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白鹿原》:革命之乱(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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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鹿子霖从“外面”回来,在众人的困惑与不解之中,率先宣告了白鹿原的革命。虽说也是白鹿原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但鹿子霖实际上是个流氓,好色鬼。按小说原作中的叙述,在白鹿原上的沟沟岔岔里,他的私生子有三四十个。流氓是传统社会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对传统的正统秩序构成挑战。但这种挑战有其限度,或者说在一般情况下,风险是可控的。在白鹿原上,鹿子霖不时挑战族长白嘉轩的权威,但这种挑战尽快让当事人不快,却总是在某个相当熟悉的框架内。

流氓造反的最高级版本,是改朝换代,但这也不新鲜。小说故事,戏曲秦腔,说的都是这些。正是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氛围中,当白嘉轩听说连皇帝都没有了时,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新皇帝是谁,年号叫什么?

不过这一回来的,是让人陌生又困惑的革命。但不管怎么说,借着革命的东风,鹿子霖抢先一步,剪了辫子,成了乡约。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白嘉轩作为族长,是白鹿原上的绝对权威。但在此之后,鹿子霖成为白鹿原政治领域的掌权者,改变了以往的权力秩序。对白鹿原上的人而言,这一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看得让人眼花。但这只是开了一个头,好戏还在后头。

革命首先所带来的,是一连串的震惊。震惊之余,是更多更重的赋税,这让人不爽。在传统社会,统治者过于严苛的赋税征收,有可能导致民众的坚决反抗。因此这一次,当白鹿原上的人面对过重的负担时,他们又一次扛起锄头、铁叉等农具,带着不要命的豪情,坚决反抗统治者征收过多的粮食。这些敢于反抗统治者不义之举的人,在传统社会中间,他们被尊为英雄。这一道义上的荣誉感,支撑着像鹿三这样的反抗者,以致连命都可以不要。乡土社会中的暴力抗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因为无节制的暴力,使整个社会陷入崩溃;但一般而言,小规模暴力抗争的持续存在,在一个没有完备制度保障公民权的地方,维持了一种最低意义上的正义。这种正义,在现代社会,或许的确不值得赞美;但它在传统社会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一种脆弱的秩序。

激进革命者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当他在激进革命之后、革命意志消退之时,如何面对更为激进的革命者的革命要求。老子革命的基本后果,是将儿子培养为一个革命的接班人。但问题在于,革命的基本逻辑在于,是一代新人换旧人;转换到中国的上下文中,就是儿子打老子。白鹿原上的革命第一人鹿子霖,最大的革命成果,就是将自己的儿子鹿兆鹏送进新学堂,成就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就是这个作为革命者的鹿兆鹏,在一九二六年组织的农会斗争中,差点让他老爹鹿子霖丢了命。

影片《白鹿原》中的鹿兆鹏,因为是早期共产党员,有一个比较光辉的形象。不过,因为大陆观众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删节版,因此,导演在原作中如何处理这一人物,就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有条件谈论的了。但即使基于目前这个阉割版,关于鹿兆鹏这一人物,仍可说几句。

大致说来,鹿兆鹏与他老爹鹿子霖相比,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者。早期革命者的基本素养,是有胆量在人群聚集之地,高喊革命口号。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在革命之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妇女;但在儿子巴维尔被捕,经历过革命的风雨之后,成为一名革命的“宣传员”。在革命者那里,向普通民众宣扬革命的道理,类似于宗教徒传播福音。从这个角度看,革命在其根本的性质上,的确是个洋玩意儿。

鹿兆鹏担任白鹿原第一任初级小学校校长,承担起一个启蒙者的教育责任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革命者对启蒙思想的理解,基本上是传统式的。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启蒙就是教小孩子认字读书,是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教化。在这种关系中,启蒙者是绝对的权威,被启蒙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在康德那里,启蒙的要义是要敢于认识,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支撑这一观念的,是作为个体之人的自主性。但自主性的生成,是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自发生长的结果。而动用革命的强制手段,只能扼杀人之自主性,制造新的恐怖和绝对权威。

革命者看重教育,因此有教育救国论。白鹿原上的革命者鹿兆鹏开口便讲:中国之希望,乃至白鹿原之未来,在于教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革命者看重教育,但并不视教育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而是视教育为工具。在鹿兆鹏这样的革命者看来,国家具有绝对的神圣性,为了中国,牺牲个人乃至家庭、家族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而革命者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有时是以丧失个体或小共同体为代价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革命风潮席卷白鹿原之前,白鹿原上的人更多热爱的,就是生死与共的白鹿原。这在影片中亦有表现。兵匪杨排长一队人在白鹿原征粮不得,气愤之下,将一老人枪毙。老人在死之前不说中国如何,而只是说:白鹿原是个好地方,你把我杀了,你也拿不去。但即使在革命者中间,像鹿兆鹏这样的人,其实亦相当少见,且有理想化或曰美化的成分在。更多的革命者,其实正是像鹿子霖、黑娃、田小娥这类人。

