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勍:陪伴活死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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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89年5月,周与非法组织“西北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连党敏商议要为学运办一份报纸,具体由周筹办,后因经费不足,周提出改办刊物,周给刊物取名《民主与自由丛刊》,周出任主编,并介绍西大新闻系教师李苗为副主编。周、李搜集资料编辑160多页成稿,交由西大新村“丫丫打印社”打印,计划油印1000册。后因动乱平息而未刊出,底稿由周销毁。

…… ……

三,1989年5月15日至6月7日,周先后参加了西北大学“四。二二”筹委会“,讨论派代表上京请愿会议;省高自联成立大会以及在西北大学举办学生骨干培训会议等其他非法会议,并于五月底担任非法组织”陕西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顾问”、西北大学高自联“常委”。在北京平息暴乱之后,周仍亲自起草了《空校宣言》,提倡在西安地区大搞空校行动,造成恶劣影响和后果。随后还以西北大学高自联的名义起草了《高工人同胞书》,煽动工人市民无限期的罢市罢工,对抗政府。周还积极的组织了西北大学的抬棺大游行和“六四”当天在省政府门前的游行。

…… ……

——摘自《周勍劳动教养通知书》

题记

当年在看守所期间,我曾经和死刑待决犯同囚室关押过一年两个月,先后走马灯似的见过有近百人,其中39人枪毙在我还关押的时间内。往往是今天还为一个窝头而争执,明天其中一个就被拉出去抢毙了,而转瞬又一个待决犯填补了他的铺位,令人有很大的幻灭感和不真实感。而西安市的枪决犯都是要从我们那里拉出去枪毙的。我们那里毙完案头(案子的首犯)后,才把死缓以下的犯人弄到监狱去劳改,所以我们那里是“上线”,用狱卒的话说,“活着出去的人不多,

1990年11月初,我偶尔听到“新闻联播”上讲要放方励之先生去美国,接着连续几天里,从狱中仅能见到的一份官方报纸上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共当局为争取延长最惠国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的监狱中已经没有因‘6?4’事件关押的大学生”云云。其不知仅我们这个监狱里,当时就关押了几十个学生和教师!由于信息隔绝,我当时判断国际社会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因而就有了一种强烈地被愚弄感。

野兽关的时间长了,兽性就少了,变得温顺了。而人若关的久了,人性就少了,兽性就反而变多了。

 

不教而杀谓之虐。

——《论语·尧日第二十》

 

“为啥进来的?”

在西安市看守所的大门口,外号“皮管王”的王姓老狱警让我自己脱下裤带、鞋带等绳状物件,还有随身的手表、零钱还有钢笔等,放到因岁月侵蚀已辨不出颜色的长条木桌上。而他自己也一刻都不闲着,先半蹲着,把押我来的警察扔在地上的简单被褥熟练地边边角角搜摸了个遍,接着又将我的衣角、裤脚到鞋底像老中医把脉似的一阵捏弄,然后又用手中的皮管子示意我自己动手把内裤拉到大腿根部左瞧右看。我想,虽已是黄昏时分,不单是他,就是头顶岗楼上站岗的武警,连我的阴毛也可能看得毫发毕现。

当羞愤与懊恼在我心底冲撞升腾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了见面40分钟左右的第一句话。而在此后的20多年中,这种类似“为啥叫你?”“为啥传你来问话?”“为啥找你而不找别人?”“为啥这样难道你不知道?”和“为啥不让你出国?!”等等的质问,虽出自不同性别或不同方言,但都无时无刻的提醒我:你是个贱民、你是个异类、甚或是个随时随地可收入监狱的罪犯。

