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昌:母亲(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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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昌

中华民族是对母亲较眷恋的民族,也偏爱歌颂母亲。我想,一个真正有人性的母亲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缺点有个性的女人,这些母亲的光荣与权力无关,与某些意识形态无关,更是与某些被称为“祖国”的什么国家无关。

我曾认为,在中国近代能被称为“伟大母亲”的女人只有秋瑾、林昭、王佩英、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等一批思想者、探索者,社会进步的殉道者,是她们用血肉为后来人铺上一条路,让人们能行走向前。

后来,我接触到了一些普通的母亲,回顾她们的一生同样感动着我,我开始觉得普通的母亲也一样地闪烁光芒。

此时想到陶潜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难免有许多感慨。

我写下的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她已离去十年了。

母亲曾昭惠生于1921年,四川大竹县清河乡人,因与四川军阀范绍增师长是同乡(重庆电视剧:傻儿师长),沾亲带故,所以,8岁时就跟着范师长出来了,给范师长的几房姨太太当小丫头。

母亲曾说过,她在重庆市上清寺那“范庄”时是不抹屋扫地,倒痰盂的,只是陪着她们玩,打麻将、逛街、游泳等等,语气很有些骄傲,很自诩。

她说过,重庆市第一次游泳比赛,她就得了女子仰泳第一名——比赛在原重庆青年宫举行,那是1937年。她得到的奖励是一套进口的游泳装,很漂亮的颜色。

当时,重庆的《大公报》还将她的照片刊登在第一版。没想到该报纸被外公看见了(外公在范部队当军医),他即将报纸狠狠地甩到地下,大骂起母亲来,说:谁家的女娃儿穿这么少给别人看啊!将我的脸都丢尽了!……

那时候,中国还有许多“小脚”女子,母亲能穿游泳衣参加比赛,真是骇世惊俗,凤毛麟角了。

后来,经姨太太介绍,母亲与范军中当营长的神枪手,俊秀高大的李少知结婚。婚后,随着卢沟桥事变,日军侵略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母亲即随川军出四川,奔赴中原前线抗战。

在战火的硝烟中,她随川军八十八军一路辗转到了江西东乡附近与日军作战。次年夏,八十八军转移浙西作战,立大功收复余杭县城;冬季,又调太湖一带张渚地区担任防守,在宜兴一带又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这些战役,都在外围支援了台儿庄大战。

那时,大姐刚出生。部队在前方打仗,军属们就住在附近的村庄里,与一些没跑掉的老乡在一起,缝补浆洗,带孩子煮饭。母亲照例用四川独特的背篼装着大姐。因忙不过来,在战火纷飞的地区,好不容易请到一位男人来照顾孩子。

没想到一次日军飞机空袭,呼啸地低空掠过,那男“保姆”吓坏了,见势不妙将背篼扔在战壕里,竟自跑掉了,留大姐在背篼里拼命哭嚎。

傍晚,枪炮声暂停,战区不让点灯,母亲就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到处寻找,在坑坑洼洼的战壕和弹坑里摸索……万幸的是,母亲终于在战壕的烟尘里找到了已经哭得无声,睡着了的孩子。那时已近半夜了,母亲喜极而涕,疲惫不堪地昏倒在战壕里……

烽火连天的日子,被“国军”改编的川军因为装备落后,(过时的步枪,开始有的还穿草鞋,背斗笠)伤亡较大。后来,只要前方枪炮一响,伤员就开始不断地被送到村子里来,背来的、抬来的、伤痛的情景骇人,有的中途没落地就牺牲了……不久,母亲也由一位听枪声就发抖,见血惊悸,恐惧死亡的娇小姐,变为能沉着地接应伤员,直至学会匆忙地包扎伤口,并利落地请人送到村里简陋的手术屋里的女人了。

在战火中经过烟熏火燎的母亲毕竟是见多了血流,她已经不害怕了。

抗战八年终于胜利了,还没待国人喘息,国共两党又来了三年多内战。

十几年的戎马生涯,让“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父亲这里得到了淋漓的诠释。本来,父亲李少知就思乡情重,战争期间,父亲在鸿雁传书间,曾数次奔波战场与家乡间,探望在重庆的父母、兄弟姐妹。以至1948年底他随军路过四川重庆时竟留了下来,没有随部队去范军长的家乡大竹县清河乡等地继续从军……以至后来范绍增的部队1949年12月起义时,父亲却不在军职,因此,他不算起义人员。

起义部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要到遥远的西藏去卫戍。军队路过重庆时,战友们来访,希望父亲能随军一路去边疆。父亲叹息着对母亲说:“打了一辈子的仗了,不想再去了”,他眷念自己的儿女家人,亲戚朋友,从此就滞留在重庆了。

父母亲绝没想到,这一决定从此拉开了他们后半生悲剧的序幕。

父亲因不算起义人员,没有起义证书,况且他只是会打仗,少时喜欢拉拉京胡、唱唱戏,除了枪打得准,没什么生活技能。

江山易帜,天变道亦变。那时,全国解放,农村开始搞“土改”运动,城市里搞“肃反”、“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新政府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清理旧社会遗留旧行政人员,一时社会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那阵子,象父亲这样的前国民政府部队的军官,被称为“伪军官”,要交代过去在军队的问题,还要证明在内战期间是否有“血债”(即是否有解放军战士在战场被其枪杀),尽管父亲没有太大问题,可他已被歧视了,哪个地方还能接受他去“工作”呢?

