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汪:那一年,198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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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坐房中的那些“功夫”

在监狱里,每天早晨只要放风场的门一开,我就会起床,到放风场去练武。从放风场开门到起床的时间大约还在半小时。利用这半个小时活动活动手脚是我在监狱中体会到最自由的时刻。边上没有人,只有清晨凉净的空气围裹着我。只有让身体运动起来,才能再重温在被窝里的温暖。
在福建读高中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个同桌的同学在习练武术,那个时候正是武侠电影和小说盛行之时。总是想着要学好武术,大到可以救国、小到可以扶弱、再不济也可以防身。那个时候,小小的身体里装着大大的理想。
从高一到参加工作,几年来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习练,但在一起玩的人之中,我的功夫也不算很好。后来碰到过一次黑社会火并,枪来弹往,我才发现练武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没有人会和你真正的拳脚相对。
现在这个时代,早已经没有人讲规则了。
于是我又换了一个理想,由习武转向写诗。目的当然还是那种幼稚的想法:救国、救人。一直到我独自在监狱里,安静地吸气呼气并出掌收拳时才明白不要说救国、救人,我实在是连自己也救不了。

监狱里着实是练功的好地方,难怪武侠书上总要说高手闭关修炼。在寂静中,想着身体中的某一个部位,就真得能够让所思到达那里。形到、意到、气到、力到。
大概一个月过后,我已经将我丢掉了一年多的功夫捡起来了,到了对我自己来说一个更高的境界。
有一天早晨,我正独自练着吐纳功。一个前几天刚进来的徐力晶不知道为什么也早早地起来了。看到我在练武,便要和我比试一下。我推脱到:“我这是花架子,只是为了活动活动身体。”没想到他一拳就打了过来,我一侧身就让过了他这一拳,再向前进半步就已经到了他的右侧,然后我用手比了一下,表明我可以打中他的腋下。
这一下,他就服了。说要跟我学武。我说:“现在练武有什么用?出来混的人都用枪了。”我打消了他的学武念头。但从此以后,他对我就很好了。

在监狱里由于生活起居有规律,只要认真去体会,是可以体味到身体内部的变化的。由此我相信得道高僧可以预知自己什么时候会圆寂。道理很简单,因为素食,体内干净;因为安静,心中平静。因为一直冥想着身体的内部,所以对身体中的每一个变化都能敏锐的捕捉到。
在监狱中,按规定每个人每月都有一斤猪肉。监狱方为了图方便,每一次吃肉都是一斤。一次吃完了事。另外,监狱里犯人一个月还可以买两次猪肉,一次还是一斤。当然这是监狱方为了挣钱,因为里面卖的猪肉比外面要贵将近一倍。
这样,我们每隔10天就可以吃一次猪肉。每一次吃肉,当天晚上身体里都是燥热得睡不着觉。都要手淫——用右手打开身体深处的某个闸门,让“那种”欲望喷射出来。即使不手淫,当晚也必定要做春梦。梦见“那种”美好的事情,让身体里的“坏东西”跑出来自杀。等醒来后感叹一声:“唉,梦姑娘又为社会除了害虫。”
每一次吃肉,犯人们都要将肉碗里面的汤倒到刷牙用的缸子里,等到第二天缸子里汤的表面就会结上一层厚厚的白色猪油。再用筷子将猪油分离开来,保留。每次吃饭时夹一两筷子拌在米饭里,饭就会香很多。一般的,夏天这种自制的猪油最多可以保质两天,就要快快的吃,每一顿饭就多拌一些油;冬天则至少可以保质半个月,但每一个人都会比着看守所10天吃一次肉的周期,把自制的油分成20份,一坨一坨地分配着将猪油拌在饭里,有效利用、细水长流,每天都可以沾点油荤。不断档也不余留。这也是过日子的一种吧。

在监狱里为了吃,有人可以不顾一切。有一个姓刘的,叫刘琦珠大约三十五岁左右,个头比我高些,应该有一米七五吧。也许是许久没有吃糖了,身体里痨得荒。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便与人打赌,说他一次可以吃一斤白糖。谁不信的话就拿出一斤白糖来,他吃给他看。监狱里都是人精,一听就知道他这是想要骗糖吃。但是又不想错过一场好戏。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将打赌吃一斤白糖的量提到了一次吃五斤白糖。为了解口馋,这个刘姓的人竟答应了。于是整个号房的人开始凑白糖给他吃,你半斤我半斤,凑足了五斤白糖。说好要在十分钟之内吃完,如果吃不完呵呵,那么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这个人满口答应,端起碗就吃。果然一口气就将这五斤白糖都吃进了肚子里。
吃完白糖之后,他一连几天都没有屎屙。一开始他还没有在意,一直到了半个月,他还是没有屙过一泡屎。一是没有便意,硬屙呢又屙不出来。而他的小肚子也越来越大,吃下去的饭成了包袱。直到第二十天时,他害怕的脸都白了。于是高喊:“报告管教”。
管教过来问他有什么事?刘琦珠说:“报告管教,我屙不出屎来。我要吃泻药。”管教认为他是戏弄自己,回答说:“好,我给你泻药。”说着开门就把他拉出去,拿着棍子,朝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阵乱打。边打边叫:“拉不出屎来!我帮帮你。看你拉得出来不?……”
没想到这一顿棍棒算是救了刘琦珠,竟把他的屎打了出来。那可真叫臭。这应该就算是将他的屁股打破了吧?
在冲天的臭气里,刘琦珠猛地跪在地上给管教磕着头说:“谢谢管教,谢谢管教救命之恩”。管教也不明白他这是为什么,以为他是个受虐狂。骂了声“找打”两个字就走了。
等刘琦珠清理好下身,才发现屁眼外面多了一根一寸多长的肠子。从此只要看到糖就恶心干呕,再也不吃糖了。

