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声:文革诗歌研究三题(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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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声

1999年创办《零度写作》时,就设立了一个专栏:“文革时期作品选”,并于同年出了两个专集:《攀援记忆之树——钱玉林文革时期诗集《记忆之树》出版》和《指月为诗——程应铸文革时期诗集《月光下的徘徊》出版》。2001年11月21日晚,我们在上海“咖啡书屋”以“昔日的普希金像前”为主题,举办“上海文革时期十人诗歌朗诵会”。十人中有五位出席了这次晚会,并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几年来,我在文革诗歌方面主要做了一些资料收集的工作,未及展开细致的研究。几篇札记式的短文,期以引起讨论也。

一、文革诗歌研究:初步提出问题

一部较为全面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诗歌史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正统的”文革诗歌。所谓正统,当然是相对“非正统”或异端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覆盖一切的是所谓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一切非革命的个人思想和情感都概无例外地被排斥、被清锄。正统的文革诗歌,包括红卫兵诗歌、工农兵诗歌,以及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为主题的诗歌创作。这类诗歌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早期极为狂热地抒发革命理想的那部分作品。不过,随着狂热的消褪,这种乌托邦的歌唱就流于既无思想性也无艺术性的歌功颂德。

二、旧体诗词创作。这类作品多以歌颂时代、吟咏时事及个人纪事、酬答和感怀为题。也有不少诗人对古体诗词创作进行新的探索。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刊布与他的著作一起相辅而行,加之郭沫若等身居高位的文人们的推波逐澜,旧体诗词并不寂寞。这一时期创作的数量相当可观,大量粗制滥作之外,仍不乏有精心之作,可供研究。

三、“非正统”的“地下诗歌”。所谓“地下诗歌”是一些文学史家使用的字眼,用以描述当时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种种诗歌及其写作状态。这类诗作更接近诗人的个体生活和内心活动,或歌唱友谊,或沉思人生,或抒发爱情,或咏吟自然……,当然有些作品多少也带有乌托邦式的社会向往,甚或对社会、政治上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抨击、拒斥。不过,绝大部分作品仍不违“温和敦柔”的诗教,对时代敏锐的感受和尖利的人生冲突,都以诗的微妙的方式进行处理。此外,对非正统的“地下诗歌”还有一些其它的命名方式,如“边缘化诗歌”、“非主流诗歌”,主要用以把它们与当时压倒一切“正统化”的诗风区别开来。在非正统的“地下诗歌”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当时曾一度传抄,大部分诗作当时只限于在三、五好友中阅读,稍有不慎,就会引出意想不到的厄运,完全处于秘密交流状态中。因此,用“地下”两字来形容并不为过。

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以青年文学“群落”为主体。这是一种半自发、半自觉的文学群落,犹如植物和动物的种群分布,自然结合而成。这种群落当时几乎遍布中国主要的城市,而尤以北京、上海、贵阳(就已了解的而言)……为突出。随着写作日趋自觉,这种文学群落渐渐具有“沙龙”乃至文学“社团”的性质,跨小区,乃至跨地域的交往开始起作用。不过,在当时严峻而艰难的政治局势下,这种沙龙和文学“社团”的影响力,从来没有越出同学圈或所交往的朋友的狭小范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不少青年学生下放,也把文学群落移到乡间,因而有所谓“社青”(因失学或待业呆在城里的“社会青年”)文学和“知青”(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文学的区别。前者以上海和北京最具典型,后者则可以“白洋淀诗歌群落”为代表。文革后期,随着知青逐渐返回城市,两种文学开始汇流,凝聚成一股股探索性的思潮。后来新时期的朦胧诗潮并不时突然涌现的,而是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所作的现代性探索的展开和更为成熟的表现形态。

文革时期,大多数具有艺术良知的诗人都沉默了。许多诗人原先活跃于诗坛上,现在不得不保持沉默。如艾青、卞之琳、冯至等,除了偶尔写作旧体诗以抒感怀,几乎完全放弃了新诗写作。但也有一些前辈辈诗人依然没有放下诗笔,不时为生活所感动,留下不少诗篇,如“七月派”诗人绿原、牛汉、曾卓,“九叶派”诗人唐SHI、杜运燮、穆旦等,他们写出了一生中最优秀的诗篇。

