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光绪之死与大清国接班人(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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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

一、光绪命案

1908年11月14、15日,大清国两日两丧。头一天,光绪皇帝死了,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死了。二人的死亡时间相隔不到22小时,38岁的壮年皇帝刚好比73岁的老太后早死一天。如此蹊跷可怪之事,为两百多年满清所仅见。在光绪帝死前三天,病势危重的太后老佛爷在卧榻上“临危定策”,已把皇帝的身后事有条不紊安排妥当。而“定策”的这一天,“临危”的只是太后,皇帝并无重症急病。太后何以预知皇帝将比她提前归天?是天意巧合,还是蓄意人为?

相继死去的这两人可都是清国领导集体的“核心”。光绪帝是国家元首兼新政偶像,慈禧太后是实际统治中国达半世纪之久的最高掌权者。皇帝固然只是个傀儡,但仍然是个重要角色。作为新政偶像,他名不虚传、货真价实:不仅西方列强对光绪帝素有好感,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党更将他视为千古难觅的“圣主明君”、立宪君主的不二人选。就是一般百姓,也大都对这位被囚禁的皇帝心存爱戴——三年后的保路风潮,人们还抬着光绪的灵位、高举“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予商办”的先帝“最高指示”而上街“闹事”。让我们假设一下,若光绪能比慈禧多活个一年半载,哪怕就象明朝的泰昌帝,只比他的父皇万历帝多活一个月,这大清帝国的后来晚景,或许就能大不一样?这几乎是一定的。

长期以来,光绪帝的死因没有定论,一直有正常病死和下药毒杀两种说法。病死一说是主流观点,有《光绪脉案》、《德宗实录》等官方档案为证。但这些文书均能作伪,未可尽信。毒杀一说流传甚广,却多为推测与谣传,并无可靠的证据。如《崇陵传信录》、《清稗类钞》、《国闻备乘》、《瀛台泣血记》、《慈禧外传》、《花随人圣庵摭忆》、《我的前半生》等著作便直指光绪帝被谋杀。这些著作者大都是熟悉清宫内情之人,被他们指控的谋杀嫌疑犯有慈禧太后、袁世凯、李莲英、隆裕皇后与小德张等人。

《崇陵传信录》说,慈禧病重时得太监密报,说光绪“面有喜色”。太后勃然大怒道:“我不能先尔死!”启功曾经回忆,他的曾祖礼部尚书溥良曾亲眼看见“垂死的老佛爷赏给万岁爷一碗‘塌喇’(酸奶)”,不久后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即宣布皇帝驾崩。光绪帝临死前三天为其诊过病的屈桂庭医生、当时的太医院正堂张仲元医生,也都曾说光绪死因可疑,定非善终。这些记述没有证据效力,但大约都是可信的。康有为、梁启超曾坚称袁世凯为弑君罪魁,并以此撺掇摄政王载沣诛袁。末帝溥仪也说光绪帝是服食了袁世凯“进药”后死去。康梁与溥仪的说法有意气论事的成分,且不无对仇人袁世凯挟嫌陷害的恶意,并不可信。清宫太监所写《清宫琐谈》则怀疑光绪是被饿死的,据该书,光绪死前身边6名太监有2人已经饿死,剩下4人与光绪帝均食不果腹、饥肠辘辘。

直到一百年后的2008年,这宗清宫最大疑案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侦机关和科研部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还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共同破解了光绪死因之谜。他们通过对光绪帝的头发、衣物、遗骨进行中子活化实验,并与隆裕皇后及同时期一草料官的头发进行对比分析,终于得出了“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定论。这一结论来得太晚了些,除了专业的清史研究者,国人对那位可悲可怜的皇帝已经没有什么兴趣。在当今中国,岂止是光绪,便是赵紫阳,又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这个号称最有历史感的民族啊!不过,光绪命案至此也并未告破,是谁毒杀了光绪,此中阴谋与罪恶已为无情的岁月所湮灭,或将永远成谜。

