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泊:偷越国境抗美援越(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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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泊

文化革命初期兴起过大串联,不用买车票不用带饭钱就能走遍全中国。只是苦了火车,连小小的厕所里都要挤十几个人,行里架上座位底下也都塞满了,把不少洗手池和行里架都压坏了。1966年的十二月份,我就是坐这样的火车从乌鲁木齐到了昆明。那时的火车跑得慢,连着坐了好几天,把脚都坐肿了。为的是到云南看看那神奇的地方。

在兰州到宝鸡的那段路上我遇到一个昆明人,给我讲了许多云南稀奇古怪的事,讲了少数民族的奇事轶闻,讲了云南的十八怪,讲了支持越南抗美援越的中国部队,讲了在云南的缅甸共产党的部队。他越讲我越好奇,等到我们俩在宝鸡分手的时候,我已经下了去云南转一圈的决心了。

从白雪皑皑的戈壁滩乍一来到满目葱绿的云南,一切都挺新鲜。我先是按火车上那个昆明人的说法见识了一下云南十八怪,像青菜叫苦菜、粑粑叫耳块、警察叫茅差、鸡蛋串着卖、养猪吊起来、脑袋上戴个导弹发射台、萝卜当做水果卖等等。而像那十八岁的姑娘喊老太、背着孩子谈恋爱、两个蚊子炒盘菜之类的怪,就得再深入到边远地区才能见到。

从地图上看,昆明离越南也就是三四百公里,我为什么不去越南呢?我最崇拜的人是古巴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还有小说《牛虻》里的列瓦雷士,都是丛越国境搞革命的英雄人物。于是我就觉得机会就在眼前了,一定要抓住。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时候偷越国境到越南要求参加抗美援越战争的有那么一小批人。结果却大都和初衷相去甚远。大部分人都被抓住后送回了中国,有些人还被越南人给揍了一顿。实现愿望最顺利的大约要数一个姓谢的,是当时的装甲兵副司令的儿子。他偷越国境后碰上了咱们中国的高射炮部队,估计是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他被允许留在部队了,也有说法是周恩来批准的。没多久美国飞机来轰炸,他被炸死了。据说他当时是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民族精神,死后被封了个烈士,埋在了他牺牲的地方。估计到79年中国对越战争时也会被挖出来扔掉。

地图表明从昆明到越南最好是从河口过境。因为从昆明有火车到河口,而河口和越南的老街只隔着一条河。如果从两边的金平县屏边县等地方越境,没有界河,也许过境的时候会容易些,但那些地方不通火车,和外面很少交流,外地人去了比较显眼,闹不好还没到国界就会有麻烦。所以我决定从河口越境。

昆明到河口是窄轨铁路小火车,是解放前法国人修的,白天行车夜里停,第二天晚上才能到河口县。中转站是开远县。火车在崇山峻岭中像老牛一样吭吭哧哧盘旋了两天,让我真正理解了云南十八怪之一的“火车没有汽车快”。

河口县很小,人也很少。县城的街道似乎只是从北面来的公路的延伸。但那儿抗美援越的中国士兵却不少,都穿着空军那样的蓝色的军装,看样子就像自己染的,都没有领章帽徽。我应当四处转转,看看哪些地方适合偷越国境。

河口县城建在两条河流交汇的三角地带上。西面是南北走向的红河,在到达河口县以前中国人叫它元江。越南的果柳和河口县隔河相望,在河口的西面。河口县城南面是南溪河,隔河就是越南的老街。在中国一侧,沿南溪河从屏边苗族自治县延伸过来一条公路,通过河口到老街的桥到老街。桥是公路铁路桥,桥北面挂着中国国旗,南面是越南国旗。除了早晨晚上开放关口的时间以外,平时桥上没一个人。

南溪河是条标准的石头山里的河,被山洪冲得岸很陡,看起来大约有十来米高。河面很窄,也就是二十米左右。从河的宽度来看是比较容易偷渡,但河水很急,而且北岸就是中国居民的房子,南面是越南居民的房子;再加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开过来的火车(货车),看起来不易偷渡。

而红河则像一条平原地带的河流。虽然比南溪河宽得多,它中国一侧的河岸却是平坦的沙土,是缓伸入河里的。河对岸越南那边虽说是峭壁,但远远看去像是土质的,不像南溪河那样是石头岸。而且峭壁上绿油油的,像是爬满了藤子,没人,估计上岸时不会遇到太大麻烦。再从环境上看,从红河东岸到河口最边缘的房子大约二三百米的距离,还稀稀拉拉地长着一片片的芭蕉树丛。一到夜里到处都是黑乎乎的,便于隐蔽。别说是一个人了,就是一头象从这儿游到越南也不会有人注意,因为这儿一到晚上根本就没人出没。所以我决定游过红河去越南。于是在67年1月5号晚上大约十二点的时候,我悄悄来到了红河岸边。云南的冬天虽说不太冷,但一月份的晚上早晨还是要穿棉衣的。我脱得只剩一个裤头,把叠整齐的衣服和一个装着食品的书包放在一起,外面用昨天买的塑料布一层层地包成一个方块,外面用绳子一道道地绑紧,估计不会渗进去水了,这才留个绳头,斜绑到了我的肩膀上。

