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直指良心——台湾的纪实文学与写实文学(演讲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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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

乡土文学:看见历史失落的台湾

我初识之无的一九七零年代,台湾出现了乡土文学运动,写实文学的视野从大中国拉回到台湾本土。乡土文学运动的主力,一批是集结在《台湾文艺》的作家,而以吴浊流、钟肇政、叶石涛这些以中文复出的日治时期作家为首,另一批则是战后台湾本土成长的作家,像王拓、陈映真(永善)、李乔等等。乡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挑战反共文学和超越现代主义文学,如陈映真对于台湾社会的分析与观察,即持马克思主义(Marxism)帝国主义论的观点,主张文学应自社会现实取材,并积极介入社会改革。乡土文学从现代主义文学当中吸收了文学观念和技巧,现代主义重视个人体验和心理特写,不赞同“文以载道”,而主张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依附于特定的意识型态。一九六零年台大外国语文学系学生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吹响了现代主义的号角,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其实和在白色恐怖的写作环境下,迫使作家不得不向内在寻求题材和技巧的突破有关。

到了一九七零年代,当时的台湾面临了一个政治经济结构调整的状况:在经济方面,因为是被纳入以美、日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后作为世界工厂而经济高速起飞,劳工的剩余价值备受剥削,工作条件恶劣;在政治方面,台湾则面临非常重大的国际形势转变,一九七零年的保卫钓鱼台运动是触觉敏锐的台湾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不安的骚动,一九七一年台湾果被逐出联合国,席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对整个台湾反共的民心士气打击非常重。蒋中正当时年事已大,党国权力中心开始向蒋经国倾斜,蒋经国则推动革新保台,尤其是进行中央级民意代表的定期增额补选,将国民党的统治正当性基础由国际转向寻求台湾人民的支持,这种氛围,乃鼓励着一批关心台湾现实社会状况的作家走出来,虽然还是面临一些政治上面的压力,但是这些人则共同创造了台湾的乡土文学时代,其中代表人物像陈映真,自云受到鲁迅的启蒙,此外还有王拓、杨青矗、黄春明、王祯和、宋泽莱(廖伟竣)等等,以描写社会人物,映照时代变迁人事荒谬沧桑见长。

陈映真和苏庆黎在一九七六年创办了《夏潮》杂志,苏庆黎的父亲苏新是台湾共产党和中共地下党人,所以《夏潮》带有浓厚的中国认同和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色彩,民国时期和台湾日治与光复初期左派的纪实文学和写实主义对他们办刊宗旨的影响自然非常深。一九七七至七八年陈映真几篇掷地有声的乡土文学文论〈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反击余光中等人对乡土文学倾向工农兵文学的攻击,掀起乡土文学论战的高潮,但也为他本人带来政治上的厄运,一九七九年,陈映真受到余光中的检举,一度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嫌逮捕,受郑学稼、胡秋原等人力保,侥幸逃过一劫。《夏潮》的作者后来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慢慢地因为统独意识的分歧,而在政治上出现分裂,一九七九年年底《美丽岛》事件爆发,国民党大肆逮捕异议者,置身党外的王拓也因而入狱,出狱后投入民主进步党。

附带一提,一九八零年七月,《联合报?联合副刊》主编痖弦(王庆麟)委托黄武忠策划《宝刀集》专题,邀请光复前台湾文学家复出以中文发表文学创作,这是当年的文坛盛事,给正值中学时代热爱文学的我很大的感动。我记得新竹县客家作家龙瑛宗(刘荣宗)就是在那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台湾光复节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中文小说〈杜甫在长安〉,龙瑛宗早在一九三七年就以作品〈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获得日本文艺杂志《改造》的年度小说奖,他就是台湾战前文学作家失语症的典型,但凭着对于文学的热爱,他们许多人以半生努力克服了语言的障碍,终于成为“跨越语言的一代”。

报导文学:台湾纪实文学时代的来临

当代台湾通用的“报导文学”一词的正名,以及报导文学文类的风行,都要归功于一九七、八零年之交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上秦(高信疆)。一九七五年高信疆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推出《现实的边缘》专栏,被认为是当代台湾报导文学的滥觞,一九七七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高峰期,《夏潮》杂志则刊登了古蒙仁(林日扬)等人的报导文学作品,并且仿效杨逵的作品,而以“我一天的工作”为题举办征文,征求各行各业者实在的故事,这是当代台湾报导文学活跃的胎动。一九七八年高信疆重掌《人间副刊》编务,在其所主导创办的第一届时报文学奖中设置了报导文学奖,藉由《中国时报》庞大的传播推广能量,从此确立了报导文学的文学地位,并开启了台湾报导文学的时代。高上秦主编的《现实的边缘》和《时报报导文学奖》两书,则成为台湾报导文学的开山奠基之作。我自《时报报导文学奖》一九七九年结集出版当年即珍藏该书至今,古蒙仁〈黑色的部落〉,邱坤良〈西皮福路的故事〉,翁台生〈痲疯病院的世界〉,陈铭磻〈最后一把番刀〉,林元辉〈兰阳平原上的双龙演义〉,马以工〈几番踏出阡陌路〉及心岱〈大地反扑〉等文,均成为台湾报导文学作品的经典,也召唤着台湾社会对于原住民族、民俗文化、弱势族群、环境保护等各种社会议题的关怀,一九八零年代台湾风起云涌的新兴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在台湾社会获得人民普遍的同情与支持,报导文学的推波助澜,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九八五年陈映真与高上秦共同创办了《人间杂志》,把乡土文学的香火接续了起来,而更将报导文学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人间杂志》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量运用照片影像搭配文字,对台湾社会底层工农的状况进行揭露,极具道德和美学上的震撼力,同时也极具说服力。更了不起的成就,则是对于台湾二二八与白色恐怖历史的调查与发掘,苗栗县客家作家蓝博洲就是在《人间杂志》获得启蒙和发迹,他的文字和思想,使他被视为陈映真的传人。蓝博洲以〈幌马车之歌〉一文轰动台湾社会,该文写的就是高雄县美浓客家前辈锺浩东追寻祖国而却遭到祖国迫害的悲剧人生。锺浩东是台湾乡土作家锺理和的哥哥,他感人的故事后来则成为客家导演侯孝贤电影《悲情城市》和《好男好女》的原始素材。

