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枪口抬高一寸,会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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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2014370433

(六四凌晨6:20)﹕三辆坦克扬长而去﹐毒气弥漫。目击者们迅速上前抢救一位靠在栅栏上的伤员。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

发黄的老报纸,自然旧的书刊,标记着这些陌生又熟悉的数字:“4.15”、“4.26”、“5.13”、 “5.19”、“5.20”…… 这些日子每年都有,今年依然不会认错,仿佛昨天刚刚发生,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已经二十五年了,时时给人以时空交错的感受,并带有阵阵带有苦楚的创伤,心头那一丝丝的不安,与日俱增。

按着那一长串数字进行搜索,跃入眼帘的是这样一行行黑色记忆: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学生上街,官方言不由衷;北京被黑暗所笼罩,接下来学生们等来了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梦也不会想到,标题叫做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学生们满腔热血,却被冷血的政治动物所厌恶;5月13日发起的众多学生大绝食,滴水未进,长达七天;面对这些饱尝苦难的“祖国的花朵”们,李鹏依然信誓旦旦,5月19日对话会上,他不肯对学生领袖承认他们已经下定决心,第二天10时戒严令就要生效;5月20日,长达236天的北京戒严开始,直到1990年1月11日零时结束。宣布结束戒严时,李鹏戴着眼镜对着电视镜头,笑得咧开了大嘴巴,一幅得胜者的嘴脸,细看却是杀人犯恐怖的嘴脸。

依稀记得,25年前,我自己也是热血青年,身边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革命青年”,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参加革命”——不参加革命就等于不是“中国人”,进厂当工人,和考上大学、当上兵一样,都是参加革命工作,都是报效祖国——今天想想有多少的可笑,我爱祖国但祖国爱我吗?

1989年初,依稀记得我行囊里还有一枚“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的校徽,却不好意思戴在胸口,而是藏了起来;5月份,我以一名在职“函大”大二学生的身份进了厂,光荣参加工作,光荣参加“革命”。几乎是前后脚,还有一名“革命青年”进厂,我们成了“青工”小伙伴,那时他哥哥当兵进驻山西忻州北京军区的王牌步兵部队,当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时,部队频频有新动向,那哥哥被紧急派往北京,执行戒严任务。

那时的天,已经不再是“解放区的天,晴朗的天”,而是阴云密布的阴阳天,黑云压城城欲摧,“暴乱”、“动乱”的声音满天飞,本来大学生和那些戒严大兵,几乎都是同龄人,本来可以嘻嘻哈哈,哼着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却各自走着不同方向的“三百六十五里路”。大学生和大兵,同样是血肉之躯,后者却是荷枪实弹,相互对视,怎不会擦枪走火?怎不会演变成屠杀?

若是“5.20”不下达戒严令,北京高层又主动撤了大部队,学生们自然也会找到台阶下,嘻嘻哈哈在广场走一回,“保家卫国”的士兵英雄们也出了名,“反官倒”的大学生们也师出有了名,两全其美的事情,就像25年后在台北占领立法院长达23天之久的“太阳花”反服贸学生运动一样,认认真真而来,高高兴兴而去。可惜,邓小平不是蒋经国,也不是马英九,他也成不了蒋经国第二,马英九第二,他是独裁者,他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更不会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来一个华丽转身,为自己博得一个真正的花样年华。

“革命”当道,邓小平、李鹏们纷纷喊出那“革命”的一嗓子,瞬间击碎了崔健那“红旗下的蛋”——开枪了,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那一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并没有发表类似的社论,而是忠实地记录了戒严部队进城、枪声以及各大医院收治伤员的真实情况。《人民日报》记录当天凌晨开枪及医院收治伤员的新闻标题是《北京这一夜》。

开枪,意味着敌我矛盾,意味着战争状态,但是抗议的学生们只是血肉之躯,北京百万市民同情学生,站在学生一遍。救人,救人,救护车,三轮板车,车来车往,连电视台也有了短暂的新闻自由,有真相,这真相足以让全世界的国旗都下半旗致哀。

那一阵子,我同事的哥哥被困在北京,虽然戒严部队的出入是绝密消息,但是同事的父亲爱子心切,不知儿子是死是活,依然冒死探听消息,赶紧连夜乘车赶到北京,万幸见到了他的儿子,没死,还活着,回来时还带了许多戒严部队专用的压缩饼干,用饼干冲开水,就是一顿饭。我不知道这名戒严部队士兵是否对学生开枪,只知道他后来转业时,进入家乡县人民银行,晋职为保卫科长,成为“5.20”戒严令下达后直接受益者中的一员。

这一年,“暴乱”被平息后,各大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分配,意外地有了落差,仿佛一下子从酷热的夏天坠入了冰窖当中,我的同事王金锋从四川大学毕业,档案进入家乡的人事局,意外分配到一家从来没获大学毕业生分配指标的乡镇企业,成为该厂第一个大学毕业生,他月薪约为56元,一个月下来连抽烟都不够。不过,他满脸不在乎的表情,仿佛刚唱过童安格的老歌,因为他6月2日夜间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进北京火车站连学生证都没敢掏出就挤上了回成都的火车。不过,成都无人入梦,6月5日,成都人民商场着火了,损失上亿。川大的学生毕业没有获得好机会,官员却例外,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随后也升官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双方晋升,而报道胡耀邦去世真相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两人掐着咽喉送了命。