我抱着塑料包走到水边,伸脚试了试,似乎感觉不到水有多凉,我的注意力都放到岸上了。我看到河对岸是黑乎乎山崖一样的岸,黑乎乎的一片中有几点黄黄的灯光,似乎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原想着要游泳过去,没想到靠近河岸的河底斜度不大,一直往前走了十几步水还没埋到膝盖,我就放心大胆地往前走了起来。一不注意河底就陡了起来,猛一下我就歪进了水里。就像冬泳一样,凉水猛一激,激得我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就呛了一口水,呛得我咳嗽起来。挣扎了一会儿适应了,我才对着对岸的灯光找准了方向,向正西方游了过去。

南溪河在河口县城南面跟元江汇合后就也成了红河,再往南走几百米就有座桥东西向横跨在红河上。桥西岸是果(谷)柳,东岸是老街。按我的计划,下河以后河水会把我往南冲,我往西游,合成方向是西南,应当在到达大桥以前在果柳上岸,然后我再伺机过桥去老街。没想到水流的速度太快,只见前方黑黑的岸像火车窗外的风景一样往后跑,果柳大桥上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我只有大喘着气拼命往前游。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果柳桥前后二三百米的范围里上岸,因为我早已经观察过了,桥上东西两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卫兵值班。

还算不错,刚到红河和南溪河的交汇处我就靠近了西岸。看到前面有块黑乎乎像岩石一样的东西,我猛地一窜,手抓住了一根藤子,就停住了。抓着藤子爬了上去,再把塑料包也拉上去,才发现我爬到了桌子一样大小的一块硬土质的平台上,往西一蹦就能抓住岸边悬崖上垂下来的藤子。如果错过这个平台再往下冲,下面几百米或是上千米都是悬崖,那就不容易上岸了。我暗自庆幸。

把塑料包打开,原想着包得紧紧的渗不进去水,却没想到已经湿了一大半。所幸的是棉衣只湿了后背的下半部分,别的地方还都是干的。我赶快擦干身子穿上衣服,还没穿好,只见一道亮光射了过来,把我的眼睛闪了一下。我被越南人发现了吗?心里猛一惊,赶忙往前面一扑就趴了下去。但亮光闪了一下就改变了方向。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辆汽车从老街去果柳在桥头处转弯,汽车的大灯光射了过来。我放心了,把书包整理好,把没用了的塑料布扔到河里,就转身抓住藤子开始往上爬。

岸虽然不算低,但因为长满了藤子,还挺好爬。就像在学校里爬绳梯一样,没一会儿就爬到了悬崖上面。上面是平地,但却长满了野草,粗壮茂密得像甘庶林似的。大部分草都比我还高,我只能在草缝里钻来钻去。那些草的叶子宽得几乎有一巴掌那么宽,边缘部分就跟锯齿似的,顺着摸没事,倒着摸就能像锯一样把手掌锯个口子,估计衣服也划了不少口子。我一直不知道那种草的名字,直到多年后有位参加了79年自卫反击战的转业兵分到我们单位,我才知道那种能把人的手掌划烂的草叫芭茅草。

后来我觉得一直在草缝里钻来钻去也不是事,想起了我还带了把小折刀,就把刀掏出来,蹲下去一根根地割了起来。芭茅草虽说长得像甘庶那样粗那样高,却没甘庶那么硬,还是跟草一样容易被割断。就这样,十来米的路让我连割带挤走了半个多小时,总算是走出了这片“甘庶林”。从黑暗的草丛中走出来后眼前是月光下的平地,似乎还长满了低矮的小草。走两步试试,虽说软软的有些异样的感觉,却不像“甘庶林”那样挡住路不好走,我不禁松了口气。

没想到才走了几步,忽然眼前又是一黑,我掉进了一个不太深的洞里。糟了,难道这儿还有陷井?越南人的革命警惕性可真高,连中越边界都防范得这么严,把对付美国鬼子的招数都用上了,这下我算完了。然而静了一会觉得没什么动静。再从上到下摸摸自己,没发现有疼痛负伤的地方,看来陷井里没并没有报纸上说的带毒的尖剌。往上看看,透过一个人头大小的小洞,能看到天上的星星。似乎这个陷井还没一个人深,这算什么陷井嘛。