那时间,奶奶和外婆已经从农村赶来,躲避“土改”运动。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百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听从亲戚的建议,在重庆江北区的上横街边搭起简陋的凉棚,卖起了抄手(馄饨)、面条。(幸好那时还没有“城管”,也不需要办什么“执照”)

天不亮就要去河边买菜,讨价还价,还要赶回来擀面做抄手,只为能赶上早班、下晚班的人能来光顾。开始时,为了能多卖掉几碗抄手,母亲曾端着盘子将抄手送过半条街,还送到江边的船上人家……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母亲此时又成了贩夫走卒,那时,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她匆匆在江北上横街上奔波往返的身影。

以至今天,每当我看见那些带着惺忪的红眼在街边卖早点的女人,就想象到母亲当年之栖惶之辛苦。

那时,母亲正值壮年,年青漂亮(尽管母亲已无暇打扮了),加上性情开朗,手脚麻利,不久,母亲的抄手摊前的来客就络绎不绝了。

随之,奶奶、婆婆等也去摊前帮忙,一家人的生存暂无忧患了,老幼们也有了些笑脸,母亲也松了一口气。

天有不测风云,此时,家里出了一件事,却让一家人又重坠深渊。

父亲是神枪手,离开部队时已是团长,父亲一生没有更多嗜好,但却有职业军人之本性,酷爱兵器。去戎还民时,他带回家一把德国小手枪,爱不释手,父亲也只是当玩具而已。

风声紧时,他将小手枪包好塞一小罐中,挖坑埋在厨房灶台下。

没想到此事被父亲十七岁的三侄女窥视,不久,那积极的侄女竟去揭发,街道派出所即来人将父亲和土罐手枪一起拿获。

父亲百般解释也无法洗去“私藏武器”的罪行;母亲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窝藏包庇”的罪名。因此,父亲被数人五花大绑捆去外地囚禁了,名曰“改造学习”,母亲顿时如被五雷轰顶,欲哭无泪,她感到人生莫测,命运之多舛。

三侄女却因此“大义灭亲”“立功”,根据当时的政策,最后,她并不因文化低(小学)和腿瘸而分配到“人民法院”工作。

几个月后,父亲被放回来了,他衣裳褴褛,形销骨立。母亲一见即大哭,父亲环顾了一下四周,呆呆地问:母亲在哪里?

从此,父亲的历史上又多了“现行”的问题——这是在那个红旗飘舞,“为人民服务”口号遍地的年代,在那个年代,父亲可随时被称做“反革命”,此罪名也可随时用“阶级敌人”或“阶级异己”等所代替,那是另一类灰色的人称,它很容易将一个人的意志消磨殆尽并摧垮。

母亲是小学文化,虽懂打仗残酷,却不懂政治险恶,她的人生认知都是从生活经验中来,直觉提醒她,生活还要坎坷,前面还有艰难之路在等着她,天地茫茫,人微物渺,她顿感精疲力竭,想寻路逃脱。

万幸归来,父亲也有了新念,为不增添家庭负担,他开始学做伶人,给人拉京胡,唱戏以糊口谋生。

那时,朝天门码头人来人往,客船货船上下繁忙,船家和工人群众闲暇时,常有一些爱好者在朝天门的“海员俱乐部”聚会。父亲先被老友们引去拉琴唱戏,请得薄酬。而后,一来二去,人知地熟,父亲渐入它境,邀请也不断。那时,父亲能混同于光荣、豪爽的船员“工人阶级”中,只拉琴唱戏,没人来查历史,一时安全无忌,父亲也乐在其中。久而久之,会拉琴唱戏的李少知就小有名气了。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几年后到了“大跃进”,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的1959年。那是“人定胜天”的一年,赤焰弥漫,四川峨眉县等地甚至将佛寺内观音菩萨都敲碎溶化炼铁了。

秋风萧瑟,不过半年,城市食品紧张,货架空空如也。城市居民的定量粮食、食油减少,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二两食油等等,饥饿在全国蔓延,许多人四肢上一按一个坑印,浮肿症成了人们的常见病,医生的诊疗,喝糖水就是最有效的药方;农村也炼钢铁,在大跃进的浮夸风,办食堂风过后开始有人饿死,可是,农村缺医少药,糖水更匮乏,最后,甚至出现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

