
“你先别着急,现在还不是辞职的时候,你有什么话去跟陈市长(陈北辰)说说吧!”
“怎么,还要见市长啊?”

赵局轻轻吁了一声,说:“市委书记张烈(注11)要逮捕你,但是,陈市长对你印象还不错,他没同意。”

听到这话,崔先生的心猛地一缩,就像被掏空了似的感觉,这到底为什么呢?心里头还有点半信半疑。

市委书记张烈在一次会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流血牺牲,赶跑了帝国主义,丹国医院是人民的胜利果实,应该回到人民的手中。而你崔锦章下山来“摘桃子”,这不是坐享其成吗!?

有句话说,风是雨的拳头啊!

……

突然,崔先生咳嗽起来,他掏出手帕,咳出一口殷红的血。记得在1946年和1947年的夏天咳过血,那是在八路军的“后方医院”,抢救从战场下来的伤员,没白没黑的。这个病,从大学时起就如影随形,仿佛一条毒蛇时时啮咬着他的心。

崔先生抬起头。仰望了一下天空,忘记谁说的了——
黑夜就像一头怪兽,把整个世界吞没了。

(注11)1945年日本投降,为了表达爱国之情,崔锦章和夫人王澄美合编了一本《中华复兴歌集》(31首)其中,署名崔锦章作词的有《国父颂》、《蒋委员长赞》,《国民新觉悟》和《起来大中华民族》。(歌集于民国卅四年国庆日由安东聚文山房出版)。另,在杜韶宣的邀请下,夫妻二人去安东电台教唱歌曲《三民主义歌》(杜等人改编),指挥崔锦章,钢琴伴奏王澄美,杜韶宣讲解歌词,合唱团是丹国医院的女护士。
(注12)张烈(1945——1958),山东人,1932年加入中共,早年组织“学运”,曾在北平从事地下活动。1950年,任中共安东市委书记,后调任辽宁省总工会主席,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政治野心家、坏分子”,1958年1月9日,自杀身亡。1979年4月11日,中共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烈同志案件平反问题的通知》。

下转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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