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汪:那一年,198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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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坐牢使我从“六四”的旁观者,成为了“六四”的直接介入者。这应该感谢不守信用的政府在承诺不“秋后算账”之后迅速地进行了拉网式的“秋后算账”,使我立即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在寂寞无聊的牢狱生活中,我常常一个人独自权衡着失去与得到:我失去了自由,却得到了一次进入历史事件的机会。
如此重大的一次历史事件,就这样意外地涵盖了我。在这次牢狱生涯中我找到了我一生的敌人。我要和它斗一辈子。就像一个有怨必报的小气鬼一样,我和这个强大的对手较上了劲。
当然因为彼此的力量太悬殊,我只有一个人在私底下写一些对抗它的文字。我戏称这为“有敌人的写作”。每当写到妙处时,我都会在心底偷偷一笑。

1)一个县令和一个地名

1989年春天,中国发生了一场浩荡的学生运动。那个时候我恰好在北京与朋友办一份民间的文学类报纸。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我经历了那场运动。
仅仅只是经历,而并没有很深地卷入进去。直到我离开北京,才意外地“被动”成了“六四”事件的参与者。

“六四”过后,出版方面被共产党控制得更严了。北京万事萧条,什么事也做不成,于是我便和朋友商量暂时离开北京,等环境稍微宽松了一点再回来。没想到这一去却没能再回去了。
6月中旬,我们一行三人从北京出发到安徽省宿松县一个朋友老刘家中做客。据老刘说“宿松”这个地名的来由是一个县官来此上任,走累了在一棵松树下睡了一觉,因此而得名“宿松”。是一个县官,而不是一个皇帝或巡府睡了一觉,足见这个地方之偏避,离权力中心之远。但又向往着远方的权力。
朋友的家在一片青青的稻田中。5、6间红砖房,在田野间的硬土地上坚固地挺立着。那是一个让人放心住着的地方。
泥泞的小路边有稀松的几棵树在夕阳的风中摇曳。6月,树叶已经完全长出来,并定型了。剩下来的时间就是成熟、老去、死去。这个时节是它们最好的时刻,接下去就会由嫩绿变成深绿,再接下去变黄、干枯,随着时间而逝去。我们一行人在离老刘家一公里左右的地方,一只老黄狗迎面跑过来。摇着尾巴、喘着粗气。
老刘说,这是他家养的狗。
我们猜不透这只狗是如何嗅到了老刘的气息,以人的局限性狠狠地夸奖了一下这只土里吧叽的老黄狗。也许对狗来说它的这种技能是稀松平常的,对它来说并不值得骄傲。狗似乎是听懂了。害羞。回头就往家里跑。再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了老刘的老婆站在家门口远远地向我们来的方向眺望。她的旁边就蹲着那只才跑回家的老黄狗。

这一幅画面很容易让人感动。况且我又是一个近两年没有回家的游子。老刘是一个细心的人。他对我说:到了我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我回答说:我不会见外的。
我们一行三人。我、老刘还有小杨。小杨很瘦,还不足80斤。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在当时的定位是:我写诗、小杨写小说、老刘在写杂文、散文。由此村里人传说:老刘家里来了两个作家。我们谁也没有去纠正村民们的讹传。虽然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作家,仅仅是走在成为作家的路上。能不能成功还真没有一点谱谱。
在老刘家里有没有写下几首诗?我记不清了。从保存至今的文稿来看,我是一首诗也没有写。光顾享受作家的待遇,被老刘的亲戚朋友同学们请来请去的吃饭喝酒。当一个作家真好,由此更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小杨比我要勤奋些。他用空余的一点时间,在写一篇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那一场灾难。我看了看,一开头就是大手笔:

《六四大屠杀》

“哒……
哒、哒……
哒、哒、哒……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就像1976年钱钢写的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一样:

“时间:1989年6月4日
地点:中国,北京
正面人物:大学生、市民
反面人物:李鹏、解放军
……”

也许是因为那些天请我们吃饭的人太多,一篇400字的稿纸,几天下来小杨写了还不到两页纸。
到了第7日,也正好是一个吉利的日子:6月18日(顺要发)。这一天中饭、晚饭都没有人请。吃完中午饭后,我打算去附近走一走,看一看山水风景。小杨明确表示不去。他要留在家里写那篇报告文学。我知道他干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没有再说什么。老刘因为自小就生长在这里,对这里的风景提不起兴趣,要呆在家里补磕睡。
我一个人出了门。走到一个水塘边,看了看水里有没有鱼,在得到了答案之后,再向前走,到了一棵大桂花树下,站了一会儿,吹了一阵风,觉得无聊。就返身往回走。在老刘家门口,碰到他老婆站在院中问我:“小汪,好玩么?都看了些什么?找到灵感了么?”我想:她是想让我为她的家乡写首诗么(现在想起来,我是高抬了自己)?于是回答说:“看到了一个池塘,水里面有鱼……哦……还有一棵大桂花树,树上无花。”她有些失望地说:“你现在来早了,再晚两个月那棵树开了花,满村子都是香味呢!”