据说当年被赶出大陆,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为防不测,公安派出所即将原国民党旧军政连长以上军职人员集中起来,送到重庆远郊的长寿县“学习”,父亲当然是第一批登记在册的人。

临行时,父亲的旧包袱上捆着乐器二胡,踌躇着出门了;母亲无力地回头,她告诉奶奶、婆婆,说父亲是去外地学习,不久就会回来的。那时,母亲已怀第三个孩子了。

可怜的父亲,此去就渺无音讯了……在长寿的农场,旧军官们要在“思想改造”和“重新做人”的标语口号下,体验着“劳动光荣”。

被集中的军官们也不例外,人人被“节衣缩食”。每一餐有半碗面糊糊,偶尔有一个小馒头,先是有人用一双皮鞋、一件皮衣、一块手表和同室换一个馒头。后来,饥饿日久,无东西可换了,饥不择食间,这些军人们就学会扒树皮、挖草根(土茯苓),吃观音土,以致最后煮皮带吃。

身背“反动军官”罪名的父亲是不让家属探视的。多年后从一位侥幸活着出来的老人口中得知(大多数军官饿死在长寿),父亲那时已经是由一位高大俊秀的军人变为一位骨瘦如柴,病体枯槁的人了……

后来,当长寿县的一纸通知到家时,父亲已逝。父亲的弟弟赶到长寿,看到父亲全身水肿,尸体乌黑后,才被告之父亲是到山上吃了一种有毒的草。

母亲闻讯,半晌说不出话来,昏倒在地。

那年,因为粮店没有粮食供应,母亲的抄手摊早已人去棚空,从父亲离家去长寿后,母亲和家人都在饥饿中度着岁月。

母亲看着奶奶、婆婆等逐渐消瘦下去,脸色苍白,手脚浮肿,她心急如焚,手足无措——此时,她能到哪儿去找糖水呢?

母亲卖抄手时,常过来吃喝,帮忙的人很多。有许多食客是不知道姓什名谁的,他们都没有父亲那样的俊秀高大。

一个女人在困苦中,对人心和物质的选择是第一的,为了糖水,为了家,也为了自己,那是母亲新时代的选择;不久,母亲认识了一位曾来过的工人食客,她已没有任何的矫情。或许是感恩,或许是自愿,母亲更不是“道德模范”,母亲怀上了孩子。

母亲没有正式结婚,她知道人言可畏,她试着数次吃药堕胎,做重活,都没用。肚子一天天的凸出,母亲使劲用布带捆着,此时,物质困苦和舆论都压迫着母亲,母亲又不能出去躲避。

在那个年代,户籍管理很严,人走要随户口,母亲能躲到哪里去呢?母亲只得在家,少出门,并做着舆论准备,告诉街坊自己已结婚了——哪怕对着白眼,哪怕是百口难辨。

其中,包括奶奶、婆婆的侧目,亲戚们,大姐的责怪,母亲都默默地忍耐着,她在孤独中捱着日子。

几个月过去后,母亲顺利生下了孩子。数天后,母亲就将孩子送给一“无产阶级”拉板车的人家,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明白,这孩子不再是“伪军官”家庭的子女,也不会被别人歧视了。

最后,母亲与一老实巴交的工人结婚了,尽管性情不合,模样粗俗,母亲还是感到满意,她认为自己在脱胎换骨,也在为整个“伪军官”家庭赎罪了。

两张桌子,摆上瓜子、花生和一些糖,请几位亲戚朋友,大家吃完饭就算结婚了。两个家庭就合在一起了。

一间陋屋,住三代人。对方有一老母,三个女儿,大女儿患肺结核;母亲带来二个儿子,二个女儿,外婆跟着大舅去了(奶奶已故)。

母亲虽然很累,她想到自己也属于“工人阶级”一员了,却也感到了几分安慰,今后的“教育和改造”等“革命”、“运动”或许再不会找到自己了……让母亲没想到的是,工人阶级带来的安稳后面还有债务,模糊的债务婚后才清楚。

没多久,那大女儿医治无效,死了……如此,欠债更多了。

不容迟疑,母亲拿出自己仅剩的一块金条和其它首饰,还有银元等用以还债。东西交出去后,一无所有的母亲成了新家的主妇。随后,母亲开始学缝纫,学修改衣服,订扣子,缝纫衣服,给街坊邻居做手工活,以补贴家用。

大姐见家庭的窘况,为了自食其力,她悄悄地拿出户口本去外面报名,最后,被重庆二钢厂录取,参加工作。那年,大姐不到15岁。

每天晚上要铺地板而睡的哥哥此时已知事,他开始到江边去捞“沙虫”,到人民公园路口卖给一些养金鱼的人家。早上,他赶到江边那污水流处的排污口,那既脏又臭气熏人的污水沟里捞沙虫。日晒雨淋,中午也不吃饭,至傍晚才归,如此捞一天,能卖几毛钱。

