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重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文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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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

《李白与杜甫》书中扬李批杜立场,在郭氏历来公开发表的诗文中从未流露。他曾说喜欢李白,不甚喜欢杜甫(“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见《我的童年》)。李白只是他喜欢的诗人之一。

实际上,郭在数十年间一直对杜甫尊敬有加,评价明显高过李白,特别对杜甫感时伤世、悲悯民生诗作,评价甚高,为李白所不及。一九二一年在《论诗三札》中,他心无政治偏见,高度评价杜甫:“至于我国古代真正的大诗人,还是屈原、陶靖节、李太白、杜甫诸人,白居易要次一等。古来的定评是不错的。因为诗——不仅是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他诗中时有袭杜处,对杜毫无挑剔或恶语。诸如:一九一二年在成都府中学,曾用杜甫《秋兴八首》原韵“拟出一些感时愤俗的律诗”;一九三八年作七绝有句“鸟惊花泣恨频添”,脱自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句;一九四五年六月作诗有句“生别常恻恻”,脱自杜甫《梦李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句。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他为成都杜甫草堂书对联一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称杜甫“圣哲”:既是圣人,又是哲人。

一九六一年九月作《奉节阻沙》,怀念杜甫感时忧国名篇《秋兴八首》,深致思念之情:“忽忆秋兴诗,翻然来杜甫”“重怀杜工部”,诗袭杜诗“每依南斗望京华”“丛菊两开他日泪”诸名句。末尾对现实极不满:“惜哉遭毁弃,雷霆恣瓦釜。我欲起斯人,黄钟鸣韶舞”(《东风集》),渴望恢复杜甫精神。

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为纪念李白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一文,认为李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他们两位都称职地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使命”,“我们要向杜甫学习,也要向李白学习,最好把李白和杜甫结合起来。李白和杜甫的结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把李杜并列,毫无轩轾。此文绝大篇幅谈论杜甫,称赞他“和人民打成了一片”,称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响彻千古的名句”,称赞杜甫“一年到头在替老百姓发愁、伤心”“这就是他的诗歌能有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他用他的笔蘸满着血泪,把它们写了出来”“沉痛感人,千古不朽”“有骨气的人”“他和人民同命运、共甘苦”“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杜甫的诗歌里,得到了高度的结合”云云。此文谈到杜“每饭不忘君”“局限性”,却通情达理:“我们不必深责”“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来研究杜甫,学习杜甫”。这些评价,与几年后《李白与杜甫》书中对杜甫的指责和否定,判若两人。

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郭为重书杜甫草堂清人顾复初长联作跋。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为杜甫草堂花径撰对联一副。同年十月二十七日,为杜甫草堂藏南宋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题词,语气尊敬。

微有变化的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写《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他遮遮掩掩略露微辞,似乎有些怕人,怯懦表示一点异见,依然认为杜甫“同情人民”。他生怕人们误解他的尊杜立场,同时认为“诗圣”称号有些夸大:“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时代不同了,前人之所以圣视杜甫,主要是因为他‘每饭不忘君’。我们今天之认识杜甫杰出,是因为他能同情人民。”郭肯定杜甫,是因为“他能同情人民”。这与《李白与杜甫》的观点截然相反(此书不承认杜甫“同情人民”、否定杜诗有“人民性”,竭力丑化杜甫为面目丑陋、心灵恶毒的老地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二日在一封私信中,他流露对杜甫不满:“唐代杜甫对于‘屈宋’相提时每每含有崇敬之意,而对于‘屈贾’并举时每每加以贬责之辞,这是很大的偏见。杜甫这一态度是消极的、错误的,是他‘每饭不忘君’的愚忠思想的体现。杜甫有卓越的诗才,有历史的贡献,但他对于君王不敢反抗,一直认为‘君王圣明’,死保皇帝。而屈原、贾谊不仅敢于忠言直谏,更敢于反抗昏庸残暴的君王。在这一点上,蔡文姬、李白继承了屈原、贾谊的反抗精神,敢于对天命抗争、敢于怀疑君王的权威,确实难能可贵。而韩退之、元微之乃至多数封建文人继承了宋玉、杜甫的保皇意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书信集》第一三四页)这段私下之言,显露抑杜扬李苗头,此时他对杜仍有所肯定:“杜甫有卓越的诗才,有历史的贡献”。忠君观念还是反抗精神,成为他评价李杜标尺。此时对杜甫的批评,尚未走到极端,只说他有“每饭不忘君”的“愚忠思想”和“保皇意识”。

上述郭沫若对杜甫的评论,一直未露阶级或地主字样,未露打倒杜甫这一心思。没有政治诱因和通天后台,他绝不敢奋不顾身立论蛮干。倘若惹老爷子骂,犯了政治错误,磕头如捣蒜恐怕都来不及。何苦来?

