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龙:《刘宾雁时代》(传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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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龙

第十七章 黄钟弃毁

中国人的历史感往往不是来自对天际曙光的联想,而是来自旧梦的反复重现。百年前“戊戌变法”时代的幽灵又浮现在人们眼前,斩断杀伐的慈禧太后、瀛台被囚的光绪皇帝,以及慷慨捐躯的“六君子”似乎都在现实中找到了阴魂附体的替身,长安街上淋漓的鲜血也和百年前菜市口的碧血连成了一片,而包括宾雁在内长长的流亡队伍似乎遥遥地跟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后……百年一个轮回,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当中南海里决定胡耀邦以及刘宾雁命运的会议召开时,刘宾雁已经不在北京。从元旦开始,学潮四起,上百万的大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这让邓小平、陈云们如坐针毡,惊恐万分。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北京城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

为了保住自己的发言权,不留授人以柄的口实,宾雁决定暂时离开北京。1月5日,他和朱洪登上了飞往三亚的飞机,到阳光下的海滩去享受几天难得的休闲——其实这只是台风眼中的片刻宁静,恰好在这一天,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了开除他党籍的正式决定。

还没来得及让热带的太阳给皮肤镀上一层褐色,1月10日,当地文联就转来人民日报社的电话:“立即回话,有要事相告。”宾雁连忙回话,领导找不到,就接通了记者部的一个同事。电话里传来了那位朋友急促的声音:“形势非常严峻,非常严峻。二号文件你还没有听说吗?方励之、王若望已被开除党籍,你也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了”是什么意思?是不便直说,还是仍有回旋余地?这让宾雁好费猜疑。反复想了半天,他觉得还是公开宣布开除的好,那样,全国和全世界就都知道他今后的销声匿迹是怎么回事了,否则,悄悄地消失,会让人以为是自己因害怕而不敢再说话了。

其实,对这一天,他早有准备。八年前选择这条路时,他就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1982年以后,看着站在改革前排的人一个个落马,如哲学家郭罗基、作家白桦、诗人叶文福、评论家阮铭,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和同事王若水、还有中宣部的理论家李洪林等等,宾雁就知道自己早晚也是这个下场。现在,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这次逆流将有多大规模和势头,要牵涉的人有多少,地位有多高,对改革事业的影响有多大……

当飞机在北京机场上降落时,宾雁才想到了自己:迎接自己的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是警察呢?

不是警察,而是报社新任的党委书记许仲英、总编室的党支部书记王庚南,还有几个自己的家属。报社还派来一辆面包车,这种欢迎是宾雁多年外出归来时没有享受过的。他在感激的同时,又生出一种荒唐感:好像我是凯旋的战士一样。

取行李时还有个奇遇:一个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微笑着向他走来:“你是刘宾雁同志吧。”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说:“我是从驻外使馆回来度假的。”然后他正色说:“我们使馆的同志们都很敬佩你。”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宾雁想,驻在外国的人,大概对国内情况不太了解。就暗示性地问:“二号文件看到了吗?”回答很爽快:“看到了。”最后,这个人说了句更让宾雁吃惊的话:“祝早日获得诺贝尔奖!”

女儿小雁向宾雁报告,连日来,向宾雁表示慰问和支持的电话不断,还有不少并不熟识的人找上家来表达敬意。一些外国记者要求采访。这些信息使宾雁深为感慨:中国变了,尽管上层没有多大变化,还在坚持几十年不变的专制统治,但是下面的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人心大不一样了。1957年那种万众一腔讨伐“右派”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上面和下面的声音截然不同,完全对立。真正隔出“两个中国”的不是台湾海峡,而是中南海的高墙。

报社党委同志刘宾雁回来的目的是要办理开除党籍的手续。按中共党章的规定,必须由该党员所在的党支部通过开除的决议,然后交上级党委批准。然而,报社党委分别找宾雁所在支部的所有党员谈话时,百分之九十的党员反对开除刘宾雁,而且态度坚决,难以说服或压服。于是,他们一直不敢召开支部大会,执行符合党章的程序。后来,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想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来开除宾雁,但北京分管意识形态的市委书记徐维诚找了几个作家党员谈话,反对开除宾雁的达半数以上,剩下的几个还有拒绝表态的。这条路也走不通。

最后的开除决定是违反党章规定的程序,由人民日报社纪委来出头承担这个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宾雁获得了两次说话的机会,一次是1月15日,他在看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后发表了四十五分钟的讲话,声明自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最忠诚的拥护者,有自己全部的言行可以作证;自己作品中所揭露的问题,都是党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没有列出开除的理由,是不严肃的,这使自己的申辩无法进行。这个强硬的声明被录下音来,直送中央。第二次是1月22日,宾雁又在报社纪委听取最后陈述时对着录音机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讲话,并在开除决定上签下了如下的意见:“开除程序完全违反党章规定,开除决定从头到尾是不实之词。我保留党章赋予我的全部申辩权利。”

刘宾雁注意到,这次被开除党籍的过程与1957年有了很大不同,也与“文革”中审判者搥桌大喊的闹剧不一样。虽然人民日报社纪委执行了邓小平的决定,但是面对刘宾雁时,所有参加者都面无表情,除了照本宣科地读中央决定的文件以外,任何人也没有“自选动作”,谁也不多说一句话,没有义愤填膺、理直气壮的谴责,更没有举拳高呼口号的场面,甚至没有人敢于直视刘宾雁的眼睛。这些人似乎都成了没有感情和思想的机器人,一副例行公事、与己无关的样子,谁也不想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任何个人色彩——甚至在多年以后他们之中也没人愿意接受对当时情况的采访,没有一个人觉得充当这次精神死刑的刽子手是一种値得夸耀的荣誉。而刘宾雁长达几小时的最后陈述没有被打断一次,全部被录下音来,门外还停着一辆车,仪式完毕,录音带立即被直送中南海。此时,那些参与者们则像完成了一次肮脏的丑行一样,低着头匆匆四散。和他们相比,宾雁似乎更像一个胜利者。

如果说成功能够充分展现一个人的才华,失败则最能显示一个人的文化人格。在宾雁铿锵有力的最后陈述中,欧洲骑士的高傲、俄罗斯贵族的尊严和中国儒侠的风骨依稀可见,作为一个失败了的战士,宾雁在中共的宗教裁判所法庭上以凛然正气和人格力量使强权的胜利变得黯然失色。

第二天,也就是1987年1月23日晚,这一开除决定在电台、电视台向全国公开宣布了(《人民日报》第二天见报)。宾雁注意到,CCTV的新闻联播中,播音员在念这个开除决定时表情和声调都很平淡,全无“义愤”和“声讨”的激情。种种迹象都显示着,这个强权还在顽固地作恶,但是他们已经底气全无,无复当年那种一呼万应的声势了。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高墙内外两种声音的对立久久没有消歇。

一方面,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惯例,官方媒体上开始了疯狂的“大批判”,一本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反动言论摘编”发到全国,供“大批判”之用——但是很快又收回了,因为中宣部发现这个材料作用不佳,有扩散“反动言论”之效。有不少人看了说:这三个人说得太好了,我怎么早没看到呢!这个“摘编”被收回后,复印件成了抢手货,在黑市上卖到四十元一本。

主持这场“大批判”的党棍胡乔木说:“这三个人中,刘宾雁影响最大,也最难批。”为了征集批判刘宾雁的文章,他们定出每千字九十元的稿费(这是当时稿费标准的四倍半)外加每天十五元的伙食标准,可就是招不来写手。有的来了,却拒绝在文章上署自己的真名——谁也不想把自己钉上耻辱柱。原定要举行一次全国新闻界的批判会,但一再延期,因为很多被点名的单位和人员不愿参加,上海《文汇报》躲不过,就派了个小青年来参加,这个人到了北京,交了一篇批判稿就跑了,找都找不回来。邓力群还主持了一次“预演”,很不满意,说发言者“怎么就对刘宾雁恨不起来呢?”两个星期后这个批判会勉强开了,但会上冷冷清清,会后骂声四起。连胡乔木都说“这次批判是失败的”。