后来,哥哥高兴地写信告诉大姐,说自己有钱缴家里的伙食费了。大姐看信时直抹泪,随后,每月寄十元钱给母亲,说再不让哥哥去捞沙虫了。

哥哥小学毕业后,填表考中学,“伪军官”的家庭出身依然如影随形,读书只能到条件很差的民办中学“广播中学”。那就是一个将好柴扔进烂灶,让人自生自灭的地方。哥哥读了不到一学期,见石油单位招工,即报名,到石油野外勘探部门,去外地工作了。

因家境困难,母亲曾一度将小弟送给别家抚养。后来,那人家又生了孩子,小弟即受白眼。有一次,那户人家虐待小弟,竟将小弟手打断……母亲闻讯愤然,抢上门去说理,将弟弟带回家来。

两家人合一起,母亲精打细算地维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家的锅碗瓢盆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也难免顾此失彼,由私情而因小失大。

贫困的日子最长。那些年,母亲常在下午去菜市场,买几分钱一堆的脚菜,回家打理后煮上一大锅。

母亲还到杀鸡的摊点,守着买点便宜的鸡油,熬炼之后,每次舀点到青菜汤里,母亲说喝起来就象鸡汤,还有营养呢。

碰上吃肉的日子,如果我们没回家吃饭,母亲总要想法留给我和哥哥、弟弟。那时没有冰箱,菜碗搁在一边,即使盖着一张旧报纸,也很显眼,多多少少地引起继父和他二女儿、三女儿不快。

母亲后来靠继父商店小组长的关系好不容易谋到一份工作,在两路口综合商店当售货员。那一年,她早出晚归,工作认真、积极,上连班时带饭,中午不回家,工作也没出过什么差错,还得到顾客的好评。

母亲正欣喜间,“四清”运动来了,毛泽东“重新提起阶级斗争”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母亲过去的历史又被“讲”出来了,说她还是“伪军官太太”,不久,商店即“精简人员”,母亲被清理回家。

在那讲“阶级斗争”又说“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母亲又靠缝纫维持生计了。

“文革”的1970年,修建“襄渝铁路”(湖北襄樊至四川重庆)需要大量人工。当时,农村“知青”们都想摆脱干农活,踊跃地报名参加,农村要分配名额;城市街道也在动员。母亲不管修铁路餐风露宿的辛苦,即报名参加。二天后,她背起被盖就和一些年青人一路,到綦江修铁路去了。

修铁路的地方也不是世外桃源,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又来了。它是“文革”左倾深入“斗、批、改”,打击所谓各类“反革命”犯罪分子,贯彻“公安六条”的运动,母亲每天边劳作边看批斗会,看各类人被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批斗,被打骂,被游街等等,看得怵目惊心,看得战战兢兢。

不久,即有人告发母亲原来是“伪军官”的老婆,接着就有几双冷眼盯上了母亲……正风声鹤唳之时,也是冥冥间的天意吧,哥哥和我一起碰巧赶去綦江工地看望她。

至今我仍记得,在红旗飘舞,标语口号遍野的工地上,衣衫褴褛的母亲蹲在铁路边一堆石块中敲打碎石,碎石尘土无情地飞溅到母亲的脸上、身上。当母亲抬眼看到我们一行,立刻站了起来,如同见到了大救星,张口欲言又咽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只见她欣喜地大声说:“你们来接我啊!”她的声音在颤抖,我们一时纳闷。母亲即带我们一头钻进简陋的工棚里,母亲匆匆地收拾东西,她低声说,她那是故意让周围的人听到——哦,母亲以此表白,虚壮声色。

母亲马上去请了假,饭没吃,工资也没领,便领我们迅速离开。

我们一路无声地疾行,抄近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车站。我们气喘吁吁地登上车厢,待列车开动后,母亲才将变故告诉我们,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母亲因此逃过一劫……

在黑沉沉的夜晚,母亲带着我们赶回重庆,只见继父在家门口吧嗒吧嗒地抽叶子烟,面色从容,母亲惊魂未定的心才有点踏实。当夜无话。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母亲知道她再不能出门了,在那个到处红旗飘飘,呼啸着阶级斗争,讲革命,讲得人人自危的年月,远离家门处处险,真如丧家犬,无处容身。在家里,毕竟有一个工人阶级的继父,也算半个安稳罩子了。

第二天,母亲早早地做好了饭,静静地守着我们吃完。看得出,母亲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她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两天后,为了生计,母亲又开始操持给街坊邻居缝补浆洗的事了。不同的是,母亲为了补一件衣服,改一条裤子在街坊邻里更小心,逢人更和气,需陪更多的笑脸了。