想起我还带了一只打火机,就掏出来打着了火四下观察。哦,不是陷井,是废弃的战壕。由于长时间不用,战壕上面悬空长满了藤子。时间长了,藤子和藤子结在一起,就把战壕给盖住了,就像在战壕上面铺了张厚厚的草垫子一样。刚才我觉得脚下软软的,就是踩到藤子铺成的垫子上了。但这层垫子有的地方比较薄,载不动人,就把我给漏了下来。

搞清楚了情况,我提起来的心就又放了下去。往外爬了两次都滑了下来,都是因为上面的“草垫子”太厚,钻不出去。这让我又想起了小折刀,用对付芭茅草的办法再来一遍。但藤子的梗太硬,比芭茅草难对付多了。于是我就又换了个办法,把打火机拿出来打着了,顺着战壕向着西北方向爬了过去。大约弯弯曲曲地爬了有二三十米,地势升了上去。再摸摸试试,果然是出口。我就出来了。

出口西面不远处就是一排黄色的房子,从第一个窗户往外射出微弱的灯光。我悄悄走到窗户外面往里看了看,里面是一个越南兵坐在桌子前面看书,就蹑手蹑脚绕了过去。昨天我已经观察过了,绕过这排房子前面就是公路。这条公路通往果柳大桥,桥西侧就是老街。按地图上标的方向,从老街一直往南走就是河内。

公路上没灯没人没车,四周都是黑乎乎的。但公路的颜色比两边草丛的浅一些,泛着朦胧的灰白色,我就沿着这灰白色往桥的方向走。没走多大会儿就看到桥了,但也看到桥头有个背着枪的越南兵来回走着。周围还是没一个人,估计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如果现在就过桥,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如果那哨兵随便问我一句,我这个不会越南话的偷渡客不就露馅了吗?不行,现在不能过桥,得等到有人过桥的时候我才能混过去。

四下转转,看到离桥不太远的地方像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个棚子,虽说一面露天,其余三面却都是竹子编成的墙,也能遮风,我就走到里面凑了个角落坐了下来。我背靠竹墙,把两腿蜷在胸前缩成一团,尽量扯着棉衣盖住腿。棉衣湿了半截,小风从竹子缝里吹进来,把我冻得直打哆嗦。想到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何况这个“外”还是越南呢。凑和吧。

迷迷糊糊等到大约四点多(是我估计的),听到公路上有了人走和说话的声音,我就从棚子里出来了。看到公路上有两个越南人挑着担子走了过来,估计他们像咱们中国农民一样是去赶早集,我就先隐在黑影里,等他们走过去后我就跟了过去,距离他们俩约二三十米。到了桥头,那两个越南农民跟桥头上的哨兵说了几句话,估计是相互问候。我顿时紧张起来了:如果那个哨也照章办理,冲我来两句,我该怎么办?灵机一动,我吹起了口哨,吹的是越南歌曲《解放南方》,大步走了过去。

和那哨兵并排的时候,那兵果然也对我说了句什么,估计也就是问候的话。幸亏我吹着口哨占着嘴,就笑着冲他摆了摆手,一边更响亮地吹着口哨,走了过去。桥那端老街的哨兵大概比较懒,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就大难不死般地下了桥,背上却出了不少冷汗。

过了桥就是老街市了,我得去寻找铁路。老街虽说是个市,大小也就跟咱们的一个小穷县的县城差不多。天还没大亮,街上行人不多,我就瞎转着找铁路。但因为越南所有的房子好象看起来都一个样,一直没找着哪儿是车站。找不车站就找不着铁路,找不着铁路我就没法顺着铁路往南走到河内。眼见天快亮了,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就我这一身中国人的打扮和中国北方人的身架,估计要不了多久我就会被越南人认出不是他们的同胞。正急着,忽听得由远及近的卟哧卟哧的火车声,不禁猛一高兴,赶忙顺着火车响声的方向走过去。这才发现了车站,乘客们也开始出站了。于是我没转两圈就找着了铁路,顺着铁路我就往远离城市的方向走了出去。

等天色大亮的时候我已经远离了老街市。看到铁路上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白石头碑,上面刻着HanoiXXkm,看来我得走300多公里才能到河内。按我行进的速度,估计需要走一个星期左右。

在河口的时候我买了二十包云片糕,正好装了一书包,按我的想法是每天吃两顿饭,节约闹革命每次吃两包,算起来一书包的食品只够我吃五天。即使路上还能找着些芭蕉木薯之类的东西充饥,估计也难撑上一个星期,怎么办?管它呢,走一步说一步吧。