相对而言,在以上所说的文革时期的三类诗作中,最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无疑是非正统的“地下诗歌”。许多诗作,今天读来依然真切感人。即使从当代最为严格的诗艺要求来衡量,依然是一些杰作。可以略举如牛汉的“梦游”(1976,初稿),绿原的《〈重读圣经〉——牛棚诗抄》(1970),曾卓的《悬崖边的树》(1970),穆旦的《智慧之歌》(1976)、《冥想》(1976),依群的《长安街》(1971),北岛的《太阳城札记》(1977),多多的《手艺》(1973)、《教诲》(1976)等等。他们是那个时代富于洞察力的预言诗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诗人”。他们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经历了重大的人生危机和历史危机。在经受一系列的现实的冲突和考验之后,某种疑虑、诘问和审思在诗歌中化为崭新的意象,结果导致了整个诗潮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这些重新面对现代主义问题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些善疑的、并以反讽的姿态面向现实和传统的人。文革时期的诗歌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个完整的发展段落,其诗歌话语虽然还有其含混之处,但已显露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和精神质地,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留下来的各种诗歌本文,细细进行体会和辨别。

文革研究一直是一个文化学术思想上的敏感课题,国内直至20世纪九十年代才有所开展。各种出版物已有百余种之多,包括译介国外的研究著作,但还不能跟国外相比。特别是英语世界,对于文革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整个“中国学”中特出的课题。每一次与亚洲相关的重要国际会议,几乎都有涉及“文革”问题的论文或圆桌会议。国际上文革的研究,其范围涉及方方面面,整理资料和研究著作已有数千种之多。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文学方面的研究最嫌薄弱。国外近年来研究性的文章开始多起来,估计不久即会有较系统的著作出现。国内目前在资料整理方面稍稍领先,并开始有较系统的研究。值得予以注意的是,杨健在接着《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之后,又继续深入研究,完成了近百万字的著作《文革艺术史》。如果说前一部著作主要基于史料的收集和对当事人的访谈,那么后一部著作则是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将文革时期的诗歌乃至整个文学活动,当作语言艺术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理解和把握。20世纪最后几年关于文革诗歌研究,已有稳步的推进。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史料专集开始出版,如郝海彦等人主编的《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全书收录文革时期“知青”创作的新旧各体诗作300余首(包括一小部分文革后的写作),作者多达98人,分布全国主要地区。其中有些“知青”诗人后来在朦胧诗潮兴起时冒出,如食指、林莽、多多、芒克等,他们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新时期诗潮的演变。再如钱玉林的《记忆之树——1966-1977抒情诗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程应铸的《月光下的徘徊——抒情诗集(1966-1972)》(学林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许基鹤《等待——1966-1979诗存》(1999年,自印本)都是文革时期的个人诗歌专集。这些诗集出版后,诗人的一些文革时期的朋友即举行一些讨论性的笔会。在此期间,上海也有一些诗人和学者试图编辑更完整的文革诗歌选集,如钱玉林编辑的《文革诗选》,是文革时期诗友们的创作结集;杨宏声目前正在编印的《文革时期探索诗存》,收集了包括“知青诗歌”、“社青诗歌”以及老一辈中包括“七月派”、“九叶派”等在内的各派诗人在文革时期创作的诗歌。

文革迄今已有20余年时间,早已成为历史。这个期间内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化之迅猛,更使我们对于文革顿生隔世之感。回首往事,恍如旧梦。尽管,事情本身也许比我们泛泛所感来得还要有意思。更深地看,这种时间上的流逝实际上是表面性的。文革有一个长长的影子,这种影子仿佛是一个历史的尺度,可以衡量我们究竟已经跨越文革有多远。