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对批刘宾雁也有积极的,主要是那些曾被刘宾雁的报道点过名的地方和人物。最先发难的是宾雁祖籍所在的山东省,那里的电台和报纸对宾雁当年回家乡沂南采访算后账,说他“插手山东,破坏安定团结,遭到临沂地区干部坚决抵制”。凡是宾雁曾到过的省市都刮起了翻案风,很多被宾雁点名批评过的人跳出来,要求翻案,有的甚至声言要到法院起诉刘宾雁;而许多曾因宾雁报道而获得解放的人则再次受到迫害,有的被迫逃亡。而曾经与宾雁合作过的记者,以及宾雁在报道中所表扬过的人,也都受到打击和清算。例如,在黑龙江省陪同宾雁采访王福锦案的青年记者杨万霖就被加上了“刘宾雁在黑龙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的帽子,与宾雁合作《千秋功罪》的余以太也受到沉重的压力,而《第二种忠诚》的主人公陈世忠虽然不是党员,无法被开除党籍,就在评职称时给他颜色,拒绝他的副教授申请,不管他有多少专业成就。还有一些与宾雁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也因为称赞他的作品,同意刘宾雁的思想而被打成“刘宾雁分子”或“小刘宾雁”……在中国作家协会,则是有人在翻四次作代会的案,说刘宾雁被民主选举为副主席是一场“阴谋”——所有的是非似乎在一夜之间都颠倒过来了。

与官方的“大批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众的态度。

在中央电视台宣布开除刘宾雁党籍的那天晚上,一个报社的工人遇到宾雁,主动走近他,说了一句:“祝贺你,他们使你成为完人。”一封读者来信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你完成了你自己。”这天从下午到晚上,宾雁家宾客不断,总共有二十七个人先后来表示慰问和支持,其中有些是陌生人。

一位名叫魏青的温州工人给宾雁写来信,说:“用不着半点虚夸之词,你是世界公认、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最杰出、最难得、最深孚众望的作家和记者之一……你突然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而被开除出党,对此,一切未丧失理性和正义感的公民,都感到极大的痛心和遗憾,人们都表示愤慨、不平,对你表示深切的慰问……宾雁同志,仅此一点,就足以教你欣慰终生啊。”他还署真名写了一封信直接发给邓小平,对此提出严正的抗议。

一位“您的忠实读者”写道:“您是一位大写的人,您是一个忠实的记者,您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您在中国拥有最广大的读者。您,是谁也伤害不了的——不管他是谁!我要看您的作品!我要看!!我要看!!!”

一个叫李勇的年轻人在信中说:“由于‘大人物’的一句话,就使你受到批判、整肃。这种做法是极为粗暴的,是扣帽子、打棍子的再现,是历史的倒退。宾雁同志,你要咬牙坚持住,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而一个名叫黄显旷的贵州农村小学教师则在信中宣布:“刘宾雁的被开除党籍更增加了我不入党的决心。”

兰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姓张的干部来信中宣布:“我都您的主张和言论是同意的,您的感受与我的感受是一样的。‘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名词的发明至少说明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还处在一种病态之中。”

海南一个潜水艇上的水兵写道:“我连看两遍《刘宾雁言论摘编》(他省略了”反动“二字),可这份材料未能达到它的效果,本来看你的‘反动言论’,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读后却使我掩卷深思,一声长叹,心中为您鸣起不平来。凭我的感觉,凡看过这份材料,能咀嚼出味的读者,都会对您表示同情,对您为民说了许多心里话,表示诚挚的谢意。”

重庆北碚一位读者的信中说:“……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请您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为您和您的一家,提供居住条件和一切生活费用。我们会想方设法赚钱来满足您的一切生活之必须。如果您将要进监狱或某一劳改农场,请告通讯地址,我们将按月寄送五十元生活费用,家属的地址也望一并告知,一切有我们照顾。”

安徽怀宁一位中学生的来信说:“我曾经对同学们说,将来长大了要当刘宾雁那样的记者,现在您遭到不幸了,我还要这样说。”

……

表示慰勉、声援和抗议的来信、电报和电话便像开闸的洪流一样汹涌而来。无数素不相识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农民和军人都争相表达对宾雁的支持。有人猜测他将要入狱,就承诺以后每月从工资中抽出五十元来补贴宾雁的家庭,有人提出要把宾雁一家接去供养起来,还有香港的企业家和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侨愿意出重金资助宾雁今后的生活和写作。还有为上夜班的工人,下班后直接上火车来到北京,到了刘宾雁家,没进门就问宾雁的情况,知道他并没有入狱,说了声“保重”扭头便走。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来到中国,反复要求见见刘宾雁,见面时他拉着宾雁的手说:“我就是要看看你这个人还在不在”……

新闻界和文学界基本是用消极和沉默来对付这次“大批判”的。其中传为美谈的是文学理论最权威的刊物《文学评论》。1987年第一期的刊物上原来有宾雁的一篇小文章,文章被撕掉了以后,英文目录上用墨笔涂成一块丑陋的黑块,而文章的结尾因转到它页而无法剪掉。这引起了上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官员的震怒。他们要求《文学评论》发表批判刘宾雁的文章,但主编刘再复用递上辞呈的行动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份刊物终于没有发表一个字批判刘宾雁。尽管后来刘宾雁和刘再复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上有分歧,并有过朋友式的争论(如对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的商榷),但对刘再复在这次“大批判”中的表现还认为是可圈可点的。

在逆流汹涌而来的时候,仍有敢于公开站出来支持刘宾雁的勇士,陕西的李贵仁就是一个。这位八十年代初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硏究生是《人妖之间》热烈的推崇者和硏究者,从那时他就结识了宾雁。整个八十年代,他一直注视着宾雁的写作历程。当他听到宾雁被第二次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后,想要以行动来表示对宾雁的支持和援助——他时任陕西华岳文艺出版社的副主编,决定在这时出版一本宾雁的报告文学选集,书名曰《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文章请宾雁的女儿刘小雁选编,李贵仁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历史无情历史有情》。这本书居然在宾雁被开除的半年多以后出版——这的确是个顶风逆流、大义大勇的壮烈之举。这位勇士在“六四”以后被捕,遭到八年囹圄之难。流亡中的宾雁一直关切地打听他在狱中的消息,并为营救他多方奔走,听说他出狱后就托人送来了慰问信。

宾雁在《自传》中说:“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时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时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

在这汹涌的感情洪流中,最让宾雁感动的是莫逆之友、忘年之交赵越胜的一封来信,随信还寄来一本李国平的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来信劝慰宾雁:“一个敢于把自己党内最优秀的人开除的党,一定是在自掘坟墓,我们又有什么可急的呢?……时代要你成为大慈大悲大勇大智的活佛。天下事、人间事有何不能溶而化之、包而藏之者?”还用嵇康临刑弹奏广陵散的典故,激励宾雁将自身荣辱置之度外;用尼采笔下的“超人”查拉图斯拉特精神抚慰宾雁的心灵。来信最后说:“我爱你至深,此刻更觉心痛。但硬汉子死了算,活着就只是为肩着大痛苦,大悲哀,这时你老刘的命运,天命。你受难了,但别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难。基督死前只大喊一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苦难的民族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难,你替全民族受难……”

读了这封信,宾雁热泪如泉涌——这是在被第二此开除党籍时他唯一的一次流泪。但是,宾雁并没有当面向越胜表达自己的感动和感谢——“男人之间只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赵越胜是如此解读这种男子汉的矜持和沉默的,他确是宾雁的知音。

曾经两次遭受开除之惩的刘宾雁,从两次落难后不同境遇的鲜明对比中真切地感受到历史前进的脚步。这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希望:这种“倒春寒”的逆流应该不会长久,他总不会再忍受二十二年的寒冬了吧。他乐观地预测,半年会有一小变,不出三年形势当有大变。在觉醒的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大地回春的那一天并不久远。他心平气静地把这次下马当成一次身体休整和思想充电的机会,准备用三年的读书来熬过生命的寒冬,迎接未来的使命。

应该说宾雁的乐观预测对了一半:半年多以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果然出现了转机,“左王”邓力群取胡耀邦而代之的美梦被跌得粉碎,本来只是橡皮图章的选举竟然反常地发挥了作用,在连续两次落选后,这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不光彩地被淘汰出局(他先是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落选,又在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中落选,接着又在选中顾委常委时被淘汰,可谓一败到底),而另一个改革大将赵紫阳接手了总书记的地位,这让宾雁心中又升起了一线希望——仅仅是一线希望而已,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担忧。他知道,那个权倾一切的“摄政王”邓小平还在幕后操控着大局,这个新的总书记命运会比胡耀邦好点吗?难说。

不用等三年,两年后随着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就在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点燃,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这也在宾雁的预料之中。这个民众自发的民主运动是对1986年底到1987年导致胡耀邦下台和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逆流的直接回击,也确实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果当局抓住这个机会,依托民众的力量开始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中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成为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民主改革的领头羊。然而,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邓小平用铁血手段使中国的希望淹没在屠城的血泊中,继胡耀邦之后,中国体制内的另一个改革领袖赵紫阳也应声落马,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黑暗的时空隧道……这个结果是宾雁和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预见到的。