在监狱里,因为寂静,人的听力也会变得异常的好。比如说关押我的那一间号房离厨房大约隔着四间号房,每天都可以听到从厨房传过来的切菜声。在监狱里,吃的东西也是尽可能地简单,一般就是什么菜便宜就吃什么菜。我记得大概就是,冬瓜、萝卜、土豆这三种,偶尔还会有长豇豆。再就是一个月三次吃肉。每天闲着无事,我就集中精力去听厨房的切菜声音,以打发漫长的时间。没有多久,我就可以从切菜的声音里听出厨师切的是什么菜。有一次厨房传出来的切菜声音让我感觉到了陌生,因为刀切入菜中和最后落在菜板上的声音比以往要轻细很多。于是我就对刘琦珠说:“今天中午吃的肯定不是冬瓜。”因为当季正是冬瓜滥市的季节,也是这个菜最便宜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连续吃了近两个月的冬瓜,看到冬瓜都已经反胃了。所以刘琦珠不相信,他说:“不可能,冬瓜正是最贱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监狱不可能会在犯人身上多花一分钱。我也相信他的判断,但是这个切菜的声音确实不是冬瓜。我说:“我也不相信他们会在我们身上多花一分钱,但是你听这个切菜的声音确实不是冬瓜呀。”
刘琦珠仔细地听了一阵之后,说:“我听不出来。我们打赌,如果今天吃的不是冬瓜,我就把中午饭输给你。如果是你就把饭输给我吃。”
我说:“饭我不赌……要不然这样,如果我输了,我就将我剩下的白糖输给你。怎样?”
刘琦珠听到我说“白糖”,脸色一变,弯下腰就呕吐了起来。
果然,吃的不是冬瓜,也不是米饭,是面条。面条里面配的蔬菜是莲花白,刚才切菜的声音就是切莲花白的声音,以后再听到这种声音我就知道是吃莲花白了。看到吃的是面条,在号子里面坐的久的人说:“今天监狱里有人要被执行死刑了”。
我听说,在监狱里死刑犯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餐通常是要给下一碗煎蛋面,外加半碗白酒。看到煎蛋面,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就知道自己是活不过今天了。
就要死的人一般是吃不下饭的,所以这一碗面他就会让给与他最要好的人吃。而酒是一定要喝的。酒可以壮胆。在监狱里面,犯人想得最多的就是吃。所以很多人为了吃上死刑犯让出的这一碗煎蛋面,都会讨好死刑犯。帮他洗碗、洗衣、叠被,就像伺候自己的亲爹一样。当然最后能否得到那一碗煎蛋面,也要碰运气。因为如果碰到饿死鬼投胎的,他就会将面吃的干干净净,一点也不给别人留。死也不做一个饿死鬼,这是很多人的人生信条。

11)人与动物

这里面的人只有一类:人犯(被法院判刑之后,则由“人犯”转化为“犯人”。玩这样的文字游戏有什么意义?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动物有两类:活的和死的。
在监狱里死的动物当然是吃饭时在饭菜里发现的。在饭里面的是米虫,那没的说,吃进肚子里就是了。出现在菜里面的多是绿色的菜青虫,看到了,用筷子将它们夹出来丢掉,再继续吃。一点也不会影响食欲。
只有一次,在菜里面发现了被切掉一半身体的癞蛤蟆,我才被恶心得没有吃下饭,将剩下的饭倒到厕所里了。
活着的动物有蚂蚁,老鼠,还有蚊子、蝴蝶、蜻蜓、蚂蚱。我相信除了蚊子是主动飞进监狱里的,其它活着动物都是迷路了,才进到了监狱里。在监狱里只要有活着的动物被人给逮到了,那么它就成了人们的玩物,一直到被玩死。
我在监狱里就长时间的观察过蚂蚁。有时可以专注地研究一天。蚂蚁有着惊人的方向感,有一次我看到墙角下有一队蚂蚁正经过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无聊,我拿了一根稻秆放在它们必经之路的前面,等上面爬了一半蚂蚁,我就轻轻地拿起稻秆,将它掉了一个头,奇迹出现了,就在我将稻秆掉好头重新放在地面上时,蚂蚁们全都掉了一个头,重新朝原定的方向前进。它们是怎么知道我将稻秆旋转了180度?如果我将稻秆旋转个90度,它们同样也会纠正方向继续朝原定的目标前进。转360度,它们也不掉头,仍旧向前走。它们是如何判断方向的?真是太神奇了。在监狱里有足够的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想通。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想通于想不通都没有意义。在监狱里首要的问题是:怎样将时间浪费掉。一切目的都在于——让近乎于睡着了的时间加速地流走。