对黑娃这样的底层革命者而言,最具诱惑性的口号,是有饭吃,有女人肏,且能获得有限的身份认可。具体到他的现实境遇中,就是能和田小娥——这个众人眼中的烂货进祠堂成亲,踏踏实实过日子。但当他的卑微愿望无实现之可能时,鹿兆鹏就依事说理,向他鼓吹苏联共产党如何让所有穷人都变富了,且主张恋爱、婚姻自由等等。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革命风潮涌入古老的白鹿原,性格倔强的黑娃,即使对白嘉轩有所不满,也不敢张狂到敢砸祠堂的地步。因为在黑娃的精神世界里,祠堂是传统社会中精神秩序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神圣的意味。小说中的黑娃,就在当过土匪之后,携妻回乡祭祖,在精神上回归传统秩序。这一情节的设置,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但在革命宣传的鼓动下,黑娃的人生轨迹,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九二六年成立农会之后,雄心勃勃的革命者鹿兆鹏扬言,要在白鹿原搅起一场风搅雪。而作为革命参与者的黑娃,更是带着无产者的满腔仇恨,鼓动“群众”开铡斩人。而在此之前,黑娃在个人问题上,已有不同意见。这在黑娃和白嘉轩的对话中,有清楚的显示:

白嘉轩:进祠堂的事不能急,最好是由你爸出面操办,才比较合个礼仪章程。

黑娃:我是给我娶媳妇,不是给我爸娶媳妇呢。

白嘉轩:你就是给你娶媳妇,那也是娶你爸门下的儿媳妇,对不对?

在这一对话中,白嘉轩是传统观念的代表者,尊重家长制的权威,尊重礼仪章程,维护传统的秩序。而黑娃呢,在相当的程度上,已具有了个体的观念,因此他才说:我是给我娶媳妇,不是给我爸娶媳妇。但在白嘉轩的眼中,黑娃尚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人物之间在观念上的冲突,构成了影片叙事的内在张力,如果从思想的角度看,这也是最值得捉摸的地方。黑娃在闹革命之后,先是带人砸祠堂,以泄心头之恨。在当了土匪之后,他又到白家打劫,戳坏了白嘉轩的腰杆。因为白嘉轩的家长权威,让童年时代的黑娃,即受到极大的压抑。他为此怀恨在心。

革命是外来的。鹿子霖看到儿子鹿兆鹏成了一个共产党,几次后悔地说,不该让其到县城读新书。革命之后,没了皇帝,但白鹿原上的人们,却陷入更深的灾难。国民党的税多,交不起粮的农民,就成了土匪、兵痞。影片中的杨排长说:我以前,也是个种庄稼的,就是交不起这官粮,才跑出来吃粮当兵的。但这样一来,那些普通的庄稼人,就得承受来自几个方面的欺凌和压榨。革命所带来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失序。人们的精神家园,也在激荡的革命风潮中,全面崩塌。景凯旋认为,整部《白鹿原》所要说的,就是民间社会的一曲挽歌。

对白鹿原的人来说,几乎与革命同时到来的,是外乡女人田小娥。这个女人的到来,为一团乱麻的白鹿原,更添了一层乱。因此即使在其死后,仍要充当替罪羊的角色,为白鹿原上的瘟疫负责。这个面容俊俏的外乡女人,一来到白鹿原,就先在白鹿原男人们的裤裆里制造了一场革命。在此之前,她因为寂寞,勾引年青的长工黑娃。来到白鹿原后,先是被鹿子霖逼奸。后来在鹿子霖的教唆下,勾引新族长白孝文,但在打过几次交道后,反又可怜起这个“无能”的男人来。即使像狗蛋这样的傻子,也为其所吸引。

关于田小娥这个女人形象的塑造,陈忠实有自己的考虑:“官办的县志不惜工本记载贞妇烈女的代号和事例,民间历久不衰传播的却是荡妇淫娃的故事……这个民族的面皮和内心的分裂由来已久。”正因为有这样的思考,作家在塑造这一人物时,有意无意间赞美田小娥那依乎本能的爱。这有点儿不真实。在小说中间,基本上尚算合理,但到了电影中间,已显得做作和夸张。

不过,从白鹿原人对待田小娥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封闭性。一个外乡女人,就意味着来路不正,因此在道德上是可疑的。白嘉轩对此有相当的敏感性,因此指派鹿三外出打探。但打探的结果,首先对作为打探者的鹿三,构成极大的羞辱。这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的老好人,他所看重和顾全的,是他作为长工的本分,和一个穷人的尊严。当他得知真相后,回家面对黑娃和田小娥,他咆哮着指控道:你两个在郭家塬作下的孽,全滋水川都摇了铃了,走到哪,都叫人家把我的脸都屁股戳呢。就是这个感到了极大羞辱的人,最终亲自动手杀人,在终结了田小娥的生命之后不久,亦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关于《白鹿原》一书的写作,作家陈忠实曾言:“……王朝的更迭并不一定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因为历史不仅是人物和事件,更是一个社会中人的心理秩序的脉搏、脉象和异变。一个王朝延续多长时间,这是历史学家要还原的东西。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注的是一个历史事件对于人的精神心理层面产生的影响。我就是想把我能感受到的、理解到的关乎我们这个民族自封建体制解体以后一直到共和国成立的精神历程告诉给读者。”这样的考虑,我们不仅在阅读小说时有所感受,即使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也在另一种形式上有所领悟。

电影版《白鹿原》因为种种原因,招来骂声一片。但如果从历史或思想的角度看,仍可能有所收获。毕竟,普通观众对历史的理解,在许多时候,相当片面甚至错误。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所带来,不是光明和自由,而是传统秩序的全面瓦解,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混乱和血泪。在影片快结束的地方,疯了的鹿子霖骂道:没一个好song!这是对混乱与黑暗的诅咒。而当我们看完影片,面对百年以来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一难题时,或许今天的我们,仍如影片结尾处的白嘉轩一样,在风尘和烟雾中一脸困惑。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自由写作》第90期【评论·影评·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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