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从地下潜流到诗界主潮——我看中国当代诗(诗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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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乃修

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持此论者不知自己的头脑已被历史话语霸权主义桎梏。

这种历史观,取消了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实即“强权即公理”(Power is right)的翻版。

应当指出:历史是良知者书写的,真知是道义者的责任,追求心灵的崇高、知识的真确和人类的公正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当我们经历黑暗、熬于苦难,每一天光阴都峥嵘如刀尖,每一寸生命都被切割,每一分情感都被蹂躏,我们度日如年。当我们登上生命高峰、回顾往昔,历史有时竟会蓦然如一缕烟,像长焦距镜头下的风景,产生巨大的历史压缩感,昔日生命中无数的具体变成一片抽象,恰似大诗人李白所言:“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缺乏历史感的年轻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更易变成嬉皮士,情有可原。历史是良知和智慧的高原,现世和物质已使当代人身心偏瘫。这是一个心灵长草、一片荒芜的年代,这是一个诗魂早已死亡、皮影满街晃动的世代。

在这样的年代里谈诗,就像站在一片流沙上谈永恒,就像拉着急功近利的商人政客进柏拉图学园去谈灵魂、不朽、实在、理念、崇高、超验,就像痴人对俗人说一个美好的梦。在一个诋毁良知、抹黑道义、腐朽变为神奇的丑陋时代,一个严肃的主题不免带上几分荒诞和浪漫。

在这样的年代里谈诗,就像在一片冰水里谈一颗火热的心,在日夜骚动的欲海里谈人间至情,在薄幸儿面前谈爱情如何刻骨铭心,在失去灵魂的土地上扬起一面理想的风帆,为这个时代招魂。

如果把1949以来的黑暗时期称为当代,那么我们面对的所谓当代诗已有六十年历史。如果把话题集中在1978年以来的诗,那么为了人们理解这个年代的诗,我们需要纵深的历史透视、广阔的社会眼界和较深的思想洞察。

如果我撰写1978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会把七零年代的地下诗歌(这里“地下诗歌”指不经官方审查和允许而自己“非法”刻印、流传、出售的诗歌作品)视为迎接文学早春的第一朵玫瑰,它几乎含蕴着后来纷纷盛开的全部诗葩的芳香。它是后来诗群的精神之父,无论思想、艺术,还是个性、勇气。这些个性独立、精神叛逆的诗作高傲地破土而出、自豪地展示她们的个性之美,早于官方刊物上出现的、拿捏着思想尺寸的“伤痕文学”。

这些青年诗人有强烈的政治叛逆性、鲜明的个性棱角、火热而执着的情思、崇高的道义勇气以及推陈出新的艺术追求。这些精神特质和文化素质是每一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艺术开拓者必须具备的要素。柔软的骨头、圆活的性格、弱不禁风的身胚,可以柔媚处世,却无法承担历史的大任。

这些青年诗人之所以走在历史大潮前面,不仅因为他们的性格素质,而且因为诗、特别是抒情诗这种文学样式是诗人个性的直接体现,不像小说、戏剧、史诗那样间接。诗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格力量可以直入读者心灵、立刻震动一代人的心扉、点燃心灵的火焰、激活一代人思想的火花。

在十年“文革”的黑暗年代,许多青年人写过诗,“文革”后,北京、上海、贵州等许多城市和省份涌现多种地下刊物和诗歌。其中,1978年12月在北京诞生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及其诗人群成果丰硕、影响最大。

我最早看到《今天》油印本,记得是来自小弟徐星。那时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回京渡假。他送来几册《今天》杂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地下文学刊物。

徐星是一个经历丰富、思想早熟、性格活跃、聪明可爱的少年,他愤世嫉俗、痛恨虚伪、一只眼睛蔑视世俗、另只眼睛寻求善良,与你倾谈总看着你的眼睛,似乎有太多话语挣着要倾吐,时时语塞而不免结巴。他本是我弟弟的朋友,十四五岁时就常常来找我滔滔讲述他的各种经历、一怀感受,一米八的个头却显得单薄。每次他来,我都会放下手中书卷,听他的故事。在那个“文革”年代,真诚被邪恶贱价梳拢为奴、信任几乎绝迹、家人近乎路人、空气中弥漫着险恶和出卖,能够倾心谈出内心实感,岂非易事?多年后,他在1985年7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无主题变奏》一举成名,被视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在我看来,这篇作品不仅是1978年以来最精彩、最富才华的小说,而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出色的小说之一,令我异常惊喜,给他写过一封长信。

