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遗产与遗憾——漫议诺贝尔文学奖(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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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

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情有独钟,几乎出自本性。中国人缺少系统宗教,短于科学思维,拙于法律体系,唯有文学,居于一统江山的至尊地位。孔、老、墨、旬、孟、庄以降,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几乎所有古代典籍都是文学作品,历代诗人、作家引领风骚,化成天下,不一而足。

诺贝尔终生热爱文学,但丁、莎士比亚、拜伦、雪莱、莫泊桑、易卜生、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都是其心仪偶像。与雨果的交往,确立了他的文学观:人道精神,理想主义。诺贝尔的人道理想,无疑超越了国家、民族、阶级、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倾向于个人和全人类的价值与幸福。但是在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之前,文学不可避免的受制于无数非人道主义和反理想主义的“非诺贝尔文学奖”因素。如但丁、弥尔顿、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样“为人类而艺术”的大文豪,毕竟寥若晨星。诺贝尔把“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定为文学奖标准,本身就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在20世纪以前,尤其19世纪,这一标准会得到广泛认同和充分实现。但是,20世纪恰好以倾覆人道理想为能事,几乎所有大师、天才、先锋,似乎约好为这个世纪毁灭、死亡和堕落之火抱薪拾材:达尔文、叔本华、尼采、瓦格纳、王尔德、弗洛伊德、本格森、波德奈尔、斯宾格勒、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卡夫卡、贝克特、萨特、庞德、毕加索、达利、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布勒东……争相致力于摧毁19世纪,颠覆古典主义,斩断维系数千年历史的文明缆绳,把人类连同其文明连根拔起,任由世界驶向不可知和虚无主义的海洋,竟成为20世纪的精神主流——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沦为道德基石崩解的支持理论。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以及笼罩地球上空的核阴云绝非自然景观,——它们正是20世纪流行时尚的物化恶果。首先在西方,然后遍及世界,读者们惨到越来越难于找到完全和真正符合诺贝尔文学奖标准的作家。

2001年首届文学奖就偏离标准,坐失天赐良机:授予19世纪就享誉天下、20世纪唯一活着的世界文坛公认的最高权威——托尔斯泰,并把这一错谬持续十年之久。该年文学奖授给普吕多姆(除了文学史家,恐怕没有谁还记得这位诗人兼律师的法国人)。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几乎在第一时间撰文披露,42位瑞典作家联名致信托尔斯泰称:“我们认为您不仅是备受尊崇的当代世界文学蓍宿,而且也是最当之无愧的拥有强大影响力的获奖人。”1906年,托尔斯泰再次获得文学奖提名,“以弥补这份伟大荣誉可能招致的无可挽回的缺憾”。托翁立即致函芬兰作家叶涅费特,请他转告瑞典文学院不予考虑对他的如何文学性奖励,“以免使我陷入极不愉快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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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与文学古国中国睽违100年,恐怕是该奖最令人难以弥补的遗憾。哲学家柏格森、欧肯、罗素,历史学家蒙森可以获奖,别尔嘉耶夫、梅烈日柯夫斯基可以提名,以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马一浮、胡适、张君劢、钱钟书、唐君毅、余英时对中国文化现代复兴的贡献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潜在影响,却全然不在诺奖评委会视野。林语堂、沈从文、鲁迅、老舍、梁实秋、李叔同、林徽因、张爱玲、钱钟书、冰心无论人生境界、洞察力、视野还是叙事手法、艺术创新都未必逊色于挪威剧作家比昂逊、西班牙诗人埃切加赖、丹麦小说家盖勒鲁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冰岛评论家拉克斯内斯、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澳大利亚诗人希尼、英国作家奈保尔。1949年后,文化专制严重摧残了中国作家、诗人的创造力,但到2000年,身为中国20世纪文学硕果仅存的象征性人物,坚持“写真实”,呼吁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巴金还在,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报告文学大家刘宾雁还在:“伤痕文学”和流亡文学代表作家郑义深受大江健三郎推重、并不断有史诗作品问世;曾影响一代人的《今天》派诗人杨炼、北岛,集美学家、诗人、散文家一身的高尔泰,剧作家沙叶新、台湾作家齐邦媛、龙应台……他们的文学道路与风格各异,但都秉持“文以载道”、“诗言志”的中国文学正统,吸引和启迪过无数读者,与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宗旨高度契合。