《李白与杜甫》一九七一年出版,态度突变,令人愕然。他以前对杜甫那种尊崇态度和高度评价幡然一变,成一副蛮横无理大批判面孔。倘老杜地下有知,会感叹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之世态炎凉、文人之险恶而老泪纵横?

一九六二年十月郭已露扬李抑杜苗头,这或许暗含对当时个人崇拜之风和忠毛颂毛之辈不满。这一因素,为后来《李白与杜甫》书中扬李批杜立场奠定某种心理基质。从这一点看,此书扬李批杜态度,不完全是一时迎合之作。可是,此书观点如此偏邪、论据如此穿凿、结论完全否定杜甫,立场十分极端,从这一点看,此书之构思、写作和出版当出自非学术意图或命意。

忠君思想是郭沫若最初扬李抑杜的一个重要内容。忠君思想与保皇思想正是同一物。“文革”中将那些主张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保护领导人的派系称为“保皇派”。退居后宫毛泽东卷土重来、发动向刘少奇为首国家最高领导人夺权斗争之际,极需批判“保皇思想”“忠君思想”、鼓吹“反抗精神”“造反行动”。于是,李、杜这种“不同”,便派上隐喻之用。有趣的是,六二年信中郭对杜甫“愚忠思想”“保皇意识”“不敢反抗”之抑、对李白“反抗精神”之扬,当时似对毛氏威权衔有愤恨,现在移花接木,兼有指涉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司令部这一妙用。郭可能沾沾窃喜,当年这扬李抑杜心机,竟入峰回路转之境,借此风云际会,大抒心中块垒,神不知鬼不觉,当年怀恨毛泽东,今日暗刺刘邓陶,真是天作之合,具一箭双雕之妙。

有一条材料亦需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八月四日在批判他的会议上不屈服,颇有意味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不喜欢李白的诗,喜欢杜甫的诗。我有我一些看法,我还是要革命的。人家斗我我受得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二八七页)彭当然知道毛喜欢放达纵恣的李白诗、不喜欢悲悯民生痛苦的杜甫诗。因此,批判、否定杜甫,等于批判、否定以杜甫为代表的感时忧国思想立场,否定为民请命的道义立场,对于批彭护毛,具有特殊政治用场。这样,郭由扬李抑杜推进为扬李批杜,隐含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以批判历史上的“保皇派”诗人为障眼法,为共产党内最高权力斗争效劳,为打击刘邓司令部效力(毛一九六六年有《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首先发难)。《李白与杜甫》这种隐含政治立场,毛当然喜欢。然而,为暴虐政治效劳,却丧失学术公正和知识品格。

杜甫在中国诗史重要地位、特别对唐以后宋、辽、金、元、明、清诸代一千二百余年无数诗人产生重大、深远影响(无论诗歌艺术遗产、还是感时忧国精神),其他任何一位唐代诗人都无法与之比肩。不管你是否喜欢杜甫其人、其诗,他在中国诗史重要地位和文化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郭企图用“阶级论”“阶级分析”简单教条贬斥和批判杜甫,否定杜甫及其诗歌遗产,浅薄不值一顾,诚如韩愈所言:“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

感时忧国精神,或称忧患意识,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独特而又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从文化思想来源看,它是孔孟儒家襟怀天下、关怀国运、拯救民生这种博大思想文化精神浇灌下的产物,是知识分子对社会道义的文化承担;从社会生态环境看,则是政治黑暗、多灾多难、极富悲剧性的中国历史现实和苦难人生交相煎熬下的产物。置身这种社会,李白易使人高扬个性、奔向自由、脱略奴隶缧绁,杜甫则易使人关切苦难、悲悯苍生、襟怀社会。