恓惶的日子,母亲就是这样在苦海里强挣着笑脸,行着走着。她已没有希望,没有幻想,她感到自己一次一次地被“国家”、“革命”抛弃,走投无路,她已没有自己的生命,今生似乎和缝纫机一起日复一日地过日子了。

1976年的夏秋之交,毛泽东死了,接着“四人帮”倒台,重庆市万人空巷,150人的民间军乐队鼓乐齐鸣,绕城一周庆贺;1977年后,又一次“拨乱反正”,极左的阶级斗争结束,不再提阶级和阶级成份,不再将人分为几等,一个时代结束了,说是“第二次解放”。

曾经禁锢的大门打开了,曾经捆绑的手脚解开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情感象火山一样喷发。电影院、戏院重新放映被禁电影和戏剧,人们排队观看,人山人海;书店开始出售被禁的图书和其它各国名著,人们早早来排队购买;阳光明媚的日子,公园里的空地上有人跳交际舞,人们围成一圈又一圈,好奇地观看,向往。

如此男女相拥的交谊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曾在舞厅盛行一时,后来就因“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时代消失了。如今,否定之否定,交谊舞再现在公园的空地上,周围有人弹着吉他,吹着口琴或拉手风琴伴奏……一切都那么随意、简单、朴素、无拘束,倒真像无产者的舞蹈了。

母亲平生最怕的就是“革命”,也分不清怎样算“解放”,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听到这二个词,似乎都有血腥味,它让母亲看到了更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它们都粗暴地遗祸母亲,让母亲心有余悸。

母亲还不知道毛泽东和他发动的历次“革命”、“运动”已造成七千万左右人非正常死亡的悲惨史实。

公园与母亲家在咫尺之间,公园里的交谊舞最后还是吸引了她。

父母亲抗战期间曾在苏杭一带,四十年代也曾滞留上海,在战争空隙间,也曾在大小城市灯红酒绿的舞厅里轻歌曼舞。母亲当年天生丽质,聪慧可人,也算是交谊舞明星。

1978年,母亲已年近六旬,只见她到公园后,耐不住性子就挤进圈子里了。她跳着、转着,那年青的知觉似乎都回来了,手脚也听使唤了,周围的人们赞不绝口。后来,她教年青人们跳舞,一会儿三步、一会儿四步,耐心地讲、认真地教,很自信。可要教会那些只在电影里看过几眼交谊舞,别手蹩脚的年青人,谈何容易?看到母亲满额都是汗,我们在圈外挤不进去,干着急。当看见母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又是唯一让我们感到慰藉的。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的解放碑地区(即1949年前的“抗战胜利记功碑”)开始热闹了起来。

当年,重庆只有市中区解放碑才有几个商店,东西多点。重庆周边人都喜欢到解放碑来买东西,顺便看看市景。有俗话说,不到解放碑等于没到重庆;还有说,解放碑,死猫货都卖得脱!

那时,因物质匮乏,信息不通,适逢改革开放,工厂有了奖金,人们有了点钱就趋之若鹜地赶到解放碑来。

当时,买卖自由,灵活点的人只需到商场批一点商品,然后将就纸箱或木板摆在解放碑沿途的路边,毛毯、衣服、鞋子、袜子等等日用品都可如此买卖。那阵子,卖出一床毛毯就能赚三十元左右(人们的工资普遍才近百元),卖一件衣服赚十多元,运气好一天能卖数十件。(当年,许多个体户就是这样“发”起来,成为“万元户”。)

不久,母亲也开始跟着到解放碑八一路,摆上商品,学起做“生意”来。

因没多少本钱,怕货物积压,母亲小心又谨慎。平时,她赶早去拿一件货,等卖掉了,再去拿。逢年过节生意好,母亲就来回多跑几趟,因此,母亲就常会受人挤、车挤之累,有一顿没一顿的饥渴之苦了。

星期天,我们请母亲去公园,说别太辛苦了。母亲笑着答道,哪有赚钱不辛苦的事哟,躺着等钱跳到包包里来?

白天,母亲在外风雨无阻,晚上,母亲常大包小包地带回来。撂下包袱,母亲见我们没吃饭或面有怨色,她笑着赶忙拿出一些零食安顿我们,自己却不顾一天的劳累,麻利地去厨房为我们匆匆做饭。

那时,我年青气盛,常认为自己有单位是正式工作,还跟着当年学英语、读夜校的热潮,自认为追求人生理想,羞于谈金钱,可回家就躺着、靠着,家懒外勤,还颇有道理;认为母亲那一代没多少文化,对母亲做那样的“生意”也不屑一顾,还认为有点“投机倒把”之嫌。

几年后,当母亲拿出她的毕生积蓄为我排忧解难时,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之心、生存之道了,这已是后话。