踩着学生血前进的人,在“六四”镇压后一个接一个升官,北京的陈希同最为突出,由北京市长升任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兼任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国务委员,但好景不长,七年未满,就被撤销一切职务,被判刑16年,虽然他不是因为镇压受审,但却在“革命”当道的国家里,没有什么好下场。

我还清楚记得,胡耀邦1987年1月因反自由不力被撤职时,还稀奇怎么会流行“反对精神污染”的提法,但后来反不下去,不了了之,不再提了。“精神污染”就像“灵魂深处闹革命”一样是个“革命”怪词,今天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说也近似,共产党的宣传干事常常会有如此惊人之语,都是从马克思老祖师爷那里偷来的吧,这老马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结果中国就在1957年及“文革”中试点消灭宗教,结果宗教没被消灭,反而壮大了:“反精神污染”也不可能成功,大脑各有不同的想法,邓小平岂能钻进胡耀邦的肚子消除那些“精神污染”?邓小平反“精神污染”,其实是反对他的人要靠边站,胡耀邦下台,结果中国几乎天下大乱。从1987年胡耀邦下台,到1989年4月15日去世,短短两年多时间,好人总能得到大众的同情,邓小平却如坐针毡,中共特有的老人政治终以“残忍”为手中的牌,猛地打出去,管他死后是否洪水滔天。好像“中国的路易十五”非邓小平不可。

“六四”的枪声一响,不是黄金万两,而是热血青年的身躯纷纷倒地,丁子霖、张先玲等天安门母亲们的儿子们遇难了,他们不到二十岁,走上街头,正面遇到“革命军队”,纷纷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醒来。更有刺痛每个人的良心的是段祺瑞的侄孙段昌隆之死。段昌隆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父亲还是北京西城区的政协委员,他爷爷是北洋政府总理,1926年“3.18”惨案发生,导致抗议的大学生多名死伤,其中就有鲁迅笔下《纪念刘和珍君》提到的女子刘和珍,还有清华大学的学生韦杰三。韦杰三的遗言是“我心甚安,可是中国快要强起来”。段祺瑞闻此长叹一声,“一世英名,毁于一旦”,随即赶赴现场,长跪不起,终身吃素。可谁会想到,63年后,他的后人因为对着戒严部队讲理,那些大兵岂有听听道理的涵养,大怒,近距离开枪致段德昌心脏中枪,送往医院途中身亡。这些学生的鲜血,染红了邓小平、李鹏、陈希同顶上的翎子,邓小平说“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当镇压声铺天盖地时,邓小平或许躲在中南海内,不敢出来半步,因为流别人的血,他或他家族的血也必被人流,不过是邓小平家人的血提前被人流了,邓小平前妻金维映死于莫斯科,邓小平儿子邓朴方从北大楼上跳下来,下半身瘫痪,终身残疾。

如今,邓小平死了,邓朴方也苍老退休了,还有江泽民、李鹏都退休了,可那些解放军部队的执行者还在,这些亲历者也差不多中年或者半百了,他们看到如今腐败遍地,内心又该怎么想?我曾问过一名从解放军复员的老兵,问他当年参加的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有什么要回忆的吗,他摇头说那场非正义战争有什么好说的,而当事的军委主席正是邓小平,他通过一场非正义战争,靠流别人的血染红自己顶上的翎子,“六四”依然如此。

幸好,“六四”前就已经问鼎中南海的江泽民尚在,李鹏尚在,差不多可以凑够开庭的人数了,只是还没到审判的时候。我还想起那些曾经参加戒严部队的士兵,在过去的老报纸、旧书中找到一些醒目的名字,想问问他们,并不是要声讨什么,抗议什么,而是想沟通一下,想通过心灵对话,为什么学校反官倒、反腐败事前事后都证明对的,为什么还要开枪呢?枪口抬高一寸,会死吗?

“六四”已过二十五年,岁月悠悠,载不动许多愁,青年变成中年,中年成为老年,白发是老年的冠冕,又是老年人的荣耀,当孩子们蹦蹦跳跳走来走去时,谁会知道,邓小平、李鹏那一夜果断下令,对着和自己孩子几乎同龄的同胞开枪,第二天又信口雌黄,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天安门那时已经有监控设施并开启了,可那一夜,灯光突然熄灭,等于下令开枪有了信号。如此血洗广场,枪杀平民,是多少岁月也无法抚平的伤害,本来天安门事件寻求真相公布之后的和解,但邓小平家人,江泽民、李鹏等当事人至今没有道歉,真相也没有公开,谁还敢与他们和解?他们当年下令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个人,普通民众,今天就不会再度举起枪口吗?

血,总是热的;真相,总是残酷的;天安门母亲的骨肉之亲,他们的血决不会白流,她们的泪水也不会徒然白流,虽然人们已经默默等待了二十五年,但总有一天,大海会把沙漠染蓝,那些为争民主争自由而流出鲜血的人们,仿佛是一粒粒富有活力的生命种子,通过苦难的浇灌,终能开花结果,为未来开出幸福之花,结出自由之果。这一天快了,有耐心的人,凭着那不灭的信心,时时警醒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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