郭沫若批判杜甫,还有两层较深文化目的和邪恶作用:其一,将中国传统以杜甫为卓越代表的感时忧国精神一笔抹杀、将这流传至今的文化传统拦腰斩断;其二,对中国文人学者这种代代不绝的感时忧国精神无情嘲讽和扫荡。当代知识分子对现实民生悲苦、政治黑暗和互相迫害这种现状的沉痛关切与深厚责任感,特别自一九五三年批梁漱溟为农民请命、五七年“反右”直至眼下“文革”,全国人民对毛氏反人性、反文明的政治体制和政策路线之痛恶、对艰难民生和残破社会的忧虑思考、以及毛氏同党林彪的反叛及其揭露的“国富民穷”“变相劳改”,都构成对毛政权的巨大离心力、叛逆心和颠覆力。此书出版四年半,一九七六年四月,爆发以中国传统文化感时忧国精神为灵魂的全民愤起反抗毛政权的四五政治运动,这种精神传统在四五政治运动十三年后的一九八九年春天再次爆发全民反抗邓小平腐败专制统治的六四民权运动。郭沫若否定杜甫,当然不是仅仅旨在打倒一位一千多年前忧国忧民诗人,而是借此割断中国传统儒家关怀现实、干预时政、积极入世的社会责任感和为民生苦难、政治黑暗而呼号抗争的人道精神与正义传统。

郭沫若扬李批杜,亦为迎合毛个人喜好。毛一向喜好个性雄豪、浪漫无羁、想象奇崛、文采瑰丽诗作,李白、李贺、李商隐分别具有这类特质,因此,唐代三李之诗,尤获毛喜爱。对于杜甫那种感时伤世、悲天悯人、性情忠厚诗人,毛一向从性格和情感上缺乏亲和力,尽管杜甫有极高诗歌成就、精深格律功夫、颇多空前绝后精美好诗(诸如七律《秋兴八首》《酒中八仙歌》等)、颇多绝妙好句(诸如《旅夜书怀》之“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水槛遣兴》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登高》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楼》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等)。

毛泽东对李白亦有不满。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召见张春桥、王洪文时,由秦始皇话题引出对李白不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这种挑剔,小气、无理。李白讥讽秦始皇与李白想做官有何关系?毛误读此诗(见《古风五十九首》之三),以为李白前面大篇是赞扬秦始皇,其实李白字里行间明讥暗讽(诸如“虎视”“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嘲笑其勒功颂德、追求长生,批判其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这是以古讽今手法,有讥讽唐玄宗意。《古风五十九首》之四十八亦讥嘲秦始皇暴虐和求长生药(“秦皇按宝剑,赫怒震威神”)。末句明显讥刺秦始皇(“但见三泉下,金棺藏寒灰”),惹毛不满,遂挑剔李白“尽想做官”,骂李庸俗、趋炎附势。《李白与杜甫》亦挑剔李白“庸俗”、想获得“权势”“高度地趋炎附势”、待诏一年渴望大用,且以李白在所谓政治活动中两次“大失败”为论题。郭挑剔李白,正是毛的看法,尽管毛这番话后于郭书。

郭对李白很偏心,对杜甫百般挑剔,挖掘其“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对李白的阶级意识却避而不谈,对李的“门阀观念”虽有触及却不用这四字(见第二二四页),虽然谈到李白待诏翰林、“趋炎附势”,却不用“功名欲望”一辞立专节谈论(诸如李白《与韩荆州书》颇可供其挑剔,再如“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诸句),对李的“地主生活”“嗜酒终身”亦无涉及(李白远比杜甫嗜酒,诸如《将进酒》“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江上吟》“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扶风豪士歌》“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梁园吟》“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南陵别儿童入京》“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把酒问月》“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友人会宿》“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对酒》“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等)。态度不公平,这很显然。

《李白与杜甫》这种缺乏公正立场的扬李批杜倾向,自然引起人们愤慨。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郭致信答复胡曾伟就此书对杜甫的不公正态度作的批评,辩称:“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对于“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信见《东岳论丛》一九八一年第六期)他说的扬李抑杜理由(“圣人”“千家注杜,太求甚解”“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云云),显系搪塞,遮掩政治追随之心。无人将杜甫当成“它布”,更无人说杜甫“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你不愿把杜甫当圣人,尽可批评,只要说理;这与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嗜酒终身”究有何干?与“千家注杜”有何干系?与“太求甚解”有何干系?“一家注李”有何可挑剔?如果嫌注李者太少,何不去注李,偏偏和杜甫过不去?这些岂是扬李批杜的真实原由?

评论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一切古人、时人,都可以批评。不过,批评需要正直的学术态度,需要真才实学、真知灼见。这是披荆斩棘寻求真知的精神历程。进入这个精神自由的领域,首先必须与一切世俗利禄之心断绝,如饮忘川之水;然后需要庄严发誓:我要以良知和诚实对待真知,如同献上生命。这个领域,需要丰厚的学识、深刻的思辨、透辟的分析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很希望当代学术界能够出现一部标志当代学术水平和思想水平的李白和杜甫研究新著作。

《自由写作》第95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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