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石磨盘路,流亡者之路————郑义流亡散文附笔(四)(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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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

1992年冬,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访美,亲自打电话给索尔仁尼琴,邀请他经过适当安排后,与家人同返祖国。几乎同时,郑义、北明夫妇离开羁旅九个月的香港,正式流亡海外。

1993年1月3日,郑义和北明拎着联合国难民公署的塑料编织袋,携了《历史的一部分》、《告别阳光》和《红色纪念碑》三部书稿,“最后回望一眼那钢灰色的大海,掉头而去。”

刘宾雁率一帮流亡作家陈奎德、苏晓康、张郎郎、苏炜、孔捷生齐聚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迎接又一名流亡兄弟。

2005年初春,郑义获悉80岁的刘宾雁已患癌症,又偶然得知这名老流亡者的生日,于是萌发为刘宾雁贺寿冲喜的念头。他与三两挚友口口相传,集资,设计,托一名大陆艺术家为寿星雕塑铜像,又找人编辑网页,并八方发函约稿,编印出版《不死的流亡者》。多年来64流亡者第一次在文字里站在一起,从世界各地汇聚文章。郑义在该书后记《千载已过,东坡未死》里写道:

本书主旨大致可一言蔽之——流亡。无论是地理与政治上的被迫流亡,还是文字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古今中外,大抵是作家诗人之宿命……十五年过去,放逐与自我放逐的艰辛渐次浮现,有人驾鹤远行,有人贫病交迫,有人莫知所终……。他们正是“不死的流亡者”。在中华民族最黑暗最沉沦的长夜里,他们点燃自己高举的手臂,烛照自由之路。这种被一个堕落时代所刻意轻蔑的坚守,必将彪炳史册,流芳百世!

由流亡者和自我放逐者集体自述其生活与感受的书,这恐怕还是天下第一本。在《不死的流亡者》扉页上,在刘宾雁铜像旁,郑义以主编身份写道:谨以本书献给八十高龄的流亡作家刘宾雁。

从1762年到1778年十六年间,伏尔泰先后为肆虐法国和欧洲的宗教狂热的牺牲者卡拉斯、席风和拉巴尔冤案奔走,被狄德罗称为“欧洲的良心”、“人类的造福者之一”。刘宾雁从1957年到1987年三十年间独创了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体载,对中共政权发起一次又一次谲谏、揭露、警告,对不幸者、好人和反抗者报以同情和赞扬,因此二十二年沦为右派贱民,两次开除党籍,最后被迫流亡海外,客死异国。

美学家高尔泰指出,刘宾雁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亿万人的心灵,而为所有现代西方美学家所不及。刘宾雁以其特有的敏锐、骨气、正义感和率直刚劲的文字,以不屈不挠的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对权力者们的蔑视,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危机、异化和反人性的警示抗议,被誉为“中国的良心”。

郑义对刘宾雁怀着亦师亦友的深情。八九前在北京一次作家聚会中,他为文学界对刘宾雁的冷落动怒,为刘宾雁的孤独处境垂泪。在六四运动群龙无首的危殆时刻,他犯险打越洋电话,吁请刘宾雁回国。如果这一动议变为现实,刘宾雁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以他在中国百姓和大学生以及党内外各界人士中无与伦比的声望,以他魁梧而魅力十足的形像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以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对苏联东欧诸国斯大林极权主义制度的长期关注,六四运动也许会出现历史性转圜:人民的力量就会凝聚于一点,自由如岩浆喷发的中国就可能产生旋乾转坤的力量。

郑义爱他的人民,作为个人,郑义更欣赏英雄和天才,更期待在历史天秤久久僵持、专制势力正蓄势反扑的十字路口,道成肉身的正义如破晓晨曦,不可逆转地驱散阴霾。亿兆国人,没有第二个人像郑义一样,知道刘宾雁对于中国的份量,为这一份量没有成功转化为结束黑夜光明普照的现实扼腕浩叹。

《不死的流亡者》耗去郑义大量心血。它的个人背景是,刘宾雁患上绝症,郑义自己也遭罹重病折磨。

1953年冬,索尔仁尼琴被确诊患有癌症。医生告知,他的生命只能维持三个星期。翌年春,上帝垂怜,死神奇迹般隐退。他在《橡树与牛犊》中感恩:“对于一个绝望地被忽视并患了严重恶性肿瘤的人来说,这是个神迹。从那以后,我重新得到的生命从完整的意义上说都不是属于我的,它是为一个目的而活着。”