而无论问讯者的口气如何,这个古代囚犯脸面上标志性刺青般的问句,连同此后我在这家看守所里先后日夜陪伴过的哪39个待决死囚们的面孔、甚或与之同屋厮守的细枝末节,像块贴在身心最隐秘处的狗皮膏药似的,任怎么抖也抖不掉,撕也撕不开。也更像一根卡在咽喉软骨处的一根鱼刺,要么任其在此一部位发炎化脓最后长成咽喉的一部分,要么侥幸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候,一口浓醋即可将其软化而吐出口的。

而在这一天之前,不要说“死刑”这个字眼离我这个青年作家的生活遥不可及,就连眼前这座隐落在西安南郊友谊西路上楼群之中偌大的监狱,我也从不知晓。尽管我曾就读过的大学距此不过一千米,而我的住地离此的直线距离也就是两千米远近。

当我回答是因为参加“八九?六四”学生运动时,这位鼻头红得有点变异、面色浑浊的近乎萎缩的狱卒,脸上顿时放出了异彩,细而沙的声音,让我在被称做中国四大火炉城市之一西安市的“秋老虎”季节——1989年9月最后一天的此刻,身心骤然瘮冷、直至小腿肚子里的筋都在瞬间里开始瑟瑟地抽搐。

“呵呵,反革命呐!你知道这是啥地方?这里是老虎嘴!是存放活死人的仓库。你娃进了这儿,就甭想活着出去了。是龙你得盘下,是虎你得给我爬着。就等着到红庆塬1上听蛐蛐儿叫吧!。你这活死人!”

后来我方得知,就是这个一年四季屁股后面都挂着根半米多长的空心塑胶管子的“皮管王”,在狱中发明了专用这种管子打人犯们脱光了的屁股的刑罚。我曾亲眼目睹了他三十几管子下去,把一个在他值班时犯了监规的“活死人”的屁股,打得像两枚艳丽透明的西红柿。当晚被打的人犯屁股上的两个“西红柿”破裂,狱中的医生用了两大缸的药棉球,都没有填满人犯屁股上的血洞。而这也正是“皮管王”的得意之处:用空心塑胶皮管打人犯不留外伤,既能让被打者欲生欲死,若是真的出了问题他自己又能推脱责任。

据在此关押久了的老犯人讲,“皮管王”如此仇恨人犯、特别是有点文化知识的人犯的因由则是:他曾参加过朝鲜战争且立过战功,加上枪法极准,靠着这个光环,他不但转业时当上了枪决犯人的行刑队队长,而且娶了个貌美如花的娇妻。可能杀人太多的缘故,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傻子,政府照顾让其接连生了老二、老三,可也都是非傻即呆,虽则他嗜酒好杀,但拗不过深信因果报应的娇妻,就又举家调到一个采煤的劳改煤矿去看管犯人,其妻则当上了劳改煤矿的医生。

时值1983年“严打”,一位画家因流氓罪在此矿劳改,其妻怀疑王有遗传病,就利用狱中医务室的勾搭该画家“借种”,且每次欢爱后赏给该画家一个“肉夹馍2”。此事在劳改矿里慢慢传开,犯人背后都叫她为“肉夹馍”。此一称呼,在监狱里有两种意味:性和美食,而这二者又都是监狱最为奇缺的稀罕物儿。

“皮管王”也不露声色,在一个公休日,单独带上这位画家下矿井加班,结果井下爆破失误,画家尸骨未存,“皮管王”却全尾全须而返。此后犯人们虽说议论纷纷,劳改煤矿也无凭据,就草草地把“皮管王”调回了看守所了事。

“为啥进来的?”第二次听到相同的问话,则是我被“皮管王”搜查完毕甩进看守所的西三排一室之后。循声音打量监舍,则真真的如同进了鬼蜮一般: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平房,屋身极高,约摸4米高处一盏15瓦的灯泡鬼眼般泛着幽光,从门口顺墙一通到底的木板大通铺上,戳着一个个数不清的光光溜圆大小不一的秃脑袋,铺板下面乍乍的水泥地上也是秃头晃动,如同进了瓜田或者葫芦地一般。整个屋子里像没有一丝生息般静得瘮人,就是在外面如此溽热难耐的时节,屋子里却阴冷的让我直想撒尿,但我明白此刻的感觉确实是由于冷而不是怕的原因。日子长了我才知晓,关押“活死人”久了的屋里阴气重。