越南的铁路跟昆明到河口的一样,都法国人修的窄轨铁路。不同的是中国境内枕木下面的石头是暗红色的,越南境内的石头则是白色的。我原想走在枕木上,但一步跨三根枕木觉得步子太大,吃力;一步跨两根枕木又觉得距离太小,得跟花旦似的迈小碎步。石头下面就是高高的路基,路基下面就是稻田,我只有走在石头上,把脚底板硌得生疼。身边有时会走过去一两个越南农民,都是光着脚丫子在石头上健步如飞。那叉开的五个粗壮的脚趾就像是橡皮做的,一点儿都不怕疼,真羡慕他们。他们看到我时一般都会多看几眼,但连脚步都不放慢一下。而我到此时总是故伎重演,照例是眼睛盯住铁路吹口哨,照例是吹《解放南方》。倒还顺利,没遇上麻烦。

就这样,我走过了到越南后的第一天。看看路碑,我这一天才走了30多公里。就这我还是没敢休息,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躲在路边的稻田里坐一会儿。我发现在枕木上经常能见到农民们晒的木薯干,就捡了一些,在吃饭的时候就着云糕吃下去,感觉还行。于是我就尽量多吃木薯干,渴了就喝路边稻田里的水。我尽量捡着稻田里没牛粪的地方喝水,眼不见心不烦。其实,哪片稻田里能没牛粪呢?

下午我觉得脚底板有些难受,脱了鞋一看,打了几个泡。这下子我就蔫了,前面还有二百多公里的路,我怎么走下去呢?但又不能停下,只能一跛一拐地继续走。但我很纳闷:我走的是铁路,为什么一直没见一辆火车呢?后来想到也许火车怕美国飞机轰炸,白天不敢走,只敢夜里走。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正好能浑水摸鱼。

这么一想,脚底板也不那么疼了,走得也快了些。就这样,快到天黑的时候,在离铁路不太远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像是废弃了的草棚子。走近看看,似乎近一段时间没人使用过。我决定今天就在这儿过夜,同时也验证一下火车到底是什么时候开的。

果然,天黑了以后大约有一个小时,从北面传来了卟哧卟哧的火车声。估计这列火车是从老街方向开来的,天亮时就能到达河内。我赶忙跑到铁路边上,在火车经过时候看到它不像中国的火车那样亮着剌眼的车灯,把前方几百米的铁路照得跟白昼一样。它过来的时候只能见到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连同后面的车廂里都是黑灯瞎火的。这一下我就放了心,明天只要找到一个小火车站呆到天黑,等火车来了混上去就行了,一夜就能到河内。

从那列客车过去了以后,铁路就忙了起来,一夜起码过了十几辆火车。每当火车经过的时候我都要去看看,折腾得我这一夜只迷糊了不到一个小时。天亮以后我继续往南走,打算走到最近的一个车站后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到天黑以后混上往河内开的火车。

走到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我又躲到路旁稻田的草丛里吃饭。吃饭的时候看到背心有些脏,就在稻田里洗了一下。吃完饭以后还要继续赶路,我就折了两根树枝,用稻秧绑成十字架,把背心挑上去边走边晃,好让它干得快些。

才走了十几分钟,对面走过来一个越南人,盯着我的背心看了一会儿就匆匆走了过去。这一路上我已经见过不少越南人了,所以我并没在意。但没过一会儿就听到身后有人大声喊叫,扭头一看,看到一个掂着步枪的越南人大喊着冲我跑来,一边跑还一边拉枪栓。我马上意识到麻烦来了,就停住脚步等那人。他跑到我面前后指着我的背心厉声说了几句话,像是问我背心的事。我晃了晃背心,用手做了个煽风的手势,意思是这样可以让风吹干我的背心。这一下他知道我不懂越南话了,就上前一步一把将我的背心扯了下来,极不友好地甩到我的怀里。然后用枪口往北边一指,大喊道:“越离,越离!”虽然我不会说越南话,那意思我却很明白,是让我按他枪口指的方向走,往回走。语言不通,我只能照办。他端着枪走在我后面,枪口对着我。

我一面走着,一边想为什么他要抓我呢?我已经见过那么多越南人了,连越南兵都见过了,从来没遇到过什么麻烦呀……哦,我猛然想起来了,背心,都怨我那件该死的背心!越南正处于战争状态,在铁路上摇晃白色的背心,有一点儿警惕性的越南人都会怀疑这是不是在给美国飞机打信号,打信号的人可能是特务,这不是引着别人来抓人吗?唉呀,又不憨又不傻,看过那么多小说电影,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小儿科错误呢?想到这儿我后悔莫及,不由自主地使劲用拳头狠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身后的越南人还以为我要采取什么行动,赶忙大喝一声,用枪口捣了一下我的腰眼。我苦笑一声,摇了摇头,按他的意思办吧。