进了屋,看到小杨已经趴在床铺上睡着了。磕睡真得会传染?不,是乡村的时间太慢,它漫漫地在身边淌着,像摧眠曲抚着一个才出生的婴儿一样。“还是躺一下吧”想着,我也就到床上去睡了。
醒来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们刚在饭桌前坐好,老黄狗就冲着远处“汪、汪、汪、汪……”地狂叫了起来。老刘也觉得不正常,冲着黄狗制止它,没管用。狗还是发狂地跳着脚的叫。莫非有什么事情?果然没有一会儿,一辆警用三轮摩托和三辆警车就沿着田间小道摇摇晃晃地开进来了。

从车上跳来十几个警察和一只警犬。警察们迅速地将房屋的前前后后都堵死。逃么?想都不要想。我故做镇定地将手中刚端起来的碗放下。心中确定:是冲着我们来的。但不会有什么大事,也许就是例行检查。心中这样想着,我的心就放了下来。
领头的警察很容易就可以认出来。是当官的有气质?还是领导手下的人都太懂规矩,不敢张扬出自己的个性而捧出了领导的伟岸?一时不会有什么定论。
果然,就是我认定的那个领头人对着我们开口说话了:“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和小杨拿出了身份证,他看一眼身份证,再看了一眼我们,就将身份证还给了我们,问:“你们是从北京来的?”
老刘说:“是的”。
领头警察说:“我们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行李”。话还没有说完,就有几个警查分工明确地迅速地冲进了每一个间房。看着他们矫健果断地身影,我猛然间想到了小扬正在写着的那篇文章《六四大屠杀》,心一下子就落到了地上。
麻烦果然就来了。
没有一会,进屋搜查的人就出来了。不出所料地搜出了那一本才写了两页纸的报告文学。领头人看了一眼,之后,脸上的表情变得沉重起来。

他板着脸说:“你们跟我们去一趟,把事情说清楚。”老刘的老婆要求警察让我们吃完饭再走。可我们谁也吃不下饭,因为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领头的警察安慰我们:“早点去,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回来了。”
我竟然相信了警察的这句话,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我们三个人跟着他们上了警车。三个人被分开了,一人上了一辆警车(此后,我们除了在一次“游街相遇”外,我与老刘一年之后才再一次见面、与小杨一直到了两年以后才又见面)。随着警车“呜哇、呜哇、呜哇……”的声音,我们就被拉到了宿松县城。从此开始了一年失去了自由的牢狱生活。

2)宿松县看守所

在下警车时我还以为我们在北京的事情很容易就能说得清楚。还在想着,当晚就能回到老刘家里。我在警车上对坐在我身边的两个警察说:“如果我都要被你们抓起来了,那么整个北京的人都要被抓了。”身边的两个警察不说话。“这可能么?”我自问自答,也是自己安慰自己:“不可能,监狱也关不下这么多人呀!北京也不可能成为空城呀!”身边的两个警察还是像木头一样不说话,也不动。

我们三个人被直接送到了“安徽省宿松县看守所”。在几近黑暗的黄昏中看到那几个字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监狱,还想着这里也许是一个类似“招待所”的地方。当身后的大铁门重重地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时,我的脑海里才浮出了“监狱”这两个字。但是,身后的铁门已经关闭,失去的东西已经不可逆转。
我只有跟着警察往里面走,进了一道小铁门,还有更小的一道铁门……越来越小,越来越逼仄。我被压缩得像是一个罐头里面的鱼或肉。任凭宰割、烹煮。
警察将我交给了一个叫“孙管教”的人就走了。孙管教问我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显然让孙管教不高兴,他猛然提高声音,几乎是对我叫喊着:“站好了。”我吓了一大跳,本能地做了一个立正的动作。孙管教接着严厉地说:“把腰带解下来。”我把腰带解了下来,还有口袋里的钥匙,一些零钱。放在一个小纸盒里。孙管教还要我把眼镜也拿下来。我说:“不戴眼镜,我看不到。”感谢他没有再坚持,让我戴着眼睛进了监狱,以至在坐牢的一年时间里,我还能够看得清眼前这个坚固、狭小的空间。

3)“你们不要瞎搞”

孙管教将就着我身上的零钱,卖给了我一个碗、一个塑料脸盆和一整套洗漱用品。
我拿着这些才买的生活用品走在前面,孙管教在后面“向左”“向右”地指挥着我行进。天已经完全黑了,走廊上的路灯亮亮地照着脚下的路。身下的影子前后左右地躲闪,我相信这是我当时的心境——想逃出去;身下的影子前后左右地闪躲,我相信这是我当时的处境——逃不出去。
一路上,孙管教都在叮嘱我,到牢房里不要乱说。真的、假的都不要提。他说:“总之,提到‘六四’这件事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里面的人都不是什么好卵,会有人打小报告的”。
“忘了吧!啊!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嘴里答应着他。可是心里却不清楚眼前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我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进了监狱,而且此刻正在往牢房里走。
“停到”,孙管教又一次发令。我停住了。“后退一步。”孙管教又对着我叫道。我被惊的向后退了一步。盯着他看。原来他是担心我离他太近,趁着他开门的时机袭击他。彼此都高度提防,“敌我矛盾”“你死我活”?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紧张的一种关系。我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处处都要设防的地方。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任何事情都住简单去想了。

