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发财:中国人的精神内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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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发财

熟悉汪建辉的朋友每当问起他,老汪最近在忙什么,汪建辉总会语调坚定地说,我在写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十年前假设有人这样问,汪建辉可能会作如是说,十年之后如果还有人这样问,我估计他还得这样说。

《中国地图》讲述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1949年后在共产党中国令人唏嘘的颠沛经历:在土改、镇反、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革、恢复高考、包产到户、严打、邓小平南巡、三个代表等历史符号背后,特务用自身行为构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个人史。长期被中共集权社会挤兑,始终处于身体隐匿和精神悬空状态下的“特务人”,历经精神炼狱的清洁与污浊,纯粹与卑劣,酣畅淋漓地被洋洋现有30万言凸显——这就是汪建辉曾经多年坚持并且反复修改、增补,俨然建立作家写作神话的《中国地图》长篇小说独立追求。

特务之所以成为特务,这与国军兵败大陆有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海,偏安一隅,旧时代的国家遗民,在所谓新中国被列为专政对象,从而失去了“前国家”对“后遗民”的庇护。1949年前后,特务在汪建辉的笔下,还只是个刚从省城完成学业,一返乡就看见亲生父亲被枪杀,而且还要他交纳子弹费的地主的儿子A.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A要给父亲复仇,所面临的复仇对象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体,而是庞大的始终以代表人民自居,历来都习惯于将伟大、光荣、正确的脂粉涂抹在自己脸上的用于意识形态维持的集权政府。

国军情报人员秘密地发展了A.A能走上潜伏特务的不归路,是因加入特务组织时曾宣誓“不怕牺牲,只为报仇雪恨”。在A的逻辑中,只要为国民党效力,杀父仇人中共遭到致命打击,父亲的冤屈就能得到彻底伸张。然而不幸的却是:成为特务的A非但没有实现替父报仇的念想,而且还被发展他的特务组织遗忘了。

特务风烛残年时走进公安局自首,请求共产党政府抓他,公开他的特务身份。特务请求中共的动因是:一生的奋斗努力、受到的委屈惊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时间一点一滴地化成了特务难以承受的生命虚无。

“我的心是一颗特务的心,我的身体是特务的身体,我这一生——50年来都在准备着为特务的事业献身。我每天想的都是立功、授奖、破坏、捣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是觉得自己潜伏的越深,觉得自己的作用会越大,份量越重。大特务总是在关键时刻跳出来,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才是潜伏的价值……”

结果却因特务从来都没接到过组织命令,传递出情报,参加过暗杀、爆炸、绑架、破坏,导致特务为父报仇的夙愿不仅付之东流,甚至连特务的身份至死也无法得到认可。那么我是谁?当这个特务生存考问被提出来时,特务试图通过向公安自首,从而完成特务身份的公开确认,并在临死前能够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赎。

但悲哀的却是,长期将革命作为意识形态作用世道人心,不断为自己的执政诉求裂隙添加合法性补丁的中共当轴,已用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对毛时代开创的革命理论进行了颠覆,有关的国民党特务案的破获,显然已经无法兴奋大陆公安的神经。故而特务的供词被视为笑谈,不能列为证据,因此被遣送出狱,当特务不惜杀死接其出狱的情人兰花花再次为特务身份进行举证时,最终还是只能以普通刑事犯罪来接受中共审判。

汪建辉在追问特务存在的个体意义时,除了对中国人生命的轻与重,在共产党中国植根历史土壤的米兰昆德拉哲学思考,还对昆德拉哲学进行了作家批判:特务复仇的夙愿之重,在姓名指称与身份行为的变更中,实现了从A到J的数字转换,可没有明确方向又不断滚滚疯跑的历史之车,却将特务一次又一次地碾压出局。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中共时代,特务的精神与肉体俨然像羽毛一样悬在中国上空,无法落地。因此所谓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脱离了政治媚俗的沉重人生因为拒绝生命之轻,最终还是轻偌片羽。

卷成圆棍状的“中国地图”是一个象征,作为地图本身它标明了特务颠沛潜伏一生的所到之处;作为小说指向,“地图”不需理由地将“红色中国”插入特务肛门,并直接地控制了特务身心灵个体历史细节的全部。作为《中国地图》的核心意象,“地图”还寓意着无论是特务或者还是“中国人”,在中共浮出政治污泥的历史泡沫中,无论入局与出局,都因人的身份无法获得国家认可,从而无法打破地图构成的监禁与奴役。

作为极富小说寓言品质丰富性的《中国地图》,在承接1949年以前中国人经历的身体内战的历史之源时,通过汪建辉对这部厚重之书的不断完成,小说还对1949年后中国人的精神内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文学表达。

特务潜伏成路人,面对国军的残酷拷打,因基于潜伏的需要,不便表露身份而甘愿承受自家人折磨;特务潜伏成流浪汉被一老者收养,因基于潜伏的需要,担心身份被养父识破后不惜割断亲情毅然逃亡;特务潜伏成厂长,因基于潜伏的需要,轻松将参与公私合营的老资本家推倒摔死;特务潜伏成极左份子,因基于潜伏的需要,见狱友胡风对毛泽东像默默流泪向管教诬陷胡风恶毒咒骂毛;特务潜伏成对敌残忍的革命者,被有司派往台湾执行任务,因基于潜伏的需要,放弃脱离苦海的良机再次潜回大陆;特务潜伏成拾垃圾者,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万元户,为保管垃圾一样的大量中共文件,基于潜伏的需要,特务沦为沿街乞讨者……

每次潜伏,出于自我保护的职业目的,特务都会自觉变更身份与名字,但在从A到J的潜伏过程中,特务的本我与他我,又随时随地地处于源自生命个体的互相博弈的精神内战状态。在是非观念,经验常识,人之荣辱的读者阅读中,有血有肉的特务人物内心,都有他我与本我的残酷冲突,但冲突的结果往往又被特务为了替父亲报仇就要好好潜伏,争取十年磨一剑,一剑断咽喉——干出惊天动地之举的特务乌托邦所战胜。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地图》作为汪建辉的心血之作,因在中共大陆无法获得出版,出于对书报审查机制的抗议,他反行其道,的确已把这部长篇小说写作增补了大约十年之久。随着他对作品的不断丰富,小说对国人精神内战的揭示也更触目惊心。因此,我相信已经超越常规写作意义的《中国地图》,在中共大陆无法获准出版前,汪建辉还能一如继往地写作下去,直到事关国人生命苛酷的这部精神内战之书能被读者顺利读到为止。因为只有这样,汪建辉的写作神话在中国独立文学中的作用与意义才有卓尔不群的更大彰显。

(汪建辉所著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增订版将于2013年在台北出版)

《自由写作》第90期【评论·影评·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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