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从地下潜流到诗界主潮——我看中国当代诗(诗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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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

同一片苦难的土地,同样的险恶氛围,面对黑暗、虚伪和荒诞,面对“三忠于”“四无限”、一片颂歌和膜拜,崛起这样的冷峻诗句、愤怒意象,使脚下的奴才世界为之震惊、恐慌,如同久居黑洞突然被一声霹雳惊倒、被一道闪电击伤:

阳光中的向日葵

……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在把头转向身后
它把头转了过去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

……
……
你走近它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那片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
——芒克

如果知道在那个丧失理性、出卖人格、赞扬奴性、跪拜威权的黑暗“文革”年代,“葵花向党、万物向阳、无限忠于党魁”这类痴人疯语成为一个民族的口头禅,就会立刻明白这首诗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就会领悟一种高大人格气质和勇敢叛逆性格。这棵挺立的向日葵和那跪拜着的亿万的一群完全不同,它蔑视太阳、怒视太阳、背对太阳,它个性独立、渴望自由、恨不能挣脱颈上的绳索,它自身闪耀光芒、无须太阳,它比太阳伟大、辉煌,它的心灵深处是痛苦,它的全部生命浸透着血。精神的高贵性、性格的反抗性、政治的叛逆性、诗歌的象征性,使这首诗成为傲然超越奴才时代之上的一座精神纪念碑。这是昂首挺立怒对淫威、傲然反抗暴虐威权的一代先锋青年的伟大性格雕像,是这代人的个性尊严和精神独立宣言。

芒克笔下这棵抛弃太阳、怒视太阳、遮住太阳的向日葵,与六十年前青年郭沫若笔下那个“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无限的太平洋”(《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精神气质遥相呼应。这是政治反抗、精神叛逆、扫荡黑暗势力、追求人格独立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性格力量、需要英雄豪情、需要伟人气质。

芒克的小诗《葡萄园》(1978),语言纯净、意象含蓄、诗意浓郁,乃上乘之作: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
……

一群红色的鸡满院子扑腾,
咯咯地叫个不休。

我眼看着葡萄掉在地上,
血在落叶中间流。

这真是个想安宁也不得安宁的日子,
这是在我家失去阳光的时候。

如果年轻的读者知道在那个年代“一群红色的鸡”如何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阶级斗争”鼓动下把中国人民闹得家破人亡、饿殍遍野、人沦为走兽、遍地鲜血淋漓,就会懂得这首淡淡小诗深含着多么悲哀的一部当代血泪史。这首诗情思宁静、深沉内敛、意象精炼而意层丰富,有高度的象征意味、深厚的情感容量和巨大的历史内涵。这块被糟蹋了的可爱的葡萄园,是可悲的当代中国之象征。

同一片苦难的土地,同样的险恶氛围,面对黑暗、虚伪和荒诞,面对卑鄙者腾达、高尚者受难的现实,崛起这样的愤怒诗句、挑战姿态,使那个庸人世界为之震惊、恐慌,如同黑幕突然被一只大手撕开、地狱的秩序突然被一声吶喊打翻: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
——北岛(1973,1976)

这片土地,是高尚者的坟墓,它容不得正直、见不得阳光、却镀着一层金色,无数死难者在这个卑鄙镀了金的时代留下的是被扭曲的倒影。在这里,一切人类价值统统被颠倒,卑鄙成了崇高,崇高成了罪恶,邪恶成了伟大,罪孽成了光荣,倒行逆施成了正确,正直被卑鄙残杀,道义被黑暗处决,英雄的尸身备受践踏。这首诗以愤怒的思想力量、坚定的正义立场和英勇的挑战态度,对一个罪恶累累的世代做出死亡的预告和判决(“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喊出叛逆一代的最强音,以“我不相信”宣告新一代人诞生。

与痛恶卑鄙世道构成鲜明对照,赞扬英雄性格则是这个时期北岛诗歌的另一面:“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宣告——献给遇罗克》)。面