孙管教打开了铁门,里面的白炽灯透出一片光来,惨白地预示着我今后的命运。没有选择,我走进了铁门。孙管教对着牢房里面的人丢下一句话:“你们不要瞎搞”。关上铁门就走了。
听到铁门打开的声音,牢房里面的犯人都围了上来。有十多个人。看他们的长相,个个都很奇怪。用牢里常用的话说,就是——牢坯相。
也许是因为我戴着一副眼睛,还有长得像是一个艺术家。他们对我还算客气,没有一下子就上来给我一顿拳脚。有个领头模样的人问我:“从哪儿来的?”
“北京。”
听到我的回答,再加上我的相貌,他们一下子就知道我是为什么进来的了。看来近些日子北京发生的事情也传到了这厚墙、铁网中来了。
“你是大学生?”
“北京到底死了好多人?”
“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发动革命么?”
“也搞一个‘农村包围城市’?”
……
没有一个问题是我敢回答的。我只好说:“进来的时候管教打了招呼,不让我说。”
那个牢头模样的人似乎很理解我此时的处境。没有一定让我回答。他安排我睡在第二个位置。看了我的位置之后,我才明白,我享受的待遇还满高,套用一句俗话就是——“一人之下,十几人之上。”我睡觉的位置是离厕所倒数第二远地方。

我在监狱里的代号(由6个阿拉伯数字组成),已经忘掉了。那是警察来提审的时候叫的编号。而一般牢房里的同改,都不会叫犯人的编号,大多是以是哪儿的人,或犯了什么事进来的罪名相呼。对我好的人都叫我“北京佬”,对我不好的人则叫我“反革命”。
我对这两个称呼都很满意。前者相比这偏僻的地方有地理上的优势,“宿松”你们这里只是一个县官到这儿睡了一觉,我却是从天子脚下来的;后者是因为我自认为在众多的刑事犯中,政治犯干的是唯一可以称之为光荣的事情。

4)牢头

第一天早晨,大约六点钟左右,一阵阵粗爆的吼叫声音外加一串连惯的铁门开启时发出的撞击声将我吵醒。
“起来了,起来了。他娘的都给我起床了。”
我坐了起来,看到牢房里的人都起来了。拿着放在墙角边的脸盆和碗到放风场上的水池边上去洗漱。我也学着样子到外面的放风场上去洗漱。太阳应该还在与地平线平行的地方。牢房里的光线柔和的像是一碗静止的水一样,没有流向、没有颜色、没有生命,这样的光线如果许久没有阳光照射补充进来,我想它也会像死水一样变质、变味。这种光线像极了放风场上水池里的水的颜色,浑浊而昏暗。看整个池子是阴黑的,只有将它舀在碗里,才可以看清这水还是透明的,可以见底。
我蹲在放风场的一角刷牙,嘴里刚冒出了白色的泡沫,那个牢头就过来蹲在我身边问:
“你和孙管教是亲戚?”
“不是”。
“那么,孙管教为什么会为你打招呼?”
“什么?打招呼?”我有些不明白。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孙管教说的‘你们不要瞎搞’。”
“这就是叫你们不要打我?”
“如果不是孙管教这句话,你多少都要挨点打。没有人可以避免,除非是教管的亲戚或者是有后台的人。”
说着这些时我已经就着水池里的水将脸给洗好了。精神好了许多。再等一会,天也更亮了。我一个人在放场上转着圈。时间实在是太慢了。其间有好几个人跟我打招呼,说不上几句话都要往北京的事情上引,问到底死了多少学生?因为有昨天管教打的招呼,我心底还是有些害怕,不敢乱说。但又觉得我如果什么都不说,也有一点儿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于是只有含糊地说:“我没有看到死人,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沿着朝阳大道往天安门方向走,一路上都是血迹和子弹留下的痕迹。看那种阵仗,不死人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人一直将脸贴在铁门上,从铁门上的小铁窗缝隙中向外张望。他看些什么呢?
疑问刚产生,就听到他欢快地叫了一声:“开饭了。”叫完之后,他就去拿碗。牢房里的人也纷纷跟着他拿起了碗。紧接着,我听到从他张望的那个方向,传来了叮叮当当的铁门开启的声音。
昨天安排我睡在第二个位置的那个人对我说:“北京佬,别愣着。吃早饭了。”于是,我拿着我的碗站在了队伍的最后一个。而牢头则直接走到了最前一位,等着送饭的人将饭送到门口。看来在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特权。
早饭:一两稀饭、一个馒头。
等我打到饭时,已经有人吃完饭在洗碗了。稀饭很稀,只要用水晃一晃、涮一下,倒掉水,碗就干净了。
稀饭和馒头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应该都是变质了的米和面做的吧。这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坐牢肯定不是让你享受。如果是,那谁还害怕坐牢呢。我想,无论如何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生活。端着碗我正要开吃,就看见一个过来对着我说:“新来的,你知道规矩不?”我盯着他,眼神中透露着不知道。等着他点拨。他说:“把你的馒头给牢头……”
这个东西牢头也看得上?也许刚进来,肚子里还有一些油水,我任他将手中的馒头一把夺去。
这个人讨好地将馒头送到牢头的手上。牢头一边吃着我的馒头一边说:“你今天肚子里应该还有些油水,这个馒头我就代你吃了。”说着他走到我的身边说:“照我们这里面的规矩,新来的人都要将自己的饭分一部分出来给牢头吃。直到再有新人进来,这个规矩才传下去,交给新来的人。”

