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山:临界地狱与天堂之前的呐喊(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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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

我回城治病,胡诃和她的大姐胡甫林来看我,后面跟着一位仪表堂堂的男士。

她大姐在长寿湖与我是难友,无须介绍。只介绍后面的男士给我:“这是程敦荣,大姐的新任丈夫。重庆科技情报所的翻译。”胡甫林紧接着加上:“同案犯,老右。”

我与他点头、握手。他文质彬彬,讪然一笑。从此,我们相识了。

(一)

74年我调回重庆,被文不对题地安排在一个剧场写戏牌子。离婚后的我,孑然一身,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2.5平方米的阁楼上。

从改造营地回来,在有几十万城市人口的喧嚣嘈杂里,我感到的是冷漠与孤寂。老程和我这样的人,尽管是单位上的工作需要,领导偏要说是为了锻炼革命群众的革命斗志需要一个反面教员云云。因此在单位里,我们是“鹤立鸡群”的分子。特别是在下班后的那份走投无路的孤独感,使我与老程走得很近,他常来看我。

他的夫人胡甫林是从长寿湖遣返回家自谋生路的右派,街革委和派出所没有给她安排一个维持起码生活的工作,只有打扫公厕和批斗会场等等惩罚性的义务劳动。虽然在这座城市里她的亲戚朋友很多,但她很硬气,要自食其力,成天忙于生计,给人挑煤送水,倒罐子。要赶在早晚收粪车到达之前,把人家屙得满满急需倒掉的屎尿罐子提到街边排队等候,倒完清洗干净再分别送回各家各户,每个罐子可以收到3至5分钱。往往在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家。

尽管程和她结婚后,劝止她不要继续干那些低贱粗活,凭老程降了级的工资也能养活她,但她几乎是愤怒地拒绝了。她说:“你以为跟你结婚就是想要你养活我吗!?”老程从此不敢再提。每天从情报所下班,不从捍卫路直上七星岗回家,偏要走临讧门。先站在对面街边打望我的阁楼小窗,只要小木门向外开着的,他就上来。聊到九、十点钟,他才慢慢回家去吃晚饭。

我们每次见面,没有事前准备的话题,往往是无从说起而说起。包括见闻、牢骚、释疑和相互抚慰等,无话不谈。在单位上憋闷了一天或几天,只想跟-个可以信赖的人张张嘴,叹口气,那怕说一句今天天气好的废话。或相对无言地听听对方的心跳或呼吸声,都是相见的理由,也是我们相互期待的时刻。

从无到有,从沉默到热烈。断断续续的闲扯中,慢慢得知他是湖北武昌人,说话却没有一点湖北尾音,纯正的普通话。抗日救亡的高潮中,他毅然投笔从戎。从陆军进入空军,是中国空军首批赴美受训学成归国,选入美军14航空大队(前身即飞虎队),与盟军并肩作战的驱逐机飞行员。

42至43年在祖国的上空与日本零式战机交锋,阻击日机的轰炸,多次击落日机。击毁过日本在华机场、桥梁、高射炮阵地。袭击过敌军舰、运兵车、战壕。并执行保护驼峰航线畅通的任务,随时升空驱赶日机的冒犯干扰等等。战绩卓着,由陈纳德将军提议,获得中美双方各自颁发的奖励和勋章。

他知识广泛,幽默风趣的谈吐,常常使时间过得很快。他走后,我独坐阁楼。

想自已的当年,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只会在黑板上画架飞机去丢炸弹,炸得日本鬼子四脚朝天的玩艺儿。怎能像他开飞机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干过?想起重庆人发明的‘轰炸东京’(油炸锅巴趁热盖浇滑肉片,发出焦炸爆脆的声响)的抗日名菜,以及演活报剧,站在一只洗脚的木盆子里,要跨越大海“打到东京去”等等,暗自好笑。

在我心目中,他陡然高大。似乎是在重新点燃我少年时代那股爱国和祟敬英雄的激情,令我肃然起敬的老大哥,让我神思默想的英雄。现而今,他却与我是‘同案犯’?与我促膝聊天,实在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甚至胡思乱想起来是不是有个现代秦桧的存在?历史在重复着迫害精忠报国的岳飞?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喜欢载一顶白色草编凉帽。从底楼的小门进来时,总是先摘帽,后躬腰低头,然后挤进门框,那十分尴尬可笑心酸的样子,至今难忘。再经窄窄的楼梯爬上令人提心吊胆的三层危楼,每次的到来都让他十分委屈又冒险,我实在过意不去。何况我的对门是个才艺不高却擅监视的女演员。因此我提议,请他不要来。我-定按时去他家继续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会餐。