一个作家,理应首先感动本国读者,才可能产生世界性影响。一个用母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如果不能表现中国人的命运,不能成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代言,不能为他们巨大的苦难和不断破灭而继续追寻的希望作证,不能作他们最知心的挚友,为他们歌哭,呐喊,祈祷,生死与之,披戴殉道者的荆冠,他就不配代表中国文学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2000年高行健以法国作家身分获得文学奖,除了激起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愤怒外,几乎没有中国人为之侧目,其影响近于枯井回音(其获奖作品《灵山》在获奖奖前仅售出90本。几乎没有人能通阅。)批评家刘再复认为,高行健内受南宗六祖慧能启发,外接犹太人卡夫卡灵感。禅宗高深玄奥,也许投合某种西方虚无主义潮流,与现代中国干系不大。犹太人的苦难是人类的宿命,卡夫卡的世界荒诞而真实,他有权传达文明危机和末世来临的讯息。在人类第三个文明千年之际,作为20世纪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高行健声称,文学纯粹是个人的事,作家不要担负什么使命,文学的理由就是卑微渺小者自言自语式的独白。初识文学史的人应知道,这种文学观并非原创,而且确实与中国无关。高的作品因政治原因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如果祛除政治偏见,即使有多位刘再复那样的文学批评家全力推荐,恐怕也不会有更可观的效应。

如果2000年的文学奖授予巴金,至少算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一种迟来的致敬,至少会引发世纪性的联想,对民族命运和作家责任产生无愧于历史的重新思考。表彰一位有80年文学生涯的老作家,对他饱经忧患、不断追求真理和爱,不断反思、忏悔、抗议、呼喊的百年人生致敬,也是文学奖自身的殊荣。

2012年,正宗的中国作家莫言再次获奖,遂引发政治性争议——不存在严肃的文学分歧。我们再次面临高行健式的尴尬:无论瑞典文学院还是莫言自己,都承认高密传奇的灵感源泉来自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等19部长篇小说中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和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与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一样,作家们缔造了自己的文学共和国,彼此启发、借鉴、争风吃醋,正是文学共和国的内在使命,国外人无需置喙。然而,文学本“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且与读者相辅相成,所以批评不可避免,并且有益文学共和国的壮大。

其实,福克纳、马尔克斯和莫言的文学立场南辕北辙。福克纳代表美国南方演说体散文风格,富有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菲利普·弗伦诺炽烈而雄辩的理想主义色彩,深获华盛顿·欧文、库珀、爱默生、霍桑、惠特曼、麦尔维尔、爱伦坡新大陆浪漫主义真传,又继承了马克·吐恩、詹姆斯、杰克·伦敦现实主义精髓,并与弗罗斯特、庞德、菲兹杰拉德、奥尼尔、海明威、斯坦培克、索尔·贝娄、艾萨克·辛格共同构筑了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大厦。福克纳视文学为生命,创造力和想象力惊人,极端浪漫幽默,嗜酒如命,在飞赴斯德哥尔摩前还与朋友酕醄大醉,但其演讲却令满座肃然:

作家写作时,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仅能传种接代,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

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惟独他永远能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

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已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从1945年到1990年,两名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和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墨西哥作家帕斯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形容为“西班牙语拉丁美洲文学爆炸”(阿根廷作家恃尔赫斯十数次获诺奖提名,终因其接受智利独裁者波诺切克颁授的大十字勋章而未遂)。西班牙是比意大利更好极端的拉丁民族、摩尔人和阿拉伯异教的征服对象、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异端审判的渊薮之一、火刑柱发明地,是欧洲近代以宗教名义最早驱逐犹太人的国家,海外殖民主义贪婪凶残的先驱,二战中佛朗哥法西斯独裁的黑暗山丘,欧洲文明一个充斥着天性强烈而迷恋非理性的特殊国度。西班牙天主教美洲和英语新教美洲形成欧洲海外殖民地的两极,后者(美国、加拿大)代表天赋人权的自由选择,前者五百年间一直是抢掠、屠杀、骚乱、犯罪和迷信的“灰色美洲”。20世纪下半叶,则是法西斯战犯藏匿、恐怖主义和军事强人、警察、毒枭的天下。