一次,一只老鼠误闯进了监狱里,被人给逮住了。这下犯人们可有得玩了。人们在放风场里围成一个圈,将老鼠放在中间,等着它逃跑。只要老鼠一逃,就马上会被打回来,一逃一打,老鼠知道逃不出去了,干脆趴在中间不动。怎么赶,它都不逃。后来围着的人玩老鼠抓逃玩腻了,就往它的身上浇水。不一会儿,就从老鼠身上的毛里面爬出了成百上千只芝麻大的小虫子,遍布在老鼠半米内的地方,密密麻麻的。如果将这些小虫子捏合在一起,足有半只老鼠大。这么多虫子是怎样藏在老鼠身上的?老鼠的身上不痒么?弄得我混身起鸡皮疙瘩。我本来就害怕老鼠,从那以后就更害怕了。

在监狱里最难过的就是时间。与外面相比就是“度日如年”——外面一日、里面一年。采用各种无聊的办法将时间消耗掉,这在那里面并不是一件最无聊的事。最无聊的事是:找不到任何事情来打发时间。不信,进去呆一个月就能理解了。

12)劳动

在监狱里由于长期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所以参加劳动反而成了一种特权、奖赏,因为这至少可以让人运动一下。
一般地只有接到判决书,而剩下的刑期又不足半年的人,才有资格被管教安排出去干活。剩下的刑期不多,也就没有必要送到监狱服刑,在看守所里坐满时间就行了。所以看守所里的一些杂事都会让他们去做,比如做饭、比如扫地、比如出去扛大米。
让这种人出去做杂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剩下的刑期不长,没有必要逃跑。这样管教也会放心些。

我是在还差几天就要刑满释放时才被叫出去扫了一次地。这个劳动确实是一次奖赏。我之前就听过出去扫地回来的人说,当扫到关女犯人的牢房时,一是可以完整地看到一个个女人的外表,二是(这是最关键的)有些性格开放的女犯人看到有男犯人扫地到了她们放风场的上面时会主动将衣服脱掉,让男犯人看她的裸体。
因此当我扫地到了关女犯人牢房时,我的心砰砰砰地跳着,还有意放慢了扫地的速度,想看到那些传说中特殊的风景。可是,当时我只是听到她们叫着:“快出来看,一个戴眼镜的。应该就是那个北京佬。那个大学生”。她们都出来站在放风场上,昂头看着我。但没有一个人脱下衣服,让我看她们的身体。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不脱。也许是因为她们认为我还算是一个好人吧。一个好人就不应该看到他不应该看的东西。
“非礼勿视”?不是我不看,是因为我没得看。当我扫完地被送回号子时,同室人都围过来眼巴巴地望着我问:“看到了没有?”想让我将看到的描述给他们听。
我当然知道问的是看到了什么,回答说:“什么也没有看到,没有人脱衣服。”
没有人相信我。认为我吃独食,不讲给他们听。因为在那里面听一听也是可以满足部份生理需求的。只是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这也是我在里面留下的一个遗憾。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讲给你们听。

13)死刑犯

在监狱里我只见到过一个死刑犯。这个死刑犯是从另一个监室转过来的。原因是那一个监室又关进了一个重刑犯(有可能会被判死刑的犯人)。按照监狱的规定,一个监室里不能同时关押两个死刑犯人。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山不容二虎”道理。在监狱里,死刑犯是最大的。连牢头都要让着他。想想看:一个要死的人,他还怕什么?常挂在他嘴上的一句话是:谁要敢惹我,老子就杀了他。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也许是估摸到了死刑犯这样的心理本能,在监狱里,死刑犯一天24小时都要戴着粗粗的脚镣,以防止他们可以轻易地动手伤人。我见到过的这一个死刑犯,性格还不错,也不怎么跟别人说话,只是断断续续地与我搭了几句话。他总是拖着一副脚镣,站在放风场上望着天空。他说,他死了以后,不会怀念人类,而会怀念大自然。他很担心大自然里没有了人,那么,这么美的大自然有谁来欣赏啊!他认为低等动物是没有审美能力的。我劝他说:“政府不会把所有的人都枪毙的。总要有人为政府做事。”他听了之后平静了许多。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发现他的思维走得很远,就像是一些终极问题。以至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人将死时,想的都是一些大问题?
相比起他来,我想的问题就要可笑的多。我问他:“戴着脚镣,是如何穿裤子、脱裤子的?”他给我演示了几遍,说是先把这边穿过去再把那边套进去再将这边拉回来……太复杂了。我一直也没有搞明白。
自从监室里关进来了一个死刑犯。号室里晚上就必须有人值班。不能全部人都睡了,而要留一两个人看着死刑犯,以防他半夜爬起来伤人。这真是“以活人之心,度死人之腹”。

等死的人,事实上就是一个活死人。因为在心理上自己也已经判了自己死刑(没有上诉),情绪总是处于最低落的位置。就要死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间执行死刑。他的脸色会越来越灰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一种“死相”。有一天轮到我值夜班看着死刑犯,在灯光下我瞟了一眼他睡觉的样子,整个人苍白得像陈旧的白纸一样,这就是被橡皮擦去了的人生?吓了我一跳,真得,他真的像是死人一样。我再也不敢向他睡觉的地方看上一眼。

在监狱里,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要上诉。即使断定最高法百分之百会维持原判,也要上诉。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多活几天。可见人对生命的珍惜。对于极个别不上诉的死刑犯,则可以获得犯人们的尊重,因为他至少是“不怕死”的。