台湾在解除报禁之后,新闻事业日益蓬勃发展,在民主化后,更废除了新闻检查和出版审查制度,纪实文学和写实文学的写作再也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限制,同时随着国家档案的解密,历史事件当事人的传记或口述历史的出版,社会信任的增进,在在都使得台湾的纪实文学创作者拥有相当自由的写作空间与丰富多样的题材,而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台湾作为中国大陆以外最大的华人社会,自然也成为中国大陆纪实文学重要的出版地,特别是揭露历史事实和从事现实批判而不见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道的作品。

然而关于台湾本土过去的历史追忆,特别是本省人前辈有关日治时期生活、太平洋战争、二二八以至于白色恐怖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以我自己的接触经验,受限于语言的问题,台湾本省前辈能够以流利中文口述或书写的创作,数量与质量皆不见理想。我自己便曾经协助陈英泰整理他的著作,这里真的是面临了语言的问题,他们的中文真的没办法像各位一样地流利,而都带有非常浓厚的日本语法,所以这些东西要出版的话,都一定要经过改写。纪实文学的纪实性和文学性必须兼顾,陈英泰的作品,如《回忆──见证白色恐怖》,在“求真”的这个部份,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就像是香港五七学社的前辈一样,依赖他们自己的人脉,始能透过大量口述历史的采访和资料的采集,结合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把故事重建还原。台湾的有利条件,还在于国家档案的公开和政治禁忌的除魅,更基于政治平反以及法律补偿的事实调查需要,而有公共机构如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省以及各县市政府文献委员会、和民间非政府组织投入进行各种历史事件或社会议题的研究,甚至带动了年轻一代的投入,从而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史料,但是在文学的表现上面,史料只是史料,只能是纪实文学或写实文学的素材而已,还有待文学性的加工和发挥。在这一点上,台湾本省前辈的作品在先天的语言问题上就吃了很大的亏,因而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战后世代和新世代的文学人能够更多地投入到台湾本土纪实文学创作的行列。

而以我本身作为读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多作品的文学表现是十分精彩动人的,章诒和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在台湾就是畅销书,在各大书店排行榜曾经盘据第一名许久,她写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平日夸夸其词的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风暴时的风骨与懦弱、坚贞与背叛,我近期所欣赏的作品是岳南的《傅斯年与陈寅恪》,突出两个学术大师好友间不同政治选择下的乖违命运,台湾作家我则推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国共内战中的失败者如何在历经挫折和磨难后,坚定心志,学会体谅和关爱而重新站起来的故事。齐邦媛的《巨流河》最近也引起不少关注,我还未及拜读。齐邦媛是台湾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是当代台湾文学史面貌的重要勾勒者,她的父亲则是辽宁省立法委员齐世英,曾经参与雷震领导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齐邦媛的一生经历,也是中国和台湾近代史的缩影。我最近在读的,则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胡兰成晚年来台,他的文字风格,通过一九八零年代《三三集刊》的作家如朱天文、朱天心等人的作品,和张爱玲深深魅惑着台湾的文学族群。胡兰成在汪精卫政府任职,被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定位为汉奸,只有在台湾,他的作品才能被作为纪实文学看待,而不再作为一名历史审判被告的自白书,被一字一句地对质忠诚度。

结语

我们在台湾一向使用“报导文学”这个概念,直到两岸交流多了,我们才知道原来它也叫“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至于写实文学或现实主义文学,原来它在台湾被污名化的原因,是缘自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以及受到政治污染的延安文艺。我们很庆幸台湾因为解除戒严和民主转型,文学可以还它的本真,由人性出发,到求索一个可以保护良心与创作自由的国家,不再需要戴上政治的假面、承担革命与教化的任务。但我也要提出一个警告,台湾的新阌自由和创作自由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商业体制的侵蚀,信息的爆炸和媒体的竞争,使许多媒体业者宁可追逐短期的小利,而不耐于长期投资的等待。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的处理因而渐渐失去其核实的严谨性,而更有着综艺化和八卦化的倾向,这样的时代风气,对于求真的纪实文学环境,则将是一个严酷的挑战。

以上是我大致从一个读者而非研究者的角度,跟各位所介绍的我所观察到的台湾纪实文学与写实文学的状况。

(本文为作者在独立中文笔会于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假香港城市大学四号演讲厅举办之《真相和文学:中国的纪实文学》研讨会上发言,由中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学生陈幸怡整理初稿)

民国一○一年八月六日晚九时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

《自由写作》第88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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