这样的神迹没有降临到刘宾雁身上,这是上帝眷顾俄国而弃置中国的又一孤证。如果索尔仁尼琴按医学判决终止生命,《第一圈》、《癌病房》、《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乃至多年后的《红轮》都将随索翁一同夭折,俄国和世界文学将痛失旷世杰作。老天若假刘宾雁以长命,中国文学未必能产生震撼世界的天才作品,但郁积在这名中国现代文学安泰式人物心中的苦情、悲悯和希望,未必不会孕育出超越《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的作品,而让“中国的良心”拥有一片更为壮丽的黄昏,为中国流亡文学树立一座可供后来者长久凭吊的高岗。昊天不悯,独与中国过不去。

为刘宾雁举行追思会的责任当仁不让地落在郑义和他的流亡兄弟身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救援会、美国难民事务总统咨询委员会、美国基督教难民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紧急救援委员会、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美国紧急委员会等数十个美国官方和民间机构竭尽所能营救和接纳了总数高达二百万的欧洲难民,其中包括欧洲知识界的精英:爱因斯坦、詹姆斯·弗兰克、埃尔温·薛定谔、马克斯·玻恩、古斯塔夫·赫茨,沃尔夫冈·泡利、理查德德·韦尔斯泰特、弗里茨·哈伯、奥托·迈尔霍夫、康拉德·布洛赫等25名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奖获得者及2000名欧洲科学界精英;阿诺尔德·勋伯格、保罗·欣德米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达里尤斯·米豪德、弗朗茨·施雷克尔等500名欧洲音乐界天才;同样数量的编剧、导演、制片人、300余名造型艺术家,以及成千上万建筑学家、数学家、法学家、艺术史家、社会学家、神学家、工程师、记者,当然包括刘宾雁和郑义的作家同行: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克劳斯·曼、孚伊希特万格、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斯台芬·茨威格、雷马克、黑塞、内莉·萨克斯、本雅明、沃尔夫、阿多诺、阿伦特、莫洛亚、儒勒·罗曼、布勒东、鲁日蒙、圣埃克絮佩里、马利丹、亨利·伯恩斯坦……。除茨威格、瓦尔特·本杰明、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卡尔·爱因斯坦等拥有世界声誉的作家选择了自杀外,移居美国的欧洲知识精英们在他们“天然而伟大的自由场地”度过了艰难而荣耀的流亡岁月。同时,迫害与漂泊却没有提升这批欧洲流亡精英的道德水平,龃龉,诋毁,嫉妒甚至幸灾乐祸构成他们流亡生涯不光彩却合于人性的一部分。至少,他们没有一本题献给某人的合集——即使他是爱因斯坦或托马斯·曼。

1955年4月18日凌晨1点15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医院与世长存。他的挚友玛戈特说,爱因斯坦一生都无畏地面对一切,所以他能谦逊、平静地面对死亡。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伤感,没有遗憾。爱因斯坦本人在给友人的最后通信中说:“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对我们这些相信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

刘宾雁与爱因斯丹属于迥然不同的国度,世界观大不相同,但两人却暗合着几点相似性。刘宾雁2005年12月5日在生命尽头说,将来回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跟爱因斯坦一样,没有伤感,没有遗憾。他们都属于那种把真诚、简单、像大自然一样本色的纯粹保持到最后一刻的大孩子。他们不约而同地流亡到美国,在相距数公里的空间里进入永恒。虽然刘宾雁的成就无法与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但在终身追寻真理和人生的奥秘上,他们都达到了某种极限。最大的差别是,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要求死后火化并把骨灰撒进德拉瓦尔河,中国作家刘宾雁则暗中希望落叶归根,即使不能死在祖国,也要埋骨灰于故土。前者的遗愿被严格执行,后者尽管通过三个渠道向中共新统治者去信,希望有生之年能把脚放在祖国土地上,却惨遭默拒。

爱因斯坦的大脑保留下来供医学研究之用,人们希望从这一研究中发现人类最大的科学天才的脑部结构。没有人会建议解剖刘宾雁的心脏,以分析这颗跳动了八十一年的血肉何以形成“中国的良心”。

余英时、林培瑞、苏绍智、徐文立、郑义、陈奎德、北明等两百余人为刘宾雁送行。在世界各地,近千名不通肤色和信仰的男女组成了治丧委员会。郑义代表该委员会连续发布讣告和七份公告。中国有史以来最肃穆盛大的祭祀在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两名最著名的流亡者溘然长逝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春天举行。

2006年8月,注满郑义心血的《刘宾雁纪念文集》出版。两名刘宾雁同辈作家邵阳燕祥、郭罗基为该文集作序。郑义自认只配写一篇“私人性”的《后记》。他认为刘宾雁“有点像”索尔仁尼琴,是“初春的早雁,那种类似先知的人物”。他那几篇代表作,“每一篇都可以和佐拉的《我控诉》相媲美,每一篇都如雷鸣电闪,给生活在沉沉长夜中的人们带来心灵的震撼。那一个时代的中国,鲜有不受刘宾雁报告文学所启迪,所激动的。那种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理想主义,那种始终与底层民众休戚与共的博爱精神,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献身勇气,将历久长新。……乃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怀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爱,在一个黑暗时代所进行的英雄式的写作……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他自己高尚的人生。”刘宾雁是人道主义者,被凌辱者的朋友,反抗者的后援,共产党的异端,是难兄,最老的流亡者。为刘公编纪念文集,为痛失仁兄的郑义打开了一方新天地:圣徒世界。