今天,每当回忆起母亲那忙碌的身影,仍让我深感内疚,自责不已。

记得那年我们有了孩子,母亲欣喜不已,忙前忙后的赶缝婴儿衣裤,大大小小的尿片也准备了一大堆。

那时,产假56天,一满就要赶去上班,否则要扣工资,身虚体弱也不敢耽误,且没有喂奶的时间。

那年,是母亲背着刚满月的孩子,走三站路(近三公里)来单位喂奶。

每当母亲走进店堂,满额都淌着汗,她却无暇搽去,只见她转过背将孩子迅速解开,一边乐呵呵地说,来,快喂,接着就坐在边櫈上喘息,满脸淌着幸福。

见母亲一身汗,妻子心痛。妻子边喂奶,边为母亲擦汗,擦脖子上的汗,擦背上的汗,并在背上垫一块小毛巾。妻子劝母亲不必背来喂奶,等中午回家吃饭时再喂,还劝母亲坐公共汽车。母亲却笑着说公共汽车挤,挤着孩子,还要花钱,自己走走无妨,只怕孩子饿着。

喂完了奶要上班,母亲小心地包裹起熟睡的孩子,背上,慢慢地走出店堂,她要赶回家煮饭。

那年,“改革开放”伊始,物质还很匮乏,市场空空如也,依旧每月每人半斤肉,糖果凭票供应。那时,多想给远道而来的母亲一点零食,哪怕是一颗糖,几块饼干,可惜,店堂里只有白开水……目送着母亲那渐渐远去的背影,真不忍卒睹。

那年,母亲已经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

转眼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在那个暖寒交替的季节,注定是中国一个不平常的季节。在那些日子,母亲看到了人山人海的游行,听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呐喊。

1989年春夏的学生运动,是二战以来中国最大的事件。

母亲家在重庆市两路口,那是进城的必经之路。母亲每天看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举着红旗,拉着横幅从家门口走过,特别是郊区的大学生们,每天从十几所校园出发,不辞辛苦地游行几十公里路到城里,他们嗓子喊哑了,汗流浃背,却继续坚定地前行……

母亲问我:他们是为什么?我说,是为了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

母亲又问:那该怎么办呢?我答:要实行民主监督,要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权,建立民主监督制度。

我还告诉母亲,政治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大家的事情。

我说到为什么过去要讲阶级,讲阶级斗争,把人分为几等;而现在不再提,都是“人民”了,敌人也没有了,这就是政治。

我和母亲说过,人所以为人,一是有生命,二是有权利,缺一不可。

自从我到外地读书几年回来,母亲就爱听我说一些见闻和道理,还觉得我说得很对,每次她都认真地听。有一次我看见母亲正捧着高尔基写的《母亲》认真地阅读。

我给母亲讲过一些历史故事,也讲过国内的历次的运动,讲“反右运动”,讲“庐山会议”,讲“文革”,讲打倒“四人帮”,讲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讲事实真相等,讲那背后的道理,揭开那些愚民的外衣,争取说出自己那所谓“微言大义”吧。

那时,我觉得,母子之爱不仅在吃喝穿着,还需要将一些明白的事理互相告知,说出这些道理,也是彼此的爱,是明白的母子之爱。

母亲是有悟性的人,特别是母亲几十年的经历,让母亲也渐渐明白了许多。

母亲深深为那些激情满怀的大学师生们触动。她终于看到了为自由民主的奔跑的人们,听到了为自由民主呼喊的人们。我告诉母亲,此情此景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的首次。

母亲坐不住了,在我的鼓励下,母亲烧好了开水端了出去,母亲熬好了稀饭抬了出去,送给街上和广场上的人们……

那年那月,电视播音员不再象过去板着面孔说话,新闻报道出现没见过的自由和客观性。那时家家户户都打开电视,男女老少都围着看;那几天,商店里的电视柜台前也围满了人,营业员高兴地将所有电视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在看报道。

广场上也站满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一圈圈地围着相互交谈。人们讲着心里话,真正地畅所欲言。听众更是全神贯注,不住地点头称是。

母亲知道,那时,在一眼望去的陌生人里,似乎都是熟人:有熟悉的眼光,有熟悉的微笑,有熟悉的鼓励,发现每个人都不孤独。

母亲知道,过去的人都被迫生活在假象中:人不是自己,是套子,是木偶,不能说真话,回到家里,在亲人、朋友间才放下厚厚的外衣,那是人们的两套生活用具。

在中国,人们被迫只有一个思想,走一条路,人们忠顺刻板、循规蹈矩、谨小慎微,驯顺有余,被“统一”着,且习以为常。因为有人盯着,为了饭碗的生存之道,栖身于“统一”的社会。