14)父亲

进监狱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担心自己会像电影里那些失踪了的人一样,被偷偷地给杀掉了。我在想: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在这里,因此也没有人会来这里找我。出于这样的原因,我的后果只有两个:一是悄悄地将我枪毙;二是把我关在这里永远也不放出去。这种心理多源于过去看的那些描写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一些电影桥段与文学情节。没想到现在共产党由受害者变为施害者了。人在被封闭的环境里,任何事情都会往坏处去想。
在这高高厚厚的大墙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人的渺小无力。在这里甚至自己想死都无法做到。
直到有一天(大概是进来之后一个半月的样子),铁门上的小铁窗突然开了,管教喊到:“北京佬,你的东西。”我一下子就呆住了,怎么会有人给我送东西?在这里除了老刘之外我没有其他认识的人。管教又喊了一声:“北京佬,听到没有。”我这才走到铁窗边,看到他将一件毛衣卷成一团塞了进来。这是一件我在家里时穿的毛衣,而这次去北京办报纸我并没有带着它。一定是我的家人来了。这样想着我的心就放了下来,我想:我不会就这样永久地失踪下去了。外面已经有人知道我在这儿了。
一颗悬着的心一旦放下来,我的眼泪就跟着掉下来了,这是因为确定自己不会死了。我问:我家里有人来啦?
“你父亲来了。”
“能不能见一面?”
“现在不行。等半个月再说。”说完管教关上小窗就走了。
拿着毛衣,我回到大铺上坐下。有人走到我身边说:“北京佬,你哭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哭了。经他这么一提醒,我才觉得脸上布满了已经冰冷了的泪水,多到可以用“以泪洗面”来形容。由此可以看出我是多么的怕死。我认识到自己不能成为一个英雄。不能像电影里被国民党抓住的共产党那样无所畏惧。当时我的样子一定是很怂,同监室有人在议论说:“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

刚好半个月,这一天铁门打开了。管教在门外喊着:“北京佬,出来。”我出去跟在管教的后面,进到一间小房间里。一进门我就看到我的父亲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面,眼睛哭得红红的。
他的边上站着一个检察院的人。父亲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建辉呀,不是你做的事,千万不要承认啊!” 检察院的人马上就打断我的父亲严厉地说:“不许说案情。不然就不准见面。”我听懂了父亲的意思,回答说:“爸,我没做什么事。”
那一次与父亲见面,我们一直都是在哭着。没有说上几句话。到十五分钟的见面时间满了,我又被送回了监室。

15)提审

在宿松县看守所,我一共被提审过两次。一次是公安局,一次是检察院。公安局是侦察,检察院是审核。这两次都是必须的程序,一次也不能少。这足以证明我这个案子的简单,没有必要在上面浪费时间与精力。
每一次的问题与回答都差不多。我记得对公安局和检察院一开始我都要说同样一句话:“把我抓进来,你们是抬举我了。”意思是:我不够资格被抓进来。我的被捕反而使我被动地进入了历史。

说实话,那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是害怕就此在地球上消失,但随着我父亲给我送来了毛衣,这种害怕就渐渐削弱了;二是又隐隐地有一些庆幸,我居然被抓进来了,因而就此可以进入中国的一次伟大的历史。在我们那个从小就接受着英雄主义教育的时代,能够在历史中留名,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我确信这一次事件终究会平反。虽然在出狱之后,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入与自己的成熟,我早已经不想要让共产党来平反我们了,而只是想着要自证——通过自己努力自证我们没有错。六四的精神内质反的不是贪污腐败,而反的是一党专制。如果共产党来给我们平反,只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它还在台上。我们想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推翻一党专制,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
来提审的人也许听出了我话中的含意,回答说:“你既然被抓进来了,就要做好思想准备。抓你进来总是有理由的。”
提审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问我在北京做了什么,有没有加入什么组织、有没有参加过打砸军车?来宿松的目的又是什么,有没有想组织工人罢工、农民闹事?我回答说,我在北京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就是人群中最普通的一个人。如果我都被抓进来了,那么全北京的市民都要被抓进来。因为在北京,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街。
听到这种审问,我知道是他们把事情搞复杂了。我如此简单的头脑、如此单纯的经历,使我第一次觉得“社会是复杂的”。我以前无数次地听父亲说过这句话,都是轻松地一笑了之。只有这次亲身经历,我才相信了“你不找事,事自己会来找你”的社会现实。

在被关了刚好半年这一天,管教又开门叫我出去。我跟着到了所长的办公室,所长拿出一页纸让我签字。我看了一眼。是执行劳教通知书。上面写着:

某某,反革命煽动罪,执行劳教一年。

下面就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看到这,我的头嗡地一声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长看出了我的失态,安慰我说:“已经都坐了一半了。快了、快了。”我昏头昏脑地签了字,就又被送回了监室。
当时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同室的人都围了上来问:“北京佬,怎么啦?”我回答说:“签了。劳教一年。”
他们也同样安慰我说:“已经一半了。很快了。”还有人给我算了一个账:“应该是已经过了一半了。劳教每个月有两天假。这个假都是集到最后才放的,你还可以提前24天出去。”在监狱里面,身不由己,一年就一年吧。有了具体的时间,总算是有了一个盼头。想通了,后面的日子也就好过多了。