在这场风暴来临前,宾雁已基本上在中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一场并不成功的“大批判”在喧嚣鼓噪一番之后灰溜溜地收场了,但同时亿万读者熟悉的记者和作家刘宾雁的名字也随之在媒体上消失,他的作品从书店里被彻架,载有他的文字的十几家刊物未来得及发行就被封存销毁。这个一向以效率低下而被人诟病的政权唯独在这方面表现出了高效率。想让一个大活人从人间蒸发他们都做得到,而让他的名字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只是小菜一碟。

最明显的变化是在《人民日报》的传达室。过去每天在这里等待见刘宾雁的上访者排成长队,而现在则冷清了许多,门可罗雀。宾雁家中原来总是宾客盈门,现在也悄无声息了。

时光似乎倒流了,宾雁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八年前没有摘掉“右派”帽子的原点,面对的还是那个共产党,还是那个专制社会,还是那个相似的罪名,还是被扫地出门的寂寞。不同的是双鬓已经生出了根根白发,心中充塞着八年征战的硝烟,还有像拳击手走出赛场后那种问心无愧的疲惫和平静——我来过了,我尽力战斗过了,我有理由和权利享受战士走出战场后的宁静休闲了。

宾雁用一根绳子牵着一辆三轮小童车,上面坐着他的小孙子冬冬,在北京的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祖孙二人随意地聊着天,这是多年来宾雁家庭中没有过的温馨场景。小冬冬比他父亲大洪幸福,大洪小时候就很少享受过这样的父爱;宾雁也感到一种还债的欣慰,几年来他还从未有时间和小孙子如此亲近过。就在这些日子里,宾雁还当上了外祖父,小雁生了个儿子陶陶,胖胖的陶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安慰和面对逆境的力量。

凡是见到过这一情景的熟人都难免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一方面,看到这位叱咤风云的斗士被逐出战场,成了含饴弄孙的街头老人,不禁悲从心生;另一方面,看到他总算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了,又感到一丝安慰。

然而,宾雁这种寂寞中的安宁却让有些人不舒服了。一道通知传来,要求刘宾雁去出席一些官方精心安排的公开仪式——他们要通过这些仪式向世界证明,虽然宾雁被开除了党籍,清除出了记者队伍,作品被禁止发表,言论自由也被剥夺了,但是,他还活着,还有人身自由,就像方励之还可以作他的天文学讲座一样,这说明共产党还是讲人道的。虚伪!彻头彻尾的伪善,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澡堂一样!宾雁愤怒而轻蔑地拒绝了这些伪善的表演,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官方安排的露面,他不愿意变成权力手中的玩偶和装点门面的道具。

这期间,宾雁曾有几次自愿地出席过一些公开的活动。一次是1987年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分会组织的元宵节晚会,他想借机会见几个作家好友。不料他的出现竟引起了轰动,热烈的掌声响起来,人们争相和他握手,纷纷表示慰问。这让当局十分尴尬和恼怒,事后怪罪到作协头上。

还有一次是回天津耀华中学参加校庆。六十二岁的宾雁渴望回到自己二十岁时的旧战场来寻找青春的足迹。尽管校方迫于压力,已经从纪念册上抹掉了宾雁的名字,但是他的到来也还成了校庆的焦点。现在的师生和当年的校友围了上来,索要签名、题词,并争相合影……看来,想把他从人们的心中删除并不那么容易,人心所发生的变化比社会表面的变化要大得多。

孔夫子在一生不得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之后,曾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慨叹。宾雁在自己的晚年度过了十八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但这并非他自己的选择。

与胡耀邦总书记被赶下台同时被开除党籍的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等三人成了全世界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他们被看作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和专制制度最新的牺牲品。经过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的斡旋,当局终于批准了他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讲学邀请。

1988年3月,六十三岁的刘宾雁登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

在乘车去机场的路上,他居然向送行的朋友们说起了脚下的这条路——这就是当年他顶着“右派”帽子,拉着大粪车走过无数次的那条路。他沉浸在回忆中,说:“那车多沉啊,路多长啊,好像总也走不到头。路上饿了,掏出怀里揣着的小饼子,一会而吃一口,不久就吃光了,可肚子还是饿……”说着说着,他眼里噙满了泪花。如今,架子车就要换上飞机了,但眼前的路就会平坦些吗?

其实当时他并不想离开中国,他设想最好是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到中国基层的一个县去生活两年,或者就到大兴安岭去隐居——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他不能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他也太需要实地了解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了,而中国正在发生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正是他写作灵感的不竭源泉。但是当时的中国哪有这样自由生活和写作的条件啊,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只能暂且先选择出国了,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国内已经失去了的说话和写作的自由。

此外,他还有个重要的计划:在滞美期间,通过读书看报和考察思考,把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到底错在哪里?该不该一股脑否定掉?对此,他已经有了些直觉性的思考,但还缺乏理论上的论证。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还想利用国外的硏究条件,认真考察一下苏联和东欧的经验教训,再看看西欧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情况,从中找到一些解决中国问题可资藉鉴的东西。一句话,他要把这次外出的机会当成思想和理论的充电,为自己将来的斗争寻找方向并积蓄能量。

宾雁临行前,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为他送行,这次酒会最后变成了一场诗歌酬唱的雅集盛会。冒舒諲、杨宪益、史复、邵燕祥、毕朔望、袁鹰等人都奉上了情深采烈的送行诗,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不仅宾雁,连他的这些朋友们都把他的这次离国看成是一次短期的旅行,过后他还要回来的。

“期年始践乘桴约,平旦将回泛海装。”(舒諲)
“岁值龙飞行路吉,天南海北任翱翔。”(杨宪益)
“他山应喜石攻玉,吾道莫愁弛又张。”(史复)
“行万里期书两卷,话一句抵法三章。
珍藏护牃莫遗失,中国男儿之远方。”(邵燕祥)
“鲁野万竿诛庆父,玄都千树忆刘郎。
阳关唱罢人何处?莽莽风涛有雁翔。”(袁鹰)

大家都指望中国的政治形势不久就能由阴转晴,改革事业也能“弛又张”,阻碍改革、迫害宾雁的罪魁“庆父”被诛之日,宾雁当能“平旦”而归,带着他从海外带回的攻玉之石,继续他在“莽莽风涛”中的飞翔。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恶化,这只大雁一去难返,再也无缘落足他所眷恋的土地了,这些长亭骊歌竟成易水之音。

中国人的历史感往往不是来自对天际曙光的联想,而是来自旧梦的反复重现。中国的历史像是一个由只会写悲剧的三流作家书写的蹩脚剧本,又由一个草台剧团来演出。他们有能力铺排出种种戏剧矛盾和冲突的开头,却无力在剧情引向高潮时构想出一个高明的莎士比亚或布莱希特式的结局,于是只得按照陈旧的俗套,当大幕在喇叭唢吶齐鸣锣鼓高奏中落下时,一切又都要从头开始,生旦净末丑换一身行头重新登场,老故事还要一次次重演下去。百年前“戊戌变法”时代的幽灵又浮现在人们眼前,斩断杀伐的慈禧太后、瀛台被囚的光绪皇帝,以及慷慨捐躯的“六君子”似乎都在现实中找到了阴魂附体的替身,长安街上淋漓的鲜血也和百年前菜市口的碧血连成了一片,而包括宾雁在内长长的流亡队伍似乎遥遥地跟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后……

百年一个轮回,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然而,刘宾雁不是个历史宿命论者和悲观主义者,他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人的因素和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相信所谓的“定数”。他说过:“一切发生过的事,并非都是必然要发生的。眼下正在发生的事,也不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绝不是自然界;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制造、接受或抵抗着各种历史事件。”那种认为“历史就必定是、也只能是这个模样”的说法,“可以叫做‘懒汉哲学’或‘奴才哲学’。这种哲学,眼下正主宰着中国的现实,而几十年后又会被认为是‘必定是、也只能是那样’的历史。但倘如是,记述和硏究历史就失去意义了。”(见2002年《争鸣》上他的文章《捞回历史记忆》)》这种积极的历史观支撑着他从来不放弃影响历史进程的努力。