如果没有列维·斯特劳斯、卡彭铁尔、佩雷、布勒东等欧洲超现实主义者对太平洋沿岸印第安土著文明的意外发现,并用傅立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法朗吉”和其伊甸园“法伦斯泰尔”作理论描述,如果没有艾略特、乔伊斯、卡夫卡、萨特、福克纳、莫拉维亚、君特·格拉斯、格里耶、海明威等欧美现代文学家的开导,拉丁美洲文学将继续处于“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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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1982年获奖,中国正值文革结束,没有谁再能重撑意识形态魔伞。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和可控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对外开放“国策”,客观上缓解了毛时代文网森严的恐怖。马尔克斯获奖不啻为中国作家点燃一盏灯,照亮了被尘封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学的道、佛世界。老作家汪曾祺不甘寂寞,在其名噪一时的《捡石子儿(代序)》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魔幻小说大国,从六朝志怪到《聊斋》,乃至《夜雨秋灯录》真是浩如烟海”(汪曾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汪曾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从西汉末年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宗至明清,中国志怪作品蔚成大观。刘歆校定《山海关》后,有东方朔《神异经》、《十洲记》,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任舟方《述异记》、刘义庆《幽冥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洪迈《夷坚志》、吴承恩《西游记》、许仲琳《封神演义》、蒲松龄《聊斋志异》……原始巫术、怪力乱神、花精狐魅、神魔玄灵,不一而足。现代文化人类学指出,非西方文明一大特点,乃是史前神话和巫术符码记忆与专制社会长期停滞、循环、僵化和封闭共同存在于漫长历史时空,如果没有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文明及其近现代演变,这种多神教式的“万物有灵论”还将长期、也许永远存留下去。文明历史就是促使人类脱离自然母体的“祛魅”过程。

直到20世纪,鬼魅异怪还是新式作家不肯轻弃的体裁。施蛰存《夜叉》、徐汙《鬼恋》、吴组缃《菉竹山房》都发表在“科学”、“民主”响彻中国的三十年代,鲁迅影响深远的《故事新编·铸剑》中,则把人间恩仇假借神魔秘怪推向极致。

魔幻现实主义本属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腐朽和反动的唯心主义文学,不符合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教义,中国文学当局之所以始而容忍,继而放任,其中暗藏着一种不便明言的隐秘。即拉丁美洲属“第三世界”,正巧位于中国头号敌人美国的后院。况且,拉美文学家大都带有“红色”标签:聂普达是共产党员,古巴诗人何赛·马蒂是著名反美斗士,被卡斯特罗誉为“革命使徒”,被苏共评为世界进步文化名人,林默涵被授意称之为“拉丁美洲的革命先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旗手”,巴作家亚马多是共产主义者,古巴诗人纪亷给中国传来了“太平洋彼岸的革命风暴声”(徐迟语),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他们都是美国佬》被中国外交部译为重要革命作品广为介绍。

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还在于中国作家几乎变为本能的文学天性:驯服、世故、市侩、功利心和人生机会主义。

与马尔克斯同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辛格(1979年)、波兰流亡作家米沃什(1980年)和苏俄流亡诗人布罗茨基(1987年),其作品虽然有选择地译介,但从来没有触动过中国作家的神经。道理却不在纯文学:以色列是美国天然盟友,犹太人是上帝拣选的民族,波兰、苏俄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反叛作家不可能为中国作家引为同行。而中国学者几乎译完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鲁尔福、富恩斯特、科塔萨尔、多塔索等拉美“进步”作家的全部作品并作了全面推广,被称为拉美文学的“梦之队”。于是,聪明好学的中国作家莫言、扎西达娃、韩少功、刘索拉、贾平凹、李锐、郑万隆、阿城、乌热尔图、阎连科……以及无数不太知名的文人作家都从无数鬼神精怪巫蛊迷咒中获得无数灵感,中国文坛乌烟瘴气、参惮悟佛、群魔乱舞。果不其然,继高行健《灵山》摘下诺贝尔奖12年后,莫言站到了斯德哥尔摩金色大厅上,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终于修成正果,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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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瑞典文学院在给马尔克斯的颁奖词中写道:

古老的印第安民间文化,与来自不同时代的西班牙巴罗克文化,来自现代欧洲的超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的影响,在那里混合成醇香而提神的美酒,马尔克斯和别的拉丁美洲作家正是从这中间,汲取了素材与灵感,……《百年孤独》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将不可思议的神话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朱景冬:《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擘》,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

马尔克斯却更强调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

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朱景东等译:《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显然,马尔克斯并非拉美奇异自然和神话的专业收藏者,而是记录其现实命运的托付人,是被世界遗忘的拉美苦难和悲剧历史的代言人,哥伦比亚的良心。