还差24天就坐满一年的那一天,我被释放了。在看守所所长的办公室里,他最后警告我说:“汪建辉,当初抓进来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你出去了,还是不能乱说(指发生在六四时的事)。识实务者为俊杰。”我点头应许着。
等所长最后说完了,我向所长要那张我签了字的“劳教通知书”。他回答我说:“那个纸片片,你要它干什么?算了算了。找不到了。”我不相信它丢了,说:“它是我在这里坐了一年的证明,我一定要拿走它。”看见我一再坚持,所长打开一个抽屉,我看到那张劳教通知书就放在最表面。他随手将它拿给了我:“拿去吧、拿去吧”。看来,如果我不坚持讨要,这张决定了我一年命运的纸片也要在历史中消失了。
出了监狱,大片的阳光、大片的空间,使我在自然界之中迷失了。太多的方向使我没有了方向,太多的选择使我不知道如何选择。在看守所的大门外,我遇到了孙管教,他正提着一个菜篮子回来,里面放着一把青叶子菜。看到我,他吃了一惊,并警惕地望着我。我解释说:“今天期满了,刚出来。”
孙管教说:他们瞎搞,他们瞎搞。
我说:刚关进去那天,多亏了你打了招呼(指他说的那句话“你们不要瞎搞”),否则就要挨打了。
孙管教说:我一般都不会打招呼。你嘛,北京佬,特殊情况。情况特殊。
我们又客套了几句,就告别了。那种感觉很奇怪。不能说再见,也不能说谢谢,更不能说对不起。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就是不能说出来。

有一件事还值得一提,在劳教期满前几天,有一个二进宫的人好心地对我说:“北京佬,过几天你放出去了,记住,千万别喊‘解放喽’或‘自由喽’这几个字。”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因为1949年共产党就已经“解放”了中国大陆,于是中国大陆的人民全都获得了“自由”。因此在中国大陆“解放”与“自由”是彻底地不存在了。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还喊这两个词,无疑就是一种反动。我问:“如果喊了会怎么样?”他回答说:“我听说有一个人释放时,在出监狱的大门时喊了‘解放喽’三个字后,又被抓了回来判了两年刑。”
我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假,也不敢以身试法。少找麻烦为好。是因为恐惧吧!经过一年的牢狱,失去自由的滋味,就像是一个活着的死人。我下决心:无论自己怎样苟活,再也不踏进这个铁门了。我真的成为不了英雄。

外面的天地很大,我想还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吧。在十几平方米的牢房里关了一年,出来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迷失”,分不清东西南北。这种“迷失”只要一两天就能调整过来。
而我没有想到在我呆的这个国家,六四已经过去24年了,整整两个轮回,却还是迷失在一党专制的钢筋混凝土中。血肉之躯的老百姓,用什么去打破这独裁制度的钢筋混凝土?更危险还在于,你还没有冲破这个制度的钢筋混凝土,就会被丢入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监狱之中。现实与愿望相去越来越远。为了自由而失去了自由,为了获得政治权利而失去了政治权利,这是人生中何等的悲剧啊。而专制国家却专门制造(出品)着这种悲剧。

16)审讯的艺术

监狱里面虽然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但也可以见到许多在外面时都不是轻易能看到的东西。我刚进去不久(大概还没有一个星期),有一天我睡午觉醒来,看到大铺的角落围着几个人,神神秘秘的,我一时好奇就过去探头看了一眼。一看就吓了我一跳。原来这几个人是在看黄色裸体扑克。这个铁桶一样地方,如何能带进来这种东西?
我问牢头。他回答说:不要说是裸体扑克,就是毒品,只要想办法也可以带进来。
我没有问他如何带进来?我想着,“不应该知道的就不要知道”。在这种地方,好奇心绝对是个坏习惯。
没过几天,有一个欧姓的管教从牢房窗子外面的巡视天桥上走过,看到躲在监房里偷看着裸体扑克的犯人,大怒。
问:“是谁带进来的?老实交待。”
没有人承认。欧管教骂道:“狗日的,别以为我查不出来。”
说着他就将牢房的铁门打开,将犯人一个一个提出去审问。轮到我时,欧管教显得有些和蔼:“北京佬,你是才进来的吧?”我回答:“还不到一个星期。”欧管教说:“那些狗日的也许早就将扑克带进来了。你应该不知道。”说着就将我送回了监狱。
在将号子里所有的人都提出去了一遍之后,欧管教再打开门准确地叫了一个人:“刘琦玉,你给老子滚出来。”就是这个人了,绝对不会搞错。

我一直搞不懂欧管教是如何查出来的。还是牢头给我解开了这个谜——
他说:这个谜很简单。第一个被叫出去审问的人,他可以什么也不问,只是过几分钟将他送回牢房就行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最后一个被带出去的人,他都只问同一句话:“带裸体扑克进监狱是犯罪行为,而知情不报就是包庇罪。说吧,前面的人已经供出是谁了。我已经知道是谁带进来的……你不交待也行……反正我已经查出来了。将你提出来审问,只是想看看你这个人老不老实。老实的人我就不处罚了,不老实的,我就不客气了……就是知情不报,罪加一等。”
牢头说:一个牢房里十几号人,总有人会说的。
我听了之后,恍然大悟:是啊!如果我知道是谁,我也会说的。因为管教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有必要再隐瞒。心里也不会背上“告密”、“出卖狱友”的包袱。

17)过年

我呆的监狱里多数时间关的犯人大概都是十三、四个,只有到过年时关进来的人则要猛涨到二十多个人(最挤的时候我们都要侧着身子,且要一头一脚交叉着睡才能挤得下去)。
为什么到过年时关得人反而多呢?这是因为警察为了让自己和百姓过一个安稳的年,将平时的惯偷都关起来了。等过完年再放出去。