“你他妈的还敢”吊不甩“3?找打!”就在我愣神的当口,一个声音又爆响。只见离我不足一米处的地上,一个大秃脑袋边吼着边往前挪。原来他的脚上带着小孩胳膊粗细的重镣,为了行走方便他在脚镣中间系了根绳子,只见他边用一只手提着脚镣,边往前挪着想要揍我。

我本能地往后退,可哪里还有退路,身后的铁门早已被“皮管王”从外面给反锁上了。

这监狱确实也怪,一切和外面都是相反着的:监狱外面要是锁着门,就表示家里没人,门若开着家里才会有人。而监狱是锁门时屋里有人,开门则是“放风”,屋里空无一人;外面是人醒着时开灯,人睡觉时再关灯,而监狱则是睡觉风“时间,关的人争先往出跑着透口气,一开门屋瞬间就会内就空无一人的:外面是人醒着时开灯,睡觉前就一定会关灯,而监狱里则是怕犯人自伤自残或者逃跑彻夜开着灯;在外面平日平常忙碌,过年过节吃好吃的,人也都高高兴兴地,而在监狱里,平日犯人累死累活的干活为了监狱方面挣钱、吃的也差倒没什么感觉,而一旦过年过节改善伙食反倒难受、恐惧,一则过年过节想家想亲人,监舍里就像死了人般愁云怨气盈室,若无端的改善伙食吃点吃的,哪就预示着第二天有人要”上路“——挨枪毙。更重要的是逢年过节,当局为了展示自己的破案成果或者震慑社会上的坏人,正是集中枪毙人的时节。在外面把看亲人朋友叫欢聚,监舍里则把每月一次的探监(只能由亲人把东西送到看守所大门口再让狱卒们查验后转交)叫上坟;外面把钱或钞票都叫钱,而监舍里则把用家人送来的钱换成等额的代用券叫做”鬼票“。

随着摄心憾魄的脚镣声和此人的逼近,情急之下,警察在抓捕时我被打伤的脸和鼻孔里已凝固的血又流淌了下来。

“咋回事?满脸的血。”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声音从紧靠门的床板上传过来。

“中午警察抓我时和他们动手,让他们给打的。”我如实回答。

“奥,看来你戴个眼镜还有点‘椽子’4嘛”。

“听他穿板子5,就凭他这个慫样子,还敢和‘玻璃’6动手,让我好好给这慫‘过手续’7吧,这几天没进来新人,手早痒痒得不行了。”说着戴着脚镣的人就往我眼前凑。

“滚到板8上去!给你脸了,得是?”背门的声音提高了点,可戴镣的人还在往我身前靠。

“你他妈的,真是给脸不要脸!这号子里啥时候轮到你说话了?今个看你娃戴着镣可怜,让你下板活动一下,你就不是你咧?咹!”

“大老张,甭听这慫穿板子,得给他过手续!”戴镣的拖拉着镣绳扔在往我跟前凑着。

只见“嗖”的一声,一个瘦高身影蹿到了我和戴镣者的中间,他抬手掐起对方脸颊上的肉,然后猛一用力把其脸上的那块皮肉高高的拽起来阴阴地说道:“你这个贼穆斯9皮松的很了,大老张也是你娃叫的?!看你脸上这蛋肉粉粉嫩嫩的,割下来吵着吃,味道一定和羊腿肉差不多。”

戴镣者乖乖地挪上床板,还不忘小心地拖拉着镣绳,不敢发出丁点声响。稍后,只见那个瘦高身影又在水泥地板上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发话:“都不要坐着挺尸了,起来动活一下就全部‘摞展’10.你,眼镜。今就睡到靠‘毛驴’11边的板上。这屋里还有你几个同案,你们谝12几句。唉,我也是你的同案呢。”