中国魔幻现实主义信徒们,即使把从西藏雪域到荆楚巫风到黄河商洛山坳到山东高密到神州全境犁庭扫穴一遍,仍是那么人情炼达世事洞明,政治正确优先。莫言在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就用他“特别纤敏、特别发达”的感官,参予书写毛泽东70年前的《讲话》,100名参予此事的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魔幻现实主义者,——他们苦心经营的神话,不过是《讲话》的当下注角。

历史会同情他们的选择:在马尔克斯们用魔幻现实主义把拉美命运展示于世后,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再次把自己魔幻一通,——他们只是走火入魔而已,中国古语形容为“东施效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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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1260多年前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类似文句屈原、渊明、稽康、杜甫、东坡、亭林直到谭嗣同、熊十力、陈寅恪、李慎之……此种风骨,早已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士子自重自爱的基本轨式。尧欲让位于许由,“由不欲闻之,洗其耳于颖水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接下来的故事妇孺皆知:你先生故意游走豪门,人家才看上了。现在你又洗耳显示高洁,却“污吾犊口”,于是牵其牛“上游饮之”。

重庆唱红打黑,曾遭天下明眼人不屑。国家环保官员牟广丰曾在2011年7月以手机短信方式写了一首打油诗:西南一隅闹翻天,打黑唱红卷巨澜。问鼎金銮蹊径劈,自将重庆当延安。词句直白,不会产生岐义。中国作协曾组织百十作家纷纷往赴,如过江之鲫。如果重庆模式推广到全国,这些趋时附势者确实将成功地与世推移,前前程未可限量。莫言也曾写下七律一首刊行于世:

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
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
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
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

比起若干赴渝献策的理论家,莫诗略显含蓄。不过初通文墨者,不难一眼识透其中寓意。古来颂诗谀词都不能太露骨,以免过于卑劣,品位下流,反倒易获咎于不测。不幸的是,白纸黑字,“中流砥柱君子格,丹涯如火照嘉陵”,无论怎样读解,其所指能指,明白如大白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文过饰非,则掉进“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词”的老尴尬里。莫言若以刚刚获得的特殊身份,对被动集体书写《讲话》和自动填写有失体面的绝句,来一次切割,自我幽默一把:糊涂,愚蠢。则可望一新国人耳目。莫言的老师马尔克斯获奖前后,已结交了几位拉美独裁者: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墨西哥的波提尤、委瑞内拉的卡洛斯·佩雷斯、哥伦比亚的米歇尔森,和西班牙总统冈萨雷斯、法国总统密特朗。获奖后他飞往巴塞罗那,拜访蒙科罗亚宫,与才当选为西班牙总理的年轻朋友菲利普互相祝贺,但是他马上声明,“无法习惯自己的朋友成为总理,也无法克服对于总统府倒胃口的感觉”。

即或从功利上看,李白也是对的,谁还记得中国历史上几百个皇帝几千几万个大臣呢。马尔克斯在不把总理、皇宫当回事上也是对的:世界上只有一个马尔克斯。好歹中国作家莫言获了奖,我们希望他轻松一点,不就是一个奖,一个副主席(还不专职)。没有谁要求莫言达到巢父、许由“圣之清者”的境界,——时代毕竟不同了。然而像李白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沾点马尔克斯的脾气,哪怕是左翼作家的脾气,还是有益无害。即使没有获什么奖,纵然不识一字,也可堂堂正正做人。

更不幸的是,年高德劭的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先生也卷入其中。他认为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误读了莫诗,没有领会出深藏诗中对薄熙来的讥刺和反对之意,从而演出一段不大不小的国际文字公案。关注重庆事象的知识界人士都知道,许纪霖教授在重庆“唱红打黑声势(最)隆”之际,独具胆识,公开撰文演讲作河东狮吼,呼吁警惕“重庆模式”。应该说,唱红打黑戞然而止,中国人(包括莫言一类并未公开驯服的作家)避过一劫,许教授发挥了特别的作用。马悦然虽终生热爱和研究中国,毕竟有所失察。这使人想起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1991年去世前,他对自己毕生的研究进行了反思,留下深重遗憾。作为一位无神论者,并在20世纪历史环境(包括这个世纪特有的现代虚无主义)中经历了东西方各种困难局势的北欧汉学家,马悦然将大量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善莫大焉。但与费正清一样,他对中国的体认和解读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偏差。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他不欣赏中国“文以载道”、“诗言志”的文学理想。这就意味着,在瑞典文学院18名院士中(只有马悦然通晓中文),至少一半中国文学作品不在评委会视野里。必须为马悦然辩护一句,描写中国人在20世纪悲剧性史诗命运的杰作,确实没有出现,至少没有被译为入选文学奖所必须的西方主要语言。