惯偷对自己每年过年期间要被关起来都很配合,心平气合地接受现实。这是因为他们也不想在春节的时候给警察找麻烦。只要平时警察对他们网开一面就行了。老练的小偷在被抓到时,都只承认被抓到的这一次,其它的打死也不认账。数目不够、就不够判刑。所以多半是抓了又放。而警察要收集足够判刑的证据又非常麻烦,因此平时警察对小偷小摸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小偷和警察的关系就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没有老鼠了就没有人养猫了。彼此互相映证各自的存在价值。因为这种依存的关系,警察和小偷彼此都是很熟悉的。只要警察愿意,他可以为你追回每一笔被小偷偷走的钱财(流窜作案除外)。
同时,流窜作案的人也不可能长期在一个地方作案。小偷最知道小偷是什么样的,只要对上眼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小偷。小偷都有自己的地盘,因此如果有新的小偷出现,只要他不加入他们的团伙,那么不用警察动手,小偷们也不会让这个流窜作案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呆下去的。

很多人都以为过年期间(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小偷少,是因为小偷也要过年,都停工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惯偷们都被关押起来了。
过完年(正月十五)之后,惯偷们迅速地被放了出去,监狱里面一下子就空了许多。社会上小偷也就猛增。由此过年前和过年后大家都要小心自己的钱财,那是财物被盗的高危期。过年前小偷是要找过年钱,过年后是因为被关了半个多月,要找些钱来潇洒一下。

18)狱中的人与事

在监狱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怪的。一方面,小小的空间里挤着那么多人,人们被迫要紧紧地挨着;另一方面,人们又相互防范着,谁对谁都不说实话。因为这个原因,下面的一些文字的真实性就无法确认。我只是如实地记录下他们说过的自己的事情。

刘琦银:刘琦银是8月1日那天被关进来的。这天正好是八一建军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胸前正合时宜地印着“八一”两个字。他一进门,就昂着头一直看着天空,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他傻乎乎的样子让牢房里的人看了觉得好笑,都想看看他接下来会有什么更有趣的表演。这使刘琦银免去了一顿一进来时就必须经历的“教育”。
人们围着这个刚进来的人看,而这个刚进来的人却一点也不理会这些人,独自昂着头望着天空。这个场景想一想就让人觉得好笑。
天空中有什么呢?人们向天空中望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再低头看这个望着天的人,他还是在认认真真地望着天,仿佛真看见了什么。
太好玩了。牢里的人决定跟他玩一玩。没有人去打扰他,任他抬着头望着天。足足有两个小时,直到铁门外传来了吃晚饭开铁窗的声音。人们才拿着碗排队,等待着。待吃完饭时,牢里的人早已经忘记了要“教育”新人的程序。问他:“为什么进来的?”
他说:“是为朋友顶罪进来的”。做出一副很讲义气的样子。看他傻乎乎的样子,没有人相信他会骗人。
他说,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犯了事——是偷税漏税。公安要抓他。而他的老婆刚巧怀孕了,就要生了。刚出生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于是他就帮这个朋友顶罪,被抓进来了。
我听了之后竟然有一些感动。还夸奖了他几句,说他够义气、够朋友。第二天,有一个人私下里对我说:“北京佬,刘琦银说的那些一定是假的。”我说:“看他那傻乎乎的样子怎么会骗人?”他说:“只有让你觉得比你更笨的人才有可能骗得到你。一脸聪明相是绝对骗不到人的。”我没有信这个人的话。
刘琦银进来一共被提出去了两次。第一次被提出去回来时,有人问他:“是接见(接见,指有家人来监狱探望被关押者)?还是提审?”他回答说:“接见。”第二次被提出去回来时,有人觉得刘琦银有脸色有一些不对,而且他的右手一直放在裤子的口袋边,像是在护着什么。于是,大家强行搜他的身,搜出了一份判决书。原来他并不是为朋友顶罪,而是偷了邻居的牛,被以偷窃罪判了有期徒刑半年。
这一下,他被监狱里的人狠狠地打了一顿。直打的他高喊:“报告管教,打死人啦!报告管教,打死人啦!报告管教,打死人啦!……”
管教听到之后过来问:“为什么打人?”
回答说:“他骗人。他说是为朋友顶罪进来的。”
管教听了之后说:“该打、该打。”说着就走了。

徐力晶:这个小伙子刚满18岁,这使他有资格成为刑法中一视同仁的人。他有些恨自己这么快就步入了成年,也不多给他一点时间。“就一天都够”,他说:“我犯事的那天刚满18岁,如果晚生一天,我都可以作为未成年人免于起诉。”
“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有人问他。
他回答:我跟县城里一个理发店的女老板玩得很好。没事我就去她店里面玩。有一天我闲着没事,又到她的店里去玩。刚坐下没多久,就看到一个戴着墨镜的人进来了。他说是来理发的。但是对女老板不仅语言上进行调戏,还对她动手动脚。我在一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站起来走到他的身边打了他一个耳光,警告他这是我的地盘,容不得他乱来。让他滚出去,在他走到店门口时,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拿在手上的墨镜,便随手将这墨镜抓了过来。
没想到没有过多久,他就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警察。他指着我对警察说:“就是他抢了我的墨镜。”我就这样被抓进来了。成了一个抢劫犯。
我问:“那天正是你的18岁生日?”
徐力晶回答:“那天我刚好过生日。原来那个被我打了一个耳光的人是新调来的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
“你这是‘有眼不识泰山’。”
“当没有执照的黑社会,遇到了有执照的黑社会。”
是——小巫见到了大巫。
……
后果就如现在眼前所看见的一样。徐力晶一不小心就成了抢劫犯。

