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直指良心——台湾的纪实文学与写实文学(演讲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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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

各位独立中文笔会的朋友以及主持人孟浪,各位午安。

谨跟各位致歉,早上出了状况,没赶上原订国泰航空班机,不过还好,总算能够在大会结束之前解除危机,把《独立中文笔会作品年鉴》第一卷这书顺利地送到各位的手上,另外一位与谈人贝岭,本来跟我一起从台北来,但他也错过班机了,现在还在路上,所以我也代表贝岭为没有办法及时参加《独立中文笔会作品年鉴》第一卷首发式的活动向大家致歉。

我从台湾过来,我就和各位做一个关于台湾这半世纪以来纪实文学与写实文学发展状况的报告。

纪实文学的意义

“纪实文学”这一概念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才出现,一九九九年《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在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类目的注释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在此之前,纪实文学的概念基本上是等同于报告文学,在此之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当代,纪实文学似乎已跃升为非虚构文学的等义词,而成为报告文学的上位概念,泛指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等,甚至也有将纪实体小说包括在内者,其内涵乃至为纷歧与混乱。但如果要正本清源,追溯纪实文学在中国的源起,则应当与报告文学相联系,然而不论是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这些概念词汇都不是台湾人所熟悉的,台湾是以“报导文学”来指涉Reportage,其意义相当于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在台湾原来并不存在,因为这是一个在一九三零年才引进中国的文类概念,而当时台湾还属于日本的殖民地。一九三二年阿英(钱杏邨)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第一部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作品集,对报告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茅盾(沈雁冰)一九三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报告文学”〉一文,则对于报告文学的定型影响深远。茅盾解释报告文学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使读者如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所以报告文学是纪实性和文学性的结合,而更在于其思想性。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文学主流是写实主义,强调作品应反映与关怀社会现实,甚至鼓舞人心、投入改造社会。报告文学正是写实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述。写实主义的兴起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情怀和社会批判精神有关,而这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界引进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中国被纳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环的大时代背景相关。社会主义具有特定的社会视角,系站在关怀与同情工农阶级的立场,而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问题分析的切入点,因而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乃有其独特的美学观,但写实主义则不因此而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最后则因为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实践,从一九零五年列宁(Lenin)〈党组织和党文学〉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堕落为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为革命和政治服务”,而逐渐沦丧为共产党的御用文学或歌德文学。

台湾本土写实文学与纪实文学的萌芽

各位其实也都了解,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才光复的,在此之前,中国五四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对台湾的新文学是发生影响的,但在社会意识的启蒙上面,它跟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没有直接的关连,而是追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一九二一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即带有浓厚的反殖民色彩,而志在从事台湾人和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启蒙,故而寻找与台湾普罗大众进行沟通对话的适当语文工具,亦为文协成员所关心的问题,这也就为一九二四、二五年《台湾民报》半月刊在留学北京的张我军编辑策划下、大量转载或引介中国白话文运动新文学作品铺垫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而在台湾亦掀起了文学革命。继张我军之后主持《台湾民报》文艺版的赖和,更因提倡白话文写作不遗余力,乃至于大胆在作品中穿插运用福佬话,而为后人呈送上台湾新文学之父的桂冠。

不同于赖和朴素的社会写实风格,一九二七年由日本留学返台的杨逵,则是立场鲜明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作家,擅长描写台湾农民在日本殖民之下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阶级双重剥削的情形,而以之隐喻台湾人民整体的处境。他和大部份当年活跃于台湾文坛的台湾作家的作品都是用日文书写的,而即便是赖和,他也留下了为数相当的日文作品。他们都是台湾新文学早期非常重要的写实文学代表人物。而杨逵则可以说是台湾报导文学倡导的先声。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在《大阪朝日新闻?台湾版》发表了〈谈“报导文学”〉一文,同年四月,又在《台湾新民报》发表了〈何谓报导文学〉,进而在同年六月,于《台湾新文学》杂志发表〈报导文学问答〉一文,强调开拓台湾新文学,报导文学是一个基本的领域,可以让作者走出书房,寻求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思考与观察之间的关系,把握社会事物的真面目。杨逵早先跟随中国左联将Reportage译为“报告文学”,此后则更多使用“报导文学”。杨逵是台湾报导文学理论的奠基者,根据台湾学者须文蔚的研究整理,杨逵为报导文学所下的定义是:第一,极为重视读者;第二,以事实的报导为基础;第三,笔者对应该报导的事实,必须热心以主观的见解向人传达。因此在形式上,报导文学可以是小品文、书信和日记,甚至小说、诗歌、纪行文都可以纳入,但报导文学则有几道禁律:第一,报导文学绝不是“自慰式”的写作方式,务求让读者完全理解;第二,报导文学虽然允许对事实做适度的处理与取舍,但绝不允许凭空虚构;第三,报导文学与新闻报导和通讯不同,不能单纯罗列事实,而要有“形象”,亦即描写出某一事实或事件生动的姿态,让读者深刻地印在脑海里,这就是文学的生命;第四,报导文学不能不讲究作品的结构,也就是必须以良好的整理题材的方法,以便将内容或思想,更容易、正确、有效地引入读者的脑海里。