为期十年的中国改革时代在1989年6月4日画上了句号,一场由重装野战军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实施的大屠杀为这场改革举行了葬礼。随着最后一位改革领袖赵紫阳被这场军事政变废黜,曾经主导十年改革的体制内改革派被逐出了中南海,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曾经达成的“改革共识”从此破裂,社会各阶层共享“改革红利”的“蜜月期”也戛然而止,中国的希望又一次被淹没在血泊中。

这最后一幕的惨烈情景,刘宾雁是在大洋彼岸的电视中看到的。据朱洪回忆,那天,宾雁原本安排要到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去演讲,但在去机场的路上听说了北京开始大屠杀的消息。到了布法罗,和学生们一起在电视上看了北京传回的画面,宾雁的眼泪和学生们流在了一起,演讲会变成了群情激愤的声讨会。当学生们开始为“六四”死难着捐款时,宾雁把大学给的演讲费和报销的机票费都投入了募捐箱。

在“八九”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从天安门广场上曾经传来过呼唤刘宾雁归来的声音,不少人(例如当时在广场上的作家郑义)就打来电话,希望这位在民间享有盛誉、有资格充当民众领袖的民主斗士从海外归来。他也曾三次打点行装准备回国,站到他早就期盼的民主运动的最前列。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假设:假如,当年宾雁能够及时赶回国内,会是怎么个情况呢?毫无疑问,他的身影肯定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性格、思想和一生经历决定了那是他命定的位置。就像当年在国破家亡时他无可选择地站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1957年他义不容辞地站在民主大潮的浪尖上一样,这只早就呼唤暴风雨的海燕只能翱翔在风暴的中心。而他在广场上的出现肯定会成为一个焦点,以他在八十年代改革风云中的影响力和与胡耀邦共同蒙难的遭遇,他也许能使群龙无首的群众运动找到一个重心。他的思想高度、人格力量和政治经验,再加上他在民间所拥有的威望,可能会给运动注入一种理性的凝聚力,这是当时呼唤他归来的人们所期望的。但是,他的出现能否改变最后的结局,却无法设想,因为暴力镇压和流血已是邓小平们的既定方针,而处于狂热状态的广场民众能否认同他的理性声音,也是未知之数。很可能的结果是他将在广场上用胸膛迎接横扫过来的子弹,让一腔热血和学生们的血流淌在一处;或者是成为大屠杀后发布的“通缉令”上位列榜首的人物,他将作为这一重大事件中最有影响力的道德领袖和殉道者写进历史。对此是无须怀疑的,他早就有做出这种牺牲的心理准备和道德准备,也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

然而,这只是个“假设”,事实是急促响起的枪声和急剧逆转的形势使他终于未能如愿以归。他只能隔着太平洋的浩渺烟波,心急如焚,热泪纵横地看着电视上传出的血腥屠杀场面,并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声明,愤怒谴责中共当局灭绝人性的暴行,向牺牲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崇高敬意。不能在六月四日那个黑色的日子里和民众手挽手地站在一起,血流在一处,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六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作为这一民主运动在海外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之一,替那些因被屠杀、被囚禁、被通缉而失去声音的人们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这是历史的重托,也是他自愿的选择。由于这些表态,他和成千上万的政治流亡者一样,上了被驱逐者的黑名单,永生不得回国了。

1989年6月,中国政府不准刘宾雁入境,护照过期也不予续签。而中国作家协会以“请假踰期未归”的理由,在未通知本人和家属的情况下开除了他的公职,刘宾雁遭到了未经法律程序的永久性流放。

政治流亡者中流行的一句话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这对宾雁来说十分确切。他是一棵根植与中国土地上的大树,流亡海外的十八年,占宾雁八十年生命的将近四分之一,如果加上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二十二年,正好占他生命的一半。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本应是他思想和创作的成熟期和丰收季节,然而却基本上被虚掷了。流放中,虽说他的人身获得了自由,但是却在他生命的黄金时代戛然中断了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就像把大树连根拔起,使他的枝叶无可避免地要凋零一样。

不错,他还是个作家,但他是个调查记者式的作家,纯靠想象和虚构来进行文学创作不是他所熟悉方式和得心应手的武器。这些年中,虽然他还依然日日笔耕不辍,留下了多达几百篇、字数近百万的文字,但主要是些时事短评和回忆文章,以及给友人们的书信,而他最擅长的报告文学,则一篇也没有写——离开了每天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中国土地,隔断了与民众的血肉联系,失去了观察生活和感知社会脉动的机会,他还能“报告”什么?

他仍然还是个出色的演讲家,据他女儿刘小雁的不完全统计,流亡期间,他曾在北美、欧洲、香港等地做过七八十次演讲,内容主要是对自己生平往事的回忆,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硏究与思考,但是,离开了最想听他的声音,他也最想面对的中国听众,没有了中国听众那凝视目光和会意的共鸣,他的演讲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轰动效应。恰如一个离开了中国舞台和听众的京剧名伶,不得不对着荒山深谷去吟唱西皮二黄时,那种悲怆与无奈,又有谁能体会?

他不仅是“失去了大地”,而且是失去了一个战士致死也不愿离开的战场,这就使他得到的自由天空也黯然失色了。可以想象,流放中的宾雁不会比行吟汨罗江畔的三闾大夫心情好多少。当然,他会如屈原一样坚信“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然而就像一切政治流亡者一样,“固将愁苦而终穷”和“固将重昏而终身”的命运注定是无法躲避的,而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经多年流亡后,竟然有一天会以思想胜利者的身份凯旋故国的幸运,则至今仍是中国流亡者们难以实现的梦想。

刘宾雁去国之后大致上的行程是,1988年3月至6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的讲学,然后去法国和西德访问3个月;同年9月接受美国哈佛大学邀请,担任尼曼(NIEMAN)新闻硏究员。

1989年至1990年,在美国康州三一学院担任访问学者。其间曾于1989年秋到德国柏林任DAAD基金会访问作家,并访问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专门硏究苏东民主运动的新发展。

1990年夏,刘宾雁被三一学院授予名誉文学博士。

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担任访问学者。

1991年到1996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和“中国学社”执委会委员。并获得纽约言论自由基金会奖。

1994年3月,刘宾雁到西班牙参加国际学术硏讨会,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制度改革与文化重建》的论文。

1999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同年担任了“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藉助这个平台,他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时政评论,其中绝大多数是评论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关注拉丁美洲的形势发展,其实这也是在为考虑中国问题找一个参照,因为他一直担心中国会走上“拉美化的道路”——如智利、阿根廷一样,极权专制会走向极致,导致一个更黑暗、更血腥的军事独裁时期(这种危险一直存在,即使到今天也是中国的梦魇),他虽然远离故国,但心中所想的还是祖国的命运。

在1992至1999年期间,他创办了英文月刊《CHINA FOCUS(中国焦点)》并担任主编,报道中国社会动态。

1993至1996年间,他还创办了中文月刊《大路》,其宗旨是向中国大陆传播新思想及世界民主化动态,但刊物能突破封锁进入中国大陆的数量十分有限。

2002年,这位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流亡者被选为海内外自由作家组成的“独立中文笔会”的首任会长。

2003年,刘宾雁获得美国纽约人权观察海尔曼·赫米特奖……

从这个简单的编年中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位被迫流亡、有国难归的游子,并没有在困境中消沉,也没有另觅他径,改弦更张,而是持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侧耳倾听着中国大地上传来的每个细微的希望之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托举着祖国未来的希望。

流亡中的宾雁还是一个记者,一个中国记者,他的女儿小雁说,在他晚年的生活中最看重的是有人来访,最好是有从国内来的客人。到那时,他就会庄重地拿起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认真地记下来访者带来的国内信息,还不断地提问,俨然像记者在采访。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让他欣喜,或让他焦虑,都会引起他的深思——大洋浩瀚的烟波挡不住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切目光。

他的儿子刘大洪在阔别八年后才于1996年到美国来探望父亲。他发现,父亲在房前空地上开辟了一个小菜园,里面种满了北京人日常吃的蔬菜,如黄瓜、韭菜、豆角、青椒和西红柿,其中顶花带刺的北京黄瓜是父亲餐桌上夏天不可缺少的一道美味——用如今流行的语式来说,他吃的不是黄瓜,而是北京的味道。有朋友来访,他就到菜园里摘下新鲜的黄瓜,用报纸包好送给朋友,这是他最贵重的礼物。对祖国,对北京的思念渗透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在美国流亡的十八年,尽管有了人身自由,生活条件也还安定,但是,宾雁并未“乐不思蜀”。有好几次,国内的朋友去看望他,进门就听他说:“欢迎你来探监!”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流放的囚犯。除了读书和写作以外,经常陪伴着他度过寂寞时光的只有朱洪、一个小孙子和一只可爱的白色长毛小狗——这只小狗在宾雁去世后不久也随之而去了。