那年那月,人们把虚假的外衣扯了下来,大家无拘无束地围成一圈一圈地交谈。远的谈“反胡风”、谈“反右”、谈“庐山会议”、谈“自然灾害”死人;近的谈“四清”,谈“文革”的浩劫。他们谈林昭、谈遇罗克、谈张志新等,谈背景,谈历史,把心中无数的积怨倾诉出来,不吐不快。

我知道,几十年来他们都是关心这个“国家”的,生于斯长于斯,为这个“人民共和国”喜怒哀乐,也为这个“国家”生离死别,他们都有个莫名其妙的属于这个“国家”、“祖国”的情结,尽管这个国家一次次地那么冷漠,那么不讲理,那么颠倒黑白。如今,看到国家仍没有自由民主的制度,看到国家人民的财产被“康华公司”等官倒们窃走,都忧心如焚。

中国民众为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奋斗近一个世纪了,“主义”与“思想”,乌托邦等,一直在欺骗着善良的中国人,“解放了”,毛泽东在否定了《共同纲领》后又实行了极权体制,自由民主还是镜中花、水中月,民众还是逃脱不了一次一次的劫难……在中国,普通大众谁家没有一本血泪账啊,几十年的“运动”、“阶级斗争”,毁灭了多少人幸福的家庭与人生!

那年那月,街道、广场上还有不少中年男女箪食壶浆,带了馒头,煮了稀饭抬来了,老人、小孩欣然随后,到师生中送碗递食,见学生就递;有些人干脆直接塞钱给学生,语重心长地说:“去买点东西吃,孩子们,身体要紧呀!”;也有附近的市民非要拉几个同学到家里去休息;来来往往的人都向学生们投去赞许的目光。学生们和市民在偌大的广场上亲如一家,那是一个万众一心的场面,他们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啊。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善良的人们想象,正如古代诗人屈原感叹: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成千上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学生提出七项要求,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状况;开放报禁;提高知识份子待遇;取消限制示威游行;对学运作出准确的报导。

不久,北京戒严,军车、坦克围向北京。那是几十万武装的军队围上北京城。

从那时起,中央电视台也开始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了。此时,大家就倾听收音机,家家户户都能听到那厚重口音的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广播,以致各商场的短波收音机都卖断货了。

有人将复印的北京市民阻挡军车的黑白照片贴到广场,引起轰动。

照片上,迎面几排坐着站着的市民神态若定、大义凛然,面对军车的身前横幅写着:人民军队爱人民。

后来才知道北京的中学生、小学生和老师们也手拉手地去拦军车。

我觉得过去那些舞台的英雄都相形失色了,没见过中国人这样人心凝聚,勇敢无畏,团结一致。

母亲也渐渐看清楚了,从传说坦克包围北京开始,母亲也在看,也在听。母亲说她看了几十年了,许多事情记忆犹新,记得母亲那时说过:看怎样对待老百姓的,什么都明白了。

后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放鞭炮一样密集的枪声,持续地枪声大作后,血腥的黑夜来了,北京在流血,北京开始笼罩在黑夜中。

接着就是学生被通缉,工人被通缉,知识分子被通缉。手无寸铁的人被称为“暴徒”,荷枪实弹的军人倒成了“人民卫士”,“人民卫士”们将倒在血泊中的人抬走,再将血迹冲洗干净……北京城内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北京街道上驻满了持枪的军人,天安门广场停满了坦克、军车。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发生后,官方媒体承认死了138人,其中包括“误伤”……威武的军人胜利了,“人民卫士”们又庆祝胜利了。从那天开始,在滴血的刺刀下,北京的阴霾向全国扩散开,人们噤若寒蝉,再没有悲悯的话语,再没有同情心,再没有笑脸,只有正义在心中挣扎。

在无声的刺刀下,全国各地每个单位,每个街道的党员,群众要一一表态,要统一口径,要“统一思想”,还要一一审查,一一过关。

六月四日镇压后的那天,我戴了黑纱,走上大街;到单位后,我提出要回“入党申请书”,我不入这个屠杀民众的党了;回家后,我给母亲和邻居们讲事实真相,让大家相信这绝不是一场“动乱”。

当单位负责人找我谈话,我据理力争,上级单位派人下来调查我,我让他们找军人向民众开枪的理由,学生们何罪之有?

当时,单位领导也不想让事情闹大,说我只是“认识问题”,在上级面前为我解脱。或许,大事化小对双方都好,他们也不想单位上出现一个“动乱份子”,最后给我一个行政处分,回车间当工人,不予提干。

其实,那时我早已将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了,更没想到什么“政治前途”。我想,如果此“政治前途”需要用人的良心来交换,我不是误入歧途了吗?

