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我的父亲和母亲(回忆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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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佳

我的父亲康人苏(1915.3.31 —1981.9.6,湖南省双峰县人)和母亲易敬怀(1914.3.8 – 1998.8.30,湖南省长沙县人)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每年忌日,我都把他俩的遗像立在桌上,在相片前面摆上水果、沏上名茶、点上高香,率全家人一起对遗像郑重磕头,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因为父亲和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每当回想起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日子,我就忍不住潸然泪下、心痛不止。同时,一股股幸福的暖流也会流遍周身。我要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在我的心目中,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父亲和母亲。

按农历算,母亲与父亲的生日只相差4天,分别是2月12日和2月16日。根据我们祖上传下来的男庆虚、女庆满的庆生传统,2014年农历2月12日是母亲冥诞满100周年,而农历2月16日是父亲冥诞虚100周年。在父母的百年冥诞即将同时到来之际,对父母的怀念时时涌上我的心头,使我饮食不安、夜不成寐,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故特撰写此文,谨表对父母的深切怀念。

父亲出身于贫农家庭,儿时得过重病,一度身体相当虚弱。康家人丁不旺,到父亲这里已经是第三代只有一个男丁了。爷爷奶奶甚至担心无法把这根独苗抚养成人。但是,父亲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成长起来。他勤奋好学、聪明过人。虽然在乡下生活和发蒙,却很早就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他在小学先后跳过两级,并获得过省、市小学生学艺比赛冠军。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1929年,父亲刚进初中就面临着没有钱交学费的困境。他必须一边念书一边挣钱。才十四岁,父亲就以康驹为笔名在长沙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随后他的发表园地进一步扩展到武汉。他以稿费孝敬父母、供养两个妹妹上学、并且存钱准备赴日留学。1933年5月,他终于积攒了足够的旅费去日本,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旅途。在途径武汉的时候,当地文化界的朋友曾经为他举办欢送会,报刊上郑重刊登了“热烈欢送青年作家康驹赴日留学”的新闻简讯。

在日本东京,父亲终于踏进了大学的门坎,在日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和法律。1936年10月,父亲由日本回国,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任职。在十二年里先后五次提职,历任内政部公报处主任、江西省党部秘书、江西省民政厅视察员、善后救济总署专门委员、江苏省政府人事处处长。当时的省政府只有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和教育厅四个厅。在民财建教四厅之外就属人事处显赫。况且,首都南京位于江苏省境内,所以江苏省人事处处长就更加不同一般。父亲对我说过,当时的他,上可通天,连国民党大佬张群都是他的熟人。

虽然当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官,父亲却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有个阔佬想当县长,把金条藏在一个大蛋糕盒里,叫父亲的勤务员送到父亲面前。父亲义正词严地对勤务员说:“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收礼。”勤务员一贯受到父亲的厚待,对父亲忠贞不二。他以为自己是为父亲着想,不知趣地故意掂了掂蛋糕盒,小声说:“这个蛋糕可重啊!”听到这句话,父亲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突然丧失了文质彬彬的儒者风范,扬起胳膊,狠很地甩了勤务员一个大耳光。勤务员的帽子都被打落在地上。他拾起帽子,拎着蛋糕,躬着腰,灰溜溜地倒退着离开了父亲。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在即,江苏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丁治盘中将召集各厅处首长开会,明确宣布,政府即将东迁上海,各厅处首长有权自行处理和使用自己厅处的小汽车。好几个厅长和处长把公交车卖掉,用车款做路费,携带全家逃到了台湾。父亲憎恶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不愿意跟着国民党往台湾跑。他对于“各厅处首长有权自行处理和使用自己厅处的小汽车”的决定非常反感。人事处有两部小汽车,父亲说这是国家财产,不可以卖掉中饱私囊。他没有动用任何公物公款,倒是变卖了自己的全部家私,凑足路费,先把母亲和我们姐妹送回了母亲的老家湖南省长沙县北山区外婆家。他本人接着也逃离南京,返回湖南,在外婆家与家人会合。丁治盘对父亲擅离职守,临阵脱逃极为恼怒,颁发了对父亲的通缉令。但是,国民党政府日薄西山,丁治盘自身难保。湖南省远在异地,丁治盘鞭长莫及。他的通缉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父亲住在外婆家里安然无恙,甚至还到外地去做过一趟生意。父亲是一个读书人,除了读书写作和按章办事,一无所长,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最后闹得血本无归,只好老老实实、定下心来,在外婆家赋闲。