深知父亲心事的小雁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回到北京去,“即使能在马路涯子上坐一会儿,跟一个老农民聊聊天,他就幸福极了。”

如今,“梦”突然变成了中国最流行的政治主题词,为了应该做什么样的梦,当局又允许人们做什么样的梦,爆发了一场可笑而又可悲的大论争——强权不仅要限制人们的行为思想,甚至要规范人们夜里作的梦!宾雁晚年牵魂动魄的梦其实很简单,就是能回到北京,再到马路涯子上去坐一坐——那个他十六岁就漂泊到古都,读书时经常端着饭碗坐下来吃炒饼的马路涯子;那个他在被打成“右派”后,拉着臭气冲天的大粪车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的马路涯子;那个遇到上访告状的难民,他就席地而坐,掏出小本子来进行采访的马路涯子;那个第二次蒙难后,他曾经拉着儿子的小三轮车,和大洪坐下来聊天的马路涯子;那个在1989年曾留下坦克履带的印痕和学生市民淋漓鲜血的马路涯子……呜呼!连这样一个最不奢侈的梦,他竟然也无法实现。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依然是中国现状的写照。而他这首绝句的后两句“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还只是梦中情景,“万山”似乎仍无尽头,而“溪水出村”还不知要等到何时。

然而,宾雁就像个长夜不倦的守夜人,一直在星空中寻找着那颗迟早要升起的启明星,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注:本章主要参考书籍和文章篇目:
盛禹九:二十年漂泊喜重逢
李贵仁:人民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炬

附:

《刘宾雁时代》导读:
愈远愈亮的星辰

◎郑义

打开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一个人的传记。这个人叫刘宾雁。中年以上的国人应该记得他的,年轻一点的就很难说了。2005年12月5日,这位去国十八年的老流亡者在美国东海岸的寂寂雪夜与世长辞。次日晚,大海彼岸,资深记者卢跃刚按预定日程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演讲。“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要换一个题目来讲。”他对年轻的大学生们说,“一位伟大的记者和作家昨天去世了,你们知道是谁吗?”听不到任何回应。他接着问:“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全场六七十个新闻系硏究生仍旧一脸茫然,只有一个不确定的低音回答:知道。卢跃刚又问:“谁知道刘宾雁的代表作是什么?”全场死一样的寂静……卢跃刚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种‘寂静’。”

现在,这种“惊心动魄的寂静”终于被马云龙打破。本书是刘宾雁的第一部传记。读完书稿,感概良多。文字洁净、生动、洗练、庄重,与时下中国作家种种通病不可同日而语。题目也好,“时代”成为一个积极的元素,引导我们进入传主出生、成长、追求、受难的历史,并在此大背景下去解读这位悲剧英雄。这无疑是一本成功之作。马云龙极其敏锐地把握了刘宾雁对当代的意义,以诚实的书写拯救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使刘宾雁从“人间蒸发”中复活,再次举起自己的火炬,走入人群,照耀着我们的精神原野。为本书作序,本来应该是刘公的老友,如邵燕祥这种相知甚深的前辈。但前辈们俱已耄耋暮龄,求他们细读近三十万言的书稿已难于启齿了。马兄转而命我,我既奉刘公为恩师,便不可推脱。只是不宜称序,至多是一篇随感式的后记或导读。

对刘宾雁其人一无所知的读者朋友,我建议可先阅读第十七章“黄钟毁弃”,从刘宾雁第二次受难及所产生的社会震动一窥这个人物的风采。当局以最高规格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惩办、羞辱刘宾雁,以为这种屡试不爽的统治术可再次奏效。不料“表示慰勉、声援和抗议的来信、电报和电话便像开闸的洪流一样汹涌而来。无数素不相识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农民和军人都争相表达对宾雁的支持。有人猜测他将要入狱,就承诺以后每月从工资中抽出五十元来补贴宾雁的家庭,有人提出要把宾雁一家接去供养起来,还有香港的企业家和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侨愿意出重金资助宾雁今后的生活和写作。还有位上夜班的工人,下班后直接上火车来到北京,到了刘宾雁家,没进门就问宾雁的情况,知道他并没有入狱,说了声”保重“扭头便走。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来到中国,反复要求见见刘宾雁,见面时他拉着宾雁的手说:‘我就是要看看你这个人还在不在’……”最精彩的一句话出自一位《人民日报》工人之口——就在中央电视台宣布第二次开除刘宾雁党籍的那天晚上,两人路遇,他走近刘宾雁,说了一句至高的颂赞:“祝贺你,他们使你成为完人。”

何谓“完人”?大约相当于《圣经》里的“义人”,宗教里的“圣徒”吧。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这种人之极品皆属凤毛麟角。我们是血肉之躯,成圣之路何其艰难!不仅要心念纯真地为真理奋斗,而且要承担苦难,直至呼出最后一口气。在成圣之途上,苦难不可或缺。没有哪一位圣徒不曾经历苦难。所以,是“他们”使刘宾雁成为完人。那位工人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人生奥秘,没有表达同情而惟有由衷的祝贺。

就在邓小平决定整肃刘宾雁的前两天,中国作家协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作品朗诵会。一批著名作家出台与读者见面,并各自朗诵一段自己的作品。其时,“刘宾雁将被开除党籍”的流言已在坊间风传,节目单上的作家,有的表示要退出,“这时候怎么能和刘宾雁绑在一起?”晚会总导演张辛欣还发现,大量座位竟然被着装整齐的便衣军警所占据。主要“演员”刘宾雁来找她,说练习了几遍,实在无法在分配给他的十三分钟内完成朗诵。张辛欣无言地看着他眼睛,心里感概万千:“宾雁啊宾雁,过完这个夜晚,到明天早上,这个土地上就再也没有你的声音了,谁在乎今晚你说多久?你愿意说多久就说多久吧!”

转身走进化妆室,悲愤的张辛欣一脚把门踹上,对着一群为演出报酬而吵吵闹闹的演员大发雷霆:“你们知道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现在外面坐着什么人?你们知道现场坐着一个师的警察吗?观众席里有大学生,演员里有刘宾雁!”她加重语气说:“坐在观众席里的一万八千人,可能不认识你,不认识我,但是人人都知道刘宾雁!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到明天早晨就不存在了。我要说的秘密是——刘宾雁就要被开除党籍了,而这一点也许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呢!”说到这里,她眼里闪着泪光,接着说:“现在,我把门打开,不想干的,现在你就可以走出去!……剩下来的,条条是好汉,为了这唯一的夜晚,让咱们一起努力实现它吧!不要等到明天早上你再对自己说,我真后悔当时没尽全力!”她的发怒让那些演员面面相觑,顿时安静下来。

就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中,宾雁在整个晚会结束前最后一个出场了。这是晚会的压轴戏,也是许多人来这里的目的。

此时,场上净空,灯光熄灭,音乐停止,全场在黑暗中一片肃静;

音响中传出钟表的滴答声,上万的观众凝神屏息,倾听着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

当这声音也停止时,场上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这时,聚光灯骤然亮起,集中在体育馆中央的一个焦点上,刘宾雁就出现在那里。周围是一片空旷,只有灯光追着他的身影;

他缓缓地开始朗诵,那浑厚的男低音在体育馆中回响。人们静静地听着,不去思考台词的内容,只是倾听着这个男子汉的声音,曾经响彻中国大地,却即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消失的声音;