往回走了大约有十几分钟,就到了一个像是咱们中国的村委会的地方。来了一位掂着一把五四手枪的大胡子当主审,一个能结结巴巴说云南话的小个子当翻译,就问起了我的情况。我如实回答,并把不太干的背心拿出来做证明。大胡了摸了摸,果然还是潮的。大概他觉得我的回答还合情合理,就对着那几个人晃着背心说笑起来。那几个人大概也觉得我的行动挺可笑,就都大笑起来,气氛就不严肃。

虽然那个翻译的中国话说得相当糟糕,却也让大家明白了我偷越国境是为着支援他们抗美援越的。但他们是种地的农民,这种事情是轮不着他们处理的。而且那翻译的水平也太差,没法让我们往更深处交谈,问完了我来越南的经过和目的就没话了。后来那个大胡子也许是觉得我干坐着太没意思,就指了一下身后的床,把手放在耳边做了个睡觉的姿式;又指了一下把我抓来的那个越南人手里的枪,意思是你老老实实地给我睡觉,不然的话就可能挨枪子,就出去了。那个拿枪的人也跟着走了出去并关上了门。从门缝里我看到他找了个树阴坐了下来,我无法可想,就睡了。

等我被他们叫起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个人给我端来了一碗米饭和一盆菜。饭是碎玉米和大米混在一起蒸的二米饭,菜是青菜,有点儿像包菜。吃了一天的云片糕和木薯片,嘴里老觉得有股子甜咕哝哝的味道。就跟几辈子没吃过饭似的,这简单的饭吃着还挺香。吃完了饭那个翻译就让我跟他走,走到一个小火车站买了票,火车来了就让我跟他上了车。从方向上看,估计是要把我往老街送。果然,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下了车,是老街车站。

在火车上我一个劲地懊悔,因为车上一直是黑洞洞的,不管上车下车坐车都没人查票。如果我忍一天不洗背心,到现在我已经在去河内的火车上了,明天不就到河内了吗?而现在,又往回走了。

出了老街车站就顺着公路往南走,一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公路的叉道通进了一个小山窝里。山窝里有个大院子,院子的墙大约有四五米高,上面有电网,门口还有当兵的站岗,看样子像是个监狱。到门口后翻译对岗哨说了几句,岗哨拿起电话报告了一下,马上就出来一个穿制服戴盔式帽的人把我们带了进去。从肩膀上的肩章上看,他应当是个当官的。进去后翻译跟他办手续,他叫了两个兵,用手势命令我脱得只剩一个裤头,里里外外地把我搜了一遍,把我的打火机刀子都挑了出来,连同皮带一起放进了一个抽屉里。然后把衣服往我怀里一撂,打个手势让我跟他出去。没走多远就是监号,打开门就把我推了进去。

监号大约一米半宽,两米长。里面有一张固定的木床,旁边是一个散发着剌鼻气味的桶,是尿桶。我正打量着房间,送我进来的那个兵打着手势命令我穿好衣服,我照办了。他又做手势我躺到床上,然后他抓着我的双脚,这时我才看到床的一头钉有一条厚厚的木板,木板上面有两个一拳宽的凹坑。他把我的两个脚脖子放进那两个凹抗里,掂过来一条两头有眼的长木板和一把大锁,看样子是要把木板压上去再用锁锁上。本来我还是逆来顺受地让他们随便折腾我,这会就忍不住了。我猛一使劲蹦了下来,大叫:“我是来帮你们打美帝的,不是犯人!”我一喊,那个兵也喊了起来,一边抱着我往床上按。我听不懂他喊什么,只是拚命反抗,我们俩就拧成了一团。

我们俩的喊声大了些,把那个当官的引来了。那当官的把我身上的兵拉了起来,对他说了几句。那当兵的一声不吭,掂着那块木板和铁锁低着头走了。“我是来帮你们打美帝的,你们不能像对待犯人那样对待我……”我冲他大声喊道,完全忘了他不懂中国话。我一边喊一边往外走,他伸手拦住了我:“不得,不得……”估计就是不行的意思吧。说着他就退出去关上了门,在外面锁上了。我又喊了一阵子,还是没人理我。就只有睡觉了。

出师不利前景不妙,再加上天太冷,这一夜我几乎没能睡着。第二天大约八点多的时候,那个官把我叫了出去,让我跟他走了好长时间,来到一间竹篱芭围起来的院子里。院里有三间竹子编的茅屋,进去后看到里面有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像是办公室。看来越南可真够穷的,公安厅的办公室还是茅草屋。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绿裙子的女兵,脖子上戴了条金项链。说实话,当时可真让我开了眼界。因为自我记事以来就没见过谁戴过金项链,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时候,项链戒指都属于地主资本家的专用品,扔都扔不及呢,谁还敢戴。真没想到越南的革命军人还敢戴金戒指。