这时几个秃秃的脑袋才像从阴霾中钻出来似的凑上前来,原来是几个比我早抓进来几个月的学生,直到此时我仍看不清他们一个个的脸色。这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在几个月前的学生运动中就与我相熟。

一聊之下,我方知晓:靠门口说话的人是“头块板”,也就是监舍里的牢头狱霸,此人不但在这个看守所里、就是在西安市的黑道上都是大大的有名——其曾开着车,穿上警服,伙同几个同伙大摇大摆的进入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家中,先捅了司令员儿媳21刀,还开枪把一个上司令员家串门的孕妇打死。随后为了灭口,又把三个知情者碎尸扔进西安市北郊的机井中。使农民在灌溉时一次就打捞出6条人腿。

而这当时在西安城里就传成了一次打捞上来的“六条人腿一顺顺”(误传成一次死了6条人命),据说大老张在碎尸后还吃了被害者的部分身体部位,而其同伙在关进这家看守所后又成功越狱,而这也是这间看守所从建起从未有过的,就像在中国从1949年开始就从没有人敢大白天闯进戒备森严的军区司令员家作案一样。而他的同案逃出去后在外面又是买枪买弹的继续逞凶,就连狱卒们都怕他三分。而大老张说的后半句话倒也不虚,由于他们的案有报复社会的成分,最后判他们的罪名确实是“反革命团伙杀人罪”,这是后话。

而他今晚能如此待我,在监狱里真算是天大的面子,且不说免了第一天进来人人都要经过的“过手续”,就是安排我睡的地方,一般从进监舍开始,新人三两个月内都要睡在水泥地上,期间你既要拼命干活,还要有眼色,才有可能混到我睡的地方。

天长日久,我才明白:如果说中国是个等级社会,那么监舍里就是把社会的等级细化到了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等次。比如说在监舍里,除了大老张有名姓之外,其他人平时都以大老张随意给其起的外号称呼:比如我戴眼镜就叫眼镜,而戴镣的那个盗窃团伙的头儿是个回民,就叫他“穆斯”。若新进来的人有生理缺陷等就以此命名,比如眼睛不太端正者,就叫“歪灯眼”,实在没什么特征的,就用其出生的地名——若家乡来自河南,就叫河南,而监舍里碰巧有两个人都是来至河南,则名字用大、小河南来区分其称呼。

大老张治理监舍,则完全是黑社会道上的那一套恩威并施。我刚进看守所还懵懵懂懂的,但从第二天开始每人每天的800个火柴盒必须糊完,这些火柴盒换来的钱,则是用来给狱卒们发奖金的,一个人若完不成任务,狱卒们个人的收入就会减少,那么整个监舍的日子就不会好过,大老张的面子也就不好看,因为监狱里的各监舍间也在攀比,重要的是干活的多寡,直接关系着狱卒能否帮监舍里偷偷买违禁的烟酒之类的稀罕物。所以即便就是你马上就要枪毙了,而在没枪毙以前这段时间里的糊火柴盒任务,一个都是不能少的,否则大老张就会动用黑社会的套路对付完不成任务者:“架飞机”13、“吃红烧肘子”14、“喉捶”15、“胃捶”16等不一而就。

而监舍里的人犯毙了一茬再换一茬,全都规矩的像磨道里戴着眼罩拉磨的驴一样,起床,比军人还要迅速地起床,否则就要挨打;放风,比风还要快的往出冲着占厕所,否则只能拉大便在裤裆里,因为一天只放10分钟的风;吃饭,抢着吃猪狗都难以下咽的牢饭,因而牢里犯人们自己也用喂牲口的术语把吃饭叫“上槽”;干活,干永远没有尽头的活儿;睡觉,在一年四季都不关灯的夜里睡觉。而这期间,没有几个敢尥蹶子,更不要说像磨道里憋急了的驴那样蹭掉眼罩了。起码在我关押“死屋”中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敢如此过。这屋尽管有狱卒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不信你头硬煮不烂,我有的是好钢好炭”的威吓,更多的则是人们对由生到死这段既短暂且屈辱时日的贪恋,还有由死转生的白日梦幻。