牢头还算是有见识的人。他也到过北京。他对北京的总结是:“大。大官太多了,每一辆公交上,至少有三个科长。”他对这次北京闹的事的总结是:“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他的建议:“你们应该发动工人阶级。”
我回答说:“工人阶级都有家室要养。有后顾之忧,更不可能站出来。在这个国家,是靠管住人民的饭碗来管住人民的。可能只有大学生,没有工作也没有家室,身上的压力轻一些,才有可能站出来。”
牢头不说话了。阴着脸。他深沉地钻进了阴暗的房间里,让人意识到他或许是一个干大事的人。生不逢时?我听过太多人“生不逢时”的抱怨。我知道那是因为共产党的成功太走狗屎运了,那样一群土包子、那么一群坏人、那么一些个小人、那么一些没有操守(底线)的人、那样一些笨蛋,竟然意外地夺取了天下(是一个占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啊)。这是一个多么励志的故事啊!让多少智商本来就不高的人,心从此桀骜起来——“我可以”、“我能”、“我行”——这就是那一群人对这个时代惟一的贡献。
我还站在放风场上晒着太阳,让身体的温度升高一些,以感受自己虽然坠入了人间地狱,但仍旧是在自然界的人间之中。现在太阳已经升高了许多,阳光已经可以直直地照进放风场,在灰色的水泥墙上留下一刀灰白分明的界线。

监狱里没有时间,这一点坐过牢的人都有体会。像是故意要与里面呆着的人作对,与每一个人都想早一点出去的愿望相反,时间慢得简直就要急死人。
时间真的是太慢了,让人觉得坐牢真的是太难打发时间了。没有钟表,没有大自然的参照——花开花落、风去又复返。如果没有阳光,监狱里的人会觉得自己是呆在了连时间也被一起关起来了的坟墓之中。监狱里只有从阳光的影子里可以感受到时间犹如水在一个破了一个小眼的容器中,一点一点地渗出、而后再一滴一滴地落下。在太阳光从墙上爬下,照到地面上时,铁门上的那扇小窗口打开了。从窗口外丢进了一份《安徽日报》。
那个一直守在铁门边,扒在小窗口上向外面看的人第一时间拿到了报纸。发报纸的是孙管教,他明显知道他扒在窗口上是在望些什么(后来我知道他是在看女人,我们旁边隔着一间关着的是女犯人,只要有女犯人被提出去或押进来,都可以抓紧那零点零几秒的时间看到女人一瞬出现并一瞬消失的身影),孙管教对着他叫到:“看什么看,看了去死。”那个人嘿嘿地说:“我在等报纸看。”孙管教没有接下去说:“看了去死”,他一眼看到了我,将脸贴着小窗口对着我问:“北京佬,他们有没有瞎搞?”现在我知道了,他是在问牢里有没有人打我。我回答说:“没有”。

5)报纸

第一时间拿到报纸的人第一时间将报纸拿给了牢头。监狱里的体制和监狱外面一样,牢头一定要享受所有在坐牢生活中产生的特权。就像在外面领导要享受所有的特权一样。
这就是大环境下的小环境,大社会下的小社会。有样学样。上梁不正,下梁歪。

牢头拿到报纸后象征性地翻了一下,4个版面,用了还不到一分钟。而后他把报纸拿给我说:“每天都是一个面孔,没一点新玩艺。北京佬,还是给你看吧。”
我接过报纸,看到四个版面几乎都在说各地纷纷学习党中央精神,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从这张报纸里面除了能看出共产党仍旧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外,其他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在监狱里,报纸看多了之后,我总结了一个对报纸的认识:共产党每天都在重复这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内容,并不是要你相信,也并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谎言重复上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条铁律。共产党并没有那么天真,会认为“谎言重复上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真理就是真理、谎言就是谎言。他们从来就不会相信谎言重复多了就会变成为真理,因为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追求过真理。他们将那么多谎言、重复地不厌其烦地刊登在报纸上,无非是想告诉读报纸的人一个事实:天还是红颜色的,一切都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这个暗号对于自己人(体制的获益者),是一种鼓舞。它传递出的信息是:别担心,我还可以控制住局势。跟着党走,没错。
这个暗号对于反对他的人(异议人士),是拖垮他们意志的咒语,让他们觉得黑暗还很漫长,光明遥遥无期。
这个暗号对于那些没有政治诉求的人(在体制内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普通劳动者),是告诉他们应该向哪里倒的方向标。并由此“团结了绝大多数的人”。
在外面时,接触到的信息相对要多些,所以对报纸起到的作用感受不是很深。在监狱中呢,完全与世隔绝,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报纸获得,这样报纸传递出来的暗号被放大了。我对报纸的作用也就认识得更清楚了。

每回我读完报纸,都会有人问我:“大学生会胜利么?被抓住的那些人会被枪毙么?”对于前一个问题,我通过读报而得知他们仍然控制着一切,于是获得的答案是:“不会胜利。”这就是官方的报纸在我的身上起的作用。能够将众多不同的声音统一为一种声音,足以证明他们的“能力”。党的行政能力,运作得还是很顺畅的。对于后一个问题,正是我所害怕的。我确实不知道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会做出什么凶残恨毒的事来。我承认我怕死。自从那一夜被关进来,我一直担心自己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被他们轻轻地一抹,就将我从这个历史上抹掉了。这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太容易了。

有一天,牢头拿到报纸后没有第一时间转给我,竟自己仔细地读了起来。看了足足有半个小时。看完之后,他将报纸拿给我,说:“报纸上说:刘晓波说,天安门没有死人”。我接过报纸看到上面写的是,刘晓波说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附近看到死人。
我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有没有死人。因为我也没有看到。6月3日那天我恰巧没有去天安门。平时我几乎每天都会去。
等我看完报纸,牢头问我:“北京佬,刘晓波说的是真的么?”
我说:“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天安门死人。那天我没有去广场。但是我在离广场还有二十多公里的十里堡看到了被打死的市民。”
牢头听了之后对我说:“我明白了,中国没有人可以成为英雄。”我听出了牢头的失望。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要别人成为英雄,而自己又坐享其成的时代。
过了一天,牢头还再一次地小声问我:“北京佬,如果你是刘晓波,你会将你看到的说出来么?我是说,如果你真的看到死了很多人。”
我回答说:“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不敢说有看到。”
“中国没有人可以成为英雄。”牢头显得很失望。他是在为在那样一场重大的运动中没有产生英雄而失望么?