又来了一个男军官,坐下后就一个一个地问问题,由那个女兵当翻译。问题中自然有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等例行要问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问我来越南后都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和将来想干什么。我都一一如实回答了。等他们觉得没什么可问的了,就给我照照片按指头印。然后就又把我带回去了。

回到监狱一样的院子里后又来了两个军官,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继续审问。问的还是老问题,不同的是这次问过以后他们俩都报了自己的姓。个子高的那位姓黎,是位翻译,军衔是上士。黎上士戴了个粗大的金戒指,长得瘦骨伶仃的,高颧骨凹眼窝厚嘴唇,无精打彩的一副戒毒所里的瘾君子相。主审我的军官姓陶,是个中尉,矮矮壮壮的,看起来十分精悍。陶中尉把过去的问题又重复问了一遍后又问我有什么要求,包括长远和现在的要求。

我说我来越南是为着支援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想留下来抗美援越。陶中尉说他很赞赏我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但又要批评我偷越国境的错误。并说按照我们两国交往惯例,像我这样偷越国境的人一定要被送回中国。我一听就急了,大声说你们越南人的南方你们去解放,我来帮你们解放自己的国土,来支援世界革命,难道还错了吗?

陶中尉看我态度不好,就阴沉了脸,说我们越南的事情有我们越南人自己解决。你就是想来支援越南革命,也应当通过组织嘛。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地乱跑,只会把事情办坏。是不允许的。

我更急了,说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人,不也是自己跑到中国支援中国革命的吗?不也没经过组织批准吗?

话一说出来黎上士就愣了,瞪直了眼睛半张着嘴,好一会儿才问白求恩是谁。他一问,倒把我也问愣了。中国的报纸杂志上说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中国人更是天天都要学“老三篇”,学得我以为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对白求恩张思德他们耳熟能详了呢。却没想到身处反帝斗争第一线的越南革命战士竟然不知道白求恩是何许人也!我只有摇着头把白求恩的故事讲了一遍,着重说明我是在白求恩精神感召下来到越南支援他们反帝斗争的。

没想到等黎上士把我的话翻译完了以后,陶中尉却说他不认识什么白求恩。而且白求恩去的是中国,你们中国人愿意让他留下来,我们越南人管不着。但我们越南人不需要你这样没组织性纪律性的人来帮我们搞革命。按规矩,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我看他是横了心,就也横了心,把右手的中指放进嘴里咬掉了块皮,伸出左手把桌子上的白纸抢过来张,写上了“坚决要求留在越南支援越南革命”几个血字,放到了他们俩面前。陶中尉愣了好一会儿才把那张纸递给黎中士,黎上士把我写的血书的意思给他翻译了,他们俩就讨论了起来。看样子还挺热烈。讨论了一阵子后黎上士对我说他们已经被我的决心感动了。但他们做不了主,得请示上级领导。并说让我放心,他们一定会把我的决心如实汇报给上级。

这么一来,我们就没了敌对情绪,大家的脸色都温和了。黎上士问我还有什么眼前的要求,我就要求他们一是别把我再像刑事犯一样关在小黑屋里,二是夜里太冷,希望能给条被子之类的东西。陶中尉说这好办,从今天起就让我住在旁边这间屋子里。但一定要注意:活动范围只限于这排房子和它前面的小花园,超出这个范围就要受惩罚。又说等一会儿就有人给我送条毯子,如果还觉得冷,还可以再给一条。说完又瞎扯了几句,他们俩就走了。

他们一走,就有个当兵的把旁边的那间房子打开了。里面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过了一会儿又给我送来了两条毯子,这间房子就成了我的新住所。

这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大院由一道墙一隔为二。东边是一排排的监号,我昨天夜里住过的那间小黑屋就在那边,看样子等待判刑的犯人都送在那边。墙西边有我现在住的一排四间房子。从东往西第一间像是接见室兼提审室;第二间就是我住的屋子;第三间锁着,像是仓库;第四间像是犯人的医务室,傍晚的时候经常有犯人来这间屋子要药抹碘酒红汞。这排房前是一个小花园。再往前是一个像是教室大竹棚子,再往前就是一排排住的小竹棚子。估计是已经判过刑正在劳改的犯人住的地方。他们每天都要到监狱大院外四周的小山包上劳动,上下工都要从我住的那排房子的后面小路上走过。几天后有些熟了,下工后常有些会几句中国的话的人借去医务室为名来跟我攀谈。负责给我送饭的戴盔式帽的年轻人,穿一身没领章的军装,像是当兵的犯了法,进了监狱后又被公安人员指定为犯人头头的。只要他一来,别的犯人就会像学生见了老师那样噤若寒蝉。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阿明,也许是阿敏或是嗯敏嗳。听不清。