大老张尽管平素在监舍里杀伐森严,可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对待在我入监后第一个看着枪毙上路的死囚:此人外号“小湖北”,是在我入监后两个星期后就枪毙掉的。

我入监的第一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全监舍人就起床糊火柴盒了,全监舍里除大老张独自一人斜躺在门口床板上用叠好的被子摞成的被垛上享受外,一屋人头都不敢抬一下、同时也不能抬一下地拼命干活,因为每人睁开眼就有800个火柴盒的任务呐。那是要用800个篾子、800个盒底、800张窄窄的小纸条糊够800个火柴盒成品且不能出错浪费一点原料的!否则罪就遭得更大了,那可是直接损害了狱卒们的私利!尽管800个火柴盒的利润加起来也不过三两块钱!

可全监舍里只有“小湖北”一人自由自在,他整日像个没了魂魄的影子似的在原本就狭小的屋子里飘来晃去:据说他因受了电影《少林寺》的影响,从小就偷偷从老家逃出来四处找寺庙学武功。后来失手在西安南郊的终南山里的一个道观里杀死了一个道士,而被判了死刑关在这里。他因年少就离家,既说不清家乡的地址,也说不清自己的年龄,可就连监狱的狱卒们也都说他看上去不够18岁,而中国法律不够18岁是不能判死刑的。他既没有家庭,也就自然没有家人来监狱探视给他送点钱买些方便面等补充一下生活。所以他平日肚子里能依靠的就是监狱一天不足500克的那点吃食。听说在我进来之前,他饥饿难耐,就在晚上趁大家都熟睡了就偷偷起身就着糊火柴盒的稀糨糊吃细竹篾子,结果被值班的狱卒发现打得半死。

但他确实是学了一身武功的,尽管脚上带着脚镣,只要他轻轻一跃,双手就能抓住三米多高窗户上封堵窗口的钢窗棍,随着脚上铁镣环的叮当碰响,他的身子像没有重量似的就能单手从这一根钢棍换到另一根窗棍上。他无论是把自己吊在钢窗上,还是在水泥地上,或者是在放风的路上,一天到晚嘴里只连续不断的重复着这么一句话:“叔叔、大爷,给我赏5分钱,留在我上路买水喝!”

“上路”在监狱里就是枪毙,他这不间歇念经般的咒语,弄得全监舍里人人头皮发紧,看得出大老张也是在强压着性子。

一日,大老张当众对我说:“眼镜,让湖北给你当份子吧。”

在监狱里所谓的“收份子”,就像社会上的收徒弟一样,而被收者的地位比徒弟还要低的多,要像干儿子或者奴隶一样的侍奉“份长”,但一个监舍里只有“头块板”和他下面最多不过两个人才有“收份子”的资格。

我明白大老张是有意在提携我,但更多的是我刚进来带的钱较多,在生活上能贴补点小湖北。我若不应承就是不识抬举。至此每当我饿得不行了泡用钱买来的方便面时,也就给“小湖北”泡上一包,赶上监狱里为赚囚犯原本就少得可怜的钱而额外卖的贵且分量少的肉菜时,我也就给“小湖北”买上一份半份的,他也会在不嘟囔“给我五分钱”的经文时,喊上我一声“份长”。

一日放风时,值班狱卒喊了声:“小湖北,验血。”而仅我们这一排的十几间号舍,就有十多个犯人同时被叫出去验血。放完风回到监舍,大伙都小声嘀咕着:小湖北快了,要上路了。