对一个民族的疯狂、无数只人样的恶狼,遇罗克的英雄性格、深思精神、道义勇气,放射出思想家的璀璨光辉。遇罗克的壮烈牺牲有力证实那个世代的黑暗和卑鄙。这首诗与《回答》构成姊妹篇,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语提供了一个雄辩的历史例证。

同一片苦难的土地,同样的险恶氛围,面对黑暗、虚伪和荒诞,爱情像犯罪、爱欲被压抑、男女之恋偷偷摸摸,忽然崛起这样的爱情诗句,这种真情、这种爱欲,如一条溃堤的长河,喧豗着从女诗人心中奔泻而出,使那个庸人世界为之震惊、恐慌: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反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节自《神女峰》,1981

巫山神女的爱情传说凄艳动人,她对爱情的坚贞成为千年传颂的美德。如今,女诗人质疑:“心真能变成石头吗”?与其把爱情石化、做千年样板,还不如珍视生命之爱、享受当下真实人生。这种生命观和爱情观的反叛性很明显,它抛弃了那个时代为偏狭政治而贡献人生、以个人牺牲服从政治需要以及重名节轻爱欲这种传统道德观念等等说教。在那个政治至上、爱情蒙尘的“文革”年代,这样暗喻性欲的诗句——“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说春洪重又漫过了/你的河岸/你没有问问/走过你的窗下时/每夜我怎么想/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赠》,1975)——向那个世代的红色禁欲主义虚伪观念发出大胆的挑战。

伊蕾的情诗尤为炽烈、狂放:

你是火就狂风一样地烧吧
在残山剩水间,让我化为灰烬
我的灰烬是永生。
——节自组诗《三月的永生》

宁愿在疯狂的爱情中痛快地化为残山剩水、烧成灰烬,也不愿为一个光荣的虚名而变成一潭死水(“光荣地死或是耻辱地死是无所谓的”),这种爱情观和人生观,与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息息相应。“而我曾经活过吗?/我生来就活着吗?/让你男性的铁钩深入些/再深入些/看是否死水一潭”“我是你的家园/你是我的梦想/我把你交给大自然/你把我驯成大自然的尤物/伊人呀,伊人呀/我征服你时你已占有我/你占有我时我已解脱”(伊蕾《三月的永生》)女诗人把尽情尽兴的炽烈性爱视为生命、视为自然、视为人是否活着、是否“死水一潭”、是否获得人生解脱、是否永生的标尺。这首一九八零年代情诗把性爱推向人生的极致,一切政治斗争革命路线之类欺人之谈、一切关于生死荣辱爱国爱党之类道德昏话被这首真情、露骨、毫不羞赧的炽烈情诗统统颠覆。

那个宣扬愚昧、种植奴性、栽培“接班人”的黑色世代自称地球上第一光明和美好的所在,它的土地上却涌起寻找光明的渴望,成长起寻找光明的一代青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黑夜里长大的青年一代拒绝黑暗、渴望光明、追求自由。

他们睁开眼睛质疑、探索和思考人生的意义、存在的本质、生命的价值。韩作荣的《偶然》(2006)这样切入人生:

石头,在被雕凿中改变了自己

它被刻上文字
石头便有了笔触和思想
它被雕成石人石兽
便栉风沐雨,守着君王的墓庐
它被雕成石狮
一身媚骨,抑或威风凛凛
为人看门护院
它被雕成佛祖,成了佛像
便有香炉缭绕
和无数人的顶礼膜拜

诗人提出问题:

石头,是谁决定了你的命运
是自身的质地
还是那块磨利斧凿的石头?
抑或是锤的击打
以及使用锤凿的双手
……

石头无力抵御斧凿的犀利与生硬
是谁,让形式决定了内涵
让线条围困了石体

也许,这一切
仅仅出于偶然……

人的生命、存在和命运由什么因素决定?是外物的塑造、他人的斧凿,还是由自己的内质决定?这是一个带有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哲学色彩的问题:人的存在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自我选择的,还是他人塑造的?这样的思考和叩问,势必颠覆数十年来专制者灌输的“决定论”“必然论”“阶级论”“出身论”“血统论”“政治特权”“接受改造”“做小小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做毛的好战士”之类蒙昧教育和奴性宣传。