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到海外流亡,刘宾雁的矛盾,局限性,导致这位“中国的良心”在智力上、精神上甚至政治道德上的高低对错,成了一个问题。郑义却从刘宾雁“过于”善良、轻信、虔诚、仁爱、幻想,看到一名圣徒的背影。1995年,郑义曾经为六四大学生一代辩护,他要向在1989年为天安门大学生“一掬清纯泪水而今天(对同样一代大学生)鸣鼓而攻”的知识界朋友磕头,“磕100个响头:请不要亵渎八九民运!”十年后,他只为一个人辩护。中国的堕落已经及于被统治者,更可嗟叹者,“就连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皆可换去功名利禄,皆成终难快捷方式”,他不忍直说,中国的堕落,海外的自由民主人士,也未能幸免。在这样一个彻底丧失神圣感的时代,“圣徒与他所持守的超政治超法律之道德多半是不合时宜的”。流亡者栖居的自由之邦,“政治正确”成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新标准。在反共已无需付出代价甚或已是时髦行当的新环境里,精明放诞者毫无障碍地嘲笑和寒碜刘宾雁:他在中国揭露专制罪孽,却在美国抨击自由。郑义的辩词含蓄而坚定:

邪恶必得铲除,罪行务须惩罚。但圣徒是伟大信念的倡导者,是仇恨与绝望的驱逐者。世界不会如圣徒般思维与行动,但一个没有圣徒的世界则必然过于冷酷。

爱因斯坦曾作了一个谦虚而恰当的比喻:如果历史上没有牛顿和莱布尼茨,我们现在还是会有微积分,但如果没有贝多芬,那就不会有《英雄交响曲》。

人的意义,正在他绝不会停滞在某种终止状态。人是不断被发现被认识的动物,自由的真谛,存于道德与精神世界的存亡继绝。也许,刘宾雁误读了马克思,我们则误读了刘宾雁。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这么多事,郑义才发现,原来中国百姓早就“直觉式地理解了”刘宾雁。他们不尊他为先知、英雄、导师、理论家、异议人士,他们直接称他“中国的良心”。但是,更恰当的称谓,是在漫天大雪中奔驰后,在刘宾雁从弥留到撒手而去的风雪之夜,在俯身拥抱紧贴逝者面庞那一刻产生的。郑义一直在追问:这个刚刚离开我们的人究竟是谁?直到追思会上,他还在问:这个静卧在鲜花丛中的人究竟是谁?一种巨大的陌生感袭击了郑义,生死幽明之际,他才开始思索,“刘宾雁是谁?”这样一个似乎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

于是,郑义回到那条一头住着刘宾雁,一头住着郑义自己的石磨盘路。世上有无数小路,唯有这条路,牵引郑义走进刘宾雁的心灵。“树丛中闪烁的鹿群的星眸,田野上如水如霜的月光,”还有那块神秘的纪念碑,那栋“古怪”的房子和路。更无人知晓的是,郑义曾穿过这条小路,徒步,开车,把许多人接到刘宾雁家里,他们会给刘宾雁带去“来自祖国的亲爱的消息”。只有在这条孤寂、僻静、谦卑的小路,只有流亡者才有幸不时抬望苍穹的石磨盘路,才会升起一轮“照耀着中国大地的月亮”:

在漫漫长夜中,她抗拒着黑暗,照亮了道路。给我们以勇气,引我们走向黎明。她照耀着好人,也同样温柔地照耀着坏人。这个堕落、绝望与仇恨的时代,她散播着永恒的信仰、希望和爱。

如果没有刘宾雁,如果刘宾雁没有流亡美国,中国文学的骨气、血性和灵性也许还会在1989年后以另一种形式与土地和人民凝结为一,任何外力都难以使之分离。如果没有郑义,如果郑义没有同样流亡美国,并且护送他的恩师和义兄最后一程,中国流亡文学将如大树飘零,秋风萧瑟,刘宾雁将死不瞑目。

刘宾雁走后,郑义在难以言表的生存困境和苍凉心境中,顶上了常人难以觉察的历史虚空。在流亡者难以避免的内耗分化中,勉力支撑过中文独立笔会这一流亡作家唯一的有形团体,同时以自己艰苦单绝的写作开始又一轮流亡散文强行军。