在这里待久了我也就发现了每次枪毙人之前,都要提前两周到一个月给被枪毙者验血。而验血的人数往往多于被枪毙的人数,也就是说有15个人验血,一般最多枪毙十二、三个人。监舍里的人都说,验过血而没被枪毙的人是血型一时还配不上,留到下次配上血型再枪毙。

这也是那个第一天要给我“过手续”的“穆斯林”骄傲的地方,他常常在监舍里炫耀:我们回民不像你们汉民,我们有民族政策保证——我枪毙了是要土葬的,我家里人会给我收尸,他们不敢换我身上的零件,不像你们,死了还落不了个全尸。而他肆无忌惮的满足感与炫耀,也就种下了监舍里几乎所有人对他的怨毒和愤恨。

验完血的当天,小湖北直接给甩到了候刑室,就连他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也是由狱卒给他提拎过去的。一般将要枪毙的人,都是从我们这样的重刑室转到候刑室里的,除非一次性枪毙的人数太多,被枪毙者才是从重刑室直接拉出去枪毙的。又过了几天,我们起床正在叠被子,突然听到两排监舍中间狭长的过道(监狱称为“风道”)上响起一阵平板车轱辘的声响,接着就是零零乱乱的脚镣撞击声,突然一声瘮人的嗓音撞进了我的耳廓:“老张哥,我走嘞!奥!??????”

最后的这一声响,就像一只正在打鸣的公鸡,突然被人拧断了脖子一样发出的动静。大老张漫不经意的说了句:“小湖北还有点良心!可他也真傻,这阵子哪还能喊?不让喉绳把脖子勒断才怪哩。”

重新坐下来提笔再一次生涩往下继续写这段故事时,是我又停滞了一个多星期后的黄昏。窗外慕尼黑球队获胜的喧闹声,震得我脚下的地板都一颤一颤的,真让我有点不知底里的荒诞感。而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像个患感冒发着烧的病人似的,白天燥热不安,夜晚离奇古怪的噩梦不断,这可能是我数十年来最为生涩折腾的一次写作实践了。

直到眼下,能不能写完这段文字,对我来说仍毫无把握。此情此境,确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般的感觉:为什么要写?写这些有什么用处?整日唠叨这些自己眼下都对其细节怀疑的难耐经历有人信吗?人们信了又能如何?死去的人能复生吗?而把这些苦主们的经历一一倾吐出来,与给人们面前原本甘美可口的饭菜里强硬掺进一勺苦汁涩液又有何异呢?你会在狂欢的球迷当中给他们泼冷水吗?

至此我似乎明白,作为一个作家,这段陪伴“活死人”的死屋经历,无论从畅销或者轰动性都是不错的素材,在此后的20多年间不要说是动笔去写,就是独自一人时回忆一下其中的点滴都不曾有过的缘由了:人的记忆密码,就像血液中的白血球一样,身体哪个部位一旦有了伤口,它就会涌到此处让其迅速结痂、痊愈的。这可能就是所谓“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忘记”吧。这也就是说,在冥冥之中,人体对记忆的甄别,有种天然的自我保护功能:在让惨痛的记忆漫淫肢解正常生活与忘却苦难继续存活之间,操纵记忆阀门的神秘之手,往往是会选择后者的。

而最为诡异的则是,在此后的20多年中,这段陪伴“活死人”的难耐时日,在我自己的记忆和生活中,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而2010年2月偶然介入的日内瓦“第四届世界反死刑大会”,则是让我将这枚卡在我咽喉21年之久的鱼骨,连腥骚带脓血一口畅快淋漓呕吐尽出的老醋或者药引子,在我第一次当众说出这段历练时,连我自己当时都震诧莫名!随机问引荐我参会并帮我翻译的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教授缘由,她答:不奇怪,犹太人也是在二战结束很久以后,才慢慢开始向自己的家人说起集中营里各自所受过的苦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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