中国作家在12年内两次获得文学奖,都徒留争议。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包括诺贝尔奖评委会对中国的解读似乎不比利玛窦、马嘎尔尼等早期传教士高明。以俄国文学奖获得者为例,五位俄国作家(普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洛茨基)获奖,名至实归。他们不仅代表了俄罗斯文学在20世纪的整体成就,而且像征着20世纪俄国的特殊命运,同时丰富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此意义上,文学奖对俄罗斯文学在20世纪的存在和成就发挥了无人可以否定的作用,实践了其颁奖标准。而两名获奖的中国作家,一名声称他谁也不想代表,一名自诩为讲故事的说书人。这样,诺贝尔文学奖在21世纪的中国,不仅留下遗憾,而且制造了滑稽和尴尬。也许由于中国太古老又太年轻,演变太亟;也许因为中国文化及其语言文字太特殊,——以至于它现在还是一个偏远地区,一种方言;抑或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比它的地缘、历史文化更为独特,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为了减少误读成本,缩短认同的差距,建议瑞典文学院增加若干名外籍名誉院士或评委,仿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体例,增加中、英、法、俄(恐怕应加上德)五种文字的文学专家,以真正实现该奖的人类性和世界目标。

尽管在儒家经典中没有反对儒者经商的只言片语,孟子是世界上最早为私有产权辩护的哲学家,辅佐齐恒公“一匡天下”、建立春秋霸业的管仲是世界各国第一位主张“富民”的政治家,扶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范蠡是当时地球上最精明的大实业家和商业巨子,出掌汉武帝财政大权的桑弘羊也许堪称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型财政部长;尽管传统中国不乏有关财富、商品、税收、货币、贸易、农耕、工商、消费的精妙之论;尽管中国人天赋节俭、储蓄、筹划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手段,中国甚至也有漫长的私有制和自由经济,中华民国时期建立过某种现代经济-法律秩序,但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统制经济却使中国远离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直到1992年后才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社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7年设立以来,除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托罗维奇核印度经济学家森分别于1975、1998获奖外,所有获奖者都是欧美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瑞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发展经济学、经济决策学、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对资本、货币、消费、公共决策等成熟和完全市场经济进行开创性研究的经济学家。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可能在十年内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似乎没有对现代经济学产生影响。被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厉股份”的厉以宁以及众多中国经济学家至今没有发表一本阐述中国“经济奇迹”并具有世界学术影响的著作。更重要的也许是,中国经济变革还限于数量增长和物质扩张阶段,带有西方工业化早期诸多弊端,属于某种转型经济。体量、规模大小和增长速度,早已不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倒像一个经济利维坦,令世人费解。

诺贝尔奖诞生于19世纪末一位北欧商人的头脑,必然带有创立者本人和时代的愿望与缺陷(没有数学、天文学、地质学、音乐、艺术、哲学、宗教学、人类学奖,等等)。尽管诺贝尔富于全球胸怀,但正如天下一切高尚事业都必然充满矛盾一样,此奖也留下并将继续留下遗憾。然而,那种另起炉灶,以高出诺奖若干倍的奖金重新设立类似奖项的想法,却是十足的痴人说梦。开始富甲天下的中国人,如果真愿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他们的机会远远大过诺贝尔。待他们也通晓世界主要语言,对人类文明有了大致了解,并听从内心高尚声音的呼唤,尽可以广结善缘,立地成仁。

正如只有一个地球、地球只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世界上也只有一种表彰人类伟大精神和创造力的全球性奖项。跟人类自身不断调适以臻于完善一样,诺贝尔奖也终将“辉映先达,领袖后进;网罗英茂,总揽人才”(张謇语)。

国人应以感恩和虔敬的心情,看取诺贝尔奖。即使是误读、遗憾和冒犯,也是我们的福份,我们真实不虚的写照和借鉴。

2013,3,1 重庆

《自由写作》第94期【文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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