(二)

以老重庆的自信直奔七星岗,转进保节院小街。按他留的示意图,我傻眼了。

一坡杂乱无章低矮木结构房屋,层叠在一脊山梁上,上窜下跳的石梯坎更让我迷茫。穿来穿去,穿到顶,只见在四周种有葱子蒜苗零落的几家棚户,找不到XX号附几号的门牌。忍不住向一位老大爷打听,他端详了我一阵,才把嘴往高处一噘,“那一对老右?”

坡顶尽头,一个孤单的窝棚兀立在落日余晖暮霭阑珊之中。有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这个书名常让我再想起那个景象,一幅孤寂无奈又挺拔的印象派力作。

这是城市发展残留下的一块还有少许菜畦田土的地方,周边是鳞次栉比的房舍。那个窝棚,原本是坡顶上的粪池,利用其上的大半幅面积搭起猪圈牛栏之类的房舍。究竟先有圈还是后有房,无法考证。牛毛毡屋顶上铺了一层稻草,长出了依稀可见的野草野花。

以文革中关押牛鬼蛇神的种种‘牛棚’而言,都仅仅是一个设定的名称,或许是高堂华屋里的一间禁闭室,或是单位上年久失修的旧屋僻舍,总之是人住的房子。这里却是名负其实的“牛棚”,只不过这是他俩自觉自愿到此过日子的“窝”。

当我还在打望思索中,老程已系上围腰正在屋后的灶台上淮备晚餐。看到我立即招呼进屋,自我解嘲地说:“里面,别有洞天”.

有门无窗的屋内被旧报纸裱糊得干净利落。进门对面是床,靠床头一张方桌上堆满报章杂志书籍。篾笆壁上照样供奉着毛主席,画像对壁挂二人的结婚照,说这是天天向毛老人家请罪的位子。一盏电线很长可移动的电灯,根据需要可随时用于吃饭看书,或是牵到屋外做饭。

从结婚照说起,我便探问他俩是怎样鬼使神差走到一起来,喜结良缘的?

老程原本是北京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室副主任,打成右派后下放到重庆。文革之初地段上也要紧跟形势,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把他从情报所借出来,又把胡甫林从地段上抓出来一齐押到“一号桥”桥头,组织群众批斗。59年城市清遣五类分子赶出市区之后,这里只剩下这两个阶级敌人了。把他俩推推搡搡押上桥头石栏杆的石磴上罚站,左右各站一个。在-群叽叽喳喳的妇女和老弱病残的辱骂和参差不齐的口号声中,低头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阶级斗争,革他俩个阶级敌人的命。

革命群众革命革累了,正午的太阳晒得革命群众各自阴一个阳一个纷纷离去。但他俩必须站在石磴上继续低头认罪,接受过往行人观看示众,昭告世人这里正在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俩趁人稀少之际,偷偷抬头互相打望-下,瞟上一眼,以至于眉来眼去。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眼神,温情脉脉地互相鼓励着坚持,挺住,再挺住!经过多次召之即来的批斗,把他二人斗成了暗暗思念着的恋人,盼望下一次批斗的当代版“鹊桥会”快些到来。

后来水到渠成,他俩去街革委办结婚登记。办事员按照条条款款,先要严肃认真审询恋爱经过,是不是有爱情的基础,以及经何人介绍?等等,老程一时难于开口。

“我就对他们说,感谢各位领导,是你们介绍的。”不知何时胡甫林突然回来了,汗流浃背站在门口,摇起围腰裙打扇,大声武气作补充。

胡大姐是热心快肠的人。重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子昂先生的侄女,排行老大。自幼受家族中爱国民主精神的熏陶,在学校里是宣传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共产党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以建立联合政府等等为号召,赢得民心,受到百姓拥载。当时她与重庆著名的大律师张冕己结为夫妇,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49年春民盟从渣滓洞白公馆保释营救出了一批盟员(包括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她是参与者,并用私人的积蓄,在经济上积极救助革命同志支持革命活动。当时出狱的同志都由她发给生活费,以及生活用品,还支援过许多人逃离山城转移到外地去了。

