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他的提示(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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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莫言得奖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来得太晚。因为我们这些从七、八十年代写作(主要是文学作品)的人,就像不知道所有影响我们的作家,都有他的国家,政权,统治者和人民一样,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作家,在政治表态上究竟如何?他们在他们国家乃及世界上恶政和善权之间,究竟如何取舍,表态和选择,我们简陋无知。以后,二战后时期海德格尔不忏悔的文字逐渐被人发现。福特文勒和卡拉杨之间,究竟是谁戈培尔的帮凶之史实,也逐渐浮出水面。于是,政治考量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批评因素,才自觉或者不自觉映入我们的大脑。其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注入的影响,首先让我们(含笔者)忘记考量中国与西方乃及世界其他疆域之间存在的现实和实际不同。萨特和德理达的观点,就像阴天下雨将我们盖篷以遮——就更不要说那些深入哲学概念中的文学家之政治走向——人们象本雅明一样在东-西方之间拉扯和僵硬。那些普鲁斯特,那些乔伊思,那些马尔克斯,那些聂鲁达,那些托尔斯泰和妥斯陀耶夫斯基,甚至那些索尔仁尼琴,都给我们留下几乎是政治真空的阅读(对于历史,索氏的、类似俄罗斯巡神派和抵制美国价值的写作——他的古拉格写作并不能让我们书写更多)。于是,一种酱缸法阅读笼罩着朦胧诗作者和伤痕文学阅读者,作家和评论家。直到今天,我们还不习惯将无可分隔的文学——政治批判,加入西方一、二百年以前就已成式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于是,我们在重读夏多布里昂的书籍时,结合莫言现象,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阅读,批评和思考,只有秉承独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才能将作者伟大或者渺小进行区隔;且加入到他们早已疏漏的政治态度之中,给予完整的分析——不然,这种阅读,分析甚至模仿,都是国人对于整体西方文本的偏见(虽然,我们同样不能要求一切西方读者做到这一点。)所以,自打朦胧诗以来的文学青年,也就是,现在的文学老年,他们或者我们现在急需补上这一课——而给我们补课的人物就是莫言。莫言不是证实以上观点而是证伪——他的作品就是要人们忽略对于政治选择,政治人格和政治文本的研讨——而误以为文学可以脱离和逃避政治。

何以如此?因为莫言言及的歌德和贝多芬的(中国人写作的?)故事——莫言言及的中国文学,中国现实和毛泽东——带来了对于这个课题的直接思考——莫言的毛主义情结没有规避政治——他选择毛式。人们可以说,这个人支持一位独裁者,但是,他的文学作品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种政治-文学两分法,不单单存身于中国,当然,也蔓延于世界各地。我们一度严重称赞的、八十年代深受其作品文本风格和主义影响的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位、据说是文学伟大、政治渺小者。他反对庇隆政权,却又支持皮诺切克的独裁体制。我们看待他的时候,有几人想到这一层?同理存在,聂鲁达,艾吕雅甚至罗曼罗兰,他们对于斯大林的歌颂和伟大的《玛珠碧珠》等作品,如何给予同一性分析?(纪德和五十年后的罗兰当然不一样……)而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关系,在我们阅读他的魔幻主义的时候,是不是加入到某种古巴(独裁体制)情结中去呢?中国文学的、对于残酷现实的曲笔鹿马,是不是可以以各种政治回避,真相扭曲和体制歌颂融合N种风格与文本于一体呢?(就像诺奖颁布者言。)莫言方式,是不是针对以上方式拙劣的模仿呢?是不是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种不偏不倚的投机取巧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待上述课题。是的,文学-政治,这两种写作的偏重点不一;政治正确带来的文学正确并不存在——就像德国游船被盟军击沉……红军强奸德国女性和施行也是野蛮的德雷斯顿轰炸……人性和政治分野,却无法为希特勒翻案——就像斯大林胜利二战,但是他和列宁仍旧是一个屠夫——就更不要说西马主义拿文学取代政治的投机取向了。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无法规避自由和革命,就像托尔斯泰无法规避政治和宗教(沙皇,拿破仑)一样,好的作家,伟大的作家,良知的作家,他们必须将政治,社会,战争,和平甚至观念和判断(价值判断)囊括在自己的作品中——哪怕他的政治观点是急进的,保守的或者中道而行——他都必须以自己的观念统率他的文本;以他的是非判别他的人物;以他的道德,疏理他绍述的事件(历史和现实)。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就会滑向文革八个样板戏那样的无道之言和第三帝国“文学”和“艺术”模式。所有作家可以受到谅解的非政治正确性,只能在包含专制与自由互存的体制中,而无法在极权主义体制中存在——而所有批判东、西方专制主义者,可以是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是——他们无权给专制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留下空间和辩护;而如果一个作家对待纳粹主义施行对待俾斯麦和拿破仑的态度,他就犯下无知或者无道的无良之行;其文本,照样会一文不值——虽然他可以获得各种奖项乃至百万金钱。