刘琦金:刘琦金接近50岁,身高足足有1.85米,身体强健而有力。他刚被关进来的时候,管教就丢下了一句话:“你个强奸犯,在里面要老实一点。”这句话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让监狱里的人好好“教育”一下他。
在监狱里,人们最痛恨的就是强奸犯。所以只要有强奸犯被关进来了,都要受到“特殊的照顾”。既然是强奸犯,牢头对他的“教育”就多半是往下半身去的。比如说让他用“鸡鸡”吊着球鞋在牢房里来回地行走。他的那根东西就硬是不低一下子头。最后对他的“教育”结束了。他的那根东西还是坚挺着。强奸犯就是强奸犯,看得大家由嫉妒转为羡慕起他来了。说他真是一个强奸犯的命。
大鸡鸡始终软不下来怎么办?最后还是靠他当众打了一次“手枪”才解决了问题。
刘琦金犯的事大概是这样:他老婆生下了四个女儿之后就死了。好在老婆死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已经十四岁了。于是大女儿就承担起了母亲的义务,跟父亲睡觉。
大女儿出嫁了之后就是二女儿;
二女儿出嫁了之后就是三女儿;
三女儿出嫁了之后就是四女儿。
直到四女儿也谈了男朋友,又到了出嫁的年龄。刘琦金这才感觉到了危机:老四走了之后,我跟谁睡觉?于是,他千方百计阻止四女儿与男朋友来往。就像是电影中冲破封建旧家庭牢笼的故事,四女儿跑到了男方的家里不回来了。
刘琦金找到了男方的家,将四女儿的男朋友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又将四女儿拖回了家里,继续陪他睡觉。四女儿实在没有办法才跑去公安局报了案,告父亲强奸她。
“畜生,真是畜生。”听到四女儿的报案后,办案人员就这样说。对待畜生,就要像对待畜生一样。在公安局刘琦金就挨了很多顿打。到了看守所,管教听了他的“故事”之后,也说一句“畜生,真是畜生”,又是一顿打。再后来关到了监室里,管教又丢下了那一句话:“你个强奸犯,在里面要老实一点”,这又使他结结实实地挨了顿打。
只是刘琦金的身体确实是好,一次一次又一次,他都挨过来了。到最后竟然还能够“打手枪”,真是让人无话可说。这就是——身体即命运吧!

刘琦才:又是姓刘,而且第二字都是一个“琦”字。这是因为,宿松县是一个刘姓大县,而“琦”字正是其辈份之一。
刘琦才到九江去打工,可是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工作。身上的钱用完了。有一天半夜时分他撬开了一个超市,在翻找了几十块零钱之后,他在货架上拿了十几个罐头,脱下衣服包好,准备带走。可是在走出超市后他又回来了,他想离天亮还有一些时间,不如先在这里吃几个罐口,手上拿不了的,就装进肚子里。于是刘琦才用牙齿咬开了七个肉罐头、吃了。之后又咬开了几个水果罐头、吃了。也许是从来没有一口气吃这么多肉,他感到头有些晕,竟然就在超市里睡着了。直到天亮了,店主前来开门,看到了刘琦才,报案将他抓了起来。
又因为刘琦才在本地也有做过案,所以就被押送回宿松县来审理。
刘琦才进监狱后大概半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听到隔壁的号子里有一个声音很熟悉,于是就向着隔壁喊:边上的是某某某么?
隔壁答:是。并问:你是老三么?
刘琦才说:我是老三。
原来隔壁关的这个人就是刘琦才的姐夫。姐夫告诉刘琦才,他的弟弟也被抓进来了,就关在他旁边的号子……这样,通过号子与号子间的相互通话,刘琦才发现他们一家人除了他母亲外全部都被抓进看守所里了。这还不算神奇。最神奇的是,他们一家犯的案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一家人共同干一个事情容易全军覆没。如果都不是同案犯,那就真说明这一个家庭出现问题了。
在共同的牢狱生活中,我感觉刘琦才并不坏。人还是挺直爽的,遇事不会绕太多弯弯。我想,他们一家人都犯法进了监狱,也许是太穷的缘故。“穷则思变”,变的方向有些是朝着好的方向,有些则是朝着坏的方向。

蛮娃:我进去的时候蛮娃已经在里面了。牢里面的人都叫他蛮娃,也许是跟他犯的事的关。蛮娃这一年刚高中毕业,就在将要毕业离开学校时,几个同学商量,着准备聚一餐。可是手上没有钱怎么办?只有偷了。离学校不远正好有一个养鸭专业户。他们便在一天夜里,去偷鸭子。
夜很静。鸭子被惊吓的叫声惊醒了鸭子的主人,于是他起来查看,看到几个半大的孩子手提着鸭子从鸭棚里出来,他便去阻拦他们。这几个偷鸭的人,仗着人多,将养鸭人推倒在地,而后就回租住的房间烧鸭子去了。煮好了,还没来得及吃就被出现在门前的警察人赃俱获。原来他们一走,养鸭人就报案了。
警察将这几个学生带到公安局,问情况,作笔录。除了蛮娃外,其他的人都承认是去偷鸭子。只有蛮娃想:“偷”太没有面子了,自己从来就不做偷偷摸摸的事。他只承认是抢。“偷”与“抢”在刑法的量刑中有着很大的差别,偷是1000元钱才立案,而抢劫即使是一分钱也要立案判刑。
偷几只鸭子,离1000元钱还差得很远。于是承认偷的人当场就放回家了,而承认抢的则被关进了看守所,等待审判。这就是主观意识与客观现象的区别。你主观上是去抢,那么就是去抢,他主观上去偷,那么就是偷。
“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是流行于牢房里的一句真理。人们都说蛮娃太傻了,而蛮娃则认为用几年自由换掉一个“偷”字,还是挺划算的。
人各有志吧。

