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重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文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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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

(二)

郭沫若谈完李白,又谈杜甫,对他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以及与严武、岑参、苏涣关系诸题,逐一论述。

杜甫的“阶级意识”,是郭氏驰骋批判的第一个题目。对于一千二百年前的杜甫,郭咄咄逼人,象是面对面批斗一个共产党干部缺乏阶级立场和政治觉悟:尽管杜甫看到“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便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第三四四页)

硬要唐代杜老头象共产党员那样看待阶级和阶级矛盾,这不是刁难古人么?郭提出那些问题,皆属假问题。杜甫是诗人,不是社会学家,更非造反派。如此批杜,有类白痴。

郭声色俱厉、不依不饶:“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然后,谴责杜甫研究者们:“可怪的是解放前后的一些研究家们,沿袭着旧有的立场,对于杜甫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依然全面颂扬,换上了一套新的辞令。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第三四六页)郭不仅要把杜甫的“诗圣”桂冠摘掉,还要将“人民诗人”这顶桂冠剥夺。接着,他把“新专家们”以为是“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三吏》《三别》痛加批判。他将《甘林》诗中“劝其死王命,慎勿远奋飞”一句远远摘来,塞给《三吏》《三别》:“‘劝其死王命’,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第三五八页),认为“杜甫是站在‘吏’的立场上的。《三吏》中所写的‘吏’都不那么令人憎恨。‘石壕吏’虽然比较凶,但只是声音凶而已。”“他有时也骂骂‘小吏’,而为‘大吏’大帮其忙”。郭感觉吏“不那么令人憎恨”,这也成了杜甫站在吏的立场的根据。杜甫诗中吏对民“比较凶”,也不能使郭满意。这实属无理取闹。这种态度正是“文革”大批判习气,横竖非打倒杜甫不可。

他缠住《新安吏》痛加批判:“但是,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却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第三五四页)他用毛时期政治标准要求杜甫,无异要杜甫用古代诗体写当代政治檄文,要么就得低头认罪。

他摘出杜甫《夔府书怀》中“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诸句,说杜甫要官方对“苍生”严加警惕、防祸未然。他批判说:“这就是杜甫的阶级感情,多么森严而峻烈呵!”(第三四六页)杜甫要统治者及时了解民众情绪、知道民众起义的威胁、重温社会动荡的可怕、不要造成天下大乱后果,这是明智之言,对民族有益,无可指摘(“绿林宁小患”,民众造反当然不是小祸患:“苍生可察眉”,老百姓的情绪当然可以觉察)。郭沫若以构陷之笔,穿凿附会、百般挑剔为苦难民族而老泪纵横的唐代穷诗人,却忘了自己为残酷杀人的唐代女皇武则天殷勤翻案、为屠杀黄巾军、残害文人学者的曹操百般辩护,自己站在哪个阶级立场呢?又是哪个阶级意识?杜甫未象郭沫若无视天下大饥馑之死难、为专制者杀人暴行、淫乱后宫秽事辩护,也未象郭沫若无诗不颂“红太阳”“万寿无疆”。杜甫为人民苦难而有“感时花溅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郭沫若可曾在诗中为人民苦难流过一滴泪、可曾为饿殍遍野的惨状写过一首悲歌么?郭沫若对这位一生孤苦飘零、为民族民生伤透心的老诗人如此歪曲,表露他在那个黑暗政治时代的畸形心灵。

郭沫若为荣华富贵、穷奢极欲的男女暴君翻案、戴“人民性”皇帝桂冠,为商纣王、秦始皇翻案,把武则天、曹操看作代表人民利益的帝王,把楚国大官僚屈原捧为“人民诗人”,却不许学者们为饥寒交迫、沦落天涯、悲天悯人的诗人杜甫说句赞扬话、称之为人民诗人,不霸道么?

郭沫若又搬出时髦“阶级观点”批判杜甫:“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第三五七页)用他这种阶级观点分析商纣王、秦始皇、曹操、武则天们的一言一行,这些暴君不正是站在大地主阶级总代表的立场和利益上思考和行动么?郭为他们辩护,站在什么立场呢?看来,他的“理论”是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他接着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展开严厉政治批判:“诗里面是赤裸裸地表示着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的”。他这么矫情说,屋顶茅草有三重,“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茅屋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第三六零页)。为证明杜甫不穷困,郭居然能昧着良心说茅屋比瓦房还讲究。在他笔下,杜甫无论住什么地方,都没活路,“地主阶级”这帽子非给他戴不可。倘住瓦房,他会说,农民住得起大瓦房么?倘住茅屋,他说茅屋比瓦房还讲究。这种两头堵人的霸道行为,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那个江洋大盗普若克如斯特斯(Procrustes)将路人按在他特制的冷血之床(阶级之床),长的锯短,短的拉长,横竖要人死。注意:杜甫原诗是“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译文亦是“把三重茅草从我屋顶上卷走”,其解释也是“屋顶的茅草有三层”,可是他挑剔和批判杜甫时,却说茅草被“刮走了一部分”,偷换了概念,这行为迹近欺骗。把“三重茅”偷换成“一部分”,情况大不同。正因为三重茅全被风吹走,老诗人焦急万分,无法避寒度夜,口干舌噪,呼天抢地。而郭换成“一部分”,就使老杜那种焦急、呼喊乃至叱骂变得小题大做、成了阶级立场问题。为了批判杜甫,他竟篡改原文。