这时,有不少人眼中闪着莹莹泪光,还有低低的啜泣声……

现在回想起来,《人民日报》工人的那句话应该理解为祝圣的贺词,而中国作协的这个“告别”晚会也应当理解为祝圣典礼的预演。正式的典礼在十八年后,那是一个丧礼。刘宾雁辞世当日,一批与刘公共度流亡岁月的晚辈作家、友人匆忙操办后事,做了两件不合常例的事情:第一,我们筹组了一个由中国大陆、港台、亚洲、欧洲、美洲、澳洲各界人士参与的史所仅见的治丧委员会,人数逾千。第二,我们在数日之内连发七篇公告,向全世界实时通报刘公后事安排及详细过程。因为我们强烈意识到这是一次国丧。在刘宾雁遗体告别仪式上,我谈了这种感觉:“……虽然我们没有仪仗队、礼炮和宏大的宫殿,但就其在如此广泛的人群中所激发出来如此强烈的崇高感,就其在中国精神史上的地位,这可能是一次国丧,一次世纪之丧。”从那天算起,又是八年过去,进一步加深的认知是:那不仅是一次国丧,更是一次正式的祝圣礼。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我们还找不到另一只如刘宾雁那样的大雁,能够如此英勇如此热情如此痛苦地在风暴中飞翔。它的每一次俯冲,每一声号叫,每一滴泪水,每一片被折断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发出雷鸣电闪和掀天的巨浪。在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俄罗斯作家们有一个核心的主题:人民、人民之爱。他们的难点在于:他们热爱人民,却不属于那个贫穷的、受侮辱与损害的不幸的人民,而是高贵体面却又满怀悲悯的老爷。刘宾雁不同,很早就被打入底层,从一个抑制不住恻隐之心的红色新贵沦为贱民。马云龙写道:“据宾雁的忘年挚友赵越胜回忆,有一次宾雁拿给他看一份人民日报的内参,写的是陕西一些共党村干部吊打村民的调查。宾雁声音低沉,反复说:‘吊起来打,什么家伙都用上,吊起来往死里打,无缘无故就吊起来打……’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那样悲愤,声音也在颤抖,似乎每一下都打在自己身上。”万润南也曾回忆多次去普林斯顿拜访刘宾雁的情形:“……最后一次是先生在病中、手术后。每一次话题总离不开他念兹却不能在兹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败、民怨的沸腾、道德的沦丧、三农的困境,那种痛心疾首、那种悲天悯人,每一次都让人深深感动。”这种悲悯,对于我们这些曾有幸与刘宾雁在流亡岁月中相守相知的晚辈作家,更是屡见不鲜了。前后二十二年的贱民生涯,使他直接成为苦难的一部分。他一次又一次拿起笔书写人民的苦难,一次又一次受难,成为不屈与悲悯的象征。最后,在十八年流亡之后,在北美的弥天大雪中,升华为不朽与光荣。

仍然不敢轻用“圣徒”或“完人”这类顶级词汇。我只敢称之为圣徒式的人物:毕竟,他身上有历史上著名圣徒的影子,他的生与死都在我们心中激起某种罕见的弥久常新的圣洁感。那末,感觉可靠吗?感谢马云龙的辛勤挖掘,使我们第一次读到了《千秋功罪》背后的故事。《千秋功罪》是刘宾雁与攀枝花记者余以太合着的一篇报告文学,与名篇《人妖之间》近似,也是通过一位女性罪犯揭露社会黑暗,也是“借写真实反党”,并在决定整肃刘宾雁的文件中与《人妖之间》共列榜首。在采访结束,准备返回北京之前,刘宾雁提出要见一见那位已判“死缓”的大贪污犯青素琼。就在那天早上,她乘人不备,用一根自制的绳子投缳自尽,救下来就被带来见“北京记者”。谈话从刚刚发生的自杀开始:奇妙的是,竟然没有谁给犯人解释“死缓”之刑名,致使青素琼认为必死无疑而自行了断。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里,刘宾雁坦诚温和,既核对了事实,也给青素琼带来重新生活的希望。他最后的告别语是:“你还是有希望的!”(暗合王尔德半句名言:“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千秋功罪》发表,在攀枝花成为一个轰动性事件。作品揭开了青素琼案件的真相,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隐蔽在青素琼背后的邪恶权势,大得民心,亦同时引来从北京到四川、攀枝花的层层围剿。这一切,刘宾雁早有思想准备。意外的是,他收到了一封狱中来信:青素琼在监狱里看到《千秋功罪》,才明白当时给她以生活勇气的“北京记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宾雁。反复阅读中,她感觉到作家对她人格的尊重。这一点,在饱受侮辱的女囚心里激起波澜。刘宾雁字里行间弥散出来的悲悯之情唤醒了她沉睡的人性。从此,囚犯与作家书信往还,竟成了好友。“青素琼甚至把宾雁当成了自己再生灵魂的依托。她在信中向宾雁汇报了自己思想变化的历程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决心。还告诉宾雁,她已经将在狱中的劳动所得全部捐献给了非洲灾民……过了几年,她又报告了一个好消息:由于表现优秀,她已经获得减刑——死缓改为徒刑十五年了。”

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在刘宾雁遭到全国公开示众之际。马云龙写道:

正在服刑的罪犯青素琼听到刘宾雁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后,突然跳出监房的铁门,赤着脚在院中狂奔,口中不停地高喊:“我抗议!我抗议对刘宾雁的迫害!他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好人哪……”那时天正在下着大雨。

据我们所知,这是为宾雁被开除党籍而发生的唯一一次示威游行,参加者只有一人,地点在宜宾监狱的大院里。结果是示威者青素琼被戴上了手铐,投进了狱中之狱的“严管牢房”。

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场面,这是多么撕心裂肺的呼喊!

流亡异国的宾雁,你听到这勃发的人性声音是否会感到一丝安慰?

千方百计迫害打击宾雁的人们,你们听到这吶喊不感到心惊胆战吗?

宾雁用自己的凛然正气、悲悯情怀、人道精神和人格力量唤醒了一个罪犯的良知,让她的灵魂重新回到了阳光之下。她曾因迷失人性的贪婪而受到惩罚,又因人性的回归而发出正义的吶喊,自愿地陪着宾雁一起再次受到严惩——宾雁啊,你何以竟有如此强大的的感召力!

传记作家继续写道:“虽然宾雁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信徒,但源于俄罗斯文学深刻的人道主义和大悲悯情怀已使他具有救赎人类灵魂的圣徒气象……”

马云龙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这与他个人的人生体验密切相关。他也是一位命运坎坷,几起几落的大记者。当刘宾雁在普林斯顿走完自己的人生之旅时,他在中国被永远逐出新闻界。我想,这是他可能理解刘宾雁的一个基点。如果一定要谈谈本书的不足之处,我以为主要是传主的流亡生涯被一笔带过。倘若马云龙到美国走一走,见见曾亲炙刘公风采的各色人等,本书再版必有增色。马云龙极为谦逊地称这部传记是一个“试探版本”,是将来某一位大作家更佳版本的“垫脚石”。其实不然,能写好刘宾雁的未必是大作家,而可能正是马云龙这样深切理解他的作家。刘公晚年虽再无大陆时期的那种举国轰动,但精神世界仍然鲜活丰富,有一种内在的戏剧性或悲剧性。在流亡美国之初,就有十分进步的朋友打算为他开一场“讨论会”。辞世之后,又有人以笔代刀,讨伐他的“第二种忠诚”。这件事,马云龙有很深的思考,我还想再说几句,权作一个呼应。

《第二种忠诚》是刘宾雁长篇报告文学代表作。写了两位主人公,都是在杀人如麻的时代敢于给毛泽东上“万言书”的人物,舍身忘死的义士。一位陈世忠,指责毛大搞个人崇拜,实行残酷打击,告诫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另一位倪育贤则指斥“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并非“天灾”,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祸”,并提出“包产到户”、“开放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挽救方略。自然,他们都未能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罗网,陈世忠被判处八年徒刑,倪育贤被逐出军队,后来因呼吁平反“四五天安门运动”被判处死刑。刘宾雁把这样两个人物写在一部作品中,又命名为“第二种忠诚”,实际上是在完成他从投身革命之始便萌发的反叛:“忠于党”和“忠于人民”、“忠于真理”到底是什么关系?刘宾雁参加中共,自己是有责任的。(王尔德另半句名言:“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同情的理解是:那是一个共产革命在全世界如日初升的时代。不用说一位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连众多成熟的思想者、观察家都被那种人间天国的壮丽朝霞所迷醉。刘宾雁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和正式入党的年龄,分别是十四岁和十九岁,正处于“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的年纪。他之投身中共,实际上是他人道理想的错误投射。对此,本书第三章“初入‘毛’庐”有深入梳理。马云龙写道:“从此他的一切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那个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党’了。这就使他陷入一个悖论,他说过:‘我参加革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放自己,实现自我。’可是为了这个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却要以交出自我、消灭自我为代价。”特别让刘宾雁震动的是他所目睹的种种残忍无情,不仅虐杀地主,也同样心如铁石地对待同志。“几乎从我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那一时刻开始,它对于个人、个人自由的近似残酷的压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起,两种“忠诚”之间搅起的旋风便在刘宾雁心灵里呼啸。最终,他听从了良知的召唤,唾弃了那个罪恶集团,走向人民与真理——“第二种忠诚”。