但无论如何,慈禧太后总归是光绪命案第一疑凶。光绪不是平常人物,宫廷也不是寻常地点,在那深宫禁地,面对那位身体孱弱却身份特殊、处境悲苦却前程远大的高贵囚徒,纵有杀人动机者,未必有作案的条件,纵有作案条件者,未必有弑君的胆量,而三者皆备者,实所剩无几。袁世凯是可以排除嫌疑的,因为清宫档案未见袁“进药”的记录,即使真有所谓“进药”,以光绪帝对袁世凯的憎恨,除非使人强灌,疑心甚重的皇帝必不肯服。李莲英似无作案动机,虽然光绪讨厌他,但这位为人乖巧、处事伶俐的太监总管与光绪帝并无殊死仇怨,相反倒有着从幼年培养起来的私人感情(注:戊戌政变后慈禧杀了与光绪帝亲近的5名太监,从此宫人因怕慈禧忌讳而纷纷疏远慢待光绪,唯有恃宠无畏的李莲英能给予光绪帝难得的照顾与关怀。从西安回銮后光绪帝曾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隆裕皇后倒是确有参与谋杀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注:隆裕一向为光绪所厌恶,她应该更乐意当未来的风光太后而非寂寞皇后。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诗》中说,在光绪死前数日,隆裕皇后赶走了照料光绪的瑾妃,亲自守护在侧。时任御史兼起居注官员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发现皇帝不知何时已经断气并向慈禧报告的人正是隆裕皇后本人),但隆裕恐怕也不是谋杀的主谋。若无姑妈兼公婆慈禧太后的谋杀指令,在不能确信太后次日必死的情况下(注:太后患痢疾数月,此病病程很长),隆裕皇后断无自作主张杀夫弑君的胆量与勇气。所以,命案的主谋与罪魁,大概也只能是慈禧太后。

在那草木皆兵警戒森严的宫廷深处,在那三面环水无旨莫入的命案现场,在权力秩序仍然有条不紊的情况下,除了至尊至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本人,其他任何人想要杀死光绪真是谈何容易。关键问题在于,那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谋杀,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作案之前不但要选好凶手、定好时机,更要提前确定皇位的继承人、安排好未来的政治格局;作案之后也不仅要伪造现场瞒人耳目、篡改档案消除异议,还要处置万一谋杀泄密所引起的严重政治后果。谁有资格、有能力去做这些事呢?太后之外,其他人纵使有心屠龙,怕也力所难为。犯此滔天大案而不被慈禧众多的耳目眼线所察觉与揭发,是不大可能的。

二、政治母子

这个女人不简单:政变里手,权谋行家;心思细密,手段老辣;施恩如霖,发威如虎;识才善用、驭人有术;名为太后,实则女皇。自卑、抑郁、胆怯、懦弱的光绪皇帝根本就不是慈禧的对手。若以思想、见识、才气而论,慈禧原不过是个末流人物。刚主政的时候,一篇百多字的谕旨能写出十几个错别字来。但若以权术与手腕而论,慈禧无疑是超一流的高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一流人物也只能甘拜下风。

但慈禧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她的致命弱点。她权力再大、威望再高,所依仗的终究是她对儿皇帝的天然掌控,而不是她的高超权术。前者是体,后者为用。她不过是替天行道、代子掌权罢了。从宗法理论上讲,她手上的一切权力根本就不属于她,而只能属于皇帝。这与今日所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不是一回事。“人民”是个可闻不可见的政治幻象,皇帝却真身不二、所在唯一。从技术层面看,操纵一个活生生的皇帝远比操纵抽象的“人民”复杂和困难得多。所以,维持慈禧的最高权力需要以下条件:其一,一个幼不更事的小皇帝;或其二,一个胆小怕事的弱皇帝。没有条件就得创造条件,这注定了太后与皇帝之间将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政治母子关系。或者说,政治关系必定要压倒母子关系。曾经是母子,渐渐成政敌,只能这么走下去。在男权社会,凡女主当朝,总脱不开这个规律。吕雉和武曌,也都是这么走下来的。