据牢头说,在监狱里每天都要学习报纸,这是坐牢的人了解外界的唯一官方途径。但是前一阵子大约有半个月都没有报纸送进来。我问他:“是不是在5月中下旬?”他点点头说:“应该是吧。”我说:“那几天的报纸是最自由的。因为那时的报纸是支持学生的,上面有报道学生游行的事。”牢头听了之后说:“那些天,我们都在猜中国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但又看不到报纸。”我问:“你们再看到报纸时,事情应该已经平息了。”牢头说:“再看到报纸时,上面刊登的都是各地坚决支持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新闻了。”
看来监狱中基层干部“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知道应该屏蔽些什么信息不让犯人看到。以免在监狱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牢头是宿松县的首富。据传县城里的一条公路就是他出钱修建的。那时他是这个县城的风云人物。没想到一届官员走了,又换了一届官员,新的县委书记要他拿出钱再修一条路。由此他发现官字的两个口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于是委婉地拒绝了。“前任的你就给钱,到了我就不给了”,新的领导自然忍不下这口气,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不久之后,他就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偷税漏税”。
他说:那时我还没有明白“破财消灾”的道理。
他说:我的牢头就是给管教行贿,花钱买来的。
他说:在这样的制度下,赚再多钱也是不安全的。从理论上来说,我赚得每一块钱,都是共产党的,我之所以能成为宿松县首富,这是因为党放开了让我致了富,这是他们的政策好。如果哪一天党要走回去了,我们所有的一切还是会被共产党“共产”掉的。所以我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个英雄,将专制的政体推翻。
我那时对专制体制没有太多的认识,惟一觉得那时的社会不好的地方就是“托关系、走后门”成风,还有就是当官的孩子可以更容易的找到好工作。
也许是做生意的人站在时代的前沿,对这个体制认识的更深吧。我没有敢跟他就这个话题很深地讨论下去。一是因为当时自己才从学校出来进入社会,对现实的认识还处于懵懂阶段。二是因为我害怕他是在套我的话,引蛇出洞。

牢头在狱中有许多特权。比如说他的妻子来探监,管教就会让出自己的房间,让他们行房事。每次行完房事,他都不会清洗下身。他总是留着那种刚做完爱味道回到监室,掏出那根还没有完全干了的宝贝眩耀着:“操,真爽。吐了,吐了三次。肚子里的那一点坏水全部都吐完了。至少半个月都不会再想这事了。”
当天晚上,监狱的囚犯们就会根据这短短的一句话,躲在被子里,凭借着各自的想象力自慰,于是小小的空气不流通的牢房里整夜便弥漫着一股青涩的黄豆味道。
那个味道确实很大。当晚在高高的窗外的走廊上巡逻的武警闻到这股黄豆味道时,就探进头来,爆叫一声:“你们这些狗日的,不好好反省,还在做那些美梦呀。狗日的快给我起来,不许穿衣服,都到墙角下去站好。”犯人们便匆匆地爬起来,到墙角去站成一排。只有牢头没有起来,武警指着他喊:“你,怎么还不起来去站好?”
牢头回答:“不关我的事。我昨天才吐了,用不着再吐了。”武警看清了是宿松县首富,便没有再说什么,到别处巡视去了。

在我被关进看守所大概一个月左右,牢头就离开了看守所到监狱服刑去了。
临走时,他对我说:“北京佬,别看判了我十几年,但是我保证最多再坐两年,我就可以出去。”他叮嘱我说:“你出去后如果没有地方去,就来找我。我不会亏待你的。”

牢头对我说,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过六四,但通过每天看报纸,总结的经验,他已经放弃了干“大事”的念头。这不是冷兵器时代。在热兵器时代,没有大环境的支持,要想通过暴力革命干成“大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只是想着,能做一个小黑社会的头子,寄生在体制里混一口饭吃就可以了。

6)游街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将“游街”和“游行”的含意区分开来。我一直以为它们两者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同时走到街上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意愿。
直到我自己被持枪的警察押着,游了一趟街。我才明白,游街与游行完全不同。它们基本上可以当做反义词来理解。