1957年毛泽东、民盟都在号召邦助共产党整风。她素来口直心快,加之前夫为原重庆市参议员,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爱国人士,但新政无以容纳,50年代中两次被捕而瘦死狱中,这己是在劫难逃。她又在讲课时离开教本讲到外蒙古独立,说中国版图从海棠叶子变成了像只鸡,被划为右派。在劳改中她风风火火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我曾开玩笑建议她改写成“胡虎林、”‘“虎”死不倒威嘛。从劳改到遣散回家来,她总是昂首挺腰,一如既往如此做人。

这时,我对老程这个飞行员怎么又成了科技情报的翻译?更感兴趣。

他迟疑犹豫着“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样子,胡甫林插上了话:“有啥子不好意思说的?那是共产党没良心嘛!给他提点意见就成了动摇分子、右派分子,我说你是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分子。只可惜,老陈,枉自一腔爱国热忱,却爱进了毛泽东的‘阳谋’”。

她激动的言词,在当时还让我有些紧张。但是,她随即提起胡诃讲的,老舍的话剧《茶馆》里有个常四爷,他有-句台词:“我爱我的国呀,可谁来爱我呢?”似在总结自己和老陈的景况,也是在自我调侃感叹:有谁爱我们呵?

1945年后,老程跟随恩师(飞行教官赖明汤,后任台湾空军参谋总长),赴中华民国驻伦敦大使馆任武官助理。1949年春,大使馆突然接到南京政府一道密杀令。指示立即查办空军武官助理程敦荣,罪名是侮辱领袖,批评政府,通共反战云云。

老程说,其实我并没有骂过蒋介石,至于说反战倒是真的。说过一些不该打内战,中国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中国要强大,必须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当时我受到一位同乡,留英学生(后在北京外交部工作)的影响,共产党的主张和宣传口号,正是我心里想过又无法表达出的东西。觉得中国的希望和未来,都只有共产党才能担当实现。

何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共内战中,我支持正义,反对邪恶。把我看到的-则内部“匪情通报”泄漏给那个同学,他立即传报给国内的共产党。挽救了几个打进国民党心脏里的共产党人,逃离虎口。这才是我的真正罪过。

在恩师的关照下我逃离伦敦,绕道香港,躲在老家乡下。49年7月转到北京参加革命,后来就在情报所工作。当时,驻英大使馆向南京政府回电:“武官助理程敦荣失踪,去向不明。”

就这样,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忘我的工作。后来共产党号召整风,毛泽东四处游说。我真觉得他了不起,是几千年来空前的明君。我不能对祖国的建设袖手旁观,对一些缺憾坐视不管。我提过-些建议,根本说不上是什么指责性的意见,把我划成了右派。

我从心里热爱这个新中国。这不,最终跟我的老婆子有缘份,都爱这个“国”嘛,爱到一起来了。结婚后,我从情报所单身宿舍搬到这里,也不需要哪个耒爱,我们相爱着哩。

晚饭做好了,请我入座,我拒绝。口粮有定量,岂能多占。这时回来一位年青小伙,是老程去世的前妻所生,不久前从湖北老家来,在重庆铅笔厂做临时工,说是比乡下的日子好过多了。这时我才发现门背后还有一架可折叠的行军床。

临别,我同意小伙子送到大街上去,以免迷失在这个灯火迷乱的山梁上。的确,经他带路几下几穿就回到了七星岗大街。

那时大街上的照明,相距30多公尺才有一盏悬挂在街心顶上的白炽灯。整条大街亮-阵,暗-阵,晕一阵。漫步在忽暗忽明之中,回味着这对爱国者爱到一起的奇缘,我也在思索自己,爱国与个人之间诡异莫测的宿命联系。从保家卫国,邦党整风,一路走来。我是那个单位里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当中,最年轻处罚最重的一个.