杜甫的“阶级意识”这类题目,本无学术价值。时代风气固然不好,然则郭氏这八十老翁如此奔竞,不惜自辱,不亦悲乎?

清代学者梁绍壬讥笑某些文学评论者之迂腐:“南唐李后主词:‘最是仓皇辞庙日,不堪重听教坊歌,挥泪对宫娥。’讥之者曰,仓皇辞庙,不挥泪于宗社,而挥泪于宫娥,其失业也,宜矣。……此与宋蓉塘讥白香山诗,谓忆妓多于忆民,同一腐论。”(见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之“李后主词”条,《清代笔记丛刊》第三册第2426页,齐鲁书社2001年第一版)郭沫若以所谓“人民性”“阶级性”教条对诗人杜甫展开的咄咄逼人的大批判式谴责,正是这类腐论。

杜甫的“门阀观念”,是郭施展大批判本领的另一话题:“这样一个狗彘不如的王爷,杜甫却偏偏对他怀念不已,并假借人民之口而加以歌颂。”(“王爷”指滕王李元婴,李渊第二十二子)郭说杜甫门阀观念很顽强,“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第三七八页)。这里所谓“门阀”,指门第阀阅、显贵之家,所谓“门阀观念”,指对这类簪缨士族、显宦世家所持的门第观念,类似毛时期宣扬、“文革”初期红卫兵叫嚣的出身论、阶级论或出身观念、阶级观念。郭此书对杜甫“门阀观念”之批判,依据的同样是这种出身、阶级、门第诸观念,不过将旧出身论换成新出身论、将旧阶级换成新阶级、将旧贵族门阀观念换成那批由社会底层出身——所谓“无产阶级”“城市贫民”“贫下中农”之类——构成的新贵族、新门阀观念罢了。如果说杜甫有门阀观念,在那个时代,本无须大惊小怪。郭之所以挑剔杜甫的“门阀观念”,不过想说他庸俗,巴结贵族门阀。倘若郭氏足够聪明,应当对此三缄其口。

杜甫的“功名欲望”,是郭意图抹黑这位诗人的又一条说辞:“杜甫是功名心很强的人”。杜甫去长安,当然想从政治国,这对于一位正当年(杜甫此时年龄在三十五至四十四岁之间)、心怀天下的儒生,理所当然,何况这位“嫉恶怀刚肠”(《壮游》)、有强烈正义感的诗人。杜甫不仅想做官,而且想做高官,目的不是先富起来,而是使政治清明、民风淳美、天下大治,这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赠韦左丞丈》)。朋友严挺之之子严武应代宗之召回朝,杜甫赠诗,末句如此叮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可见一怀公义热肠。一位诗人有将民族国家建设得更好这样的功名欲望,有何不好?郭氏挑剔,很不公正。

郭指责杜甫做官“挑肥拣瘦”、不愿与民众接近:“杜甫的挑肥拣瘦,想做大官而不愿意做小官,留恋都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近。”(第三八六、三八七页)似乎杜甫不愿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道路。既然想革新政治、实现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当然要做大官(地方官颇有油水,杜甫不愿做,是不想盘剥百姓、陷入庸俗奉迎);杜却不愿为做官而奔走豪门:“独耻事干谒”(《赴奉先咏怀》)。依附权势、身居豪宅、享受高官待遇的郭氏,对待千年前那位穷困潦倒诗人,态度格外峻刻,似乎杜甫应当象个小小螺丝钉、帝叫干啥就干啥,不应计较官职。可是在郭看来,什么官都是封建阶级爪牙,杜甫的功名欲望已被他批判,那就不应当做官,可他偏偏又谴责杜甫“挑肥拣瘦”。怎能设想这种头脑能写出思维清晰、严密质实、论辩精彩的学术文章呢?