进了看守所大概是第五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光,放风场的门比以前更早地打开了。“咣啷”“咣啷”的铁门撞击声,伴随着一阵阵“起床了,快点起床了”的叫喊声。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老坐监狱的人都这样猜测。果然,等我们洗漱完毕,没有一会儿,铁门上的小铁窗就打开了。吃早饭了,而且与往常的稀饭不同,今天早上吃的是干饭(后来我才明白,吃干饭是为了在接下来的游街中,不会尿裤子)。
我吃完早饭,洗好碗。没有过多久,铁门就打开了。孙管教站在门口,指着我说:“你出来。”同囚室的人盯着我,不知道将发生什么。有一个人甚至以为我要被释放了,叫我把盆子和碗留给他。孙管教在门外吼道:“想得倒美,马上就回来了”。
我跟在孙管教后面,经过了一道长长的回廊,一直到了一个小院子里。院子中站着十几个人。我看到老刘和小杨也在人群中。我站到了老刘的身边,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怎么会搞成了这样。”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老实点,不许说话。”
我们被命令站成一排。每个人大约间隔一米。在一声哨响之后从院子外面冲进来了一队武警。每一个人身后两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同时,我的左右两臂已经被两个武警紧紧地抓住了。他们同时抬脚踹向我的腿肚子,我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他们将我的双手反扭到背后,用一根小指头一般粗细的绳索将我五花大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我没有挣扎。因为我知道此时命运已经完全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挣扎也许只会使身上的绳索捆绑得更紧。有一瞬间,我的脑海里还闪过了电影里,共产党被国民党集体枪毙的场景。
待捆绑好之后,吴所长简短地讲了几句话。大至是要我们在游街的过程中要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像是捡回了一条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吴所长讲完话之后,一个手拿剃刀的人给我们三个人剃头。其间,有人提醒给我剃头的人:“留一点,不要剃得太干净了”。
我是被两个武警提到卡车上的。有一个武警在我尚没有站稳之时,用手卡住了我的脖子,恶狠狠地对我说了一句:“你杀了解放军没有?反革命。”
我没有说话。一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再就是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问。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脑袋里面全都是空的。
汽车开动了,身后的两个武警一左一右地押着我,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让我呈弯腰状,另一只手又抓着我的头发,让我的头抬起来,好让围观的人看清楚这个罪犯长得什么样子。我这才明白,刚才为什么有人提醒给我剃头的人“不要剃得太干净了。留一点”。

汽车开到大街上时,街道上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看来他们是提前得到了通知:有热闹可以看。有很多人一直跟着押我的这辆车跑,一边跑,一边喊:“看,那就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汽车缓慢地在大街上穿行。满眼都是看热闹的人群,他们欢呼着、嘻笑着,像是过节一样。我没有勇气与他们对视。紧紧地将眼睛闭着。我至今也无法确定,我那时是做了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

时间太慢了。时间比缓慢地行驶着的汽车还要慢许多。缓慢行驶着的汽车像是要把时间拖住。这就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汽车才从这个小县城的街道这一头穿到那一头。调转头后就快速地开回到看守所里了。
当我手上的绳索被解开时,因为长久的血液不畅,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的存在了。过了很久才有一种麻麻的感觉。终于有找到双手的感觉了。双臂可以动了,但双手握不成拳。到中午吃饭时,只有将碗放在地上,像狗一样伏着身子,用手握着筷子,将饭往嘴里刨。有经验的人告诉我说:是武警将你绑得太紧了,别担心,手残废不了。要过一个星期你的手才能握成拳头。要过半个多月你的拳头才能握紧。

7)牢头是怎样产生的

没有坐过牢的人多半都以为牢头是最能打的。因为监狱里遵循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事实上,监狱并没有这么简单。表面上监狱是教育改造人或制造恐惧让人不想再来的地方;表面上每间牢房里只有十几、二十个人,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简单的场所了。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监狱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地方。
原来的牢头宿松县首富走了以后,一个叫朱洪的半残废的人当了一阵子牢头。这个完全不能打的人是如何当上牢头的呢?就是靠一副嘴皮子。能够说服别的人跟着他一起去栽脏某一个不服他的人。
我就亲眼看到他在几个人的面前嘀咕了一阵子之后,就高声地叫喊:“报告管教,报告管教,报告管教……”
管教过来之后先要给报告的人一个下马威:“叫什么叫?看老子不整死你。”
这时就听到朱洪说:“报告管教,刚才小马说看守所里的管教都在吃黑钱。”
小马肯定会否认说:“报告管教,我没有说。”
朱洪则会举出证人说:“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都听到了,不相信你问他们。”这时那几个事先串通好的人则会出来做证说:“是的,我听到了。小马刚才是这样说的。”
于是,这个小马就会被管教拖出去一顿爆打。这才是高手,借刀杀人。
如果这个小马不服他当牢头,那么再报告管教,再编造一个罪名,让管教再将他拉出去暴打。直到他服了为止。

朱洪的牢头日子没有当多久,就被人取代了。那是一个刚进来的人,好像是叫雷震。他一进牢房就摆出一副在外面很混得开的样子,问:“你们有人认得某某(应该是当地黑社会有头脸的人物)么?”
朱洪说:“嘿嘿,你他妈的还搬了一座山进来靠着啊!享福啊?谁进来都是一样——照打不误。”
雷震说:“没关系,照你们的老规矩,该怎样就怎样。有什么关要过,我就过什么关。”说完他就站着,等着。仿佛在等着挨打。看到他的那副屌屌的样子,牢房里的人都被镇住了,没有像住常那样立刻动手。就借着这个空挡,雷震对着朱洪说:“我知道你是乡下来的,除非你不进县城、除非你不从这里走出去……只要你一出现在县城,你就别想活着出去。”看来朱洪确定自己以后一定会在宿松县城出现,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没有让雷震走刚进入监的人必经的那一套程序——“下马威”。

经过这样一场对话,长于见风驶舵的在牢中关押的人自然看出了谁高谁下。经过重新站队之后,雷震自然就坐到了牢头的位置上了。

从这三个牢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牢头至少要具备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有钱、能说会道、混际于当地最高行政区的小流氓(中央集权从大处看同样如此)。从牢头的产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价值及精神取向。
有势的人呢?有势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会进监狱。

8)笔

刚进看守所时,牢房里还是有圆珠笔的。笔对于里面的人来说是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工具。但是监狱里对笔的用处有明确规定:只能写一些交待材料或申诉材料。只要还没有结案就不允许写家信,只有结了案才可以写信。当然,这些信件都要经过监狱方的检查。