一九三零年左翼作家黄石辉在《伍人报》提出乡土文学主张,可以视为日本时代台湾文学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宣言,一九三一年纠集台日各族群人士组成之台湾文艺作家协会成立并创办《台湾文艺》的这一事件,则又表现着以台湾为空间的多元台湾认同建构的企图,具体呈现出战前台湾写实主义文学的特点。然而,因为皇民化运动、太平洋战争以及国民政府接收的历史递变,台湾文学的发展在战前战后之间出现巨大的断裂,日本时代台湾文学对于战后台湾文学的影响,其实是要到一九六四年吴浊流创办《台湾文艺》,在历史精神上继承台湾作协,为那些因国民政府禁用日语而曾经失语的战前作家提供中文写作的园地,而在一九七九年锺肇政、叶石涛主持编译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出版后,才重新又回到台湾人的文学视界。

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前后,直到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其实台湾有一段写实文学运动的高峰,该一文学在二二八前后,其实台湾有一段写实文学的运动,该运动亦称为台湾新文学或台湾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得力于所谓的内台交流,是台湾与中国左翼文学的接轨,而其核心人物之一就是杨逵。杨逵非常崇拜、尊敬鲁迅,曾经译介鲁迅的作品到台湾,而战后亦正好有一批中国大陆的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学者来到台湾,他们和在日据时代反殖民而和日本人抗争的台湾乡土作家杨逵等人,在战后台湾这一特定的时空之中结合了起来,一九四八年杨逵在《力行报》倡导“实在的文学”,也就是报导文学,但他也不幸地在时代的逆流中共同遭到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的整肃。

来自中国大陆的鲁迅写实主义文艺的追随者,首推许寿裳,他是鲁迅研究的专家,同时也是鲁迅浙江省绍兴县的同乡好友,他应聘到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也应他的好友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请出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这个机构就是国立编译馆的前身,专门负责审定国民中小学教科书和编译出版世界经典著作。除许寿裳之外,还有台大中文系副教授雷石榆,也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旗手,他早在日本留学之时,即在《台湾文艺》投稿,与台湾文坛深有渊源。他的夫人蔡瑞月,是台湾现代舞蹈的先驱。其实台湾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表现不只是在文学领域,在艺术,特别是在木刻以及美术领域,也有其开创性的成就,其代表人物就是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艺术学系副教授写实主义木刻家黄荣灿,他也是大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台湾代理。他曾撰文批判台湾省全省美术展览会和台阳美展参展作品主题和社会现实的疏离,台湾本土画家李石樵当年亦发出金石之声,宣告:“只有本人可以了解,但他人无法了解的美术,乃是脱离民众。这种美术不配称为民主主义文化。”

很不幸地,台湾战后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火苗一下就被扑灭了,第一波大水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二二八事变,二二八之后国民政府在台湾进行清乡,铲除了一批知识分子,许寿裳就是二二八期间被政府密裁掉的;第二波大水则在两年之后来袭,一九四九年四月台湾省主席陈诚整顿学风,五月宣布全省戒严,雷石榆被捕遣返大陆,杨逵则入狱发配绿岛,黄荣灿后来则遭枪决,坟墓直到几十年后才被发现。台湾文艺界谁再倡导新现实主义,谁就可能成为共匪同路人。除了创作自由受到箝制,对台湾本省人而言,更大的痛苦还在于创作能力的丧失,因为台湾人还经历了一段由日文到中文的书写能力的转换过程。国民政府一接收台湾即依〈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第七点规定:“接管后之公文书、教科书及报纸,应禁用日文”,公文禁用日文,首先即阻挡了多数台湾殖民地菁英参与台湾地方治理的机会,报刊禁用日文延缓一年实施,则使使用日文的台湾作家和读者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成了异乡人。在座香港或澳门的朋友只要设想回归之日起公共领域全面禁用英语和葡萄牙语的情形,就会知道此举将会对于接受殖民地教育的本地菁英造成多大的制度性歧视了。台湾历经半世纪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是没有办法很流畅地用中文来书写或者是以国语来交谈的,像我父亲曾群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原本是台北经济专门学校学生,光复之初学校改制为台湾省立台北商业专科学校,上课通通都是用日文,连我父亲的日文都是日本老师教的,后来才由雷石榆接手。后来他们开同学会,要跟日本老师讲中文,那个日本老师吓得都不敢讲话。台湾因历经这个集体失语症的关系,台湾人不会说话了,也不识字了,所以本土文学的传统刚成形,就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摧残。