(三)

后来,我去过多次。

从文革后期至偃旗息鼓,我们共同经历过风云幻变令人心惊胆颤的时刻,也分享过荒唐可笑的趣闻轶事。有个马屁精医生说毛主席要活-百五十岁,我们半信半疑,忧心忡忡。他活那么长,我们还能活吗?直到四人邦被审判,江青说她只是毛泽东的-条狗等等。

这时已对右派问题作出不是“平反”而是“改正”的决定,尽管这种言不由衷的处理,是死不认账自欺欺人的无赖表现。但是对我们三个同案犯而言,总算是-个痛苦缠身的人生梦魇的结束。似乎在伸伸懒腰,舒展筋骨的轧轧声里,我们油然而生要找回失去的青春与时间的冲动,大有髀肉复生之感。

81年,胡甫林被召回学校教地理,找我给她画一张只有轮廓线凹下去一块像只鸡的地图,以便上课。老程每天精神抖擞去上班,甚至晚上还要去加班。我调去国画院,也是忘乎所以地在工作。聚会慢慢稀少,以至几乎忘记了。

直至北京6·4屠杀的枪声震撼了世界。在这低徊哀痛的时刻,我下意识地想起了老程与胡大姐。急不可待地找到他俩的新家,情报所分给的-室一厅的住房。

得知老程在重庆,正在单位上办公室里默默奉献,心中释然。这些年来,他废寝忘食地工作。重庆建第一座长江大桥,是由他译出厚厚的外文资料和-些洋设备的说明书,施工细则。特别是在什么沉箱下桩时,他亲临工地去解释操作规程与方法。为重庆军工产品中译英几百万字,以及重庆搞四省五方介绍,“锦绣西南”一书的中译英全文,都由他执笔。旅游公司找他编写介绍重庆风光录像的解说词,并由他用标准牛津音解说,讲得那些游三峡的洋人们欢呼雀跃,询问聘请的是哪位英国人到了中国?

不久前他去过美国,看他的儿子。就是从湖北老家来重庆做临工的那位小伙子,跟父亲学的英语,后去美勤工俭学,并己在那里立业成家,盼着父亲前去-晤。而此次赴美是受原美军14航空大队的一位上级XX将军的邀请,老程到北京出国之前,满面春风,兴致勃勃给采访他的记者自许,要去会-会在美的在台的老战友,为祖国和平统一尽力,要为中美两国军人的关系沟通,将邀请当年援华抗日的美军战友,以及在台湾的上级和同事来西南旧地重游。

胡甫林讲完老程这段焕发青春的光彩和成果之后,却在抱怨着:“从国外回来后,他总是疲惫不堪的样子,以为是痔疮犯了。要他好好休息,要他跟我一样去办个退休,他不肯,说工作需要他。每天吃完饭就去办公室加班,不晓得又是在作啥子贡献,节假日都在上班。两个月前我硬逼着他去看病,确诊是直肠癌。他还是天天去上班,去爱国!”

这时,多年不见的胡诃也在场,她似有所悟自言自语地发起议论来:“爱国是-种病。我们这个民族天生有爱国情结,个个都是爱国的情种。从古至今,有多少志士仁人,自作多情地爱国,执迷不悟地爱,前赴后继地爱,爱得死去活来。皇帝老倌生气了,赐他去死,要他上吊自杀,或饮鸩自尽,他还要喊‘皇恩浩荡’.这些年来有的冤死狱中,还长-声短-声地呼喊毛主席快来救我呵。这些人病入膏肓不明白自已得的啥子病,那是跟癌症一样难治呵。”说得她大姐陷入-阵惶惑不安的沉思中。显然,这一天她也是胸中有难以排解的郁闷,才来到这里看望大姐和大姐夫的。

在局里工作时我认识胡诃,这位以演老太婆着称的话剧演员,是早年跟地下党员在话剧界活动的积极分子。她的初恋情人是地下党员程谦谋,黎明前牺牲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的烈士。她从上层亲戚家中偷看到的“逮捕人员名单”,立即告知地下党同志,脱离了险境。尽管她还不是党员,党组织能安排她把《挺进报》拿到南坪花园沟老家里去油印。

但是一直阴差阳错未曾发展她为党员,她仍然坚持着正直善良爱国的品性,期望走向公平正义没有腐朽邪恶和平民主的新社会。她疾恶如仇,甚至比共产党员还党员的激愤,痛心疾首。其实她自己的病,并不比她大姐和姐夫的病轻一些。有时她对国家民族,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指责,发自内心的感悟和真话,常常让-些人吃惊而又暗自佩服。

在这个国家里,爱国与适得其反的话题,与当时的6·4事件密切相关,是值得探讨的。我怕加重胡大姐忧心于老程的病情,尽量要把话岔开,便问起老程去看望儿子的情况。他要儿子回来报效祖国,儿子劝他留下,还要把胡阿姨接去自由世界共享晚年的天伦之乐。至于在外见到的老上级老战友等等,老程回来之后像泄了气的皮球说得很少很少。

晚饭时,老程终于回家来了。看得出他故作精神地跟我们打招呼,坐下来就说:“想不到真的开枪了”,“还不相信吗?”胡诃反问着。他说:“不,想起我那小子不回来,要我也不回来,说我不记取教训。幸好他没回来,要不又是个什么下场?”