按照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形式不决定存在(成为这样或成为那样)(Forms do not determine existence to be what it is.),存在在其不断生、成过程中(becomes and is )生、成自身本质,个体没有(先天的)本质属性或自我身份,其自我身份就在自我选择的行动中,个体具有彻底的自由意志(complete freedom of the will),个体势必做出选择,个体能够完全改变现在的自己(An individual can become completely other than what he is)。

显然,存在主义哲学对于当代红色专制主义理论是一副猛烈的解毒药,将其各种形式的决定论、工具论、服从论搜底拔根、彻底摧毁。那些在当代黑暗时期具有反抗意志和自我塑造意识的人自觉地远离邪恶、奋发自强、成就自己的光明未来,而那些听命于专制势力塑造和驱使的人则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成了被历史抛弃的一堆破砖烂瓦。这首诗显示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进入中国当代诗人的思考,开始对人生新思维产生积极的催生作用。

耿占春《当一个人老了》(2006)从另一个人生角度感悟相似的问题:

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
他是自己的赝品。他模仿了
一个镜中人

而镜子正在模糊,镜中人慢慢
消失在白内障的雾里
当一个人老了,才看清雾

……
……

现在隔着雾,他已无法阅读
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
他的自我还没诞生

这样他就不知道他将作为谁
愉快地感知:生命并不独特
死也是一个假象。

这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一个丢失了自我的人,至死不知自己是谁。这种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乃是一个不能再平凡的中国故事。意识到这种生存状态,意味着即将苏醒。整个中国将在诗的启蒙、文的自觉和人的独立意志中走向一幕又一幕惊涛裂岸、波澜壮阔的当代社会风景。

“文革”中崛起的这代青年诗人,大都出生于一九四零年代末、五零年代初红色专制初建时期,成长于严密的文化禁锢、残酷的政治迫害、成年累月不断洗脑这种令人陷入恐惧、走向低智、变为劣质的社会牢笼。文化的贫瘠、思想的桎梏、个性的剿杀、出身的偏见、政治的歧视,使这代青年的心智成长、知识根基和文化营养先天不足。那是歉收的荒年,他们经历无花的春天、热燥的夏天、青涩的秋天。这是不幸的一代,那是凄冷的秋天,他们生命的摇篮和要命的魔爪几乎同时来到人间,邪恶的威权和欺世的骗子蠢猪似地败坏了这个美好家园——“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芒克《葡萄园》)——使这些少年少女全体失学、全体失业、全体彷徨、全体流放、全体流浪。“我眼看着葡萄掉在地上,/血在落叶中间流”(同上)是对这一代被无情牺牲掉的青年、被彻底糟蹋的中国这一悲剧现实的形象概括。

与五四时期那一代青年诗人相比,这一代缺乏前者的古典文化根底、外国文化见识、欧美语文能力(诸如郭沫若的古典文化根基、通晓日语德语英语,徐志摩的古典文化根基、留学英美、精通英语、熟知英美文化,闻一多的古典文化根基、留学美国、熟知西方文化艺术,冯至的古典文学根基、游学德国,他们即使不再作诗,亦能从事文学翻译、古典文学研究、甲骨文字研究而成为博学多才的学者教授),更缺乏前者的自由文化环境,没有言论、思想、结社、出版自由,这一点对于知识分子成长最致命。他们夹在前代五四人、后代八零人中间,生存境况和成长过程最恶劣、最艰难,身心皆受难:十岁童年身体成长时期,他们遇上三年大饥饿,嗷嗷待哺、发育受挫;少年青年时代心智成长时期,他们遇上文化封锁、思想禁锢和一场焚书抄家、毁灭文化、“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大灾难。然而,他们是最不幸却最坚毅、最受压抑却最要强、最受摧残却最顽强、最受禁锢却最勇敢的一代。他们的生命和心智的成长带着累累伤痕和鲜血——“冰天雪地里他思想一次次地蜕皮/像一次次血淋淋地挣脱精神的镣铐”(郭路生《啊,尼采》)“它脚下的那片泥土/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攥出血来”(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