与父亲相反,母亲出生于大户人家。在“万恶的旧社会”,女孩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母亲却完成了中等教育,拥有周南女师的毕业文凭。舅舅(母亲的弟弟)曾经与父亲同学。介绍母亲给父亲抄写文稿,促成了父亲和母亲的相识和相知。母亲敬佩父亲的才华和学识,由相识和相知发展到相爱和结婚。国民党政府垮台、父亲先是弃官回家、继而经商失败、失业在家,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母亲凭着她中等师范学校的学历,在北山沁园小学找到一份代课教师工作,勉强可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外婆家房屋宽敞、财力雄厚,安排女儿女婿一家的食宿也没有任何问题。谁想到,好景不长,几个月以后湖南省就和平解放了。在土改运动中,哪怕外公早已去世,外婆还是被划为了地主。乡下的财产被剥夺一空。之后,父亲作为旧政府官员,接到华中军政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被招进该校进行思想改造。半年后毕业,父亲被分配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定为行政十八级,每月工资八十四元五角。就是这份工资,父亲拿了一辈子,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增加过。

更加令人伤感的是,从此他就开始了远离家庭的两地生活,不仅再没有回过自己的双峰老家、母亲的北山老家,连他移居长沙的妻子和女儿都只能利用每年的探亲假回家团圆十二天。从1950年到1978年,在整整二十九年时间里,父亲一直在湖北省武汉市工作。在外婆的房屋和田产都被剥夺以后,母亲进城在长沙市河西区潆湾镇小学找到工作,带着我们姐妹四人在长沙生活。在漫长的两地分居生活中,父亲每年只能利用十二天探亲假回到长沙与家庭团聚。每次探亲假结束、他必须离家的前夕,父亲都忍不住号啕大哭,伤心得就像迷路找不家的孩子。在“大革文化命”的疯狂年代里,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一连六年没有享受过探亲假,孤身一人在外地忍受着非人的煎熬。

这种违反人伦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淡漠父亲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父亲身材不高,但是我心目中的他却非常高大和伟岸。因为我知道,父亲凭着仅仅三年在日留学的经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被武汉钢铁公司和湖北科技情报所借调,在它们举办的日语培训班里教授日语。在自己编写教材的基础上,父亲对日语语法产生了深刻的体会和浓厚的兴趣,作出了要写整整一套共十一本日语语法书的宏伟规划。我至今还无法理解:在日本就生活了那么短短三年,父亲怎么会有能力当日语培训班的教师!怎么有可能写成套的日语语法书!日本有一亿多人口,他们从小就用日语读说听写,但是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能力啊!

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和蔼可亲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全国大多数人民不同的是,父亲的旧官吏身份使他在每次运动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触及,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老运动员。但是父亲从来也没有消极和颓废过。他总能以积极和正确的态度来泰然处之。在1957年那些翻云覆雨的日子里,父亲以卓越的预见性,冷静地面对形势,哪怕是有关部门用小汽车接他去帮助党整风,他也明智地没有向党提任何意见,使得毛泽东的阳谋对他毫发无伤。

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父亲在羊楼司武汉市卫生局“五七干校”养牛。父亲干一行、爱一行,和他饲养的老牛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他向它述说自己的痛苦、孤单、无聊和无奈。老牛千篇一律地“哞哞”响应着,表示着它的体谅和理解。但是,老牛是不可能为父亲保管他的“财产”的。父亲只好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几件较好的衣服和某些贵重物品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委托汉口的一个朋友保管。最后,小箱子不翼而飞、尸骨无存。父亲居然没有向那位朋友发出抱怨。他们依然如故,仍旧是一对好朋友。