在看守所里通过亲身经历使我改变了很多在进来之前的猜测:
在坐牢之前我总以为犯重婚罪的人必定是有钱或者英俊的,但是我在监狱里遇到过的一个犯重婚罪的人就是奇丑无比。他刚被送进来的时候,正身体部分扭曲着。脚弯着,手指也像鸡爪似地弯曲着伸不直,使本来就不高的他显得又瘦又小。原来他是“走马性风湿关节炎”患者,风湿走到哪里,哪里就弯曲着直不起来。他在家里面有一个老婆,后来到一个茶场去打工,与茶场的一个女人同居了,并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样就形成了事实婚姻)。后来这件事情被他老婆知道了,到公安局告他重婚。于是他就被以重婚罪抓起来了。
当同牢房的人听说他犯的是重婚罪,都觉得不服气。像他那样,居然、居然还是个重婚犯。那个女人能看上他呀?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不服气也不行。同室的犯人有人为了让自己嫉妒的心放宽下来,都说:跟他好的那个女人不知道有好丑,也许送上门来我都不要呢。
这个重婚犯关进来还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判决出去了。判决是: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
我也遇到过三个因为诈骗而被抓进来的,单从长相上看,他们都傻傻的。这样的人也能骗人?别人不骗他们就好了,他们怎么可能骗得了别人呢?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他们是诈骗犯。后来一个在这里坐了很久的人给我解惑说:只有样子傻傻的人才可以骗的到人,你想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人去骗人,人们是会防范的,而只有傻傻的人去骗人,人们才不会设防。
在牢里面立功,说难很难;但是说容易,又非常容易(这里的立功不是指相互“检举揭发”的那种)。只要有关系,立功非常容易,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拾金不昧”。有些立功的犯人就是在外出指认作案现场、去医院看病或者法院开庭审判时,都能“凑巧”在上厕所时捡到一叠钞票。将这些“捡来”的钱“交给警察叔叔”,就获得了立功表现。立功就能减刑。用钱买时间,对于经济条件好的人来说是很划算的,于是这出戏就反复上演。为什么犯人们那么容易在厕所里捡到钱?从来就没有人去深究,更没有人戳破它。
这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大玩笑,在这个玩笑里,每一个人都根据所获得的利益认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脸严肃、一身正气、一丝不苟,装得就像真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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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坐牢使我从“六四”的旁观者,成为了“六四”的直接介入者。这应该感谢不守信用的政府在承诺不“秋后算账”之后迅速地进行了拉网式的“秋后算账”,使我立即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在寂寞无聊的牢狱生活中,我常常一个人独自权衡着失去与得到:我失去了自由,却得到了一次进入历史事件的机会。
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一次历史事件,就这样意外地涵盖了我。这也只是空洞的表面上的。具体的来说,真正的收获是——在这次牢狱生涯中我找到了我一生的敌人。我要和它斗一辈子。就像一个有怨必报的小气鬼一样,我和这个强大的对手较上了劲。
当然因为彼此的力量太悬殊,我只有一个人在私底下写一些对抗它的文字。我戏称这为“有敌人的写作”。每当写到妙处时,我都会在心底偷偷一笑。

确实,这个独裁者太搞笑了。每当我看到貌似严肃的新闻联播一本正经的骗人、貌似真诚的官员一本正经的在台上说着为人民报务、貌似认真的积极分子在工作中争取搏得领导的赏识,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搞笑了。太有幽默感了,在一个大大的玩笑里那一张张小小的认真的脸。但是,我知道那一张张认真的脸其实并不认真,他们只是认真地在演着一场时间长达一辈子(直到退休)的戏而已。
这个大大的玩笑里的戏还不仅如此,根据斗争需要他们会将貌似严肃的新闻联播一本正经骗人的人脸皮揭开——原来这是一个流氓骗子;根据政治需要他们会将貌似真诚的官员一本正经的在台上说着为人民服务的人脸皮揭开——原来这是一个贪污腐败分子,他们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为人民币服务;根据需要他们会将貌似认真工作的积极分子脸皮揭开——原来这是一个伪君子小人,他们的表现只是为了在领导的面前乞得更多的好处。
在揭开这些时,同样也需要:貌似严肃的新闻主播一本正经的在电视屏幕上骗人、貌似真诚的官员一本正经的在主席台上说着为人民服务、貌似认真的积极分子在工作中争取搏得领导的赏识……这个巨大的玩笑就这样越陷越深,越玩越大……

这一切都源于独裁而不讲真话的政府。独裁者总在说他们在“为人民服务”。事实是“人民在为独裁者服务”。1989年春天,一些热血青年想要戳穿这一个巨大的玩笑,但是他们失败了。玩笑仍旧像滚雪球一样滚动着……雪球越滚越大……一直到无法控制。我想最后的结局应该是:滚雪球的人自己会将自己玩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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