大概因为越南穷,不管犯人还是干部每天都只吃两顿饭。饭是碎玉米和大米掺半蒸的二米饭。据说是为优待我还单独给我做饭,一般都是像黄瓜一样的瓜片用鱼油熬熟,放些盐就是我的菜,一股子腥味。但阿明送来饭菜后总爱指着菜翘起大拇指说:“OK,OK.”似乎很眼红。但我让他吃时,他又不吃。

以后陶中尉和黎上士还一起来过几次,来了都是闲聊一会儿就走了。我好几次问他们上级研究得怎么样了?陶中尉总是说别急别急上级很慎重。陶中尉只会几句中国话,还能说几句英语和俄语,我们俩就是用这种杂烩语言进行交谈。记得有次他曾对我说:“基打依,罗西亚,越南,德鲁斯巴(中国,苏联,越南,友谊)。”用拳头一砸桌面:“US”意思是中国和苏联和越南联合起来打美国。我摇摇头,说:“基打依越南德鲁斯巴,基打依,罗西亚,Against.”比了个对立斗争的手势。意思是中国和越南友好,但中国和苏联是敌对的。陶中尉赶忙摆起了手,用越南话连说:“烘越特,烘越特(不知道,不知道)……”

那时中国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正搞得轰轰烈烈,而苏联人也在援助越南,越南人从两方面都得到好处,自然是两方都不愿意得罪,所以我说中国和苏联正在斗争他就说不知道。其实他肯定知道,只是不愿意表态罢了。

黎上士来得比较勤,这是因为我们俩说话用不着翻译。他说他的中国话是在昆明学的,学了两年,能说一口昆明普通话。他还给我拿了一本越南小学生的中文课本,(就像中国和苏联关系好的时候中国的中学开俄语一样,当时越南的小学也开汉语课)教我学越南话。作为回报,我给他讲了不少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像“红卫兵”破“四旧”啦、把地富反坏右都赶到农村啦、把老干部揪出来游街啦、大串联坐火车不买票等等,把他听得目瞪口呆。他还跟我学了些中国歌曲,他最喜欢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每当我远远地听到女人一样的尖嗓子唱“哎……红得好象,红得好象燃烧的火……”时,我就知道他又来找我聊天了。由于我看到他们对态度都挺好,就觉得将来一定能跟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

后来我发现黎上士在我这儿时经常左顾右盼,原因是犯人们上下工都要从我窗户后面的小路经过,他常注视他们。我发现他最留意的是,一个留披肩发的年轻女犯人,有时还扔下我出去找那个女犯人说话。但那个小女人总是不多说话,半天说不了一个字,脸上还常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不用说,那女人长得不错。

而陶中尉他们不来时,我天天没事可干。因为想到我会留在越南战斗,没事了我就学学越文。学烦了就搬把椅子坐到花园里晒太阳或是看蚂蚁上树打架。

二十多天后的一天晚饭后,天已经快黑了,我还坐在花园里不想回屋,看到两个女犯人走了过来。其中的一位是个老婆子,跟在她身后的就是那个披肩发的年轻女犯人。她们走近了后,老婆子说:“龙吉(同志),多大年纪啊?”这话是边境地区的云南话。我回答十九岁了。他说:“十九岁?龙吉好高大哟!”其实我并不高大,因为越南个头普遍都低,就显得我高大了。这时她身后的年青女人拉了拉她,说了些什么。老婆子就指着那小女人对我说:“她也十九岁哟。”又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估计她所会说的中国话都已经说尽了,就又重复了一句:“她也是十九岁哟……”对小女人说了句什么,就微笑着嘟嘟囔囔地走了。

看老婆子走远了,小女人笑着比划着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只有连说烘越特烘越特(不懂不懂)。她做了个失望的表情,往前又走了两步,再张嘴想说些什么时,学习的铃声响了。她遗憾地甩了一下手,摇了摇头,扭身走了。

她们学习的地方就是花园那面的大竹棚子。远远地我看到学习的时候经常往我这面看,但却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觉,被敲窗户的声音给叫醒了。起身一看,那个小女人在窗户外面正冲我笑呢。看到我看她,她便指了指窗台,扭头跑了。我走到窗户前面,看到外面窗台上放着一面长方形的小镜子,镜子上面放着一朵红色的小花。镜子大约有一寸半宽、两寸长。很厚,大约有小拇指头那么厚。我不知道她送我这镜子是什么意思,拿起来再坐到床上时便有些想入非非。但这儿是越南的监狱呀,不是小说里描写的那些浪曼的地方。她想干什么呢?以后呢?……