《今天》的这些精短诗行、独特诗思和怪异笔名显示冷峻的诗歌个性、独特的美学追求和巨大的精神存在。对于文,我常深感于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思想和性格、真诚和气魄、激情和雄健;对于诗,我最喜欢的不是它的雕琢外形、漂亮技巧,而是它的内质和个性,一种深邃的思考、不屈的意志、反抗的性格、灵魂深处的绝叫。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恰恰具备这种思考和反抗的气质,而且文字清朗、意象含蓄、富于韵味。那时我深感,对于刚刚走出“文革”黑暗十年的中国,扫荡一切奴性、甜俗、柔媚,拯救民族精神、重建社会、文学和文化,重塑新一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思想的力量、叛逆的胆气和反抗的精神。这百十首不获官方接纳的地下诗歌,起于青萍之末,几年内迅速掀起一场飓风,彻底扫荡了1949以来中国诗坛长达三十年的奴气俗气虚夸气。

地下的力量主导历史的未来。
思想、正直、真挚无往不胜。

1949以后,中国无诗人,诗已死亡。一群伪诗人甚嚣尘上,在强权的卵翼下挖空心思拼凑一堆装腔作势的文字垃圾、没有灵魂的空洞滥调。我在《诗可以怒》一文里指出:“中国诗格空前大衰亡。在枪杆子、大批判、监禁和死亡的威胁下,诗人由两千年帝制时代之骚客怨妇蜕变为新权威之下的歌妓婢女,诗只能颂,不能怨、不能刺,遑论怒?”(《纵览中国》2009年9月30日)

这群歌手中,三人调门最高、最有代表性:郭沫若、郭小川、贺敬之。劳民伤财、吹牛撒谎的“大跃进”,敌视和敲剥人民、造成三四千万人死难的大饥馑,“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和“学习雷锋”,这一系列宣扬偏狭、制造邪恶、迫害中国人民、反对现代文明的黑色“运动”,在这些歌手笔下得到高调鼓吹。在这个民族大死难时代,歌手们笔下依然东风舞红旗飘号角吹战鼓擂(例如郭沫若1960年秋《金田新貌》“红旗三面舞东风,东风骀宕红旗鲜。神州齐唱《东方红》,人民亿代乐无边。”),睁大眼睛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例如贺敬之《雷锋之歌》“地主”“坏蛋”“阶级仇恨”“阶级战士警觉的眼睛”)。歌手们唱得实在百无聊赖、空洞而重复,郭小川唱“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唱“梳妆来呵,梳妆来”,继以如此夸诞豪语:“举红旗,天地开,/史书万卷脚下踩/大笔大字写新篇/社会主义—我们来!”(《三门峡—梳妆台》),为一个虚假英雄写出长篇昏话:“活,一万年,/活在/伟大毛泽东的/事业中!”(贺敬之《雷锋之歌》)1976年10月毛泽东豢养的“四人帮”倒台,这位歌手立即转向,为新威权唱起政治颂歌:“我为你呵/奋笔挥写:/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呵”“我们的心呵,/又飞向毛主席面前–/呵…”(贺敬之《中国的十月》)这就是那个世代的“诗”。

这些歌手的心灵、头脑、话语、主题充斥着党呵领袖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政治陈词滥调,变着花样、高八度地争做风光一时的喇叭。应当指出,郭沫若有腹诽,远离京华的卑劣政治阴谋和肮脏权斗漩涡而闪露过感叹和悲凉,郭小川仰望星空、顿感怅惘、一片迷茫、省悟自己“成册的诗章”之轻薄、世俗吹捧的侏儒、事业之卑渺:“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呵,望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怎比得:/你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说什么:情豪志大,/心高胆大!/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远方的星星呵,/你看得见地球吗?/——一片迷茫!”(《望星空》)在那个把黑暗和下贱当作幸福炫耀、把残忍和卑鄙当作光荣夸耀的无耻年代,能仰望星空、反思人间、反省荒谬政治和自身迷误,实属难得,显露心灵苏醒和智慧闪光;在那个追求世俗权位和个人荣耀的鄙俗年代,能仰望星空、思考永恒、质疑世俗威权,这种文字显示思维向良知、向上界张开。另一位歌手从未有过这种心灵闪光,他始终跪着。

同一片苦难的土地,同样的险恶氛围,面对黑暗、虚伪和荒诞,崛起一批愤怒的青年和思考的一代,崛起这样的冷峻诗句、反抗性格,使脚下的庸人世界为之震惊、恐慌,如同久居黑洞突然被一声霹雳惊倒、被一道闪电击伤:

疯狗

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彷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
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食指(郭路生),1978

短短四节诗,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勾勒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这是两代中国人痛苦的心理性格画像和凄惨处境写照,凝聚着中国人六十年的无奈和愤怒。他们受尽政治欺骗和压榨,他们的处境还不如狗,他们的性格还不如一条疯狗,他们只知“默默地忍受”“更多的辛酸”,却没有勇气“跳出墙院”“挣脱这无形的锁链”。诗人对“神圣的人权”的中国版本、中国特色和中国形态做了犀利揭露和辛辣讥刺,宁愿做一条疯狗而“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可见这“神圣的人权”在当代中国一钱不值。

1920年,28岁的郭沫若写《天狗》一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这便是我了!