“第二种忠诚”之所以被锋利的批判家看中,也不是无事生非。批判家说:“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曹长青:《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看来是抓住了痛脚。但诗人一平有另类理解:“刘宾雁在《寻找共产党》一文中,用了两个‘党’的概念,一个是张志新寻找的‘党’,一个是把她处死的‘党’,显然二者不同。这类似于路德的‘上帝’与‘教廷’。对于张志新来说,前者是她的信仰,一个绝对的精神期待——近乎‘神’的另一命名;而后者,是败坏的权力。后者背叛了前者,因此她要批判、纠正,不惜牺牲。分清‘党’的这两个概念,我们才能理喻陈世忠、张志新的意义,而这也就是《第二种忠诚》的主旨。”(一平:《苦难大地,不熄的理想——刘宾雁留予我们的精神与思考》)在这部传记中,马云龙对“第二种忠诚”有细致深刻的辨析,读者诸君可细读。

刘宾雁也有责任。他是否“误用”了“忠诚”这个词汇?却又不尽然,我记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次论及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演讲:他谈起普希金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回忆起“进步人士”和“权威人士”对这部杰作的尖刻批判:普希金笔下的那位萨维里奇是大地主格里涅夫的终身家奴,当农民暴动领袖普加乔夫下令绞死沙皇军官、他的少东家之际,萨维里奇匍匐在普加乔夫脚下,哀求道:我的亲爹哟!弄死我家老爷的孩子对你有啥好处啊?要做样子吓唬人,就吊死我这个老头儿吧!——批判是很深刻的:“这个形象不仅是个奴隶的形象,并且是俄国奴隶制度的赞歌!”在同一次演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谈到另一个奴隶希巴诺夫,一个并非文学虚构的历史人物。希巴诺夫的主人库尔柏斯基公爵是沙皇伊凡雷帝的政敌,他从国外给沙皇写了许多近乎谩骂的书信,有一封重要的信是吩咐希巴诺夫带回莫斯科亲手递交的。希巴诺夫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上拦住了刚从大教堂出来的伊凡雷帝,递上了自己的老爷、沙皇的仇人的亲笔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讲道:“沙皇举起他尖利的御杖,用力刺进了希巴诺夫的腿,然后靠在御杖上读起信来。希巴诺夫被刺破了腿,却纹丝不动。后来沙皇在回信答复库尔柏斯基公爵时顺便写了这样一句话:‘你为自己的奴隶希巴诺夫羞愧吧!’这意味着,他本人也为希巴诺夫而感到羞愧。”——在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这两个奴隶都不是奴隶,而是有着“忠诚”这种美德、这种美好人性的真正的俄罗斯人。

——如果天才的俄罗斯文豪们都从人性角度来理解“忠诚”这一主题,如果人类确实存在超阶级的普遍人性,如果健康的人性可以超越政治与功利而成为美德和理想,那么,刘宾雁所做的,正是以伟大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赞颂的那种“忠诚”来感动我们的良知。刘宾雁所谓的“第二种忠诚”,是对高尚理想的忠诚,是无神论者的信仰。在席卷中国大地的人伦劫火中,刘宾雁试图抢救出人性王冠上那颗最珍贵的宝石——信仰、信仰的可能和力量。痛心的是,他没有成功而只是获得反证:在如今这个不懂道德信仰为何物的集体堕落的时代,忠诚,任何一种忠诚,无论第二种还是第一种、第N种,都不再是我们中国人有资格谈论的奢侈。但我仍然相信,当时间重新开始,这只凤凰将从劫火中一飞冲天,紧衔着那颗珍贵的宝石

老诗人邵燕祥曾经在《刘宾雁纪念文集》序言中写道:“他(刘宾雁)的人道主义思想导致的温情倾向,他的天真轻信和善良,又使他不可能‘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的一些人和事……不合常情处,也就是高于常人处”。邵老的观察是很准确的,刘宾雁确实有些“不合常情处”。他既是极权专制不共戴天的死敌,却又总想在那场浩劫中挽救一些什么东西。他既对中共的残忍本性及僵硬体制有深刻认知,又对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满怀期待甚至幻望。他既毫不妥协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播下的罪恶,又试图从中剥离出一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些“不合常情处”往往是深刻之处。刘宾雁的天真轻信和善良,其实也就是《圣经》所教诲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不是要我们去当睁眼傻子,而是强调面对凶险世事也要永葆心底的善良。刘宾雁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既有面对黑暗的英雄气概,更有在污浊中对灵魂的殷情守护。的确,有严重人格缺陷或把斗争奉为偶像的人很难理解刘宾雁:一位义无反顾、毕生反抗政治黑暗的斗士,却又超越政治,诉诸良知。他有一种彷佛天赐的喷涌的热情。在这种热情的驱使下,他进入了某种纯净的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境界。他最令人感动的,不是思想的透彻,而是思想的痛苦。他正是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盛赞的那种“燃烧的灵魂”:“这颗灵魂永远为了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

请允许我引用自己一段旧文:“刘宾雁抗拒着极权社会对人性的戕害,活出了动人的美丽。他凭直觉把握了极权主义的秘密:我们和极权主义最深刻的冲突,归根结底,聚焦于人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宾雁以自己光辉的富于人性的生活,成为楷模。”(——《像刘宾雁那样生活》)

刘宾雁是中国苦难大地上出现的一个奇迹。他是一个启示,一个精神秘密,一个我们至今尚未完全理解的典范。

在献祭式的写作中,这个人渐渐走进自己的作品,将生命、人格与文字融为一体。这个人本身,必将持久地影响我们,比他的作品更为恒长。

他的英勇和善良,如长夜里的双子星,照耀着我们的人生。在这部传记结尾处,马云龙说得更好:“有些明亮的星星离我们有千百万光年的距离,当我们的肉眼接收到这些发自千百万年前的光芒时,它们也许早已熄灭了,但是这光芒穿过时空,依然会照耀着我们。刘宾雁就是这样一颗虽已陨落,但光芒依旧的明星,而且他离我们越远,这光芒就越明里亮。”

2013年9月17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注: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引自本书内文。

《刘宾雁时代》后记

◎马云龙

整整三年了,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终于完成了一次踵武刘公人生道路的精神旅程。

我没有过面见先生,亲聆教诲的荣幸,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专业传记作家,只是刘公诸多黄钟大吕般作品的一个虔敬的读者,是追随刘公航迹的“新雁”中一名普通的新闻人。他的思想和事业曾是我仰之弥高的山岳,他的人生行迹是我遥随其后而自认不可企及的一个传奇。我从来没有敢想象自己会有一天拿起笔来写他的传记,那似乎是太狂妄了。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认识了刘公晚年的挚友之一北明女士,她在对我有了一些了解后提出一个奇想:建议由我来试写刘公辞世后尚未有人着手的刘公传记。我的第一反应是惶恐地拒绝了,理由很充分:从我的人生经历、思想见识、知识构成,到把握这一题材的能力,特别是文字水平,都远不具备起码的资格。我还特别谈到对自己的文字表达深陷“党文化”影响的苦恼,她没有勉强,只是让我再想一想。这时他的丈夫、也是我早就心仪的优秀作家郑义先生也写来一封信,对我的不自信作了一番热心的启发和劝导。他指出,摆脱那套文字枷锁的桎梏不能只靠认识的觉醒,更要靠写作实践的锻炼。

让我怦然心动的是他们这样一句话:“刘公这位中国启蒙时代唯一最早发出声音、影响巨大的天字第一号大记者,没有一部象样的传记留下来,我辈无法向历史交代!”