从大陆过来非常多的作家,也同样受到国民党政府严厉的迫害,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被共产党攻下,台湾非常紧张,陈诚乃宣布台湾全省戒严,同时切断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所有交通,进行入出境管制,并依新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在台湾内部开始进行政治整肃,一九五零年蒋中正复行视事,回任总统,立法院则进而在台北通过〈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以严惩与重赏鼓励人人投入检肃匪谍,地下党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乃全面遭到破坏,左倾人士一律视为匪谍遭到逮捕监禁或杀害。其中则主要是外省人,因为共产党是从大陆发展过来的,虽然台湾过去曾有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设置,但毕竟人数不多,所以国民党政府特别在意外省人的一举一动,以防止共产党第五纵队的潜伏。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像刚才前面讲的,雷石榆被遣返回中国大陆,黄荣灿被枪决,台湾新文学论战的重要基地《台湾新生报》副刊《桥》总编辑歌雷(史习枚)也被抓到监狱里关,台湾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此风流尽散。

反共文学:反共的中国苦难与流亡文学

台湾的文学活动并不因为台湾人的失语和白色恐怖的笼罩而休止,既然当道以反共复国为国策,则政治正确的反共文学,也就应运而生。《民族晚报》主编孙陵发起的战斗文艺运动,为反共文学打响第一炮。而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则平行地填补了台湾文学发展的陷落,一九五零年五月四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映衬出台湾本土文学的边缘化。从空间中离散和流亡的角度,这些流亡台湾的中国大陆作家及其作品,共同构成了台湾流亡文学和苦难文学的文化景观,可是他们与威权移入国家的亲近性,又使他们和台湾的统治集团易于合作,而与在异国流亡的作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心灵风景。

蒋中正复任总统后,随即任命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主持军中政治作战和指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对台湾全面进行思想管制,蒋经国于一九五一年发起文艺到军中去运动,中国文艺协会则呼应提倡军中革命文艺。由于一九四九年撤退来台的两百万大陆人民,主要为国军官兵及其眷属,因而军中作家乃形同台湾文学新的生力军。

军中革命文艺的作品有些也许是在歌颂当时的党国,但是有些人的作品则是跟土地的感情连结在一起,发扬人性,充满着人文关怀。当然军中作家对当时台湾现实社会了解得并不多,因为当时军人多半是住在眷村、军营里面,我们称之为“竹篱笆”,自成一个天地,而与台湾社会存在距离,所以他们的笔下比较看不到反映台湾现实问题的作品,但是反共文学和军中作家的怀乡之作,特别是描写中国大陆传统社会乡野传奇、战争与流离、共产党批斗地主、土匪劫掠的作品,却又为中国保留了另一种大时代的光影,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信奉“文艺应为政治服务”之教条的作家们所无法处理的人性主题。司马中原(吴延玫)、朱西宁、段彩华号称军中作家三剑客,其中又以司马中原的作品最为丰富。他的作品集近年由风云时代出版公司重新出版,到目前为止,仍受到广大台湾读者的喜爱而十分畅销。他的经典小说,如《荒原》、《狂风沙》、《狼烟》、《龙飞记》、《灵河》等,都是描写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穷困的北方大地里农民、土匪和侠义英雄的民间乡野故事,从大陆官方的主旋律来看,恐怕还无法接受司马中原把共产党视同土匪的笔法,这也造成司马中原作品登陆的障碍。不过司马中原退伍很早,在市井廛居,对于台湾社会变迁有他敏锐的知觉,他的短篇〈逃婚〉,写的正是台湾渔村适婚男女在台湾工业化高度成长时期所遭遇的价值冲突和人生困境。我认为司马中原的青春自传《青春行》和散文集《思乡井》,书写罹于战火的少年和故国,是民国主题纪实文学的经典。过去司马中原曾经被认为是反共作家,但他本人不太喜欢这个封号,因为反共作家在台湾有时候是负面名词,好像是扭曲事实丑化共产党的写手,但是我看司马中原的作品,他对乡土、对人性、对伦理的挚爱和描写皆非常感人,而且为那一时代的北方乡野保存了最为真实的庶民记忆,这样的反共文学,其实在精神品格和文学成就上并不下于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于大陆的伤痕文学。

我另一个钟爱的作家是梅济民,他是黑龙江人,在日治时期即随祖父母来台,在台大攻读中国文学硕士时,以文字有利为匪宣传而下狱,他的成名作《北大荒》即在狱中写作完成,以家族的记忆和传说为经纬,书写北大荒开垦时代的种种传奇,以荒服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地,寄托对于家人的想念和对自由的渴慕。在白色恐怖时期,思乡的方法不对,都可能成为一种罪。

柏杨(郭衣洞、邓克保)的《异域》,写于一九六一年,在文类上则可以归类为纪实体小说,写的是国军残部在云南、缅甸、寮国、泰国边境游击抵抗的悲壮与孤愤,尽管《异域》孤军以悲剧收场,却对于固结台湾军民士气有无比的鼓舞作用。柏杨后来也不幸地被国民党送进了黑牢。

国军文艺金像奖自一九六六年第二届起设置了报导文学奖,宣扬反共的战斗文艺,然因作品内容服务于军事戒严体制,则始终未引起民间与文学界的响应。

《自由写作》第87期【散文诗·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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