有慈禧在,光绪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皇帝。在一般情况下,他也只是最高权力的第一顺序接班人而已。正如有邓小平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总书记。对最高权力的酷爱损害了慈禧的心智和感情,更损害了她的家庭、朝廷和国家。为了持久而成功地掌权,她必须要做一个失败的母亲。这是她自找的。她的教子之道以讥讽、呵斥、打骂为主,使得前后两任皇帝几乎丧失了为人处事的自信和独立思考的本领,或多或少都有些性格怪诞、行事偏激。长大后又不乏青春期的狂躁与叛逆,时而象个冒失鬼,时而象个窝囊废。亲生儿子同治帝和她格格不入,侄子兼养子光绪帝则成了她晚年最大的仇敌。

光绪亲政十年,何尝真正掌过一天大权。一则慈禧太霸道,二则光绪没主意,其实二者合二为一。慈禧舍不得权是真的,放不下心也是真的。在太后的遥控和监管之下,光绪帝一大半的精力倒要用在赴颐和园早请示晚汇报的奔波和应对之中。光绪对慈禧也有其独特的消极反抗方式,就是相见时做出一副死相,让太后郁闷、窝心。他的政治自由似乎仅此而已。而太后则对无能亦无趣的皇帝愈加鄙夷。这样的两宫互动,大概只能加剧光绪帝既怯懦又叛逆的病态性格。他表面上对慈禧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一遇批评则垂头丧气、自我否定,但内心里也有豪情满腔、宏图万里,故稍脱控制又急于自我表现,不免眼高手低、鲁莽冒失。这不是光绪的错,他的所有严重缺点,都是政治母子关系所塑造、所挤兑出来的。

三、权力与仇恨

甲午年光绪主战,慈禧原本也主战。光绪主战是爱国心切,慈禧主战是不了解小日本的底细。但慈禧变得快,光绪是死脑筋。结果战事一败涂地,国家遭殃,光绪丢脸。戊戌年光绪要变法,慈禧原本也要变法。所谓帝后之争并非维新与守旧的路线斗争,毋宁说是帝党与后党的权力斗争。但后党是一大群经验丰富、实权在握的政坛老将,帝党则是一小撮忧国忧民、好高骛远的幼稚书生。要知道,慈禧对变法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坚持满人领导,坚持太后专政。这两个条件不可能公然宣布,光绪和康梁未必透彻了解。结果,光绪帝急躁冒进,康有为狂妄偏执,帝党乱拳出击、不得要领,风风火火、一塌糊涂。慈禧后发制人,只三招两式,却打得又准又狠。

以前人们认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是袁世凯告密,但史料表明,是政变在先、告密在后。政变的起因大概有三: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军机四章京、“勾结”外人伊藤博文。此三者,光绪均未经提前请示,理所当然会被慈禧视为第二司令部夺权之举。其实,也确有夺权之意。在光绪帝而言,这是他亲政以来开天辟地头一遭,首次独立行使重大人事权与外交权。但光绪的动作太扎眼、太突兀。不明不白把一个部委班子连锅端掉,莫名其妙将军机处大权交给几个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低级官员把持,且欲引令人不安的日本名相加入权力中枢。原先支持改革的人大概也想不通,同情光绪的人也觉得太过分。可康有为还嫌皇帝做得不够,没有杀一批一二品大员,没有用“英勇通达之人”将“昏庸老迈之臣”尽数淘汰,没有用“制度局”、“懋勤殿”把旧机构旧衙门全数更替。光绪哪有这样的手法,哪有这样的能力?纸上谈兵的维新夺权可谓不知己、更不知彼,犯了兵家大忌。康党委实操之过急,夺权远未水到渠成。

改革派既触犯了慈禧,又触犯了众怒,让高官大僚人心惶惶。如此变法,不失败才是怪事。杨崇伊在《恭请太后训政密折》中指控光绪和康党“斥逐老臣”、“位置党羽”,并恐吓太后说,伊藤博文进京“将专政柄”。句句戳痛慈禧的心。慈禧在政变当日训斥光绪:“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可见,慈禧最敏感、最反对的并不是兴学堂、废八股、办实业、练新兵这些个具体的维新政策,而是光绪帝擅自行使人事任免权。若维新便要去旧臣、换新锐,将朝政收拢于皇帝与康党之手,那么她宁可国家倒霉、从此不再维新。这是她万万不能放心,更万万不能容忍的。