因为我有当作家的情结,所以在进监狱三天之后,就拿起笔偷偷地在写点东西。主要是因为无聊,大把的时间很难打发。再一个就是我在进来之前,恰好看的书是《狱中书简》,我也想着自己也能像那样搞出一个经典来。只要一动这种念头,有时候竟会觉得自己应该进来走这么一趟。
只是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总会有人好奇地在我的身边走来走去。问:“北京佬,你在写我们么?”我总是说:“没有。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写。只是胡乱打发时间。”我这种回答当然没有人相信。他们还是会拿目光往我写的纸上瞟来瞟去。我只有将字写体得很小很小、将字迹写得很撩草很撩草。我估计,除了我本人之外没有人可以瞟一眼就看懂。
有些好心的人也常常会悄悄地提醒我小心,不要乱写。监狱里没有人是可以相信的。也许早就有人报告管教了,说我在偷着写东西。我提心吊胆地写着,有时候真想停住不写。但是又不想浪费了这段经历,我相信环境对写作的影响。离开了这个环境可能就写不出类似的文字了。

直到有一天,突然牢房的门打开了。一下子涌进来了十几个持着枪的武警,叫着:“搜号子、搜号子。全部都到墙边去站好”。于是,所有的人都到放风场的墙边去站着。有一个武警看到我戴着眼镜,盯了我一眼问:“你是从北京来的?”我点点头。他又问:“在北京你有没有打我们的人?”我没有理他,将脸偏向一边。他说:“如果你有打我们的人,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我还是没有理他,心里头一直担心自己写得那些文字被搜出来。
那个武警没有再纠缠我了,而是找了一个站在我右边的人在出气。武警让他向前半步,站好。尔后就像打沙包一样,用武术套路向他身上一下一下地招呼着,僵硬的动作就像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傻瓜一样。最后结束的一招用的竟是“双雷灌耳”。因为我在读高中时拜过师学武,所以看的我差一点要笑出声音来。哪里有人会像木头一样站着让你打?这样练武术,碰到了实战,就只有挨别人打了。练武的人有一句话叫着“套路不死、武术不活”,说的就是死练套路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活用武术。我在想,这个武警这个时候很威风,如果退了伍,换了别人,立刻就会被揍扒下。想到他悲惨的后果,我的心中就升起了一阵愉快。

这次“收号子”的主要目的为了收缴写字用的笔。经过一阵折腾、翻找之后,搜查的武警从屋里拿出来了一大把笔。在概有十几支吧。之后,一直捂着鼻子站在门口的吴管教进来说:“从今天起,号房里不允许有笔。如果写材料需要用笔,就喊报告。所里会借给你,但是只要一写完了,就要立刻将笔上交。”

没有了笔。从此后,我就停止了写东西。直到过了二个多月,在一次提审中我暗中带回来了一支笔,我才又接着偷偷写了起来。

我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监狱里突然就不准有笔了。
据说是因为有人用笔在监狱里抄了一首叶挺写的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
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可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

因为狱中的时间充足,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用了足足两天的时间在想:这首诗不是叶挺在监狱中用笔写的么?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个时代比这个时代更宽松自由呢。

关于笔,还有一个故事。就在监狱方搜走了笔不久,来了一个女管教,姓卢。长得不好看。我是这样来判断她长得如何的:看到她,我的下面从来就没有一点反应。但是其他的人并不像我这样想。也许对于在一个没有女性的环境中,男人们真的会认为母猪都是漂亮的。卢管教刚来的时间,还是很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的,因为她经常在监狱的上边来回的巡视。监狱里的犯人看到来了一个女管教,胆子大的人就在放风场下面喊到:“卢管教,借一个笔(屄)来用一用。”一开始卢管教并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含义,总是答应一声就去拿笔来给要借笔的人。
这一来,监狱里的犯人仿佛偿到了甜头,只要卢管教一出现,监狱中就有人在喊:“卢管教,借一个笔(屄)来用一用。”其他的人也会跟着说:“卢管教,我也要笔(屄)用,我也要笔(屄)用。”
再笨的人也会悟出其中的含义。从此卢管教性情大变。有一天她默默地记下了所有要借笔(屄)的人,尔后叫来两个武警,一个监室一个监室地开门,将借笔(屄)者一个一个拉出去,就是一阵暴打。直打得监狱里哀嚎之声震天。有些人被打得鸡鸡充血,尿都屙不出来,有些人也许就失去了“那种”功能。
从此后没有人再敢向她借笔(屄)了。从此后那个还有一些善良的卢管教不见了。
监狱就是这种地方,不管是改造人的还是被人改造的都只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暴虐,在那种地方就只能被人欺负。

9)“教育”

在监狱里每一个新进来的人都要被里面老的犯人“教育”一番。这对于管理方来说是很有必要的。第一、犯人“教育”犯人,可以让管理方省了很多事。第二、监狱绝不是一个让人享受的地方,其中如果没有一种残酷性,那不是成了一个人人都想要进去的天堂了?
所以对监狱里犯人打犯人,管理方不是不管,而是不能管。因此对于监室里的牢头,管理方多是放纵的。