因此,文革研究许多学者至今仍视为畏途。这是有原因的,只要我们仍缺乏对历史的透彻的理解力,或者说,只要我们仍然对自身的精神成长过程缺乏正视的勇气,文革就会把我们与历史的进程隔离开来,我们就会仍然是一些文革的熟视无睹者。我们甚至还不能算是这个充满着巨大困惑和事变的历史的“旁观者”。因为旁观者乃是一些善于观察和思索的人,他们仅仅疏于直接行动而已。旁观者有时还是优秀的记述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的工作类似会议中的“书记”,而好的书记则具有系统地记言记事的才能,这就使其工作接近史家了。

更进一步看,文革研究深入之难,还因为在这种研究中我们势必会牵涉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的纠缠。对文革诗歌乃至对整个文革的评价,至今仍受制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方式,而只要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未能领会原本就蕴涵其中的自由的诗意,并让这种诗意提升我们的现实意识,我们就会仍然囿于历史的陈陈相因的教条。文革之后兴起的朦胧诗潮及随之而来的“朦胧诗之辨”起了遮人耳目的作用,这一案例乃可当作“后文革”诗歌的措辞误用的问题来展开再思,而措辞误用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决非一个小问题。这里仅作一提示,表明当代汉语诗歌仍在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层面上与意识形态话语纠缠不清。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把我们再一次拖回到文革与诗歌的历史关系问题上来。

二、追寻上海文革时期的青年“诗歌群落”

跟国内不少城市一样,“文革”时期在上海曾形成许多青年“文学圈”。在这些文学圈中,诗歌最为活跃。因此,我们若用“诗歌群落”来形容它们,也许同样合适。这些文学青年曾创作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诗作,其中一些历经磨难才被保存下来。这种诗歌写作若依据今日的艺术标准看,不少属于习作之类,其中一些洋溢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生活、观念和情感,可作史料来研究。从文学史的观点看,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无疑是那些富于探索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它们代表了当时诗歌艺术的最高水平。

近年来,文革时期上海“知青”创作的诗歌开始陆续结集出版。对于正在逐步展开的文革诗歌史研究,这些出版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钱玉林的《记忆之树(1966-1977抒情诗选)》,从其文革时期创作的300多首诗中选出81首,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于1998年5月出版;程应铸的《月光下的徘徊——诗情诗集,1966-1972》收入作者文革时期所有保存的诗稿,由学林出版社于1999年4月出版;许基鹤的《等待》(自印本),收入作者劫后余存的近60首诗。这些都是国内首次印行的一批文革时期的个人诗歌专集。此外,在近年来的刊物上,也陆续有文革诗歌专辑发表。仅从这些作品就可以看出文革时期上海青年诗歌群落分布及其活动状态。文革前期的狂热消退,许多青年学生对文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于是形成了一个个文学角落。这是一种隐蔽而持久的热情,形成一种超脱世俗局限的精神生活。文革后期,不少文学青年从文学转向学术和哲学,但有一些人仍不能忘情于诗。他(她)们在当时严峻的生存境遇中,写下了许多真诚感人的诗篇。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创作,“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尽管往往有人下这样的断语),而且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富于探索性的年代。