等阿明给我送饭的时候,我拿出小镜子让他看,意思是想让他给我参谋参谋。没想到他一看到镜子眼就直了,一把将镜子抢了过去,用手比了个披肩发的样子,疑问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比划的谁,就点了点头。他就有些急了,赶忙把桌子上的中文课本拿起来翻。翻了几页后,他指着几个越南字上面的中国字让我看。我看到那两个汉字是“良心”,就说:“良心,念良心。”他点点头,指着我的胸口说:“你,良心。”又比了个披肩发的样子,说:“她(肯定是她),不良心。不良心。”我不知道他说的良心不良心的具体含义,就说:“烘越特,烘越特。”他又急着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后来他看我们俩没法交流,忽然间就跑了出去。跑到门口时他把手里的镜子冲着我扬了一下,意思是他拿走了。我知道他是要去报告公安,有些恼他,却又无法追他。只能庆幸自己还没傻到底,没把那朵小花让他看。

过了一会儿,黎上士来了,身后跟着哈巴狗一样的阿明。黎上士满脸笑容,把镜子举到我面前问:“是她给你的?”我生气地点了点头。他不理会我的表情,还是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别生气嘛。你不了解这儿的情况,可不能上她的当呀。”我问:“她怎么了?”黎上士说:“她的事,你就别问了,反正她不是好人。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想留在越南打仗,就得听我们的。”这可是关键问题,我脸上立刻就没气可生了。看我没了敌意,黎上士就详细地询问了小女人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俩交往的过程和细节。然后说:“记住:你要是想留在我们越南,以后就坚决不能再理她了。”说完就带着阿明走了。

他们走后,我在花园里胡思乱想了好长时间。看到一行三人从墙那边走了过来,前面是那个小女人,后面是黎上士,最后面是阿明。走到第一间房门口,黎上士一指门,阿明赶忙上前开了门让小女人进去,黎上士也跟了进去。阿明就像个哨兵离门有十来米远的地方走过来走过去。我瞪圆了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他就是不看我。

房间里传出黎上士高一声低一声的训斥声,过了一会儿声音就低了。又过了一会儿,房间里传出了小女人的哭声,阿明便赶忙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趴在房门边上听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阿明像是听到里面的人将要出来了,赶忙跑回原处,又像个哨兵一样来回走了起来。不一会儿门开了,黎上士一边戴他的盔式帽,一边走了出来,出来后高举双手,伸了个舒舒服服的大懒腰,走了。

看到黎上士的身影刚在墙角处消失,阿明便急忙跑进了那间屋子。马上就听到两个人小声吵了起来,然后“啪”的一声响亮,听着像是打耳光的声音,接着阿明便飞快地跑了出来。衣冠不整的小女人追到门口,看到阿明已经跑远了,就站住了,低下头把衣服扣子重新扣好,然后低着头慢慢地走了出来。走到花园那边和我平行的时候看到了我,便冲我低声喊了几句什么,像是在骂人。我想分辨几句,但想到她听不懂中国话,就没吭声。她看我呆呆地看着她,便弯下腰从地上拨起一株带泥的花扔了过来,正砸在我脸上。然后摇摇头,走了。

晚上快天黑的时候,陶中尉和黎上士来了,说我现在住的地方不合适,要给我换个地方住,让我收拾好所有的东西跟他们走。我想这肯定是个好兆头,因为将来要让我留在越南跟他们一块儿打仗了,再住在这监狱里就不合适了。所以我挺高兴。

出了大门,看到门口停着一辆苏联造嘎斯69吉普车,车里除司机外还有个当兵的坐在后排座上。陶中尉让我上车,黎上士跟着我上了车。然后陶中尉坐到了司机身边,黎上士和那个当兵的一左一右挟住了我,汽车便在漆黑的山间小道上飞跑起来。我顿时觉得不妙了。

汽车跑了好长时间,最后停在了一座大桥边。我仔细一看,对面不就是河口吗?这就是连接河口和老街的好座桥。我气虎虎地问陶中尉:你们为什么要骗我?陶中尉通过黎上士对我说:因为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所以我们要尊重你们国家的意愿。你们国家让我们把你给送回去,我们就只能把你送回去。

既然已经到了这地步,再说什么也没用了,陶中尉和黎上士就一左一右把我押上了大桥。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我问陶中尉叫什么名字?陶中尉让黎上士告诉我:他叫越南民主共和国。

到了河口公安局后,他们要我写个检查并保证不再偷越国境。我交了检查后他们就给了我一张车票,让我回郑州了。

不知道老街的那座监狱在1979年的对越战争中被战火毁掉没有。如果它还存在,而且我住过的那间小黑屋还没粉刷过的话,那墙上还应当刻着当年我胡诌的一段顺口溜: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见老胡(胡志明)非好汉,行程不到两万。

《自由写作》第91期【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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