临别,那位上级派来调查我的人私下却对我说:其实我与你的思想是一样的,我钦佩你的勇气和正直,只是……他欲言又止。我一笑作答。

随后那几个月,戒严的北京街头站满了持枪的军人,阴云密布;社会上也普遍弥漫着一种对“人民军队”屠杀人民的愤慨,让人不平静。这一切都在暗暗地较量着。

曾给静坐的学生们送过稀饭的一位邻居疑惑了,错了吗?她小声问母亲。

母亲说,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是可以问良心的事情,学生们有什么错?他们是为国家好,为大家。学生们渴了、饿了,我们送些吃的,有什么错?他们就象是我们的儿女,有什么错?何况,我也相信我的儿女们没看错。

母亲还说,学生们的要求都是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又不是阴谋诡计,学生们做的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光明正大的事情,有什么错,错在哪里?

最后,母亲告诉她,现在枪杆子面前讲不清道理,如果街道再找,就叫她不作声,装哑巴,或出门去亲戚家避一避,过了这阵风再说。

母亲坦然、镇静。

那几天,我想了很多。本来,当一辈子工人也没有什么,可是,处分我的目地就是想惩罚人,让人呆在车间缩小影响,或无声无息地过一生,我岂能坐以待毙?想到自己读大学前后数年的憧憬和理想,想到为读书曾忍辱负重,曾咳血等,想到自己读中文专业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也为了记录现实,揭露谎言的大言炎炎,我岂能放弃?

我知道,能带薪读大学,就是工人们送我读大学,不是让我只学会翻翻词典,也不是让我怎样鹦鹉学舌,更不是再让我在车间当一颗螺丝钉,我就要写出有意义的文字来,写下看到的这一切,为活着或死去的人,为了公平正义,“有补于世”,这也就是感恩吧。

我们这代人过得艰苦,生活上困苦过,思想被愚昧过,如今刚明白了一点,怎么也不能再倒回去。

我想到古人孟子说过的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反躬自问,正义确实在我手里,就算对方有千军万马,我也要勇往直前。)曾子也说过“士不可不弘毅”,学生游行的队伍还在心中浩浩荡荡,我心潮难平。

那些天,母亲按时煮好饭,我下班一进门,她就很高兴将饭添好,放到我面前。我边吃饭边安慰母亲,连说自己没事。

其实,母亲已经知道,知道我读了大学回来如今却连一个车间记工员也不让当了。

一天,母亲小声对我说:你学学做生意吧?

母亲知道我一直是看轻做生意。可是,她还是提出来,并将她前二年的摆摊“秘密”告诉我。

或许,母亲看我为一份百多元的低薄工资,风里雨里地早出晚归辛苦;或许,母亲觉得我读大学回来了,再回车间“下放”,就会受气。

母亲的眼神,让你不得不思考。

那年头,没有“城管”,街边都可以摆摊,一块塑料布,一张简易床即可,五花八门,只要不太影响人行走,只要交“摊位费”一、二元。一些无业者,农村进城的打工者,暂时没找到工作的,都来摆个摊,每天赚个二、三十元,维持一家人生活,这也是下层人最后的生活保障。

屈尊摆摊我还是难以承命的,在江边,眼望着长江水滔滔,心中的那种书生的思绪也折磨着我,我坚信时局马上会拨乱反正。

一年过去了,天还是那样黑,没有转好的迹象。

没幻想了,我真要找路走了。

一天晚上,母亲摸索出了一个多层大纸包,里面包着许多匝红红绿绿的钞票,她递给我说:这是八千多元钱,你拿去做生意吧?

托着这沉甸甸的钱,我无所适从,放在箱子里近一个多月。期间,我去“考察”市场。我卖过被套,因过于热情,卖了五床丢了一床;卖过丝袜,跑了市区跑远郊;卖新产品刷尘器,做示范给人看,也曾为路人的一句称赞而感动。在那一段日子,也让我体验到小摊小贩紧张、游离而恓惶的生活。

偶然的机会,发现了朋友销售时兴的电器,也是偶然的机会,在闹市区找到了国营商场的租赁柜台,母亲的那一笔钱就成了启动资金,加上朋友信誉的代销,我真正的生意就开始了。

或许赶上天时、地利、人和,生意一开始就逢旺季,第一个月就盈利上万元。

喜出望外的收获,一阵兴奋后,心中也踏实了。有了钱,生存不再愁,可以不去奔波了,不再依赖别人,不仰人鼻息,更不须有什么媚骨了。

后来我增加销售点,生意也稳定了。随着生活改善,自己也买了房子;母亲的房子拆迁,我马上花不多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现房安身,我们也开始了稍感轻松的日子。

后来,当自己能安静地拿起笔准备写记录,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写下一些文字时,我明白了经济独立后,端着自己的饭碗之人才能有自由,也发现学过的马列《政治经济学》否定私有制之错谬,明白了母亲其实比我懂得多。

母亲,一生坎坷的母亲是那样地善良和深明大义,让我永远铭记。

2013-3-18

《自由写作》第93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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