近日内即将在上海“咖啡书屋”举行的上海文革时期诗歌朗诵会:“昔日的普希金像前”,参加者共有10位诗人。有意思的是他(她)们当时都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我们相信,这几位仅仅是我们寻访到的上海文革时期“诗人”中极小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一定有更多的诗歌作品尚有待我们去发现、收集和整理。不过,他(她)们在当时的诗人中,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张烨的第一首诗《给安娜·卡列尼娜》写于文革前一年的1965年,那年她17岁,中学还没有毕业。文革开始,她和许多“社青”一样,先是停学,然后下厂锻炼。直到文革结束,她都在街道文化系统工作。在这10年间,她写作了《喧嚣的年代》30首、《回忆故乡》10首、《玫瑰四重奏》100首、《悼歌》3首等大量的诗篇。这是诗歌之路上的一种孤独的探求。当后来回顾这一难忘的历程时,她说道:“我也许注定是属于那种个人化写作的诗人,这几乎从少年时代一开始写诗就无意识地进入了。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力量强化着我走着这条孤独的小路”。(《诗是一种命运》)程应铸家学渊源深厚,祖父程学恂是近代著名诗人。在祖母的熏陶下,从小诵读唐诗宋词。文革前沉浸于新诗,读了许多译诗和“五四”后的新诗。他于文革“串联”旅途中开始写诗。由于遭受抄家之变,沿途所见所闻无不与个人身世遭遇相关,诗中充满失落怅然之情。从此诗思如涌,一发不可收拾。“社青”赋闲的生活,使他结交了几位有着相同际遇的校友,开始了历时数年的“漫游”歌吟的生涯,他称之为诗歌“狩猎”。这种写作至70年代初,由于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乐曲,遭到揭发,累及于诗,写作不得不停顿下来,再没有沉浸于诗的心情。许基鹤、向上、蔡华俊、周启贵属同一个“诗歌群落”。当时交往的朋友当然远不止这些,而以四人诗作为多。其余的文友多是偶有涉足,或有感而发,以这种文字形式寄意抒情;或相聚时藉以助兴记事。有的人写新诗,也写传统诗词。钱玉林等人的“文学聚会”开始于1965年底,前期除陈建华,还有朱育琳、王定国、汪圣宝等人。朱育琳年长于这些高中生,他是一位西语系毕业的老大学生,译过波特莱尔的诗作,对这些更年轻的诗人的精神发展影响甚深。由于“聚会”的事情遭人告密,朱育琳于1968年7月初的一天凌晨跳楼自杀。他的死减轻了这些年青的未死者的“罪孽”。造反派把“教唆者”的恶名和一切责任加在他头上而了事。朱育琳死后,钱玉琳等的“文学聚会”于1968年底又悄悄开始,直至文革结束。此时的“聚会”真正具有“地下活动”的性质。这时候加入进来的还有丁证霖、郭建勇、张念诚、刘明祥、林列扬、董希夷等人。文革后期,政治控制有所放松,聚会时陆续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复灭,“文学聚会”结束了它的“地下状态”。

钱玉林、程应铸两人的文革诗歌个人专集出版后,我们先后两次举行文革作品研讨会。许基鹤、张烨、陈建华等人在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开始唤起一些研究者的兴趣。通过对包括全国范围在内的文革诗歌资料的进一步收集和整理,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文革时期新诗探索具有到多方面的深刻意义。上海青年诗歌群落相对于都市中的“社青诗歌”无疑有很大的代表性,它与北京、贵州等城市形成的诗群落具有可比性。这些群落的诗风在不同程度上都经历一个演变过程,即由文革前期浓郁的浪漫主义转向文革后期较为自觉的现代主义。70年代后期朦胧诗潮的兴起,应看作是自6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探索的一种结果,而它的更深入的渊源还得到整个文革时期中去寻求。

三、昔日的普希金像前
——文革时期上海十诗人作品朗诵诗前言

一场追忆历史的诗歌朗诵会,无论我们安排得如何周全,都不是重复。即是说,任何真正的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出现两次。这是来自历史的呼唤。这样一种呼唤或追忆缘起于一种历史与诗的对话,而这种对话本身以及它由以吟诵不已的哪个东西,一直沉默着,在寻求能更好地得到表达。

因此,仅仅承认文革那十年的悲剧或苦难以及这一时期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那是远远不够的。那个时代历经劫难而保存下来的一些弥足珍贵的诗作,还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历史之为必然,不违当然之理。诗在唤起我们对往事的回忆的同时契入历史,更深切些说:命名历史。这就表明了历史往往见证于诗,而必然乃是更高的当然。

借此机缘,我们想提出“诗歌”与“文革”的历史性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文革对于诗歌有何意义,或者诗歌对于文革有何意义的问题,仅仅在此时此刻才有可能从事深入的追问。

理由很简单,追问首先不仅仅是抽象地设问。正如海德格尔所提示的,我们必须始终全新地练习对历史的想念。其次,追问还必须借助并深入文本,而文本的意义总是需要经过阐释才能明了。我们这里所接触到的一些文本尤为复杂。这是一些置身于本己法则中的诗歌。有几缕微微光线从这些诗歌中透出,射向我们。它们既公开了一些内容,同时又掩盖了一些隐情,秘而不宣。对于那些善思的读解者,问题的全幅视域才会展开。