我们说,我们最近分析的夏多布里昂,就是这个政治关怀和文-政写作的作家。在他的文本,亲历和思考中,夏多布里时代的一切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现象,乃及牵涉到的大、小人物,每每列入他的分析和叙述之中——他的亲历和记者一体呼应,鲜活如今。他从来不会规避那个时代的事件(和政治——虽然他主要是一位外交家)。在平反德雷福斯案件,独立知识分子崛起的时期,夏多布里昂真正体现了他的关注政治,记述政治而绝对不仅仅停留在政治观察和政治视野中的“人,岁月,生活”之文学写作,令人难忘——这当然也会让人想起爱伦堡的类似著作。这是解冻时代他的继承“暴风雨”暨“巴黎陷落”岁月写作时的政治关怀,道义追述和文学刻画;他也生活在斯大林时代,就像肖洛霍夫记述顿河边上红军抢粮一样,他不过是在等待斯大林死了以后,才发布“解冻”……——他的世界关乎到斯大林,赫鲁晓夫——而莫言,当然知道毛死了,死了多年;他又如何呢?他解冻了吗?批判毛了吗?我们知道,中国人绝对没有和哪怕是艾。斯诺和法拉奇那样的领袖人物写作和采访。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和福气。他们主要书写小人物。但是,准确写出鲁迅笔下的小人物,也是极端困难的事体。所以,在我们关注夏多布里昂关于革命,关于复辟,关于王朝,归于共和的时候,他的伟大政治判断,历史(现实)记载和文学刻画,才是真正将东、西文化(从耶路撒冷到巴黎——从埃及到西西里)之评价,批判和赞誉,回忆与前瞻烩于一炉的文本(有人说,他的写作关涉到天-地结合——因为文本和现实的政治和宗教关怀使然(他的基督教复兴主义;《基督教真谛》之写作和出版);从这个文本里,我们看见他的N种侧面和几乎是无限伸展和蔓延的历史关怀,人物追怀和政治观点。他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你不敢面对拿破仑,你就不是伟大作家——而中国这个小作家之做法,正好相反。这是祟作诡诈的写作技巧和机贼驱利的负面传统之沿袭和积习。他的两面三刀的写作,每每在很多内地影视和文本作品中比附出现,不一而足。他们是悖论的,边缘的,中庸的和消极的(不是消极自由那种消极……)。故此,所谓的“莫言提示”就是,我们从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作家和诗人,应该对于整个西方社会史和政治史(政治学史料)予以及时的补课。不然,七、八十年代先天不足之基因,乃及不懂政治、也就是不懂文学的顽劣笑话,还会继续下去。其实,真理和真相是非常简朴的。比如中国土改,文革,六四真相,你能够象夏多布里昂书写革命和拿破仑那样秉笔直书吗?……如果你在中国泛政治化的禁锢之中,只是学会了带着镣铐写作,跳着钢丝写作和模仿愚人的写作,那么,这不是陌生化效果而是伪装和(皇帝)新衣。这样的写作毫无意义。

《自由写作》第87期【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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