牢头对监室的管理也很有一套。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坐牢的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属于人类积累的智慧结晶。就是新进来的犯人都要挨一顿“杀威棒”,好让牢头立威,以后便于顺利地施发各种指令。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规矩,打新进来的人必须人人都参与,不允许有袖手旁观者,这大概是为了更好的在监室里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一至对外。
在我经历的牢狱生活里,只有我没有参与过打新进来的犯人。我想,这应该是因为有这两个原因:一、我是政治犯,在共产党过去对他们革命经历的宣传里,政治犯都是品格和道德高尚的人。有了这样一种固定的模式,牢里面的人自然就会将我放在他们同类之外看待,也就不等而同之了。二、还是我刚进来时孙管教打得那声招呼“你们不要瞎搞”,这一句模糊的话给了里面的人无限的遐想空间:以为我有什么背景,或者担心政治形势将来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对于我在狱中不打新进来的人,并不是证明我是圣人。在里面无聊透顶,将新进来的人戏弄一番,是消谴时间的最好办法。每当有新人进来,就是一天时间过得最快的一天。先是将其折磨一番,而后再围在他的身边打听一些外面的事情,由此而获得一些信息。
事实上,这个新进来的犯人,是沟通外界的桥梁。还是老犯人活动手脚的健身器材。

不参与打人,使我少了很多乐趣。也使牢狱生活难熬了许多。惟一使我觉得有所收获的是,大家都觉得我确实是一个读书人,与他们不一样。
为了这个“不一样”我一直得忍着,不参加他们集体“教育”新人的活动,不加入任何一个小群体。以示一个政治犯与其他刑事犯的区别。人的虚荣心真的处处都可以表现,即使在监狱这种地方。那个时候弗洛伊德的书刚刚在中国流行,其中就有一个名词叫着“集体的无意识”,说的就是人在集体状态下的一种盲从——别人怎样我也要怎么样,不需要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从中我隐隐觉得相比集体来说,个体独立应该是人更好的一种状态。
在自我肯定了之后,孤独就算不得什么了。

在监狱里老犯人“教育”新犯人的办法有很多。将自己的食物让出一部份给牢头吃,只是“饿其肌体”。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劳其筋骨”。这是天降大任与斯人也?还是天降大灾与斯人也?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一般来说“劳其筋骨”共分几个步骤:
一是洗澡:这一次洗澡不是自己洗澡,而是老犯人帮助他洗澡。用粗粗硬硬的洗布鞋的刷子在其身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地刷上一遍,怎么样都要掉一层皮。通常对监狱方还抱有幻想的人会高声大叫:“啊、啊、啊、啊……”监狱里很寂静,惨叫声可以传出很远,足可以让正在值班的管教听到。如果叫喊声足够凄惨悲凉、足够持久,是可以吸引来管教的。老犯人也希望管教此时会过来询问为什么叫喊。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让新进来的人洗澡,监规里就有一条“要讲究个人卫生”。如果管教过来了,问为什么?只要回答说:“他的身上脏死了,叫他洗澡他还不洗。”就可以搪塞过去。管教会将这个新来的人臭骂一顿说:“洗个澡有什么好叫的。他妈的,有本事做坏人,就没有胆量洗个澡么?再叫、再叫把你拉出去打死掉。”
听到管教这样一说,新来的人会顺势推出——老犯人干的事情是管教默许的结论。接下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叫喊了。再苦再痛也只有自己扛着了。谁叫自己是坏人呢?坏人就要对得起坏人这个名誉。

二是看CCTV:这项措施是以“教育”为目的。就是跪在厕所的踏脚处,将头尽可能地低下去,闻厕所里散发出来的臭味。其间还要不停地调换频道(拧耳朵)。这是最先进的电视机,不仅可以看到(厕所底部的粪便),还可以听到(换频道的喊痛声),更可以闻到(厕坑里的味道)。

三是大扫除:擦床铺板。这项工作不需要新进来的犯人亲自动手。他只要充当好劳动工具“抹布”就可以了。他被要求平躺到床铺上,由早进来的人拖着在床上来来回回地擦着床板。这是最低等级的清洁内容。如果新进来的犯人,让人非常看不顺眼,那么擦完床板之后还要接着照同样的办法来擦地板。
这三板斧下来,新来的人就已经满身是伤了。

在监狱里并不是所有对新犯人的“教育”措施(手段)都是一样的。牢头的更换也会引发“教育手段”的变化。我就看到过一个牢头的一个崭新的措施:
就是用卫生纸搓成一根绳子,绑住一双高帮球鞋(监狱里的鞋子不能有鞋带,以防犯人自杀),吊在新来犯人的鸡鸡上,让他在监室最南端和放风场最北端之间(大约20米)来回走二十趟。其间鞋子不能掉地,掉地一次就要挨牢房里每人重重一拳。为了能够挂住鞋子,受教育的人先要将鸡鸡搓硬。有些人因为身体或心理原因,鸡鸡不够硬或硬得不够久,鞋子挂不稳掉到地上,要挨无数次同牢房的人暴打。越打鸡鸡越不争气、鸡鸡越不争气越是要挨打,有些直打到打人的人手软为止,才算勉强过关。
监狱里“教育”的手段还有很多很多,有些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应该说明的是,我在监狱里并没有挨过打。但我写的这些“教育手段”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在监狱里,不要说关一年半载或十天半月,只要关上一天,就能让一个正常人过去形成的世界观彻底地毁灭。一切都遵循着丛林法则——像野兽一样地生存。

凡是经过监狱的这一番“教育”,没有哪个正常的人愿意再回到这里了。这就是监狱对失足人员教育及挽救的作用。监狱并不是拯救人,而是吓怕人。理论是没有用的,只有手段才可以产生作用。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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