在十年“文革”苦难中,这些二十岁的青年人,遭受种种政治欺骗、人生苦难和生活磨砺,开始用诗的方式思考人生、抒发情感、挑战专制、抨击荒诞时世、探索人生方向,他们的思想和人格在诗的探索和政治的叛逆中成熟。诗,成为他们的生命存在的方式,成为他们的灵魂活着的表征。思想的素质、道义的立场、人格的尊严、挑战的气质以及含蓄而透亮的语言、隽语式精致的诗句、明洁而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群,是这一代青年诗人作品的最大魅力。

中国现代新诗,即不同于传统古典格律诗、以现代白话文为基础的自由体诗,创生于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中。郭沫若的《女神》以惠特曼式雄豪气概和自由精神将初生的中国现代新诗迅速推向雄丽的高峰。这种大气磅礴的宇宙精神和反抗意志——“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把那个时代中国青年诗人的精神性格和浪漫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徐志摩的妙悟、飘逸、流丽、奇崛,那种雪莱济慈式英国浪漫派情思与法国波德莱尔“恶之花”式惊世骇俗的恶魔般风格将中国新诗推向新境界。闻一多由《红烛》到《死水》、由梦思般的柔丽笔调到对丑恶现实的愤懑闪击,经历了类似的心灵历程。李金发带有滞涩而疏狂的象征色彩,戴望舒飘着淡淡丁香芬芳的迷离诗情整饬而幽美。四零年代后期年轻的“九叶”诗人虽然熟知英美诗人、特别是T.S.艾略特、奥登、里尔克等英德现代诗人作品,但是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显示五四以来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本土诗人的影响,他们虽然各有好句,但缺乏坚实个性和持续努力,难免四零年代末期兵荒马乱的时代特点,不过是前代诗人的余音回响。

七零年代“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诗人,跨越脚下二十余年诗的荒原,扫荡身边虚伪叫嚣,精神气质和艺术血脉直通“五四”时代中国新诗优秀传统。人的正直性、思考性、反抗性、真挚性、沉痛性,诗的明洁性、质朴性、意象性、含蓄性、象征性,在这代出生于文化贫瘠、思想禁锢时期的青年诗人身上得到奇异的融合。他们大大超越“九叶”诗人,成为中国新诗新世代的开拓者。

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显示两个主要的诗歌精神血脉来源,一个是五四时期中国新诗人的作品,另一个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抒情诗,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亦偶有影响痕迹(例如顾城的阶梯诗,六零年代闻捷的作品更多显示伊萨科夫斯基诗风)。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一九五零和六零年代皆有各种版本或译本流行。普希金诗的自由精神、对专制俄国的愤怒抨击、对沙皇势力的明讥暗讽、对爱情的纯真表达、对生活的真挚思考以及那种坚强个性、乐观态度、明快色调、简洁语言乃至淡淡忧伤,他的许多诗作包括《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乃至童话作品,对七十年代中国地下诗人的才智成长和诗思启发是积极而深刻的。

在他们身后出现的新一代青年诗群,依然身处思想的牢笼、照旧没有发表的自由,却少了前一代诗人的苦难历程、悲怆心灵、沉痛情怀;他们多了一己之忧、少了家国之痛,多了诗的花样、少了心的沉重;当代新诗由最初的艺术“朦胧”(八零年代初期评论界流行的“朦胧诗”一词不是一个学术用语、而是人们不理解这代新诗的含蓄手法和艺术品格而产生的一个感性用语)迅速走向彻底的文字迷宫。杨炼的《诺日朗》组诗(1983)成了这个世代浪漫主义激情的最后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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