那么,为什么非得隔那么久的时间,文革诗歌才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依然压着重重疑虑?这是怎样的一种诗歌,而让历史的凝重的记忆保存于其中?文革时期的诗人异乎寻常诗人之处究竟何在呢?这一时期最好的诗歌是怎样的好,它们是在怎样的时刻、怎么的遭遇和处境中写出来的?又有怎样一些作品被永远地毁掉了呢?每一个问题的透彻的理解都会牵引出种种相关的问题。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不知极度的生存艰辛为何物,因而已很难想象或体验当时承担(而非逃避)这种独特的历史遭遇的艰难性,并需要何等的禀赋。但是理解的途径依然是敞开的,我们也许可以在朗诵并深思这些诗作时唤起自己对历史的想念。

追问诗歌与文革的关系,无疑可以从多种视角展开。在文革时期最为突显的是诗歌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式的革命话语的关系,两者构成了一种异常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文革之前即已被极度地强化。文革一开始,直至结束,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和文化完全被纳入政治的统摄之下。但仍有另一类诗歌存在,它所致力的就是挣脱单向度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尽可能地保留自己的个性和风格。除了少数诗人,他们的诗作一写出即被悄悄地传播。大部分诗人,其写作及传读不出三五好友范围。在当时严峻而高压的情形下,诗歌的探索完全处于“地下”状态。这里“地下”一词,表达其写作时隐蔽的特点,而非政治学、社会学范畴的用语。国际上流行Underground Literature(地下文学)一词,用以表达类似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活动及其作品所突出的意识形态抗辩的特性。这种抗辩在文革“地下”诗歌中也有所表示,但只是初露端倪而已,远远没有达到充分的表现。大多触及社会批判主题的诗,仍不违“温厚敦柔”的诗教。当然,否定意识和叛逆倾向不时会冒出来,只是不够强烈而已。更多的是内心的伤感、凄凉,情调上是灰暗的,孤立无援、孤苦无告的。这在文革前期富于浪漫格调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革后期,诗风渐渐转为沉郁,个人的情感体验开始与语言上的大胆探索同步而进,现代主义的取向日显自觉。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的风格有一个转变过程,即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对浪漫主义诗歌话语的超越带有自我批判的意味,这是一个艰难的语言探索过程。

那么,纯从诗学的观点看,文革时期新诗的业绩如何?现在下断语显然还为时过早。面对这些历经沧桑的诗篇,我每每为之感动不已。一遍遍地诵读,使我越来越坚信,这些诗作不仅仅具有历史的意义,它们还具有向现在、向未来启示和敞开的意义。我想说,这是自有汉语写作以来最有教益的诗歌。

文革时期的诗歌,不得不在时间过去了二十年以后才为我们所读到,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非常之诗有非常的命运。非常之诗有非常的读法。面对这些诗作,我们不仅得看,还得听。沉埃尚未落定,我们得把眼光探入听觉的深处。

以诗为纪:

无休止的探询有如探监
暗暗地相互察看,窥探

我把目光更高地抬起
仰望昊天之不老苍穹

此乃真理和自由
全无保留的献礼

囚窗的永恒的清辉和昏暗
一切希求和祈愿全无踪迹

正在返回的思想完全陌生
我在它的面前前不知所措

在我的沉醉和狂喜之时
一度醉心于文字的技巧

我会感到语言的贫乏
宁愿把自己排除于外

不经意冒出的言语
暴露思想姿意放荡

先行自责的人是正当的
诗更迷人,不止是魅惑

必须用古老的丰饶角
重新使囚居变得富饶

一个年份纯粹而原始
有人将足够的词播种

它将返回二月或三月
翻掘自己创伤的沃土

《自由写作》第86期【记忆和见证:我所经历与目击的中国地下诗歌(1978-1998)】专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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