“你就是执迷不悟嘛,不吸取教训。回来做啥子?爱你的国?爱出癌症了,天天还要去爱。”胡大姐抓住机会数落起来。“回来爱我的老婆子噻。”老程一句玩笑把大家逗乐了。他继读着:“唉,这次事件是1957年的一个轮回,也是一次升级。不知还要有多少次前扑后继的轮回,才走得出这个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怪圈,真正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哪你回来,是要共同奋斗?”胡诃插上话。他吃得很少,独自走到窗台前仰望夜空无语,好一阵才说:“一言难尽呵,在民主国家,今天赞成民主党投它的票,明天我觉得共和党好也行。可是自从有了两个阵营以来,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你朝那一边迈出了-步,就跟射出去的箭一样无法回头。”这时,我们都意识到自已不仅生活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度里,并且被笼罩在一个邪恶阵营的重重阴影里。深深地沉默了。

晚餐后,老程显得十分疲倦,似有许多纠结困惑难以启齿,不愿多谈。我住在郊区,便提前告辞了。劝他积极治病,留得青山在,爱国也不迟。他点头,我表示要再耒。但是,我失言了,那时打电话难,更无手机。杂务缠身大约数月之后,我万分歉疚地再去过-次.

(四)

那天他-个人在家,说胡甫林去为他的病四处寻医问药要找到什么祖传秘方偏方的,他诡秘小声地跟我说:“我这个老婆子,莫看她有时候凶神恶煞的,可心地善良,心里火热呵。”屋里只有我俩个男人对男人的谈话,一下子又像回到了当年在阁楼上的感觉。坐在沙发上,他喝着咖啡,我坚持还是喝茶。当然,这光景远胜于沦落中我们在一起舐伤口、发牢骚、说废话的无奈状态。

而且他特别兴奋,面容神色颇佳。我认为他的病情大有好转,大有希望。大胆无忌甚至有些放肆地又谈起赴美之行,为啥不听儿子的劝?

他谈起在美的多次聚会上,多半是曾经在-起编队抗击日本零式飞机的战友。有的在内战和朝战之中牺牲了,他显得十分沉重。听见他们的遗霜和几女们讲述失去亲人的悲伤,以及他们滞留在大陆的老少亲友遭到的凌辱和折磨,被拷打追问,甚至弄去劳改,令他寝食难安。他说,好像句句话都是在控诉他-样。凡有战友墓碑的地方,他都去一一悼念。他的眼神凝滞了,停下来,呷了一口咖啡。

随后,谈及战友们回忆并肩战斗的往事,个个兴奋不已。但大家深为感叹的,是二战中打败了纳粹德国,却壮大了邪恶的苏联;我们赶走了日本鬼子,却造就了一个在大陆上更加暴虐无道的中国共产党。帮助北韩入侵南韩,破坏和平,搞得全世界都不安宁。大陆百姓从此生活在水深火之中,被屠杀、饿死的中国人成千上万。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摧毁文化,践踏文物,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这时,有位仁兄冷不防地委宛地说:“跟魔鬼一起作恶造孽,也会下地狱的。”我立即争辫:“现在不是正在改变吗?”

“我并不怕下地狱,怕的是-错再错。几天几夜都在考虑,也是希望:共产党会改邪归正的。不过我知道自由世界再怎么自由,也不会对一个投奔过共党的人轻易接纳。因此,决心回国。我要从改革开放中去弥补过失,减轻良心负担,亡羊朴牢嘛。

但是,6·4天安门的屠杀,东欧易帜,苏修崩溃,历史的现实越来越证明我真的错了。历史无法重写,人生只有一次。“室内寂静下来,仿佛听见了他颤悸的心跳。

沉寂中我想到长眠在鲜朝荒山野岭里的战友们,是否也有一块墓碑?国内连名字都没有公布过,究竟牺牲了多少人也没有一个说法。

便讲到有个同学的同学,受重伤昏迷不醒,战友们仓皇撤退中只把他埋在枯枝败叶里。被联军发现后,把他抬到战俘营。伤养好了,他就搞串连,像在渣滓洞作地下斗争那样。文娱晚会上,他唱京剧《四郎探母》鼓动回国。