父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他写了大量日语书稿,却从来没有购买过方格稿纸。他的初稿基本都写在香烟盒背面的白纸上。定稿写在练习簿、硬皮本或者活页本上。他给我们留下了摞起来有好几尺高的日语语法手稿,其中却找不到几张象样的稿纸。然而,对同事、对朋友、对工友,父亲却又慷慨大方。朋友的孩子没有钱交学费、朋友的妻子生病住院、朋友在月底没有钱买米下锅……父亲都感同身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当年受苦受穷、走投无路的日子。他想:在那个时刻,我是多么希望有人向我伸出援手啊!今天,难道不正是我助朋友一臂之力的关头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老百姓普遍贫困,所以父亲需要经常面对这种关头。

在熬过六年被剥夺探亲的权利,最后终于回家短聚的时候,父亲仅仅积攒了两千多元钱。每月八十多元钱工资,孤身一人在外,本人又无比节省,在六年的时间里却只余下两千多元。钱都到哪里去了?都用来帮衬经济困难的朋友和度用拮据的工友了!也正因为父亲慷慨大方、仗义疏财,所以尽管是老运动员,父亲还是能够在一个接一个的风狂雨骤的运动中吉人天助、转危为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日子曾经过得非常快活。全家人坐在一张可以围坐十几个人的大圆桌旁吃饭。外婆坐在正中,舅舅、舅妈、父亲、母亲坐在外婆两侧,我们小孩子傍着自己的父母入座。桌面上摆着丰盛的菜肴,我们都不知道吃什么才好。突然有一天,一群光着脚丫子、挑着扁担箩筐的邻居闯进我们家里,担走了家里的所有东西,连桌子椅子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外婆当时就气得病倒在床上。我们姐妹和舅舅家的孩子肚子饿了,吵着要吃饭。大人们都没有心思吃饭,舅妈流着眼泪给我们煮了饭,从咸菜坛子里夹了一些咸菜和泡菜给我们下饭。但是,没有桌子放碗,也没有地方落座。咸菜碗和泡菜碗就放在地上,我们几个孩子就围着那些碗站着,含着眼泪,捧着饭碗,吃完了那顿饭。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就没落了。乡下呆不下去。我们家搬到了长沙城里。不用再站着吃饭了,但是日子仍然过得很紧,紧到有时候连三分钱的棒冰都买不起。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天气奇热。小学的老师都带着孩子坐在操场里乘凉。卖棒冰的小贩到校园里来叫卖。朱校长给他的孩子一人买了一支。我站在一旁眼馋地看着,偷偷地咽口水。母亲见了,二话没说就把我拉进了房间。我乖乖地跟着她,连头都没有回就进屋了,既没有哭、也没有吵。朱校长看在眼里,心里不安,连忙给我也买了一支棒冰送进屋里、交给母亲。母亲接过那支棒冰,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掉。一支棒冰才三分钱啊!这么乖的女儿,连掏三分钱给她买一支棒冰的能力都没有,这叫做母亲的人怎么能不伤心!将近五十年以后的1998年7月,母亲已经卧病在床。我从加拿大赶回去看望她。她还流着眼泪对我提起这件事,夸奖我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乖孩子。