以历史的名义发出的这个召唤,让我无法回避和躲闪了。“使命感”是我们那一代人心头最敏感的神经。

于是我就贸然地应允了,虽然还有内心的忐忑。那是在2010年的夏天,我开始收集和整理刘公一生的文字,并把它们一一录入计算机。

其实,我和刘公命运的交集并非始于这一天。当我整理他的年谱时得知,他的“右派”得到正式“改正”的时间是1979年1月24日,而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在看守所被关押四年多以后获得平反释放的日子是当年的1月19日,只比刘公早五天。也就是说,我们是同一批在“平反冤假错案”时获得自由的,不必相逢相识,我们都是那个时代死里逃生的共命运者。

获得平反后,当时我所生活的小县城并不接纳我这个侥幸生还的幸运者,那些曾经把我送进铁窗的当权者悻悻地说:“批了你几年,现在你又回来了,让我们怎么办?你还是走吧——愿意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我们一律绿灯放行。”于是,我又成了一个漂社会的流浪人,到哪里去,干什么事,如何度过劫后余生,都成了问题……

就在这时,刘宾雁的名字进入了我的生活——这位销声匿迹二十二年的“右派”记者兼作家磅礴推出了他复出后的第一部力作《人妖之间》。我是流着热泪读完这部作品的,而且读了不止一遍。它把我的目光引出了个人命运的狭小范围,使我看到中国大地上正在开始的一场更重要的斗争场景,也给我指示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像刘宾雁一样,做一名战斗在时代最前沿的记者,用自己的笔来直接参加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战斗,成了我追求的目标。

于是,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再加上机缘巧遇,经同学和朋友的推荐,我终于在1984年——我四十岁的时候进了《河南日报》,成了一名姗姗来迟的新闻新兵,别人到这“不惑之年”应该是立足已稳、事业有成了,可我却刚刚起步,大器未必,晚成已定。而引领我走上这条路的就是他——刘公宾雁,虽然他并没有见过我这个追随者的面,也未听说过我的名字。

以后的人生道路就无需多说了,当一个刘宾雁式的记者会遭到何种命运是不言而喻的。反正到2005年年底我最后一次被免职(在这以前的五年里,我曾四次在几家报纸被免除了负责的职务),并被逐离新闻岗位时,正是刘公在美国普林斯顿永远阖上双眼的时候。我向刘公作最后报到的方式是在他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向刘公报到时我想报告的是,我几次被免职的原因,没有一次是因为我发了违背事实的虚假报道,正相反,那都是些证据确凿的真实新闻,只是因为踩疼了某些权势者的脚趾而激怒了他们而已。其中有些报道还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影子,如突破了官方的禁区第一次实时报道公安官员制造惨烈车祸的“张金柱案”的报道,关于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卫生灾难“河南艾滋病”泛滥原因和后果的报道,关于被禁止发表的当代中国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河南东都商厦火灾”的现场报道,以及中国当代冤案的代表“聂树斌案”(至今尚未平反)的首发报道,关于“世界第一大佛”的神秘背景的披露性报道,以及打破流行的行业“潜规则”,首次揭露新闻界自身腐败的“五百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报道,等等。这些报道在影响力方面当然无法和宾雁相比,但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这些报道都是在刘公被迫去国以后——我自认为是刘公并未授权的继承者之一。

跟着刘宾雁的足迹,书写刘宾雁式的新闻,最后得到刘宾雁式的结果,这也算是顺章成理、修成正果了,对此,我不但问心无愧,还有点自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确是写作刘公传记的合适人选之一,跟进的士兵为倒在前锋的领军人书写诔文,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吗?能以这些文字做为心花奉献到天山陵园那尊无字碑前,不是我的荣幸吗?刘公的骨灰安葬在妙峰山下的那天,我在他的墓前默默发誓,一定要努力写好这本传记。

对我来说,书写刘公的传记,不仅是个漫长的辛苦劳作过程,也是个宝贵的学习机会,甚至是个精神上的奢华享受。重新硏读刘公一生留下的文字,从他的雁泥鸿爪中重温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脉动,检点中国人在世界背景下一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思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一个思想的大考与盛宴,我乐在其中。

三年来,我在南海边上的一个城市中关起门来阅读、思考和写作,几乎屏绝了一切对外往来,孤独清静而紧张充实。在案头,我摆上了一张刘公的照片,每天坐到计算机前开始写作时,我都让音响里播出刘公最喜爱的柴科夫斯基弦乐四重奏《如歌的行板》,在那如泣如诉的乐声中进入宾雁的世界。刘公晚年的流亡生活中陪伴他的有一只白色的长毛小狗,而我写刘公时膝头和脚下也正好蜷伏着几只可爱的小狗。抬头往窗外看去,是风云变幻的天空,飘过屋檐的云朵,或群星闪烁的夜空,远处是日夜喧腾的大海。每年有几次台风光临,是山摇地动的震撼,水枪喷射似的大雨,和惊天震地的雷霆——然而,比这更猛烈的是时代的风云和宾雁的一生在我胸中激起的心灵风暴……逝者与生者就以这种方式进行了一次漫长的对话。

这既是对刘公生活和思想的摹拟体验,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回忆思考。我承认,书稿中有许多章节在叙述刘公的经历和命运时,也掺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领悟。例如:

在第八章写到“在自己的政治死亡书上签字后,宾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最可怕的不是死亡的来临,而是对死亡的等待”一段文字时,我写下的也是自己当年被投入狱中时和将要面临死刑时的体验。我曾写过一篇《恐怖的等待》的回忆文字来描述当时的感受;

而第九章分析刘公在关于他右派问题《结论材料》上签字画押的心理时,也融进了自己的回忆——我当年入狱时也要填写一张表格,右上角有一栏“所犯罪行”,我写上的是“思想犯”三字。表面是认罪了,实际是说“思想无罪”,没想到狱卒看了居然点头认可,在他们看来,某些思想果然是有罪的;

再比如第十六章写到张辛欣主持的“唯一的夜晚”晚会时,我发了一通“不是任何一个失败的英雄都有机会享受到如此动人心魄的退场仪式”的议论,写的时候,我其实是联想到了自己在2001年被免去大河报副总编辑职务后的遗憾。当时我想有个机会向编辑记者们告别,报社的领导问我想讲什么,我说想说明一个愿望:报纸不要因我的离去而完全改变方向,面目全非,希望大家能坚持经过实践考验而证明是正确的理念和方向。他们一听就说:“算了吧,上面正要清除你的这种办报思想和理念呢!”于是我就收拾东西,悄悄离开报社了,连宣布我免职的会议都没能参加,从此再也没有跨进过报社大门……

至于其中关于从破除“领袖崇拜”到破除“人民崇拜”的思想历程,写的虽然是刘公,但也是写自己。这两个相关的“崇拜”禁锢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整整几代中国人啊!“刘宾雁时代”不仅属于他个人,也是我们共同经过的一段历史。

老天总会有些出人意料的馈赠,在为这本书搜集资料时我有个意外的收获:当我追寻刘公的血脉渊源时,发现被刘公视为“如母”的长姐刘放居然是我祖母的亲侄媳妇,也就是说,刘公竟是我的父辈亲戚,他们年轻时有一段在哈尔滨的共同生活,而大洪、小雁果真是我的同辈弟妹。这让我狂喜了一阵——当然这并非最重要的,我并不迷信血缘联系的作用,而更看重我们共同的精神籍贯和思想承传。

当最后敲击键盘,结束本书的写作时,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该交卷了。但是,这个答卷及格吗?我不知道。我一直惴惴不安的是,刘公的思想太丰富和深刻了,远非我这个站在山脚下的仰望者所能窥见全貌,而我所能望见的一面也总会是会有偏差的。这就算是刘公传记的一个试探版本吧,将来一定会有大家写出更真实、更全面、更深刻的版本。希望这只是那些版本的垫脚石,倘能如此,我也就满足了。

原来准备这本书在2015年刘公逝世十周年前出版,这样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可以继续补充材料,推敲文字,使作品更成熟些。但是,形势急剧变幻,刘公生前盼望的大变局正在发生。让这本书早日出版,让刘公的思想和声音成为大变革中不可缺少的声部,这就有了紧迫的现实意义,所以我决定提前出版。其不完善之处留待将来再去补充吧。

非常感谢朱洪、大洪、小雁为我写作时提供的宝贵支持,特别感谢郑义、北明夫妇对我写作的启发鼓励和关键性的重要指导,没有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我无法承担这个重任;感谢胡绩伟(他在去世前不久还精神充沛地接见我一个多小时,谈的全是刘宾雁)、戴煌、邵燕祥、赵越胜、卢跃刚、张宝林、盛禹九、刘保端、胡舒立、余以太和王康等前辈与同仁给我提供的重要材料和写作指导,感谢余英时、一平、高尔泰、郭罗基、陈奎德、刘再复、万润南、陈一谘、钱钢、李贵仁、严正学(他如今还在狱中坚持着他的行为艺术)等未某面的朋友所写下的重要数据给我的启示和教益,感谢一切追随刘宾雁的有志之士所给我的精神动力,也感谢那几只三年来在写作时日夜伴随在我身边的小狗,它们是我这段诗意生活的见证者……

一句话,感谢给我提供这个向刘公表达心意机会的命运,和一切给我帮助和支持的人们。

我始终觉得,刘公并没有远离我们,他一直眯缝着眼睛,用深情而专注的目光在巡视着这片土地,也在审视着我们的灵魂。

再见了刘公,与您神交魂会的这些日子是我永远难忘的记忆。好在我们相聚的时候不会太遥远,到那时,该向你报告的事还多着呢!

《自由写作》第100期【纪念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主席刘宾雁逝世八周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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