尽管袁世凯的告密不是戊戌政变的起因,却大大恶化了政变的后果。当慈禧得知康党竟有“围园劫后”的密谋,不由得咬牙切齿、恨怒交加。她大开杀戒,向帝党血腥报复。“六君子”被斩首,光绪被幽囚,光绪的亲信太监也通通被处死。“围园劫后”一直为康梁所否认,诬为袁世凯捏造的离间计。但事实上,袁世凯比康梁更诚实。此事确有其事,已为当事人毕永年的日记《诡谋直记》所证实(毕、袁二人不相识,无串供可能,二人日记可相印证)。不过,光绪帝未曾参与、亦未知晓此事。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对太后本无恶意,是要“诸同志妥速筹商”,想出一个既可以继续维新、“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好办法来。而康有为在海外大肆兜售的所谓“衣带诏”却将原诏“不致有拂圣意”篡改为“设法相救”,此实为陷皇帝于不义。康之所谓“保皇”,倒与欺君无异。慈禧多半是认定“围园劫后”是康党与光绪的串谋,之所以对“六君子”不审即杀,也是怕六人攀扯到光绪身上,无法体面收场。其实,若认真审一审,若搜到杨锐家里保存的“密诏”原件(此原件民国后由杨锐之子交还国家),光绪倒是可以洗脱忤逆不孝嫌疑的。

慈禧曾经怒骂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尔竟欲囚我于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由此可见,慈禧对光绪的态度从过去的不放心、不放权,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二人已经彻底翻脸,对光绪,作为母亲的慈禧凉了心,作为领袖的慈禧死了心,从此永无转圜的可能。这对政治母子,还如何相处得下去?

四、列强的干预救了光绪性命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有了废帝甚至杀帝之意。她竟然把“朕躬违和”、延请名医的消息诏告天下。宫中更传出谣言,说“皇上病势沉重,恐致不起”。满世界宣扬皇帝生病了,专制制度下哪有这么干的,皇上应该永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才对。这无非是要提前给臣民们打招呼,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这是废帝的前兆,也不妨理解为谋杀的铺垫。

可皇位变更是天大的事情。为了取得列强的谅解,慈禧亲切接见了各国公使夫人并赠送厚礼。但清室的非常之举仍引起了汉族疆臣反弹、西方列强干预。刘坤一、李鸿章(虽然光绪很不喜欢他)、张之洞是光绪皇位的维护者。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但除了荣禄之外,宗室王公和满人权贵大都赞成或默认废立。在当权的满人看来,光绪帝是个异数,偏信汉人和“洋鬼子”。慈禧倒并不特别在乎国内的争议,但她不能不忌惮列强的反应。她对公使夫人们的小恩小惠没起任何作用。各国对废立事态极其敏感,不断打听皇帝的消息,三番五次要求派洋医生给皇帝看病。结果,法国医生给出的诊断是“皇上无大病”,给了慈禧当头一棒。公使们明确表示,外国使臣是被派到光绪皇帝的宫廷当代表,而不是派给任何一个窃权篡位者的。用现在的官话来说,各国只承认光绪皇帝的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列强领袖英国公然照会清政府:“假如光绪皇帝在这种身体状况下不幸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中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与此同时,各国海军向北海节节移动,做好了应付中国朝局变乱的准备。

此时的两宫关系已如同噩梦。《十叶野闻》上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日军俘虏了一个太监,命他讲述两宫轶事。太监向日本军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京下雪了,慈禧太后赐给光绪皇帝一件狐皮大衣。她命令太监反复告诉皇帝“皮大衣的钮扣是金的,请万岁爷注意”。太监将这句话说了十数次。光绪愤然回答:“我知道了,你可归报太后:太后希望我自杀,但这是不可能的!”德龄女士在《瀛台泣血记》中回忆说,其实光绪很聪慧、很好学,有见识、也有情趣,“余见皇帝,亦有兴味,惟一至太后面前,则仪容肃默,或有时如一呆子;若一离开,俨然又是一人”。两宫关系对慈禧也是同样的折磨和煎熬,光绪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见到他就烦,想起他就愁;杀了怕祸国,留着怕祸己。