这条天狗也是一只疯狗,但它是伟大的一只,独一无二的一只,它有吞吐宇宙的雄豪气概。五十八年后,三十岁的郭路生笔下那只疯狗却只有卑微、愤懑、辛酸,饱尝“生存的艰难”,渴望“挣脱无形的锁链”而不得。青年郭沫若笔下的天狗大呼着“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青年郭路生笔下的疯狗只能“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同是写狗,却意象迥异、天地悬隔,两位青年诗人个性和性格虽然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两人所处的生存环境、社会形态、政治形态以及人生的苦难度迥异。一个诗人要吞吐日月,而另一个诗人想在人间做条疯狗以摆脱锁链却不能。二十世纪中国的悲剧,中国社会生态的恶化,人权、自由和尊严的消失,凸显于两诗的强烈对照中。

郭路生写于“文革”初期至1970年代初的若干诗作,时有政治套语痕迹。但是,性格的正直和思考的力量时时冲破政治的圈套、战胜人生的挫折而显示叛逆的意志和对未来的坚执:“远远地离开它吧/离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它已沦落安息/像屋檐下过夜的乞丐/”“失去了青春的热情/失去了言语的坦白/然而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正直的胸怀”(《海洋三部曲》之二,1967)在那个人人都真真假假争相革命的血淋淋“文革”年代,诗人看到人失去正直最可怕,这样的诗句显示良知。“我终于明白了,在这地球上,/比我冷得多的,是人们的心。”(《寒风》,1968)诗人戳破政治狂热和红色恐怖的外皮,洞悉人心的冷酷,令我想起我在1972年4月据《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翻译的一首莎士比亚小诗:“吹吧,吹吧,冬天的寒风,/你并不比负义之心/更冷酷无情。”(Blow, blow, thou winter wind, /Thou art not so unkind/As man’s ingratitude)郭路生《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1968)这种对未来的信念,令人想到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思想和性格在内心和社会、肉体和精神多重折磨中始终坚强地成长和发展,他的诗写得愈来愈富思想深度、性格魅力和道义勇气:“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疯狗》,1978)虚伪而荒诞的现实使人宁愿做自由的疯狗而不愿做奴隶之人。“海风鼓起你剧烈起伏的胸膛/你强劲的呼吸掀起滔天巨浪/一次又一次地冲淡着黑夜的劣迹/天空才有了一线朦朦的亮光”(《黎明的海洋》,1985)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步子如此艰难,劣迹斑斑的黑夜在一次次巨浪冲击下竟如此冥顽,诗人希望黑色的大海快快醒来。诗人在病榻上想到死亡,但是他决不愿成为弱者,他是人生战场上的强者:“埋葬弱者灵魂的坟墓/绝对不是我的归宿”(《归宿》,1991,作于精神病院)他笔下的尼采,就是他自己的性格化身:“冰天雪地里他思想一次次地蜕皮/像一次次血淋淋地挣脱精神的镣铐”(这里诗人使用暗喻明喻混融的诗学技巧)“思想的婴儿经受了分娩的苦痛/终于喊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尼采,当改变世界的太阳到来前/满天繁星是你思想的火花/快熄灭的烛火燃烧着你最后的激情/醒来呵尼采,让我们一路同行”(《啊,尼采》,2002-2003)备受思想的痛苦、挣脱精神镣铐、高蹈知识界之上、孤独踯躅荒郊、迎接太阳到来,这高贵的孤独、叛逆的性格、彻底的深思精神,与金色大厅里“知识界的废话、空话正赢得掌声”构成绝妙的文化性格对照。诗人心灵、性格的高贵性和叛逆性在思想的痛苦和精神的高扬中得到辉煌闪射。毫无疑问,这种精神气质构成大诗人的基质。郭路生(食指)是这崛起的一代青年诗人中最不幸的一位,但却是最有思想深度、最具悲怆情怀、最富诗的才情和性格魅力的一位。

《自由写作》第85期【记忆和见证:我所经历与目击的中国地下诗歌(1978-1998)】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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