其实我们家的收入并不低,比一般人家多得多。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在一起有一百四十多元。问题是,自从解放以后,我家灾祸连绵。1950年,妹妹早产出生,体重只有两斤半。母亲费尽心力才保住她的生命。1951年,二姐患结核性耳膜炎,右耳旁出现一个糜烂的小孔,长期脓水流淌,不能愈合。医治多年才得痊愈。1952年,外婆仙逝。外公去世早,外婆辛劳一辈子,含辛茹苦拉扯大两男三女五个孩子。尽管身陷逆境,母亲和舅舅还是倾全力不惜用光最后一文钱地大办丧事。1953年,我牙病发作、疼痛难当,四、五颗被虫蛀坏的板牙必须拔除或修补,经常进城去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同年,我风湿性关节炎发作,在随后的很多年里我都必须经常服用抗风湿药物。1954年,妹妹得伤寒病住进医院,头发全部脱落,几乎丢掉性命。治愈出院后,幼儿园害怕妹妹把这种恶性传染病带进幼儿园,拒绝收她入园。母亲只能请专人在家全职看护她。1959年夏,我患急性黄疸肝炎,休学在家,吃了几十包中药才治愈……这些灾病花光了我家的每一分钱,使得我家入不敷出,所以有的时候连三分钱一支的棒冰都买不起并不奇怪。

父亲常年在外,于是,对抗所有这些灾病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肩上。一个娇嫩的大小姐,一个昔日的官太太,哪里承受得了这样的重负。母亲劳力劳心伤财,终于病倒了。1958年秋,母亲得急性肾炎住进医院。1961年,母亲又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患营养性肝炎,肝脏肿大两指半。女儿一个接一个地罹患重病怪病,自己操劳过度、经历一个接一个的器官病变,母亲硬是一个人挺过来了。母亲成为了笑到最后的强者。我认为,对母亲的吃苦耐劳和坚强不屈,仅仅用敬佩两个字来表达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家里经常穷得不名一文,所以勤劳节俭成了母亲的基本生活准则。在我的记亿中,我们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长大的。当时的小学老师在八小时工作制之外,晚上还要去办公室集体办公。夏天天气炎热,母亲总是在去办公室集体办公之前,帮我们把竹床安置在操场的荫凉处,让我们睡在竹床上乘凉。母亲的集体办公还没有结束,我们姐妹往往就在竹床上睡着了。担心我们睡在外面在后半夜受凉,母亲在上完晚班以后,又把我们一个一个抱进屋里去睡。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应该心疼母亲,还体会不到母亲是多么劳累,为了享受母亲抱在怀里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并没有睡着,也假装睡得很香,听凭母亲抱着我们进屋。在安顿我们姐妹一个个睡下之后,母亲才有机会在昏暗的灯光下熬夜一针一线地为我们缝制布鞋。直到中学,我成了一个在校寄宿的学生,我仍然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妹妹生下康明以后,我看到母亲还给妹妹做拖鞋。那时,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虽然度用拮据,母亲还是能够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无论陷入何等绝境,都能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在三年大饥荒的一个暑假,母亲在业余时间精心饲养来给女儿们补养身体的母鸡被人偷走了。去粮店买米,刚刚买到手的二十斤米的竹筹又不翼而飞。二十斤米,母亲一个月的口粮才二十七斤啊!将近一个月的口粮就这么丢了,这个假期可怎么过!更何况,丢的是筹,也就是说,已经交过钱了。那就意味着,还丢掉了买二十斤米的钱。我们姐妹都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心境。倒是母亲反而安慰我们:“不要紧,天寒冻不死瞎麻雀。妈妈绝对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过暑假。”母亲果然没有亏待我们。她买来一些南瓜和红薯,把它们煮熟,做成粑粑,又软又甜、清香可口。她领着我们到附近的山坡上采挖一种叫水妮子的开小黄花的野菜,把它们切碎,和面粉拌在一起,煎成粑粑,也很好吃。她还教我们识别一种可以食用的蒿草,掐下它比较嫩的尖端,洗净、剁碎、拌上面粉,做成蒿子粑粑。还有一种开小白花的野菜叫地菜,母亲把它们洗净、剁碎,做成素馅,包素馅饺子给我们吃。母亲实现了她的诺言,让我们过上了一个无比温馨和充实的暑假。母亲本来是一个大家闺秀,是一个有钱人家的阔小姐,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太太。她怎么会认识这么多野菜、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瓜菜代”的招式,又怎么能把它们做得这么好吃?这简直是一个谜。不,这不是谜!这是因为母亲早已适应了贫困的生活,已经具备了在困境中的生存能力。