光绪帝的权力、自由、亲情、爱情均已丧失,生命且危在旦夕。这样的生活,其实生不如死。光绪帝最后十年的日程大致是这样安排的:他每天要早起向太后跪拜请安,然后匆匆忙忙赶到大殿跪迎太后,再与太后一同端坐在宝座之上,面无表情地扮演傀儡皇帝的角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如痴似癫,如聋似哑,象一具木偶。太后视之如粪土,大臣们也视他如无物。他是一枚橡皮图章,但慈禧的无上权力仍需加盖这枚图章才能名正言顺地行使。下朝之后,光绪帝拖着疲弱之躯,回到冷清的瀛台做他的本分囚徒,吃药,读书,修理钟表。他四顾凄凉,满腹酸楚。太监们对他颇含敌意,不无幸灾乐祸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在这个皇宫里,曾经有一个人,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胆敢公开顶撞太后。那是他的珍妃,也已经被太后监禁,庚子年逃难之前被扔到井里溺死。

但是,光绪的心还没有死,他知道时间在他这一边,他还有未来可期待。囚徒的生活反而使他的观察思考更成熟、更深刻、更透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光绪帝仍在默默地为立宪改良作知识上的准备。1908年1月内务府“呈进书籍档”有光绪朱笔所列书目40种,均是外国译著,包括:《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民法原论》、《政治泛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日本预备立宪》、《国债论》、《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法述义》、《自治论纂》、《宪法研究书》、《日本监狱法详解》、《万国国力比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新政史》、《欧洲财政史》、《理财新义》、《日本法制要旨》、《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等等。

光绪所不知道的是,在慈禧的既定方案里,他只有待罪等死的命,根本就没有未来可言。戊戌年他之所以侥幸不死、苟残其生,仅仅是由于“帝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正是洋人们狗拿耗子,才阻止了那场已经公然发动的宫廷谋杀。令人心酸的光绪帝啊!

五、接班人问题引发庚子国难

慈禧太后怀着对西方列强的满腔愤怒,只得饶光绪不死。退而求其次,她决定换一个皇帝,被相中的人选是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因为端王是愚蠢忠臣,溥儁是纨绔少年。光绪也将获得宽大处理:降封王公、安度余年。大学士徐桐建议封废帝光绪为“昏德王”。如果真按这一计划实施,那还真是光绪之福,他或许可以享天年、得善终。废立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放弃,据说是宠臣荣禄深夜叩宫哭谏,说服了慈禧。荣禄的理由无他,还是“怕外人不服”。

己亥年底(1900年1月),溥儁被立为大阿哥,此即“己亥建储”。已执掌总理衙门的端王通知各国使节“朝贺”,竟无一国响应。相反,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于三天后发出联合照会,对朝廷办理教案的上谕表示强烈抗议。该上谕指令各地“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西方国家认为上谕为入会的拳匪开脱,坚决要求清廷明令禁拳。不久意大利也加入了抗议,五国又陆续发出多份联合抗议。在此外交对峙期间,各国派出海军在中国海域示威。而在慈禧太后看来,列强挑这个时间点找岔生事,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要反对废立、声援光绪,借题发挥、意在保皇。这些混帐洋人真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

比慈禧更加痛恨洋人的是因建储而迅速坐大、权倾朝野的“大阿哥党”(或曰“太子党”):溥儁的父亲、叔伯、“帝师”们,以及与“准太上皇”保持高度一致的朝廷新宠们。端王载漪是太子党的核心,已窜升为事实上的帝国第二把手。其蒸蒸日上的地位有如文革时代的江青同志或林副统帅。在政治上、组织上追随端王的国家政要有载澜、载濂、载勋、载滢、刚毅、赵舒翘、徐桐、崇崎、毓贤、启秀等人。这些人相互攀援,能量很大,亦有如后来的“文革小组”。这同一拨人,也正好就是被列强所认定的庚子之战“祸首”。一场覆国大祸已万事俱备。只待义和团民串联至京展示“民心可恃”,这场由太后亲自发动、端王亲自指挥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就将席卷北京。