当然他是坚决要求回国的,受到了祖国人民鼓锣打鼓热烈的欢迎,住在宾馆里。处处都有欢呼庆祝的大红标语:热烈欢迎祖国的忠诚儿女胜利归来!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看见窗外从屋顶上齐展展落地的白底黑字大标语,却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彻底交待,重新做人”、“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等。他彻底坦白交待过自已在俘虏营里的一切思想与活动,包括他怎样串联,跟敌人作斗争。仍被开除团籍,军籍,押解回乡。

至今在一个生产队里挑大粪,而且是那个队里的专职挑粪人。战友找到他,他不知汉魏。有幸躲过了文革中被斗争被打死的可能性,但是人傻了。

老程听后,情绪有些缓和,讲起他在国外知道的真相。北朝鲜是在斯大林怂恿之下,先发制人,跨过三八线入侵南韩,打到釜山快把南韩赶下海去了。由于美国的呼吁,联合国才组成16国联军反击,从海上用军舰运兵到仁川登陆,向北方推进。

当时,内战尚未结束。毛泽东却野心勃勃,想趁此为社会主义阵营捞个头功,讨好斯大林。他力排众议,搬出“唇亡齿寒”,盅惑中国人去跟联军打仗,以人海战术去对付机械化部队,其结果可想而知。联军牺牲五万多,早已有名有姓公诸于世,而我们国内谎话连篇,隐瞒一切。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大吹特吹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

据国外估算中国志愿军死亡、伤残、饿死、冻死的近七、八十万。至于南北朝鲜的军人和无辜死伤的老百姓更无计其数。挑起这场不义之战的代价,就是无数生灵的毁灭,人类遭受的又一次浩劫。

尽管我也曾听到过只言片语的传闻,但经他来龙去脉的疏理,让人如梦初醒。在一阵长长的沉默之中,我们各自品味着咖啡和清茶。多年来蓄积在自己心中的,对这场非正义战争的印象,我实在忍不住也大放了一次厥词:

战争就是一个部轰隆作响的绞肉机,当你在怆惶奔窜中踩过横七竖八软的硬的尸体时。你会感到,你的战友,你的敌人,都是爹妈所生的儿女,有血有肉有灵魂活鲜鲜的人。倏然之间,却成了一堆堆绞出来血肉模糊的战争祭品。

而战争,却是那个独夫民贼个人野心冲动中重重挥下的-击拳头。每个战役只是指挥员在地图上划的一个圈,打下的一个点,那里便成为战争机器开足马力的屠宰场,生命的黑洞。世界上有无数个家庭留下终生的痛苦,老母的期盼,妻儿的泪水,以及成千上万襁褓里的孤儿。

当年我们就充当着这个绞肉机上的钢齿獠牙,吞噬生命,摧残人类。而且是我们跑到别人的国土上去“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算哪门子事呵?举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正义与光荣,所谓“雄赳赳,气昂昂‘”地去制造死亡,去拼命!去作孽!

我们谈了很多,胡大姐还没回来。老程下厨弄出-份从国外带回的意大利“通心粉”给我吃,我觉得很有象征意义,这-天我们谈得很畅快。但是,这次交谈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

数月后,噩耗传来,我立即赶到情报所。胡大姐坐在缠扎着青纱的遗像面前,动都不动,也不招呼我。很久很久,才说:“癌细胞转移到他的肝和肺上去了,痛得打滚,争扎几天几夜,不喊爹不叫娘,嘴里只是反复念叨一句话:‘我对不起世界人民!’啥意思?”

廿十余年,我无言以对。

*

近日,读到1951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谴责共产党中国为在韩国的侵略者”的决议。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则是恶名远扬的侵略军,令我惊讶,让我惶然。谁能为自己要承担侵略者遗臭万年的罪孽而无动于衷?

隐然间,我似乎也明白了老程弥留之际的呓语。本想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却在助纣为虐,残害人民,捣乱世界。他为人生的一次再次的错误选择,深感内疚与痛苦。从谎言中醒来时,一切良知未灭的人都会为自已犯下的过错,羞愧、忏悔。

在临界地狱与天堂之前,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良心自谴的呐喊。

2012.10.在医院

《自由写作》第90期【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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