母亲的心地特别善良。尽管自己有时候穷到了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的地步,母亲还在关心着比自己更加穷困的人。学校的工友老彭每月只有不到三十元钱的工资。老婆、四个孩子,一家六口全靠这么一点点钱熬日子。勉强把够吃一个月的米买回家就很不容易了,哪里还有钱给孩子们买零食!长年累月,四个孩子难得见到一颗水果糖、一粒花生豆。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一旦稍有余钱,给我们买回一小包糖果或者花生,母亲都要送一份给老彭家的孩子。老彭夫妻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体贴入微的好人。他们非常感谢母亲。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任校长的左家垄小学出现了反动标语。造反派不问青红皂白,仅仅根据父亲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大官,就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把母亲关押起来。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母亲只好与父亲划清界限,向组织提交了离婚报告,但是组织和造反派头头还是不肯放她。我从知青点回家,找不到母亲,急得到处打听。彭阿姨同情我家的不幸遭遇,冒着风险,把我偷偷地带到关押母亲的潆湾镇小学。我们母女才得以在关押母亲的教室里见上一面。

母亲对待工作积极热情、认真负责。为了以最大的精力从事教学工作,母亲总是把家务负担减轻到最小的程度。妹妹刚生下来时体重只有两斤半重,为了让她存活下去,必需有专人护理。母亲整个白天要在学校上课和备课,连晚上都要去办公室集体办公,所以不得不把她寄养在远亲家里,直到几年后妹妹身体好转,不再需要专人护理才送进长沙市东城区教工幼儿园。我们姐妹四人一旦升入初中,母亲就安排我们去学校寄宿。这样做,既培养了我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又减轻了她的家务负担,方便了她放手搞好工作。这些安排的好处是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母亲的教学工作,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分散了我们家的财力。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就是妹妹上小学之前的那些年。那时候,我们姐妹几个人轮流生病,往往是这个人的病还没有好,那个人的病又发作了。那些年,大姐在长沙二中寄宿读书,妹妹寄养在远亲或者全托在幼儿园,我和二姐在母亲的学校念小学。大姐要交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妹妹需要按月支付给远亲赡养费或者给幼儿园全托费;我和二姐都在长身体、亟需营养的关头,母亲也舍不得亏待我们……这样,母亲每个月都必须把她掌握的钱分成三部分,大姐和妹妹那两部分是定时定额的,一天也不能迟,一分钱也不能少。在钱不够用的时候,只能紧缩我们这一部分。说起来让人心酸,那时候我们一家六口分成四处生活:爸爸、大姐、妹妹每人一处,母亲带着我和二姐三人在一处。我们这里人口最多,应该是我们的家庭所在地,但是我们的生活却最艰难、最穷困。

母亲从事了二十三年小学教育工作,担任了将近二十年小学校长。她心甘情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永远把工作摆在第一位,从来也没有计较过个人得失。她的足迹跑遍了长沙市岳麓区教育局所属的最边远、最落后、最没有人愿意去的学校:潆湾镇小学、赫石坡小学、咸家湖小学、左家垄小学、岳南路小学、杜家塘小学、郝家坪小学……上级把她派到哪里,她就在哪里扎扎实实地工作,把所在小学的教学搞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在调动最频繁的岁月里,她几乎每个学期都换一个学校。1964年,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母亲不愿意影响她的正常工作,居然没有去火车站给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女儿送行。代表全家给我送行的是我的大姐。大姐送我到车箱里,与我情意绵绵、依依话别,根本没有听到火车播音室的开车警告。她还没有下车,火车就开动了。直到火车开到下一站大托铺车站停下,她才挤下火车,坐公共汽车返回长沙城。

《自由写作》第94期【文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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