后世论者往往从义和团运动、围攻使馆、八国联军侵略、“两宫西狩”、《辛丑条约》等史实中只抓住了“爱国主义”、“卖国主义”、“帝国主义”三个关键词。更准确地说,那场国难的真正动因乃是“接班人问题”和因“接班人问题”而激化的“排外主义”。“排外主义”不是新鲜事物,本属于底层和边缘人群的愚民思维,只因一不小心搭上了“接班人问题”的豪华快车,才汹涌壮大成“扶清灭洋”的主流意识。急于废帝的慈禧太后和急于当太上皇的端王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先是召来了装神弄鬼、杀人放火的“朝廷赤子”,接着又召来了张牙舞爪、奸淫抢劫的八国联军。那愚昧与疯狂的场景,与六十六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好有一比:前者是接班人问题的攘外版,后者是接班人问题的内乱版。

六、疯狂朝廷中的理智之光:光绪帝与“五君子”

促使慈禧太后对各国悍然宣战的转折点,是端王伪造的一份列强“照会”,一份伪造得十分拙劣、却直戳慈禧伤口的照会。照会向大清国提出了四条无理要求:“一、由西方各国指明一地,让中国皇帝居住;二、由西方各国代替大清朝,收管各省钱粮;三、由西方各国代替大清朝,掌管天下兵马;四、西方各国勒令:圣母皇太后归政下台。”原本有几分精明、也有几分慎重的老佛爷被这份“照会”气昏了头脑,彻底丧心病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于是,一弱对十强的无厘头战争酝酿成熟。

那时候,比起满大街发飚的“义民”,京城的文武大员也强不到哪去。肉食者们也已经集体发了昏。除了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山东的袁世凯,偌大个清国官场,已剩不下几个明白人。荣禄算是一个明白人,但他宁愿假装犯混。由于端王的崛起,荣相的权力受到了排挤,荣禄明知大祸将起、后果难堪,但他眼下的首要任务,却是争做“紧跟”的忠臣。荣禄也是做过一些好事的,他一面“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另一方面也在细枝末节上做一些小小的补救,比如向使馆空地放炮、给洋人送米面蔬果,尽量减轻联军报复的后果。其时其人之地位与角色,酷似文革中的周恩来。那份假“照会”就是荣禄呈交给慈禧的,以他的广闻博识,没有理由不提前发现那“照会”为假。但为了不被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爱国灭洋运动所抛弃,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助纣为虐。后来也正是他荣大人又亲自发现了端王造假,运动来了放火,运动完了安定团结,荣禄一样也不耽误。

在那领袖昏乱、人民疯狂、国家危急的关键时刻,如木偶般呆板、如稚子般懦弱的光绪皇帝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可敬、最可贵的举动。决定开战的四次御前会议上,光绪一反常态,不再战战兢兢、装聋作哑。他不仅侃侃而谈,直言“断无与各国同时开衅之理”,且厉声斥责朝廷官员纵容暴徒、支持动乱,必将祸国殃民。无惧端王一党咄咄逼人的围攻,公然与心智昏乱的至尊太后针锋相对,这是形同废黜的光绪帝一生最为光彩夺目的时刻。在光绪帝的示范与带动之下,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君子”冒死进谏,直斥攻使馆、杀使节是“万国难容”的丑恶行径。情急之下,光绪帝竟走下龙位,与许景澄抱头痛哭。慈禧太后借机怒斥君臣二人“成何体统”。她不无惊奇地发现,经过了一年多的血腥清算,病歪歪、傻呆呆的光绪帝居然打而不倒。不仅康梁要保皇、洋鬼子要保皇,就连朝廷内部也冒出来几个不打自招的保皇派来。