揆诸近代世界流亡文学历程,无论被帝制和雅各布宾党人两个暴政放逐的法国作家文人,还是遭受苏俄共产革命和德国纳粹革命迫害而流亡欧洲和新大陆的俄国与德、法、意等国知识界,似乎确实不曾有过如《不死的流亡者》这种由流亡者集体自述其流亡经历的合集。由于人性局限在自由状态中不可避免地变形扩张,由于流亡生涯对所有流亡者生命链条的中断造成的新困局新压力,由于专制势力既有力量以暴力胁迫反对派和异端流亡海外、因而也有能耐将他们长期拒之国门之外而带来的旷日持久的抑郁、焦虑不安,流亡者的分化、误解和自我冲突就成为流亡题中应有之义。

郑义虽然最晚踏上流亡路途,但他很快就体验了流亡者之间令人心痛的分歧,深知人性复杂、更深知反抗专制的流亡者同时也是吸吮狠奶长大、浑身充满精神创伤的中国人。天性笃厚的郑义一直避免陷入海外民运人士反复发生的相互贬斥甚至党同伐异,尽其所能维系六四运动曾经并肩反抗的人们之间的珍贵联系。

在《石磨盘路》中,从刘宾雁弥留到撒手尘寰的短暂时间,到世纪之丧般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思会,郑义以格外沉痛的字句描述了阮铭对刘宾雁声色俱厉的训斥,六四学生领袖“挟八九之余势,气若长虹”地嘲笑刘宾雁,以至老人含怒而去、迷路几小时而返的情节。

郑义没有为刘宾雁讳,后者的政治局限性,充满矛盾的言行,直到最后都没有让郑义释然。但是他在石磨盘路一幢直冲大路的怪房子的历史中,发现了一个高于所有理性辩论和政治正确的真理。他发现了一个人们即使经历——或许正因为经历——了漫长苦难后仍然无缘体悟的真理:与索尔仁尼琴一样,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落到两扇磨盘中间的一颗谷粒”。他问道:在人性之恶与制度性之恶之间,在充满局限和恶永不能彻底泯除之间的世界上,人该何以自处?

连摩西都不能进入迦南,神不允许,因为他犯过罪错。郑义的心绪悲欣交集:

我知道,先知是注定不能进入圣地的。因为他是人,人必得犯错。神又必须叫人来带领人。于是悲剧早已铸定。在摩西葬于荒山千载之后,人们才得知他终于进入了天国。

正是人的英雄气慨和人的弱点与局限,一起成就了伟大的悲剧:在苦难和不完满中见证信仰、希望与爱。

艾尔默·莫德曾多年与列夫·托尔斯泰朝夕相处,对后者的矛盾、危机、内心冲突洞若观火。在长达一千页的传记最后,终于放弃了他与生俱来的英国式冷峻理性,走近俄国和世界伟大文豪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庭阶前: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甚至文学上)可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让人生更有价值。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过这整个启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索它,这个事实就给他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

刘宾雁可以安息了。你的学生和兄弟郑义们以《不死的流亡者》和《刘宾雁纪念文集》为你安魂,送行,一篇《石磨盘路》为你献上同行者和后死者的祭奠。

宁静、偏僻、不起眼的石磨盘路把郑义引进恩师的心灵,并因此得以圣化:

请你允许我从一位知名作家升格为你的弟子,允许我如弟子般追随你的足迹,并分享你的苦难与荣耀!

在郑义泪眼朦胧的天空,刘宾雁已化为照耀中国黑暗大地的一轮月亮,一团不灭的光明,一则壮丽的童话。

2500年前,孔子的弟子们为他们的导师庐墓三年,分手时相揖而泣,至于失声。子贡回首,再为老师扫墓三年。儒家学派从此道统不绝,历经秦火文字狱毛批而存于霄让人心。耶稣上十字架后,他的弟子保罗、安德烈、腓力、约翰、马太、多马等人全部赴死,基督教的光辉因此穿破罗马帝国的血腥城头,一直普照到现在并射向永远。

现代中国,人伦道丧。郑义与刘宾雁同为流亡作家,在颠沛流离人心涣散的生死两界,并肩走过荆棘丛生的旷野,远远甩开成千上万竞相腐化的大陆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尊严、价值和意义所写就的动人篇章,远远超过我们这个普遍堕落、全幅沦丧的末世所能理喻的极限,而臻于不朽。

石磨盘路,因刘宾雁而圣化,因郑义静悄悄的孤独造访而将成为中国流亡文学的一片圣地。后来者、有心人,将在这条幽静无闻的小路上,竖起一块石碑,用中文刻下“石磨盘路”。这不是什么奢望,只是流亡者们踏出的路径上,渐行渐远的背影……

2013,11,25

《自由写作》第100期【纪念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主席刘宾雁逝世八周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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