杜甫的“地主生活”,也是郭试图以“阶级分析”观点打倒杜甫的说辞。他说:“杜甫爱诉述自己的贫困,但往往过分夸大,和实际核对起来有很大的悬隔。”(第三九三页)他举的几条诗句(例如《堂成》之“背郭堂成荫白茅”),完全站不住脚,甚至以所谓“地主心理”来定阶级成分(例如《舍弟占归草堂检校》之“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这纯属以思想定罪、以思想定阶级成分。他挑剔杜甫怕人偷鹅,要“长数”,却不想想,这恰恰说明杜甫贫穷。试想,一个地主还怕丢只鹅么?可见郭说杜甫过着“地主生活”,完全是强词夺理。

郭沫若为给杜甫定成地主成分,乃至再次篡改杜诗原文。他援引杜诗《寒雨朝行视园树》,将其首句“柴门杂树向千株,丹橘黄柑此地无”中的“杂”字擅自改为“果”,成为“柴门果树向千株”。于是,“杂树”成为“果树”。杜诗所有刻本,均为“杂树”,没有一本是“果树”。偷改之后,郭得意洋洋:“园里有向千株的果树,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位庄园主了。”(第三九九页)这种篡改史料行为,足见行品。早在四十年代他撰写《十批判书》时,已施展过此技(参见本著第八章第四节)。

他的结论:“要之,杜甫的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地主的生活。他有时也穷,但是属于例外。他是以门阀的高贵自矜许的人。”(第四零零页)这是自我否定。“本质上”一辞,可见无据,所以要躲开具体、遁入空论:“以门阀的高贵自矜许”,显系思想定罪(一个飘零破落者依然可为贵族门第自傲、却不能因此说他在享受贵族生活)。郭以为把杜甫的贫穷抹煞、硬打成地主,就能将这位诗人打倒、从而将他的诗歌地位抹煞。

郭甚至挖空心思,硬说杜甫之所以要离开四川,是因为思念吴越美女。他援引杜甫《壮游》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断言说,“杜甫所‘思吴’的‘胜事’,毫无疑问,就是这些风流逸事。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第四零一页)非给杜甫扣一顶风流小帽不可。郭沫若批评杜甫“飞扬跋扈”,依据这句诗:“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他质问:“请问,这是不是‘飞扬跋扈’?”(第四二七页)他似乎不懂“飞扬跋扈”是何意思。

他甚至指责杜甫“用过分夸大的手法来写实”(第四五四页),批评《美陂行》“也竭尽了夸大的能事”,乐颠颠以为发现“杜甫做诗的秘诀”(见第四五五页)。这一指责暴露郭对诗歌的无知。诗不是用来写实,而是用来表达深挚情感和高度想象,它需要各种有助表达情感和想象的修辞手法,夸张正是修辞手法之一(例如“白发三千丈”)。

此书可驳斥处甚多。其思维方法和思维逻辑低劣惊人。仅再举一、二小例。郭谈到杜甫接受官职,以为可能出于韦见素推荐:“韦见素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特著的恶迹,但他是杨国忠所引用的人,其人的品质也就可想而知。”(第三八六页)这推论太简单,而且不顾前提有问题(是否出于韦氏推荐尚需考证),硬往下推论(韦氏人品不好)。既然找不到证据说韦有恶迹,为何还要糟蹋人家?仅从推荐人就能断定韦的品质不好么?再如,他揣测杜甫的林园:“可能是规模太大了,需要的经费和人手更多了,因此有时无法周转。但为什么要把规模搞得那么大?那么大的一座园林是怎样扩张起来的?”(第三九七页)你看,他明明说“可能是”规模太大了,这是在揣测,并无根据。他却把这“可能”当作根据,质问起来:“为什么要把规模搞得那么大?那么大的一座园林是怎么扩张起来的?”把“可能”当作事实,再痛加指斥,这就是郭的思维和手段。这本《李白与杜甫》,就建立在这种把揣测当事实然后加以批判的荒唐手法上。此书论点、论据、论证,皆如此类。

对李白和杜甫,后人各有抑扬褒贬之辞(例如惠洪《冷斋夜话》援引王安石对李白的批评,陆游《老学庵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亦有讥评)。与杜甫那种悲天悯人、忧国忧民、溅泪惊心、为天下苍生老泪纵横相比,李白那种飘然不群、放达纵恣、傲睨权贵、醉卧酒家眠的自由性格,更易令个性奔放、气质超然的人神往,而杜甫则更易博得那些重社会责任感、有兼及天下之志的人喜爱。李白和杜甫,个性气质才智不同、诗歌美学风格迥异:李白飘逸,杜甫沉郁;李白脱略格套、不累细行、诗如大河滔滔,杜甫精于格律、极善戴镣铐跳出绝美舞姿、臻于诗艺极致。二诗人各有天分,本不该简单抑扬。宋人严羽颇具审美眼光:“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沧浪诗话》)郭氏此书毫无学术价值,反而徒增谬乱。

《自由写作》第94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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