后来,端王率一帮拳民闯宫,要“诛一龙”(注:义和团有一句爱国口号,叫“诛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指光绪,“二虎”是李鸿章、奕劻,此三人被指控为“洋鬼子的朋友”:“三百羊”则泛指包括妇孺在内的所有洋人),此事被太后及时阻止。之所以被阻止,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端王事先未向太后请示,让慈禧生了疑心;二是太后与端王共演此戏,以便让光绪明白自己的险境而自请退位(注:出事前一晚慈禧恰好摆道光绪所在的宁寿宫。若无慈禧在,光绪必难逃此劫,性命不保。戊戌政变后太后与皇帝同居一宫此为孤例。若非天意保皇,即是故意作戏)。而被太子党和“义民”诬为“汉奸”、“满奸”的许景澄等“五君子”,则在朝廷仓皇出逃之前被匆匆处死。虽然铁血的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五君子”才是真心不二的爱国者、有理有节的救国者。但慈禧不能宽容“五君子”,因为她绝不容许朝堂之内还有胆敢公开支持光绪的大臣在,即使他们的支持纯属理性赞同,与私交、党见、派性毫无瓜葛,也不可以。

后人多敬爱戊戌“六君子”而忽略了庚子“五君子”。借梁启超先生那支带着感情的巨笔,谭嗣同诸君早已名动天下、永垂不朽。人们或许认为,“六君子”为追求一个理想中国而死,“五君子”不过为避免一个悲惨中国而死,前者比后者更加豪迈、更有价值。但其实,在国难之前满朝昏聩、满城疯癫的肃杀氛围中,犹敢于发逆耳忠言、担“汉奸”罪名者,远比戊戌志士需要更多的胆识和勇气。其伟岸形像、其英雄气概,又何下于“六君子”!

庚子国变后,“祸首”端王被发配新疆,他的儿子溥儁从此也就与接班人无缘。丢尽面子的慈禧老佛爷又拾起了曾被她亲手抛弃的“变法”旗号,重新走上了光绪路线,而且比光绪走得更远。但这未能挽救光绪帝的悲惨命运,他终于在慈禧死前一天被砒霜毒杀。正如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共重又走上了赵紫阳的经济路线而且走得更远,赵紫阳本人却被软禁至死。

七、接班人问题之百年总结

行文至此,我若断言光绪命案、甚至大清国运与慈禧接班人的卡壳、难产相关,大概已不算太唐突。

光绪之死三年后,大清帝国覆亡,中国进入了民国、人民共和国。从理论上讲,人民选择政府,当然也就不该再有谁让谁接班、谁接谁的班这样的愚蠢话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袁世凯当上了可以无限连任的总统,却碰上了袁氏特色的接班人问题。虽然他想出了“金匮石室”那样古色古香的好法子,终归还是放心不下。古德诺博士的《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博士的《君宪救国论》一向为人诟病,因其为袁氏帝制自为张目。两位大学者的核心论点是:中国式共和恐怕解决不了接班人问题,一旦选举卡了壳、党派翻了脸,十之八九非演变成内乱不可。很不幸,他们的“错误言论”居然就言中了。袁世凯之后,国人学会了用枪杆子代替选票,挑选接班人。直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也还是绕不过去各自特色的接班人问题,而且还都屡试屡败、屡教不改。刘少奇打倒了,林彪摔死了,王洪文、江青、毛远新坐牢了,华国锋回家养老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也“都没有站住”。在我国境内,唯一成功消解了接班人问题的,竟是海峡对岸区区一隅之中华民国的“蒋总统经国先生”。

如今,光绪帝含冤去世已超过一百年,辛亥革命也快要迎来百岁纪念。要说中国政治有了很大的进步,怕也未必。在政坛后继者们的身上,我们往往还能看到慈禧或光绪的影子。一百多年来,那些坐在慈禧位子上遭遇慈禧难题、坐在光绪位子上遭遇光绪困境的人,也并不见得就有更好的办法、更好的结局。

2010-4-10

《自由写作》第92期【散文·随笔·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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